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正當全國人民呼籲槍口對外、一致抗日的時候，蔣介石卻繼續堅持他“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趁中央紅軍初到陝北立腳未穩之機，親自到西安督戰“剿共”。主張抗日的駐西安的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和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多次勸誡蔣介石停止“剿共”，但蔣介石無論如何也聽不進去……

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和楊虎城為抗日救國，在西安臨潼華清池對蔣介石實行“兵諫”，還扣留了正在西安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蔣鼎文、朱紹良、衛立煌、陳調元等人，宣布成立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並通電全國提出了“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8項政治主張。

正在陝北保安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是在12日上午。在西安做張學良工作的中共代表劉鼎，給中共中央發來一封密電，告知西安事變的大概情況。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看了蔣介石被捉的消息後，異常激動，但時局的發展引起了他們深深的思索。

蔣介石自背叛革命以來，置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於腦後，打了整整10年的“剿共”內戰。尤其是日本侵入中國以後，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和推行獨裁統治，不僅壓製人民的抗日熱情，而且繼續“剿共”，屠殺愛國、進步人士。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蔣介石無疑是人民的公敵，如今抓到他，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很多人最初主張“殺蔣”──把蔣介石交付人民公審，然後槍斃，為人民報仇雪恨。

就在12日當天，早在4月間同周恩來秘密會晤後已經與紅軍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協議的張學良，致電中共中央，就扣留蔣介石和提出的政治主張等事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見。電中急盼：“兄等有何高見，速複。”

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即回電張學良：“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

12月13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會上的討論非常熱烈，最後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會議還決定，應張學良等的要求，由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赴西安共商大計。

1936年12月17日，周恩來偕羅瑞卿、許建國、張子華、童小鵬等人乘坐張學良派來的專機飛抵西安。當晚，張學良設宴招待中共代表團成員。宴後張學良與周恩來就西安事變一事進行了單獨的長談。

張學良向周恩來介紹了蔣介石被扣後的表現、南京的動態及各方麵的反應。周恩來則向張學良分析了西安事變存在的兩種前途，談了中共對此的一些看法和主張，表達了從大局出發、妥善處置蔣介石等意見。

周恩來對張學良說：

為了爭取一個好的前途，避免另一個更壞的前途，現在就必須力爭說服蔣介石，使他放棄內戰政策，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們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並同意你的意見，隻要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可以考慮放他回南京。

對共產黨不計前嫌、從國家和民族的大義出發的精神，以及周恩來入情入理、高瞻遠矚的分析，張學良十分佩服。他由衷地表示：“共產黨人胸懷博大，確是一心為國家，為了民族的未來。”

雙方當即商定：

東北軍、第十七路軍集中於西安、潼關一線，紅軍南下膚施（即延安）、慶陽一帶接防；紅軍加入由東北軍、第十七路軍成立的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

周恩來再次表明中共的態度：

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但要聲明如果南京挑起內戰，則蔣的安全無保障。

之後，周恩來又向楊虎城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楊虎城非常驚訝。在他看來，蔣介石自1927年以來，打了10年的“剿共”內戰，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共產黨和蔣介石有著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而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共產黨領導人，都是蔣介石長期“通緝”的“匪首”，共產黨是不會饒過蔣介石的。

事實恰恰相反。楊虎城佩服共產黨的氣量，但對蔣介石的氣量，楊虎城卻疑慮重重。他坦率地對周恩來說：“共產黨與國民黨是敵對的政黨，地位平等，可戰可和。可是我們是蔣介石的部下，如果輕易把他放走了，我們的處境就很危險。據我的經驗，蔣為人氣量狹小，睚眥必報，陰險狠毒。”

曾經與蔣介石共過事的周恩來，對蔣介石的險惡也是非常了解的。他充分理解楊虎城的疑慮，但他指出：“全國抗日的局麵已經形成，抗日已是大勢所趨，隻要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三方聯合一致，進而團結全國人民，蔣介石想報複也不可能。”

這時的國內局勢和西安局勢都極為複雜：南京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正蠢蠢欲動，準備炸平西安，造成內戰；國民黨中央常委和政治委員聯席會議已決定免除張學良本兼各職，提出把他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並提出電請旅居德國的汪精衛回國；孔祥熙和宋美齡等人主張和平營救蔣介石，宋美齡在致蔣介石的信中稱“寧抗日勿死敵手”；閻錫山態度曖昧；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主張政治解決；而其他地方實力派則采取觀望態度；……西安局勢，一觸即發。

在西安，周恩來一方麵堅決地把中共中央的指示貫徹到談判中去，另一方麵需要根據瞬息萬變的局勢作出準確的判斷並果斷地采取行動。他和張學良、楊虎城與趕來西安的宋美齡、宋子文進行了多次會談。

在談判過程中，周恩來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高度地結合起來。經過兩天的談判，12月24日，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與宋子文兄妹達成了“改組行政院，肅清親日派”“蔣介石回南京後釋放愛國領袖”“分批釋放政治犯”“蔣介石停止‘剿共’，抗戰發動後，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等等協議。

宋氏兄妹當天向蔣介石轉達這些協議後，蔣介石向張學良答應了六條：（一）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決定離開西北。（二）委托孔、宋為行政院正副院長，責成孔、宋與張學良商組政府名單。決定令何應欽出洋，朱紹良及中央人員離開陝甘。（三）回南京後釋放愛國七領袖。（四）聯紅容共，現在紅軍、蘇區不變，經過張學良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五）立即召開國民大會。（六）聯俄、聯英美。

要想讓蔣介石在答應的條件上簽字，看來是很困難的，他既已作了口頭承諾，西安方麵隻能作一些讓步。按事先約定，口頭協議達成的當晚，周恩來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麵見蔣介石。這是自蔣介石背叛革命以來周恩來第一次與蔣介石會麵。經過一番談話後，蔣介石最後對周恩來作了三點口頭承諾：（一）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統一中國，紅軍接受我（蔣介石）指揮。（二）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我（蔣介石）和你（周恩來）解決所談的一切。（三）我回南京後，你可直接去南京談判。

談判條件大體商定以後，宋氏兄妹急於讓西安方麵早點放蔣回南京，他們一再提出在25日聖誕節這天放蔣走，圖個吉利。

周恩來認為，雖然蔣隻是口頭承諾，但在放蔣之前，必須與宋氏兄妹談定一個政治文件。因此，他並不讚成25日就放蔣。

但在張學良看來，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廣大將士對蔣已經群情激憤，西安事態日趨嚴重，留蔣在西安，恐怕夜長夢多。他當即決定放蔣走，並準備親自陪同前往南京“賠罪”。

張學良雖然是一位坦率、直爽並極有愛國熱忱的人，但他缺乏政治鬥爭經驗。

25日下午，當周恩來得到消息趕到西安機場準備勸說張學良不必親送蔣介石時，張學良與蔣介石等乘坐的飛機已經向洛陽方向飛去。周恩來隻得對天長歎道：“張漢卿就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中毒了，他不但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啊！”

盡管如此，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有著重大的意義，它結束了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十年內戰，最終開創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局麵。正如毛澤東所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