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患難中的光亮
小村上壩是李莊一處美麗與寂寞的所在，青煙、竹篁、水田、白沙、牯牛、茅屋，主宰著這裏的一切，它緊緊攫住林徽因的心，四周總像是繞著許許多多幻化的雲彩。她折一根竹枝，坐下又走開，那風篁帶韻，萬物齊同，飄在11月的風裏。大地搖著水牯蒼涼的鈴聲，漸行漸遠，伴她走向生命的深處。
然而，對這裏的山水還未細加領略的時候，病魔便神不知鬼不覺地向她襲來，她的肺病又複發了。她高燒不退，體溫迅速上升到攝氏40度，三九天氣，她像一株雨中苦楝，全身被淋得濕透，一條毛巾能擰出水來。她頭暈目眩，四肢無力，幾周下來，竟然不能下床走動了。
梁思成束手無策，守候在她的床邊，隻能用毛巾一次次為她拭去身上的汗水。
每到這時，她反倒安慰梁思成：“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她的話大氣磅礴，穿雲裂石。梁思成圍衾而坐，低下頭嚶嚶地哭了起來。
林徽因這次發病，完全是川南的氣候條件使然。他們居住的房屋看似不錯，其實是用木板、竹篾和泥巴壘起來的牆，根本不足以抵禦冬季的嚴寒，且川南氣候濕冷，潮氣很重，本地無生火取暖的習慣，加之遷川旅途的勞累，便引發了林徽因的舊症。
接著，傅斯年和梁思永也病了。
傅斯年患的是高血壓，他隻得辭去中研院總幹事之職，把曆史語言研究所交給董作賓全權代理，他到重慶治病，兩年後才返回李莊。傅斯年雖身在重慶，心仍留在曆史語言研究所，他幾乎一兩天就得與李莊通一封信，為租賃房屋、安置同人、組織錢糧、協調關係、開展業務等操心，對於發生的那些不如意的事，常常暴怒。
梁思永與林徽因一樣，得的也是肺結核症。曆史語言研究所在山上為他裝了“新房子”，當思永過了危險期之後，就搬到山下羊街去了，房東羅南陔見思永生病，把自己的“植蘭書屋”騰出，讓給他養病。梁思永很滿意這個環境。羅南陔很喜歡文史，梁思永那時正研究宋史，他倆在蘭花叢中，或躺或臥，一談便是幾小時。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是他的表妹，從小青梅竹馬，此時對梁思永也無微不至地護理，擦身、消毒、營養配餐、換洗衣服、讀報紙、抄稿子，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梁思永一年後就慢慢好起來了。
梁思成得知弟弟生病後，每隔幾天便來家一趟，看缺什麽，有時也捎點菜來。羅家親戚多，常從鄉下送來瓜果蔬菜，羅南陔每次都準備兩份，送給成、永兄弟各一份，以減少他們上街買菜的花銷。
後來，梁思成給在廣東婆家暫住的妹妹梁思莊的信中描述了梁思永的病況：
三哥到此之後，原來還算不錯，但今年二月間，亦大感冒，氣管炎許久不好，突然轉為肺病，來勢異常凶猛，據醫生說是所謂galloping T.B.（奔馬癆，一種肺病），好幾次醫生告訴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舊曆端陽那天，醫生說anything may happen anytime（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形勢異常危急，把我駭得手足無措。其實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醫療看護方麵都有了些經驗，所以三哥占了這一點便宜。He was benifited by二嫂’s experience。幸喜天不絕人，竟渡過了這難關，至六月中竟漸漸恢複常孰……
李莊缺醫少藥，更無良醫，即使曆史語言研究所在板栗坳建起一個小型醫務所，也不過是曇花一現。梁思成心裏明白，肺結核是世界性的不治之症，誰要攤上這種病，唯一的辦法就是休息和營養，別無良藥可治。為此梁思成學會了護理、打針、蒸饅頭，土製“甘蔗醬”，盡其所能為林徽因改善生活，使她增強體質。
李莊這個地方1940年春旱接著伏旱，莊稼顆粒無收，榆樹葉子、野菜都被摘光挖淨，他們來後就鬧著饑荒。這年10月，又受到宜昌淪陷的影響，本來飛漲的物價，此時更加凶猛。
戰前，中央研究院的職員薪俸是很高的，書記的月薪是30至60元，事務員、助理員60至180元，專任編輯、技師120至300元，專任研究員最高月薪可到500元。後來國民政府發出通知，國難期間薪金60元以下者照發，60元以上者暫支60元。像傅斯年、董作賓、李方桂、李濟、梁思永等這樣待遇優厚的學者，拿到手的薪金隻相當於原來的十分之一，完全降到一般水平線以下。就連傅斯年也說：“此一職業，在戰前頗為舒服，今日所入，幾夷為皂隸，弟亦如此也。”
生活最困難的時候，傅斯年每餐隻能吃一盤“藤藤菜”（空心菜），有時隻喝稀飯。實在接濟不上時，便靠賣書度日。
經濟凋敝下的中國，物價像一蓬野火，四處燃燒，拿到手裏的薪水，如不換成米麵，一夜間便變成一堆廢紙，任誰也無計可施。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身居窮鄉僻壤的林徽因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營造學社的經費幾近枯竭，中美庚款基金會已不再補貼，隻好靠重慶的教育部那杯水車薪的資助。梁思成的工資大部分買了藥品，用於生活上的開支就拮據起來。每月開了工資必須馬上去買藥、買米，通貨膨脹如洪水猛獸，稍遲幾天，工資就化烏有。
實在沒有錢用的時候，梁思成隻得到宜賓典當行去當賣衣物。
1941年，林徽因在李莊上壩村家中
每當站在當鋪高大的櫃台下麵，梁思成的雙腿就忍不住發抖，覺得自己的身軀在一點一點地矮下去。留山羊胡的賬房先生，總是從那雙高度近視的鏡片後麵閃出一種嘲弄的目光，他隻對梁思成遞過來的東西感興趣，可每一次他都把價錢壓得不能再低。梁思成拙於談價錢，賬房先生的算盤打得飛快的時候，那聲響如同一梭子子彈打在他的心上，每一次他都逃一般地彈出那家當鋪。
衣服當完了，便隻好把寶貝一樣留下來的派克金筆和手表送到那山一樣巍峨的櫃台上。賬房先生對梁思成視為生命的東西，卻越來越表現出冷漠和不耐煩。一支二十年日夜伴隨他的金筆，一隻從萬裏之遙的美國綺色佳購得的手表，當出的價錢隻能在市場上買兩條草魚。
拿回家去，他神色淒然地說：“把這派克筆清燉了吧，這塊金表拿來紅燒。”
林徽因除了苦笑，卻什麽也說不出來。
在病情稍微穩定下來以後，林徽因開始讀書。她的**堆滿了梁思成從曆史語言研究所圖書室借來的中外書籍，種類繁多，但中心還是與中國建築史的研究相關。其中包括《史記》《漢書》《元代宮室》《北京清代宮殿》《宋代堤堰及墓室建築》《洪氏年譜》《戰爭與和平》《通往印度之路》《狄斯累利傳》《維多利亞女王》《安那托裏·費朗西斯外傳》《卡薩諾瓦回憶錄》、薩繆爾·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以及莎士比亞、紀德等人的作品。
在閱讀這些書籍的過程中，林徽因的創作靈感常常被點亮，激起創作衝動。有一陣子她想用英文寫一部《漢武帝傳》，並對寶寶講了她有聲有色的構思。她從這些著作中重新汲取了力量，如同一個在沙漠裏跋涉太久的旅人，驚喜地發現了甘泉和綠洲。
然而，李莊集中了許許多多的學者、專家，除林徽因外，卻找不到一個作家，她的藝術天賦和創作**仿佛泯滅在病痛中。前來與她交流最多的是同樣有著留英背景的曾昭燏小姐。她是曾國藩的後人，留英時攻讀考古專業，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供職於“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南京博物院院長。
斯人獨憔悴。林徽因為病痛所折磨，眼看著一天天消瘦下去，眼窩深陷，麵色蒼白，幾個月工夫，便失去了她那美麗的麵容，很難再走出門檻一步，淪落為一個長年臥床喘息的病人。
林徽因常常覺得有些惋惜，她寫信告訴費慰梅，告別了創作的習慣，失去了同那些詩人、作家們的聯係，並且放棄了她所喜愛的且有著某些才能和領悟的新戲劇方麵工作的一切機會，為此她不無憂愁和失落。
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知道了他們在李莊的困境，數次來信勸他們去美國治病，同時在那裏也可以找到一份報酬豐厚的工作。
林徽因和梁思成很感激老朋友的關心，他們商議著給費正清夫婦寫了一封回信，婉言謝絕：“我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們不能離開她，假如我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林徽因說：“我們決不做中國的白俄。”
林徽因的病未好，又傳來弟弟逝世的消息。1941年3月14日，她最疼愛的三弟林恒剛從航校畢業不久，在一次與日機的戰鬥中，犧牲在成都上空。梁思成瞞著林徽因到成都處理後事，一個月後才回到李莊。當林徽因得知這一噩耗時，她痛不欲生，但還是以極大的毅力克製了心中的悲痛。
暑假到來時，金嶽霖翻山越嶺來昆明看望林徽因，他的到來，不僅給全家人帶來歡樂，也帶來老朋友們的信息和問候。更重要的是，他還有一部要重寫的哲學論著《知識論》，這件事一直為西南聯大的朋友傳為美談。
這部六七十萬字的書稿早已完成，在一次跑空襲中，他扛著這部沉重的稿子到山裏避難，他氣喘籲籲地放下稿子坐在上麵休息，待警報解除，他起身便走，等到他想起稿子，到山裏去找，稿子早不翼而飛了。
金嶽霖隻得借這次來李莊休假之機重寫。
恰在此時，林徽因又接到費慰梅從美國輾轉三個月寄來的信件，林徽因、梁思成和老金傳閱著，患難見知己，他們孩子般地笑著，商量著立刻回信。林徽因先寫大隊日機從李莊上空飛過，接著寫他們家年輕能幹的女傭，最後寫梁思成和老金：
思成是個慢性子，喜歡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對做家務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務事卻多得很，都來找尋他，就像任何時候都有不同車次的火車到達紐約中央火車站一樣。當然我仍然是站長，他可能就是那個車站！我可能被軋死，但他永遠不會。老金（他在這裏呆了些日子）是那麽一種客人，要麽就是到火車站去送人，要麽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幹擾正常的時刻表，但也使火車站比較吸引人一點和站長容易激動一點。
林徽因寫完，問他們要不要寫幾句。老金看了信，也寫了幾句附言：
麵對著站長，以及車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說不出任何話，也做不了任何事，隻能眼睜睜看著火車開過。我曾經經過紐約中央火車站好多次，一次也沒看見過站長，但在這裏卻兩個都實際看見了，要不然沒準兒還會把站長和車站互相弄混。
梁思成看了信和附言，在信尾寫道：
現在該車站說話了。由於建築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條有相當的缺陷。而由協和醫學院設計和安裝的難看的鋼支架現在已經用了七年，戰時繁忙的車流看來已動搖了我的基礎。
這封詼諧的信，涉筆戲趣，那些話如蓬如萍相互碰撞，又顧盼生姿，把患難中的親情、友情描繪得風聲有韻，花香沾衣。
細心的費慰梅讀信後感到，那信的紙質之劣，使用之節儉，與郵票的昂貴價格形成鮮明對比，此時才覺得給徽因增添這樣的破費，而心裏十分懊悔。
1941年，幾乎是老金來李莊的同時，梅貽琦、羅常培、鄭天挺等也來到了板栗坳，參加附讀在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答辯，學生有任繼愈、馬學良、劉念和、李孝定等人。閑暇之餘，他們亦到上壩村張家大院月亮田看望林徽因、梁思成夫婦。
1942年9—10月間，林徽因收到傅斯年處轉來的，傅斯年從財政部長翁文灝處代簽的領物後條子和給朱的一封信的抄件。
1942年春天，傅斯年病愈後回到了李莊，他得知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生活困窘的情況後，4月18日向教育部兼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和經濟部長翁文灝同時上書求助。他在信中說：
騮先吾兄左右：
茲有一事與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莊。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臥床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們二人萬裏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盡當光，又逢此等病，其勢不可終日，弟在此看著，實在難過，兄必有同感也。弟子看法，政府對於他們兄弟，似當給些補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雖曾為國民黨之敵人，然其人於中國新教育及青年之愛國思想上大有影響啟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觀，其人一生未嚐有心做壞事，仍是讀書人，護國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謂功在民國者也。其長子、次子，皆愛國向學之士，與其他之家風不同。國民黨此時應該表示寬大。即如去年蔣先生賻蔡鬆坡夫人之喪，弟以為甚得事體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國建築，並世無匹，營造學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語）。營造學社曆年之成績為日本人羨妒不已，此亦發揚中國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學士，才學至少在謝冰心輩之上。
三、思永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陽發掘，後來完全靠他，今日寫報告亦靠他。忠於其職任，雖在此窮困中，一切先公後私。
總之，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今日在此困難中，論其家世，論其個人，政府則皆宜有所體恤也。未知吾兄可否與陳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說明梁任公之後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贈以二三萬元（此數雖大，然此等病症，所費當不止此也）。國家雖不能承認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貢獻，然其在文化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而名人之後，如梁氏兄弟者，亦複少！二人所做皆發揚中國曆史上之文物，亦此時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覺得在體統上不失為正。弟平日向不讚成此等事，今日國家如此，個人如此，為人謀應稍從權。此事看來，弟全是多事，弟於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運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處境，恐無外邊幫助要出事，而幫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情況談及時千萬勿說明是弟起意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專此敬頌
道安
弟斯年謹上
四月十八日
弟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寫了同樣信給詠霓，詠霓與任公有故也。弟為人謀，故標準看得鬆。如何？
弟年又白
林徽因後來見此信後，感激涕零。她本不想由自己回信，無奈梁思成在重慶未歸，躊躇再三，她還是報書相答：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驚，開函拜讀，則感與慚並，半天作奇異感！空言不能陳萬一，雅不欲循俗進謝，但得書不報，意又未安。躊躇了許久仍是臨書木訥，話不知從何說起！
今日裏巷之士窮愁疾病，屯蹶顛沛者甚多。固為抗戰生活之一部，獨思成兄弟年來蒙你老兄種種幫忙，營救護理無所不至，一切醫藥未曾欠缺，在你方麵固然是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但在我們方麵雖感到lucky（幸運）終增愧悚，深覺抗戰中未有貢獻，自身先成朋友及社會上的累贅的可恥。
現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聞介公，叢細之事累及詠霓先生，為擬長文說明工作之優異，侈譽過實，必使動聽，深知老兄苦心，但讀後慚汗滿背矣！
尤其是關於我的地方，一言之譽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飯，始終是一張空頭支票難得兌現。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幾年，偏偏碰上大戰，轉入井臼柴米的陣地，五年大好光陰又失之交臂。近來更膠著於疾病處殘之階段，體衰智困，學問工作恐已無分（份），將來終負今日教勉之意，太難為情了。
素來厚惠可以言圖報，惟受同情，則感奮之餘反而緘默，此情想老兄伉儷皆能體諒，匆匆這幾行，自然書不盡意。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謙謙怕見人，得電必苦不知所措。希望詠霓先生會將經過略告知之，俾引見訪謝時不至於茫然。此問
雙安
林徽因
傅斯年為梁家兄弟送來這筆款子，無疑是雪中送炭，解人於危難。
1942年春天，梁思莊帶著女兒吳荔明長途跋涉從廣東老家來到了四川李莊上壩村，路上走了好幾個月。梁思莊母女的到來，給梁思成一家增添了許多歡樂，林徽因和梁思莊相別五年，有說不完的話，常常中英文夾雜。林徽因雖體弱但仍快言快語，梁思莊坐在一邊，總是比手畫腳，又說又笑。因屋子太小，梁思成便讓小弟帶吳荔明出去玩，直到吃飯時才回家。梁思成又帶思莊到羊街去看生病的思永，她看二哥思成如此操勞，不僅侍候二嫂徽因，又要照顧三哥思永，深切感受到“長子如父”的責任。在李莊，梁思成還再三囑咐思莊，“你三哥的病情千萬不要告訴在北平的大姐思順，因她多嘴，說出去要把娘（思永生母）急壞了。”
1942年8月，費正清被美國戰略情報機構派往重慶，林徽因、梁思成熱切地希望他到李莊來。梁思成告訴他：
從重慶坐一艘破輪船到李莊，上水要走三天，回水要走兩天。沒有任何辦法可以縮短船行時間或改善運輸手段。然而我還是要給你一張標出我們營造學社位置的地圖，以備你萬一在李莊登岸而又沒人去碼頭接你時之用。船是不按班期運行的。每一次到達在這裏都是突發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電報通知我們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電報是從宜賓或南溪用信函寄來，兩地離此都是60裏，它可能在你來到之前或之後到達。
11月初，費正清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陶孟和的陪同下，從嘉陵江搭乘小火輪溯江而上，整整四天旅程，11月14日來到李莊鎮。費正清是專程來探望這對老朋友的。他們自1935年聖誕節分手以來，直到1942年9月26日在陪都重慶與梁思成相逢，差不多7年時間沒有見過一次麵。那次相逢，他們激動地握著手達5分鍾之久。
他們一進門，費正清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這幾乎是原始人類穴居狀態的生存條件下，這兩位中國第一流的學者，竟然成了半殘廢狀態，卻仍拚盡最後一點力氣，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在他們的病榻周圍，是堆積如山的資料和文稿。
費正清望著林徽因，心情十分激動。幾年不見，她竟變得幾乎認不出來了。
費正清終於忍不住說：“我很讚賞你們的愛國熱情，可在這樣的地方做學問，也確實太難了，你們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要是美國人處在這樣的環境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而絕不是工作。西部淘金者們，麵對著金子的**，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卻是設法使自己有舞廳和咖啡館。”
陶孟和說：“還是去蘭州吧，我的夫人也在那裏，西北地區幹爽的空氣有助於治好你的病。先把病治好了，再去寫你們的書。”
費正清也建議林徽因去美國治病，他可以提供經濟上的幫助。
林徽因說：“你們住上幾天，也許會有另一種看法。”
後來，費正清在他的《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一書中，滿懷深情地談到當年去李莊訪問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情景。
梁家的生活仍像過去一樣始終充滿著錯綜複雜的情況，如今生活水準下降，使原來錯綜複雜的關係顯得基本和單純了。首先是傭人問題。由於工資太貴，大部分傭人都隻得辭退，隻留下一名女仆，雖然行動遲鈍，但性情溫和，品行端正，為不使她傷心而留了下來。這樣，思成就隻能在臥病於床的夫人指點下自行擔當大部分煮飯燒菜的家務事。其次是性格問題。老太太（林徽因的母親）有她自己的生活習慣，抱怨為什麽一定要離開北京；思成喜歡吃辣的，而徽因喜歡吃酸的，等等。第三是親友問題。我剛到梁家就看到已有一位來自敘州府的空軍軍官，他是徽因弟弟的朋友（徽因的弟弟也是飛行員，被日軍擊落）。在我離開前，梁思莊（梁思成的妹妹）從北京燕京大學，經上海、漢口、湖南、桂林，中途穿越日軍防線，抵達這裏，她已有五年沒有見到親人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做客期間，她還是顯得生氣勃勃，像以前一樣，凡事都由她來管，別人還沒有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進餐，都吃得很慢；餐後我們開始聊天，趣味盎然，興致勃勃，徽因最為健談。傍晚五時半便點起了蠟燭，或是類似植物油燈一類的燈具，這樣，八時半就上床了。沒有電話，僅有一架留聲機和幾張貝多芬、莫紮特的音樂唱片；有熱水瓶而無咖啡；有許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單但缺少洗滌用的肥皂；有鋼筆、鉛筆但沒有供書寫的紙張；有報紙但都是過時的。你在這裏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牆壁上挖一個洞，拿到什麽用什麽，別的一無所想，結果便是過著一種聽憑造化的生活。
我逗留了一個星期，其中不少時間是由於嚴寒而躺在**。我為我的朋友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所表現出來的堅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動。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門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麵接受了原始純樸的農民生活，一麵繼續致力於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學者所承擔的社會職責，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在社會結構和對個人前途的期望中間。如果我的朋友們打破這種觀念，為了改善生活而用業餘時間去做木工、泥水匠或鉛管工，他們就會搞亂社會秩序，很快會喪失社會地位，即使不被人辱罵，也會成為人們非議的對象。
費正清因感冒在**休息的時候，林徽因便拿了她在李莊寫的詩給他與陶孟和讀。讓他們驚奇的是，在這樣惡劣的生存條件下，林徽因居然還洋溢著詩情。
費正清退燒以後，林徽因、梁思成陪他們去外邊散步，費正清對這川南小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林徽因說：“中國南方的民居，最充分地體現了中國的人文精神，我有個設想，等身體好起來的時候，要對江南民居做一番詳細的考察。”
費正清說：“林，我已經明白了，你的事業在中國，你的根也在中國。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是一種不能移栽的植物。”
在參觀了傅斯年位於板栗坳的曆史語言研究所之後，費正清還用一個下午的時間看望了來自美國南達科他州斯賓克縣的傳教士詹森博士，而後與陶孟和重登小火輪返回重慶。
1943年6月，李約瑟來李莊訪問。他是英國的生物化學家，以熱愛和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而著稱。抗戰期間，他在英國駐重慶使館任科學參讚。在李莊他訪問了中研院的曆史語言研究所、中博院籌備處、同濟大學和中國營造學社。在上壩村，他還看望了生病的林徽因。林徽因寫信給費慰梅描述：
李約瑟教授來過這裏，受過煎鴨子的款待，已經離開。一開始人們喜歡彼此打賭，李教授在李莊會不會笑一笑。我承認李莊不是一個特別使人興奮的地方，但是作為一個中國早期科學的愛好者，又不辭辛勞在這樣的戰時來到中國，我們也有理由期待他會淺淺一笑。最後，這位著名的教授在梁先生和梁夫人（她在**坐起來）的陪同下談話時終於笑出了聲。他說他很高興，梁夫人說英語還帶有愛爾蘭口音。我從前真不知道英國人這麽喜歡愛爾蘭人。後來在他訪問的最後一天下午，在國立博物院的院子裏，當茶和小餅幹端上來的時候，據說李教授甚至顯得很活潑。這就是英國人愛好喝茶的證明。
便是李約瑟這次李莊之行，梁思成把中研院社科所所長陶孟和與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成功地拉到一起，摒棄前嫌，十分友好地握手。許多人暗自為這件事鼓了掌。林徽因寫信對費慰梅說：梁思成“應當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金”。
這件事是李約瑟在中研院大禮堂作講演之前那一刻發生的。
這一年，營造學社的經費仍不見好轉，劉敦楨迫於全家生計，隻得去重慶中央大學建築係任教，買舟東下前的那個晚上，在學社簡陋的工作室裏，油燈下搖曳著兩個人的影子。他們促膝長談，沒有淺斟慢飲，沒有詩詞唱和，一個仁風，一個德雨，直到鬥柄雲橫，日映朝霞，最後他們竟然熱淚滂沱，匝地悲聲起來。
他們倆自1932年在營造學社共事以來，度過了人生相當漫長和似水流年的甘苦歲月，一朝分別，沒有了對方，失落的情緒立刻籠罩心頭。對於營造學社的社務，他們是那麽篤定，那麽默契，然而，國難當頭，民生凋敝，那橫亙在他們麵前的立體災難，造成了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十一年的日出日落，他們無可避免地都老了，星空下的小屋若有知，也會記下他們難以割舍的別離。
林徽因在給費慰梅去信時談起此事：
劉先生是一個非常能幹、非常負責的人。全部賬目以及思成力不能及的複雜的管理工作都托付給他。現在這些將要全部落在思成肩上了！
劉敦楨走後不久，陳明達也為生活所迫到西南公路局供職去了。
這別離，是那樣悲感交集，使人悵惘和惋惜。
慘烈的北風吹打著東嶽廟上空的晚霞，天井山迷蒙在一片灰色陰影裏。社會所所長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病逝在她的居所，一座離東嶽廟不遠處的姚家大院裏。
沈性仁也是林徽因的好友，生前過從甚密。她與林徽因一樣，同樣罹患肺結核症。為了治好夫人的病，陶孟和讓她搭乘資源委員會的汽車，到西北蘭州，希圖借那裏幹爽晴朗的氣候，使夫人的病情有所好轉。
在昆明和李莊，中博院籌備處主任李濟兩個活蹦亂跳的女兒先後被奪去了生命，林徽因為此很是傷懷。
沈性仁是浙江嘉興沈家三姐妹的小妹，亦是民國才女，1920年她曾與陶孟和合譯了凱恩斯的《歐洲和議後的經濟》，被列入她翻譯的房龍的《人類的故事》（名《遺扇記》），1925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沈性仁高貴賢淑，一襲月白旗袍，足穿高跟鞋，“少年似昔”，真可謂光豔照人。金嶽霖曾題藏頭聯曰：“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蘭香靜處風。”可見其才學美貌名傾一時。
費正清在文章中感歎：“她是我們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個。”
金嶽霖在悼文中說：“一月二十三晚上，我看到乙黎所發電報。當時就像坐很快的電梯下很高的樓一下子昏天黑地，等我穩下來時，又看見性仁站在麵前。我總不相信電報所說的是真的……”
林徽因與沈性仁同病相憐，她與梁思成第一時間為57歲的陶孟和送去悼念和安慰。
1943年，梁思成和大後方知識分子的生活到了極端貧困的地步，他們商議設立“救友代辦處”，共推陳岱孫為“群主”，在同道和部分教師群體內，由他來負責總調度，在有限的條件下，開展互補互救活動，以解燃眉之急，共同渡過難關。梁思成一家也加入行列之中，還大談手表品質和生意，以獲取剩餘價值，維持著柴米油鹽最基本的衣食之需。
9月27日，梁思成給陳岱孫寫信說：
岱老：
前幾天林耀有宜賓飛滇轉印，托他帶上一涵，未知已達記室否？許久無音訊，也許他在滇未停留，未得晤麵，未能將信麵交，也不一定。我私人的那張美金匯票已托他帶印代兌了。
學社那張匯票不知已否取得？如匯款，乞匯“宜賓中央銀行苗培華先生收轉梁思成”最妥。其次則為郵匯，匯“四川李莊四號信箱中國營造學社”。屢次麻煩老兄，磕頭磕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