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與利益準則塑造新的中美格局

在經濟逐步變得強大的過程中，中國開始重視將國家安全與利益作為內政外交的重要基礎性問題來對待。特別是在2017年以後，中國將國家安全與社會發展相提並論作為改革發展的前提。在具體論述國家安全內容時，除了傳統國家安全領域的問題以外，中國不斷全麵提出諸如國土安全、科技安全、數據安全、網絡安全、信息安全甚至生物安全等概念。這種理論闡述的變遷和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及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不無關係。國家安全與利益問題必須建立在一個國家強大的綜合實力基礎之上，中國越來越注重從這個重要的角度來衡量全球化進程與中國的國家利益問題。近年來，中國在一些事關國家領土主權和安全事務的議題上投入了很大的資源和精力，比如南海問題和中國香港問題等。由於缺乏足夠的經濟實力等原因，中國與美國在長期的國家安全與海外利益博弈方麵顯得較為被動。而最近這些年中國顯然不再像以前那樣克製，而是將中美兩國博弈的較量更多地往外推移了，因為中國知道國家安全與利益問題比單純的經貿問題更加難以妥協，這反過來也使美國政府在製定對華政策時的空間變得更窄。

南海除了本身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以外，其交通要塞的通行功能對東亞經濟甚至世界經濟影響巨大。隨著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快速提升，中國越來越有信心和能力維護自身在南海的國家利益，而美國近些年也越來越把南海作為在靠近中國本土的重要水域遏製中國發展的戰略要塞。特朗普政府在南海問題上顯得異常積極，可謂文攻武嚇、手腳並用，不僅將南海問題法律化，而且屢屢派出軍艦巡航南海海域。就在特朗普就任總統的第四天，《華盛頓郵報》已經有文章在猜測新政府是否在南海與中國開戰。(14)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半年內就對南海進行了四次巡航，並且竭力邀請亞太和歐洲的盟友加入。2017年6月8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四國在南海實施了聯合軍演。7月，英國首相約翰遜也承諾未來會派遣“伊麗莎白號”和“威爾斯親王號”航空母艦在南海執行任務。甚至印度也見機要求積極加入美國的南海同盟。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加大了維護在南海海域利益的實質性行動，修建了大量的島礁工程，以加強對於海軍和空軍的遠程補給和停靠。(15)中國快速加強了對海軍力量的打造，連續建造了航空母艦，並且在幾乎到了南部海岸線末端的三亞附近建造了大型母港，強大的海軍力量不僅是南海博弈的主要手段，更是突破美國多年來一直封鎖中國的所謂“第一島鏈”的重要途徑。雖然特朗普就任總統期間美國對南海問題一直在提高聲量，但是從結果來看，美國隻能眼看著中國海軍在南海的力量逐漸強大，而且航空母艦戰鬥群也開始突破“第一島鏈”向太平洋縱深發展。在2017年7月，西方輿論宣稱中國甚至在非洲東部亞丁灣西岸的吉布提共和國啟用了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這個基地的位置靠近中東的核心位置，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2019年9月，基裏巴斯與台灣“斷交”後立即與中國恢複大使級外交關係。對此，美國又有輿論稱，中國可能出資重新修建在該國坎頓島（Kanton Island）上的一條機場跑道，這個機場曾經在二戰時被美軍使用過，機場距離夏威夷僅3000公裏。(16)中國在這個島上重修軍用機場，與在巴基斯坦租用瓜達爾港的做法有著相似的戰略目的，前者更多的是展露了中國海軍突破太平洋西岸島鏈封鎖的目的。美國認為這是中國為了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而付出的努力，拜登政府的國防部長奧斯汀在2021年7月底訪問新加坡，明確表達了在南海不會尋求與中國對抗，隻是希望雙方能夠建立透明的溝通機製，這種表態可謂相當的弱勢。(17)

比南海問題更實際地影響中美關係的是香港問題。2019年中國香港爆發了空前的“反修例”社會動亂，本地政府久久未能平息持續的社會動**，最後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在2020年6月30日以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形式為香港政府定下維護國家安全的憲製責任，並將法律增列為《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在香港實施。表麵上看，這場空前的政治動亂的起因似乎與美國並沒有什麽直接關係，但是因為社會動亂持續了一年多，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為了應對國內大選和中美關係雙重矛盾，於2020年7月15日簽署由國會通過的《香港自治法案》，取消了中國香港的特殊經貿待遇，強勢介入中國香港局勢，借此猛烈抨擊對中國香港問題不表態的候選人拜登。自此美國陷入了中國香港問題的泥潭，被迫在這一極其敏感的問題上與中國展開一場較量。

中美關係因為中國香港問題而雪上加霜，影響層麵從政治領域擴展到經濟領域，西方輿論普遍預測以美國為首的國內國際資本將迅速撤離中國香港。然而在之後的一年時間裏，這種局麵並沒有發生，美國政治的焦點迅速轉移到國內的總統競選中，中國香港問題弱化為特朗普競選口號和批評拜登的一部分內容。新當選的總統拜登出於政治正確，無法在中國香港問題上做出與特朗普不一致的表態，但是拜登發現美國政府在中國香港問題上已無力扭轉乾坤，即使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依據《香港自治法案》的授權頻頻發起對中國官員的製裁，也無法讓中國政府放棄在中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和努力，而且商界通過中國香港向中國大陸市場的投資近兩年急劇增長。(18)於是，拜登政府於2021年7月發出了美國政府曆史上首次關於中國香港的商業警告，警告美國企業在中國香港的經營風險將越來越大。(19)政府無法為商界解決問題，僅僅是發出了模棱兩可的商業告誡，對美國企業和資本該如何在中國香港經營沒有多少實質性幫助，這種行為本身就是比較軟弱的外交表現。但是商界似乎有自己的評價，他們認為沒有必要由美國政府來告訴他們有什麽風險和如何管理風險，香港美國商會對此給出了自己的結論，認為它們將繼續購置新辦公室來為美國企業在中國香港的經營提升服務能力。美國前駐港總領事包潤石甚至表示此舉凸顯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手段有限，以及它來自國內選民的矛盾壓力。(20)

中國香港問題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一個階段性分水嶺，因為中國香港遭逢空前社會動**的期間正好橫跨美國兩位政見尖銳對立的總統，可以說這期間美國通過中國香港問題對中國展開的攻勢體現了民主共和兩黨的全部政治智慧，而最終美國政界與商界就中國香港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共和黨除政治口號以外實際上完全不著邊際，民主黨為了照顧政治正確的選民進行適可而止的叫囂，但是實際上根本沒有心思繼續在香港問題上糾纏。即使麵對這樣的情況，美國商界並沒有打算給華盛頓麵子，依然我行我素，這是美國政治不能很好地為經濟服務的一個經典案例，這種錯位對於美國來說是很難堪和前所未有的。

除了傳統的國家領土主權和安全問題以外，中國近些年越來越重視金融和科技領域的安全和利益問題，這些問題多與中美關係有緊密關係。美國在科技與互聯網產業方麵一直領先於世界各國，但是中國卻出人意料在這一前沿領域實現彎道超車，遠遠超過日本、歐盟等經濟體，在互聯網和信息產業上迅速成為美國的強有力競爭者。近年來，中國的阿裏巴巴、百度、騰訊、滴滴出行等公司紛紛在境外上市甚至在美國上市，成為最吸引海外投資者的企業，硬件方麵的華為、中興、中芯等公司更是直接成為中美經貿戰的最前沿陣地。一開始，中國互聯網企業走出國門勢頭甚盛，直到中國政府叫停螞蟻金服的上市和下架滴滴出行應用軟件，開始從數據安全的層麵進行了管控，才使海外市場為之震驚不已。特別是滴滴出行在美國上市的第二天，中國國家網信辦就宣布對滴滴出行的嚴厲處罰，嚴令與其相關的全部應用軟件下架，接受數據安全整改，讓滴滴出行在美國股票市場的股價一路下跌，華爾街投資者遭到了空前的打擊。(21)這次事件與特朗普在2020年簽署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不無關係。該法案當時被國際輿論評價為中美金融“脫鉤”的前奏。(22)

中國此次主動出擊嚴厲打擊滴滴出行，說明中國不再放任企業漠視甚至危害國家安全。對於有可能會損害到國家安全與利益的商業行為直接進行快速處置，程度超出美國的預料。滴滴事件反映出中國更加關注國家利益和政權安全問題，以忽視國家安全而鼓勵企業走出國門的做法將不會繼續。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治極化趨勢愈演愈烈，兩黨的共識地帶越來越少，幾乎到了任何問題都無法妥協的地步，唯一的共識和合作希望是針對中國的議題。(23)因此，特朗普在離任前為中美關係設置了許多政策性難題，勢將兩國關係從貿易戰延伸至科技戰和金融戰。隨著經濟體量越來越大，經濟形態越來越向數字化和互聯網轉型，中國的海外利益邊界越來越廣，中國隻會愈加重視非傳統領域的安全和利益問題，適應並引領以此為行為準則的國際關係新格局。中國在懲處滴滴出行的同時，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於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明確提出加強跨境監管合作，要求落實境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主體責任，這對未來的中美關係甚至世界經濟格局會帶來多大的影響，尚有待觀察。美國在對待互聯網科技巨頭的管製方麵也並非得心應手，未來可能不得不在這個重要的領域與中國開展合作。滴滴出行事件可否解讀為中國政府在為中美金融領域的“脫鉤”做熱身尚可探討，但現在麵對日益重視國家安全的中國政府，美國拜登政府似乎尚未理清頭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