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談判路

西安事變以後，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為團結抗日、共同禦侮以最終求得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平、民主、繁榮，周恩來開始了與國民黨漫長的談判曆程。

對與國民黨談判，周恩來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這一談判長達十年之久，卻是他也沒想到的。

蔣介石一回到南京，就背信棄義，將在西安時的承諾置於腦後。

1937年2月8日、9日，顧祝同奉南京政府命令率兵開進西安，同時，南京政府談判代表張衝也到西安。顧祝同到達西安的當天，周恩來便與他會談，顧答應周恩來：保證不迫害民眾團體，同意紅軍在西安設立辦事處等。顧還說，蔣介石原定約周恩來10日赴杭州談判計劃已推遲，蔣要顧先同周恩來談。

2月10日，周恩來開始了與顧祝同、張衝的談判。一場與國民黨方麵的談判拉鋸戰，就這樣開始了。

2月中旬，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是一個矛盾的產物，它既通過了《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又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國共合作的主張。

3月下旬，由於國共談判的許多問題必須同蔣介石直接商談才能解決，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來在潘漢年的陪同下到杭州，直接與蔣介石會談。

6月4日，周恩來攜帶中共中央起草的《禦侮救亡、複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及準備討論的13個問題，再次南下，趕往廬山同正在那裏避暑的蔣介石談判。

6月18日，周恩來回到延安。中共中央開會討論了一係列關於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重大問題，並指定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7月4日，周恩來和博古、林伯渠離開延安，繼續南下與蔣介石談判。7日，他們抵達上海，這天，日本侵略軍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全民族抗日戰爭開始了。

全國抗日的緊迫形勢，使周恩來等人意識到談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更加重大和急迫。

7月14日，周恩來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廬山，向蔣介石和國民黨提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並進一步與蔣介石、邵力子、張衝等人談判。在廬山，周恩來向蔣介石建議：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並盡速發動全國抗戰。

蔣介石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扣住不發，並堅持不同意紅軍改編後設立統一的指揮機關。談判再次陷入僵局。

直到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才播發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隨後，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至此，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終於在國難當頭之時有了一個正式的結果──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統一戰線雖然形成，合作抗日的道路卻並不平坦。蔣介石表麵聲稱聯合共產黨和各派力量抗日，暗地裏卻處處限製共產黨，排擠各派抗日進步力量。

在以後與國民黨方麵艱難而漫長的談判中，周恩來始終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結合，在原則問題上一點也不讓，在策略上和一些具體問題上有一些靈活讓步。

與抗日主戰場相配合，南京淪陷後，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主要代表，於12月中旬前往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中心武漢，後與王明、博古、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項英等人組成中共長江中央局和中共代表團，在國統區發揮著特有的作用。

1938年10月25日漢口淪陷後，周恩來等人又率中共代表團到達當時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繼續做統一戰線等一係列工作。1939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

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大部分時間處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在他的領導下，中共代表團在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夾縫中生存，盡管處境極為艱難，但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團，成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的一個窗口，成為中共中央與國際國內各方麵聯絡的橋梁。周恩來，也成為中共中央對外的代言人。

經過14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1945年8月，艱苦卓絕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以日本帝國主義的投降而告終，9月3日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廣播“停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的這天，周恩來正在延安。他是2月份從重慶回到延安參加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的。

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內部的矛盾發生了巨大變化，支配著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中日間的民族矛盾，而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大眾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以國民黨反動派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戰後的國民黨當局，進一步推行獨裁統治，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蔣介石非但不順應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民主和社會解放的要求，反而欲把中國拉入內戰的深淵。

繼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後，全國人民強烈反對內戰，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通過談判、民主協商解決問題的呼聲此起彼伏，懾於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強大壓力，蔣介石和他的心腹們幾經密謀，為了欺騙公眾輿論，終於導演出一場“假和談，真備戰”的鬧劇。

從1945年的8月14日至8月23日，蔣介石連續給中共發了三次“萬急”電報，特邀毛澤東親臨陪都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

中共中央對蔣介石“假和談”的陰謀早有察覺，對局勢也有清醒的認識。最初，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先去談判，毛澤東暫緩前去。後來，經過慎重考慮，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揭露蔣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國政府的陰謀，以團結和教育廣大人民，8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後決定毛澤東親自前去重慶。

對毛澤東親赴重慶這一重大舉措的實施，周恩來做出了周密的安排，並親自陪同前往。

8月27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方麵的代表張治中特意到延安迎接毛澤東等人。次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赫爾利、張治中的陪同下飛抵重慶。

在重慶期間，周恩來利用他與各方麵人士的廣泛聯係，安排毛澤東與他們會晤，共商國是。從8月30日至10月11日，周恩來陪同會見的知名人士有：宋慶齡、於右任、孫科、覃振、馮玉祥、戴季陶、白崇禧、陳立夫、柳亞子、吳稚暉、張瀾、沈鈞儒、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黃炎培、鄒魯……還有蘇聯、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國駐華大使，以及一些駐重慶的外國記者。

毛澤東在處理重大事件的同時，將具體與國民黨方麵談判的任務，交給了熟諳談判之道的周恩來和王若飛。蔣介石則把國民黨方麵參加具體談判的任務，交給了王世傑、張群、張治中和邵力子。

由於國民黨方麵毫無誠意，談判多次陷入僵局。

經過中共方麵有理、有利、有節的巧妙鬥爭和周恩來等人在談判桌上運用高超的謀略周旋，10月8日，雙方終於在12次談判後坐下來討論由周恩來起草的“會談紀要”。

這是一份獨特的“會談紀要”，它既說明了雙方一致同意的內容，把共同點明確了下來，又對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的問題分別闡述了雙方各自的看法，把不同點加以確認。

周恩來發明的這一求同存異的方法，20多年後，被再次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談判中。在起草中美聯合公報時，周恩來提到了重慶談判的經驗：“按照過去同蔣介石達成協議的辦法，各說各的，明確寫出雙方的分歧，同時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處，寫出雙方的共同點。”

1945年10月10日，周恩來、王若飛與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再次坐到談判桌前，分別代表共產黨方麵和國民黨方麵，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上簽字。這天恰好是個吉利的日子，逢兩個“十”，愛好和平和民主的人們希望文件的簽訂能給中國人民帶來真正的和平，因此這份文件又稱作“雙十協定”。

“雙十協定”中寫明：根據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在蔣主席的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

10月11日，當周恩來到重慶機場為返回延安的毛澤東送行時，他們倆對這位“蔣主席”是否能遵守協定，持有很大懷疑。

果然，就在國共雙方10月12日公布“雙十協定”的第二天，蔣介石就對其部下頒發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將領遵照他所訂的所謂《剿匪手本》，對解放區發動進攻。

抗日戰爭結束了，“雙十協定”簽字了，人民正在期待和平建國。沒想到的是，蔣介石表麵上以“和平”作為幌子，暗地裏卻積極備戰。

國共關係和中國的政局，並沒有因“雙十協定”簽訂而好轉，相反，環境更為險惡，關係更為複雜，局勢更加變化多端。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繼續與國民黨方麵進行艱難的談判。

1945年底，美國總統特使、五星上將馬歇爾前來中國調處國共兩黨關係。美國政府說是調處，實則幫助蔣介石政府打內戰。周恩來所麵對的談判對象，又多了一個馬歇爾。

在近一年的談判中，從重慶談到南京，周恩來與馬歇爾個人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但這並沒有改變美國政府支持蔣介石的現實。

1946年5月初，由於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周恩來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從重慶遷往南京。行前，他在接受記者曾敏之的采訪時感慨地說：

重慶真是一個談判的城市……

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談商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

盡管周恩來長歎自己“已經談老了”，“民主事業的進程是多麽艱難！”但他仍然充滿信心地說：

我雖然將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餒，我們一定要走完這最後而又最艱苦的一段路！

隻要還有一線和平、民主的希望，周恩來和中國共產黨人都要努力去爭取。

遺憾的是，蔣介石一旦騰出手來，便再次顯露出咄咄逼人的“滅共”之勢。

1946年10月11日，國民黨軍隊占領了張家口。同時，國民黨政府宣布即將召開一黨包辦的“國大”。蔣介石企圖以武力消滅中共，並徹底推翻一切和平協議的麵目昭然於天下，國共談判已走向破裂。

11月15日，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大”終於開幕。第二天，周恩來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對國民黨召開“國大”的嚴正聲明》，他慷慨陳詞：

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大”最後破壞了政協以來的一切決議及停戰協定與整軍方案，隔斷了政協以來和平商談的道路……

周恩來對中外記者宣布：我及中共代表團將於兩三天內撤回延安。

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乘飛機離開南京，飛返延安。

談判雖然以破裂而告終，但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民主方針已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認識。

從1936年12月周恩來從陝北出來，全權代表中共中央參加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算起，到1946年11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最後失望地撤離南京，周恩來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了整整10年的談判。10年談判，雖然最終沒有迎來和平，但卻教育了人民，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的影響，人心所向，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滅亡之勢已不可逆轉。

1946年的最後一天，即12月31日，周恩來在致郭沫若的一封信中說：“國內外形勢正向孤立那反動獨裁者的途程中進展，明年將是這一鬥爭艱巨而又轉變的一年……我們這一麵，再有一年半載，你可看到量變質的躍進。”

不久，曆史證實了周恩來的這一戰略性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