轉戰陝北與戰略決戰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會議通過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文件中宣告：“目前各方麵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範圍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的到來及其勝利而鬥爭。”

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肩負起協助毛澤東擘畫和指揮一場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的重任。

就在周恩來回到延安整四個月的時候，1947年2月18日，蔣介石派胡宗南部隊分五路進攻陝甘寧邊區的關中分區。氣勢洶洶的胡宗南計劃一直要攻到中共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延安。孤注一擲的蔣介石於2月底親自從南京飛到西安，召集在西安的軍政大員，部署進犯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軍事行動。

為爭取主動，中共中央決定暫時撤離延安，留給驕狂自大的胡宗南一座空城。

撤退前，周恩來作了周密的部署，他還親自到棗園、楊家嶺和清涼山檢查各機關轉移和群眾疏散的情況。直到3月18日下午，敵人越來越近了，仍在辦公室辦公的毛澤東都能聽到手榴彈的爆炸聲和敵人的槍聲。周恩來與毛澤東從容地在窯洞中吃了晚飯，才最後撤離延安，開始了轉戰陝北一年多的曆程。

戰爭，既是實力的較量，也是智慧的較量。中央軍委和各野戰軍采取的一係列措施，使國民黨軍始終摸不清楚中共中央和各野戰軍司令部的確切住址。

3月29日，中共中央到達清澗縣的棗林溝，在這裏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陝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工作，堅持指揮全國各戰場的解放戰爭；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由劉少奇任書記，東渡黃河，到華北解放區，進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葉劍英、楊尚昆、李維漢、李克農等組成後方委員會，葉劍英為書記，到晉西北解放區負責後方工作。根據會議決定，周恩來會後立即進行緊張的組織工作。

為便於行動，中共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按軍事編製，組成一支名為“昆侖支隊”的短小精悍的隊伍，由任弼時（化名史林）任司令員，陸定一（化名鄭位）任政治委員……毛澤東則化名李得勝，周恩來化名胡必成。

4月12日，昆侖支隊轉移到安塞縣一個小山溝裏的王家灣，在這個秘密的小山村裏停留了56天，指揮全國各個戰場的解放戰爭。

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後的40多天中，中共軍隊連續取得青化砭、羊馬河和蟠龍三大戰役的勝利，軍民鬥誌昂揚。不久前還因占了幾座空城而自鳴得意的胡宗南，這時卻損兵折將2萬多，被毛澤東牽著鼻子走，到處撲空，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敵軍既疲勞又缺糧，仍疲於奔命，而“共軍”卻已轉移至安塞附近休整去了。

5月10日，周恩來從王家灣到安塞真武洞，一方麵看望正在那裏休整的西北野戰兵團，另一方麵與兵團司令員彭德懷研究下一步作戰方針。在真武洞，周恩來待4天。他在這裏舉行的陝甘寧邊區軍民慶祝三戰三捷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體軍民宣布：黨中央、毛主席從撤出延安後，一直在陝北與邊區軍民共同奮鬥。這一消息，極大地鼓舞了陝甘寧邊區的軍民。

兩軍交戰，攻心為上。5月9日，新華社播發了經過周恩來修改的評論《誌大才疏陰險虛偽的胡宗南》，其辛辣的語言，正打在胡宗南的痛處。評論中預言，胡宗南的失利，是蔣介石法西斯統治將要滅亡的象征。

6月16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昆侖支隊在離王家灣幾十裏路的小河村住了下來。在這裏的窯洞中，他們進一步運籌帷幄，決勝千裏。

在將蔣介石的大部分主力部隊吸引、牽製在陝北和山東兩個戰場的同時，毛澤東與周恩來等又謀劃其他解放區的反攻問題。此後，從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各個戰場上，都傳來捷報。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再次提出一年前產生的“強兵南下，突破中原”的戰略構想。

早在1946年6月18日，還在南京的周恩來曾在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的大趨勢下，向中共中央去電提出：“我如以兩支強兵南下，一插津浦路東，一插路西，直抵江邊，京滬局勢必將大亂。”這一“強兵南下，突破中原”的戰略設想，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隻是當時時機尚未成熟。一年以後的1947年夏天，時機終於到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終於作出了“強兵南下，突破中原”的決定。

1947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的指揮下，劉鄧大軍四個縱隊約13萬人強渡黃河，發起魯西南戰役，揭開了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

8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彭德懷現在擔任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不能兼顧軍委工作，特以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代理軍委總參謀長工作。

實際上，在整個解放戰爭中，周恩來始終擔負著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重任，給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大量的作戰電報、命令，是由周恩來起草並經毛澤東同意發出的。他充分發揮了自己豐富的指揮經驗和卓越的軍事領導才能，成為毛澤東指揮人民解放戰爭的主要助手。

進入1948年，周恩來在1月11日召開的西北高幹擴大會議上，對戰爭形勢作了這樣的估計：“從戰爭的第二年起，我們逐漸地在全國各戰場無例外地進入了反攻。戰爭的主動權已掌握在我們手裏。”“我們中央已經決定一直打下去，不要再走彎路，一直走到勝利。”

在新的一年中，一條由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偉人規劃的道路，已經在全中國人民麵前鋪設開來，人民，在領袖的帶領下，正沿著這條康莊大道大踏步地向前邁進。

迅速發展著的形勢，給中共中央提出了必須站得更高，看得更寬闊、更長遠的要求，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決定：走出延安、陝北，過黃河，向華北去。

決策定下來後，周恩來立即組織實施。3月8日，周恩來審閱並批準了中共中央機關行政會議提出的準備轉移的各項決定。他指示各有關方麵：所有安排一定要做到周密、細致，各單位轉移的消息要嚴加保密。

就要轉移了，周恩來向在楊家溝的中央直屬機關全體人員作了一次動員。他堅定地對大家說：一年來，敵我力量對比已經起了根本變化，中央堅持在陝北的任務已經勝利完成；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全國範圍的勝利，黨中央決定東渡黃河，轉移到華北。

3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中央機關離開陝西米脂縣楊家溝，向華北進發。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和中共中央機關的全體人員，從吳堡縣川口渡口東渡黃河。一個新的天地和更重大的任務展現在他們麵前。

從1947年3月18日撤離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東渡黃河，無論對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還是對中共中央機關的其他人員來說，都是驚心動魄、難以忘懷的一年零五天。在這轉戰陝北的一年多時間裏，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粉碎了蔣介石幾百萬兵力的全麵進攻和重點進攻，轉入了全麵反攻，使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後來，毛澤東曾經動情地回顧過這一段經曆：“胡宗南進攻延安以後，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同誌在兩個窯洞裏指揮了全國的解放戰爭。”周恩來則風趣地說：“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裏，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1948年4—5月，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機關部分工作人員到達河北省建屏縣西柏坡（今屬河北平山縣），同劉少奇、朱德等會合，毛澤東則暫留阜平縣城南莊。城南莊和西柏坡相距不遠，中共中央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再次集中到了一起，共商大計。

5月27日，毛澤東也搬到了西柏坡。中央五大書記在西柏坡集中辦公後，開始在這個被稱為“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的地方，指揮數百萬人民解放軍和全國人民，完成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偉大曆史任務！

1948年9月的西柏坡，秋高氣爽，人聲鼎沸。自日本投降以來，中共中央各部門和各部隊的領導人還很少這樣齊地聚在一起。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集了一次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議開幕式的報告中提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遊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大約五年左右（從1946年7月算起）根本打倒國民黨。

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說，以五年左右時間根本打倒國民黨的計劃，是根據兩年來的經驗作出的謹慎的估計，很有實現的可能，如果給蔣介石的打擊很嚴重，加上他財政的崩潰，內部傾軋，蔣介石可能垮得早些，勝利來得快些，我們也應有此準備。但也有可能遇到曲折，時間就會長一些。

周恩來還從軍事角度詳細地報告了第三年軍事計劃的要點。

這次會議以後，周恩來便著手協助毛澤東組織並指揮與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決戰。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認為，發動三大戰役的時機已經成熟，首戰是遼沈戰役。

無論是在整個解放戰爭還是在三大戰役中，周恩來起草了大量的電報，對於人民解放軍的兵力部署、作戰指揮、兵員物資補充等問題都作出了詳細的指示。

在中共中央軍委的領導和毛澤東、周恩來的親自部署下，9月12日，我東北野戰軍發起遼沈戰役。遼沈戰役曆時52天，人民解放軍共殲滅國民黨軍隊36個師，47萬餘人，取得了轉入戰略決戰階段以來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一個大戰役的勝利。

遼沈戰役的勝利為以後的戰役打下了極好的基礎。西柏坡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欣喜之餘重新估計了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時間。正如毛澤東在11月11日致各中央局、各前委負責人電中所說：9、10兩個月的勝利，特別是東北及濟南的勝利，已從根本上改變了敵我形勢，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任務估計再有一年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隨後，在中央軍委的指揮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又相繼取得了決戰淮海和平津戰役的勝利。從1948年9月12日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軍決定最後勝負的三大戰役，曆時四個月零十九天，殲滅敵人正規軍144個師…(旅)…，非正規軍29個師，共155萬人，給了國民黨反動統治以毀滅性打擊，蔣介石賴以發動反革命內戰的主力部隊基本被消滅了。

三大戰役的勝利，為中共中央指揮人民解放軍南渡長江解放全國，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短短的四個月零十九天，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當氣勢恢宏的三大戰役結束的時候，改寫中國的曆史，已不再僅僅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