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彼岸的友情

林徽因夫婦和費正清夫婦在北平洋人辦的美術俱樂部看畫展時不期而遇，從此便結下了他們一生難忘的友誼。時在1932年的秋天。

費慰梅大學畢業後，於1932年5月來華與未婚夫費正清在北平相聚，他們借住在西總布胡同21號美國人翟孟生寓所，由赫約翰牧師主持婚禮結婚，後又一同到朝內大街81號加利福尼亞語言學院學習中國語言，這座棕色的磚砌三層大樓，與四處低矮的灰色平房間恰成鮮明對比，呈現著典型的歐美風格。於現代化的北京，仍不失當年巍峨風姿。

林徽因、梁思成夫婦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結束東北大學的執教生涯，受聘於朱啟鈐先生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不久他們的家便遷來東城北總布胡同3號居住。這個胡同是東總布胡同的一條支巷，向南亦可到長安街。然後去中央公園營造學社上班。20世紀70年代小院等被拆，蓋成高樓。後來在文物部門呼籲下，大樓又被拆掉，恢複3號小院的原貌，隻是門樓移到東邊，歸文物部門管理。

梁思成、林徽因與費慰梅合影

梁、林一家在此住了7年，成為北平當時有名的“文化沙龍”——是個作家、教授、經濟學家等星期六聚會的地方。活動時吃飯大多在金嶽霖的後院。兩個院落雖有一個門相通，但金嶽霖另有出入的大門。

費正清、費慰梅是稍後進入北總布胡同3號的外國友人。然而林徽因的母親卻不放心這對年輕夫婦，總是用一雙異樣的眼神盯著這對黃頭發、藍眼睛的外國人。每當他們叩響梁家的門環時，仆人把大門打開一道小縫，從上到下地把他們打量一番，然後才讓進入院子。而林母踮著小腳一直把他們追到客廳為止。林徽因又把母親推著送回她自己的房裏。

費慰梅回憶，那時候他們夫婦懷揣著“美國人在北京”的矯情住在四合院裏，吃火鍋、喝豆汁，過道地北京人生活，“一有空，我們就去紫禁城和香山寺廟探奇”，更吸引他們的還有北京高聳的城牆和門樓。

隨著他們友誼的加深，費慰梅經常騎自行車或坐人力車到梁家去，林徽因的一班朋友與她也漸漸成了朋友。金嶽霖住在梁家院後麵小房子裏，徐誌摩一到他的居所便驚奇地發現，新月社時期自己用父親的錢買的那張地毯，不知什麽時候“美美地躺在他的客廳裏！”周六梁家聚會，老金必到無疑，還有坦率豪爽的政治家張奚若、國際問題專家錢端升、不苟言笑的經濟學家陳岱孫、考古學家李濟、社會學家陶孟和他的夫人沈性仁等。他們大都是留美學人，費氏夫婦的加盟自然受到大家的歡迎。有時這樣的聚會在老金家舉行，他有一個做西點的廚師，“星（期）六碰頭會”吃的是咖啡冰激淩，喝的是按他要求濃度配製的咖啡。中晚飯到前院與梁家一起用餐。有時也到“湖南餐廳”（金嶽霖家）活動和聚餐。

許多年後，北總布胡同3號院子裏的垂花門，丁香、海棠和馬纓花樹，以及明亮的客廳和懸掛著的梁啟超手書對聯，還在費慰梅記憶深處閃光。

在聚餐會上，差不多每次林徽因給大家講一段開心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往往是她自己。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林家的仆人陳媽，一天驚慌地跑來報告說，在梁家毗鄰的西院，房頂開了一條大縫，因為那家房客窮得修不起屋頂，想托林徽因向房主求情，讓東家出錢修房。林徽因馬上去找房東，得知房客住的幾間居室每月隻付50個銅板房租，而且房客的祖上從乾隆年間就租住這所房子，已經有兩百年了，每月房租至今沒有漲過，房東也沒有能力維修這所房子。事情的結果是林徽因自己捐錢修好房頂了事。

大家聽完故事都開心地笑起來。費慰梅也因林徽因的公益之心豎起大拇指。

費慰梅回憶說：“天才詩人徐誌摩當然是其中一個。林徽因不時地對我談起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思念他。我時常想，我們之間用流利的英語談著各種題材，那些充滿**的話語，可能就是徐誌摩和林徽因之間生動對話的回響。我想，她永遠忘不了他，當她還是一個小女孩，在倫敦，徐誌摩為她打開了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引導她認識英國文學和英語的精妙。”

那段日子，是林徽因一生最為美好的時光。她不僅與這一班朋友聚會交流，談天說地，還與梁思成一起到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北正定興隆寺，山西汾陽、趙城，河南安陽等處考察古建築。受現實生活的激發，她寫的散文《窗子以外》成了有名的代表作。最能代表她閑適、安逸心情的是北總布胡同三號那首《靜院》的詩，每當夕陽西下後，院子的“美”與“靜”，“有不有清風，輕得那樣/沒有聲響，”讀後令人神往。

尤其是比這一班人更年輕的費慰梅，受林徽因的影響，竟熱情僨張，圍繞著她熱愛中國的藝術專業。早在讀書期間就對中國山東武梁祠的漢代拓片情有獨鍾，她到北京後第一個行動就買了一套武梁祠的拓片，每天花幾個小時觀察它，甚至對畫中每個人的官階，從服飾上就能夠清晰地辨識出來。因著梁思成、林徽因外出古建築考察，無疑也深深地打動了她。

便是在梁、林到華北考察的同時，費慰梅和另一個位美國女友決定到山東省嘉祥縣武梁祠去，一探石刻的究竟。武梁祠地處嘉祥縣城南30華裏的武翟山下，全稱武氏墓群石刻，俗稱武梁祠。東漢末年，嘉祥武氏世代為官，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他的後世子孫在墓前開始建造祠堂，數十年後建成。武梁祠居中央，前室為武榮祠，後室為武開明祠，左室為武班祠。全部祠堂為石刻建築，有石闕、石獅、墓碑、畫像等。石刻在宋代歐陽修、趙明誠已有著錄，後經曆洪水漫淤淹埋地下。清乾隆時官方勘察發掘得石20餘塊，特為捐資保存，是研究東漢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增建陳列室，設文物管理所。

費慰梅這次在山東考察兩周，先乘火車到達濟寧，再乘公共汽車到嘉祥住下。第二天又徒步走了30裏路，才到紫雲山下的墓地。許多年後她回憶說：

武梁祠的石塊，在大平原上的一座小房子裏存放著，大小不一。有些隻是一邊有雕刻，有些則在前後或前邊和旁邊有雕刻，還有獨立的石柱。最令我驚奇的是那些有三角頂部的大石塊。我原先期望看到石刻展覽，結果不然。這不是藝術展，而是建築物件的大雜燴！建築！什麽樣的建築？地上的還是地下的？有多少？有可能重建它們嗎？

這等於說，費慰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跑到嘉祥來，見到的隻是一堆石頭，根本沒見到武梁祠的建築麵目，所以她發出“有可能重建它們”的呼喚和期盼。

過了幾年，她與費正清從北平回到她的家鄉美國馬薩諸塞州坎布裏奇，把武梁祠的出版物，經過細心剪裁，像七巧板那樣拚接，才凸顯武梁祠的本來麵目。

1941年又寫了一篇36頁的長文，最先提出“重建實體的構想”，使她在美國學術圈聲名大振，也讓她興奮了好久！她不無感慨地說：“這裏顯然有梁氏夫婦的影響，我深深地感謝他們。”

1934年夏天，費正清夫婦又與梁氏夫婦到山西汾陽等地做過一次調查。

為了和林徽因一家交往，不久，費慰梅和費正清把家搬到北總布胡同向西的小羊宜賓胡同，這樣離林徽因家更近，向北拐便是北總布胡同3號。

從那時起，他們維係了一生血濃於水般的友情。晚年的費慰梅回憶他們相識時的感受說：

當時他們和我們都不曾想到這個友誼今後會持續多年，但它的頭一年就把我們都迷住了。他們很年輕，相互傾慕著，同時又很願回報我們喜歡和他們做伴的感情。徽（whei）——她為外國的親密朋友給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別的美麗活潑。思成則比較沉穩些。他既有禮貌而又反應敏捷，偶爾還表現出一種古怪的才智，倆人都會兩國語言，通曉東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絕的言語和笑聲平衡著她丈夫的拘謹。通過交換美國大學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們夫婦倆都在哈佛念過書，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學當研究生時來到北京的。

往往真正的友情開始於心靈的奇遇，而這兩對夫婦的相識卻完全沒有故事，他們在一次聚會上認識，並互相吸引，一交談，才知兩家居然是相距不遠的近鄰，這使他們喜不自勝。

新的友誼給林徽因的生命注入了新鮮的活力，當時她和梁思成剛剛由沈陽遷回北平，開始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百廢待興，而繁重的家事又給她平添了若許煩惱，費慰梅懷念這段日子時記敘道：那時徽因正在經曆著可能是她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務的苦難，並不是她沒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兒、新生的兒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煩的、一個感情上完全依附於她的、頭腦同她的雙腳一樣被裹得緊緊的母親。中國的傳統要求照顧她的母親、丈夫和孩子們，她是被要求擔任家庭“經理”的角色的，這些責任要消耗掉她在家裏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

應該說，作為一個西方女性，費慰梅對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層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節點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國朋友全部痛苦的症結，費慰梅說：

林徽因當然是過渡一代的一員，對約定俗成的限製是反抗的。她不僅在英國和美國，而且早年在中國讀小學時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國外過的是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陽和思成共同設計的也是這種生活。可是此刻在家裏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歸。

她在書桌或畫報前沒有一刻安寧，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親的幹擾。她實際上是這十個人的囚犯，他們每件事都要找她做決定。當然這部分是她自己的錯。在她關心的各種事情當中，對人和他們的問題的關心是壓倒一切的。她討厭在畫建築的草圖或者寫一首詩的當中被打擾，但是她不僅不抗爭，反而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緊迫的人間問題。

林徽因把她的心扉全然向她的新朋友費慰梅敞開了。那段日子，費慰梅經常騎著自行車或坐人力車在天黑前到梁家去，穿過花園去找林徽因，兩個人在起居室一個暖和的角落裏坐下，並泡上兩杯熱茶，便開始了推心置腹的傾談。她們有時比較中國和美國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有時談文學藝術，並把對方不認識的朋友的回憶毫無保留地告訴對方。林徽因談得最多的當然是徐誌摩，她給費慰梅大段大段地背誦徐誌摩的詩，從她閃著淚光的眸子裏，費慰梅讀出了那一份深深的思戀。

1935年10月，日本人侵占華北在即，費正清夫婦離平回國去意已定，大約還有6個星期的時間。突然有一天傳來《大公報》停辦的消息，代替它的是《聯合亞洲先鋒報》，林徽因聽了心中一驚，這家報紙還向她發來約稿信。她很生氣，隨之將它投進火爐。在這憂愁中，費慰梅幫不上什麽忙，遂建議林徽因去外國人馬球俱樂部騎馬。

林徽因聽了欣然接受，於是二人在馬童指定的地點，相邀到城外上馬，出發到附近鄉村踏青。那時候，城外的農作物一直長到城牆邊，把灰色城市和灰色塵囂遠遠地甩在灰色的心情之外，眼前出現的是另一種賞心悅目的景觀。

一望無垠的大平原上的莊稼，一直綠到城牆腳下，那蓬蓬勃勃的綠，散發出一種鮮嫩的氣息。高高低低的土屋，錯落在萬綠叢中，遠處的西山和北山，淡得如同一抹灰藍色的煙跡，透過稀稀落落的樹木，隱約可見遠處的塔影。天空藍得像一匹緞子，一絲絲雲彩在小月河裏飄**著，元代的土城牆逶迤如一條灰蛇，起伏在紛亂蒼莽中。

林徽因策馬前行，她在馬背上的坐姿真是棒極了。後來林徽因信馬由韁，沿著古老的灰色城牆，一會兒便縱馬飛馳起來，她那條紅色披巾，在風裏飄**如一團燃燒的火焰。

因為經常去騎馬，林徽因索性買了馬鞍、馬褲，穿上這身裝束，她儼然成了一位英姿勃發的巾幗騎師。

那段日子，帶給林徽因的印象是新鮮而美好的，費氏夫婦回國後，她在信中對往事的回顧，依然是那樣神采飛揚：

自從你們兩人在我們周圍出現，並把新的活力和對生活、未來的憧憬分給我以來，我已變得年輕活潑和精神抖擻得多了。每當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驚奇。

你看，我是在兩種文化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兩種文化的接觸和活動對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你們真正出現在我們（北總布胡同）三號的生活中之前，我總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種缺少點什麽的感覺，覺得有一種需要填補的精神貧乏。而你們的“藍色通知”恰恰適合這種需要。另一個問題，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齡都比較大也比較嚴肅。他們自己不僅不能給我們什麽樂趣，而且還要找思成和我要靈感或讓我們把事情搞活潑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說是初冬的野餐和騎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都變了。想一想假如沒有這一切，我怎麽能夠經得住我們頻繁的民族危機所帶來的所有的激動、慌亂和憂鬱！那騎馬也是很具象征意義的。出了西華門，過去那裏對我來說隻是日本人和他們的獵物，現在我能看到小徑、無邊的冬季平原風景、細細的銀色樹枝、靜靜的小寺院和人們能夠抱著傳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橋。

隔著歲月的投影，費氏夫婦仿佛聽到大洋彼岸那座古城牆下，疾風般的蹄鼓還在敲擊著記憶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