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辛長征，航向撥正

自撤出南昌城以後，雖然中國共產黨又組織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大大小小的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暴動，但終因反動勢力強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再加上黨內指導思想上的幼稚和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及“左”傾錯誤，中國革命經曆了許多曲折。

周恩來也走過了一條不平坦的道路：

──1927年11月，周恩來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受到“左”傾盲動思想的批評，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全體成員也受到了警告處分。由於周恩來的特殊作用，他仍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兼任中央組織局主任。

──1928年6—7月，周恩來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被選為大會主席團委員和大會秘書長。隨後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被選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11月上旬回到上海後，由於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不能起核心領導作用，在一段時間裏，周恩來成為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9年8—9月，周恩來召集中共中央軍事會議，聽取陳毅匯報紅四軍全麵情況以及朱德、毛澤東之間的爭論。周恩來多次強調要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毛澤東繼續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會後，由周恩來授意，陳毅起草了中共中央致紅四軍前委指示信（即九月來信），提出了紅軍的根本任務與前途。

──1930年5—8月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中國革命發展問題上的爭論，並向斯大林等介紹中國革命的特點。然而，周恩來在蘇聯期間，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錯誤在國內急劇發展。周恩來回到上海後，於9月和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

──1931年1月，周恩來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中央政治局，“左”傾教條主義開始占據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周恩來妥善處理立三路線的做法被批評為調和主義，但周恩來仍以“照顧大局，相忍為黨”的精神拚命為黨工作。

──1931年4月和6月，由於黨內重要領導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使黨組織受到嚴重的損失。12月，周恩來不得不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並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2年2月，國民黨方麵為達到詆毀周恩來、分化瓦解中國共產黨的目的，在上海一些報紙上登出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中共臨時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當即予以駁斥：這顯然是“國民黨徒的造謠汙蔑”。

──1932年7—8月，在反對敵人“圍剿”的過程中，蘇區中央局提議周恩來任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而周恩來堅持提議由受排擠但擅長指揮戰爭的毛澤東擔任這一職務。

──1933年3月，盡管有“左”傾教條主義等錯誤路線的幹擾，周恩來仍與朱德等根據敵我情況的變化靈活運用兵力，指揮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

由於極力推行“左”的政策的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和不懂軍事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長征。

10月10日，周恩來隨紅一、三、五、八、九軍團以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餘人，離開瑞金，踏上了在中國軍隊史上極少有的且震驚世界的戰略大轉移的征途。

經過艱難的行軍，中央紅軍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於1934年12月11日到達湖南通道縣城。中央負責人之間在紅軍戰略行動方向上發生了重大的爭論——是北上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還是西進轉向貴州建立川黔根據地。

北上的路上，有蔣介石早已布下的五六倍於紅軍的重兵，去那裏就等於鑽進蔣介石的口袋，紅軍必亡無疑；西進，則是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貴州山區，紅軍可以擺脫圍追堵截，得以生存。

為此，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召開會議，討論紅軍今後的行動方向。博古、李德仍舊主張北上湘西的方針，而毛澤東提出紅軍必須西進。周恩來和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李德見沒有多少人聽他的，憤然離開會場。

不徹底解決領導集體的意見分歧問題，紅軍將麵臨滅頂之災。

12月17日，紅軍進入貴州黎平。為說服李德，周恩來找上門去，向他提出：紅軍需要休整，不能再向北了；貴州的敵人兵力比較薄弱，應當到那裏去。李德沒有想到自己越來越孤立，連周恩來這樣善於協調矛盾的人也堅決不與他站在一邊。兩人發生了大的爭執，最後不歡而散。

第二天，周恩來在黎平城裏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紅軍的戰略方針問題。會上，周恩來堅決支持毛澤東關於西進貴州的意見，李德則一再反對，阻撓會議通過相應的決定。極有修養的周恩來實在忍無可忍，他站起身，對著既不懂軍事又不懂中國國情、曆來瞎指揮的李德憤怒地拍起了桌子，嚇得中途進來衝開水的警衛員站在一邊發愣。

這是周恩來少有的一次以拍桌子來表示對對方憤怒的行動！因為方向問題非同小可，不大怒不足以解決問題。

盡管黎平會議上李德也怒火衝天，但在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的堅持下，會議還是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由於中央領導人內部仍存在大的爭論，會議還決定到貴州遵義後再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指揮上的經驗和教訓。

黎平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周恩來為紅軍戰略方針的確定，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黎平會議以後，周恩來與朱德、王稼祥等人迅速簽署、發布了有關命令，指揮紅軍向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進發。

1935年1月初，紅軍突破了烏江天險。1月9日，周恩來隨中央縱隊進駐遵義。中央立即命令部隊進行休整，而周恩來的工作更為緊張，他必須加緊籌備召開遵義會議。

經過周密布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曆史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順利舉行。

會上，博古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其主要觀點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他以客觀原因來掩蓋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接著，周恩來作了一個副報告。他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對這一錯誤，周恩來主動地承擔了責任，並對李德、博古的錯誤提出了批評。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的主張。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分析和批評了錯誤的軍事路線，正確地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對今後紅軍的發展方向作了極有見地的說明。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讚同，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今後的行動。

周恩來的態度，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

經過三天討論，最後，會議作出決定：

（一）增選毛澤東為中央常委；（二）指定洛甫（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發言的主要內容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委托政治局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四）取消三人團，撤銷博古、李德對軍事的領導，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受黨內委托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會後，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以後，由於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漸被全黨和紅軍所公認，盡管紅軍前進的道路更為艱辛，但中國革命的航船，卻駛入了正確的軌道，最終紅軍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麵。這在黨的曆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5年10月19日，周恩來和改編成陝甘支隊的紅軍終於到達陝北的吳起鎮，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二萬五千裏行程。一個新的時代，隨著長征的勝利結束即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