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料未及的平等要求

21世紀的美國政治跌宕起伏，左右民粹主義陣營和當權陣營等各個政治光譜勢力之間的張力達到極致，每次大選雙方都是你死我活，都像是在挽救國家之危亡，但是每一派上台後人們又很快認識到根本性問題不會得以解決。除了身份政治這樣美國國內精神價值層麵虛無縹緲的極端政治議題，美國各界已經意識到，美國的很多實在問題已經不僅僅存在於國內，而且是全球化環節中的一係列重要問題。環顧四周，美國發現在二戰以來建立起來的國際體係中，有一個國家的發展已經超出了美國的想象，這個國家就是中國。中國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行事方式上都變得使美國不願正視，而且中國取得的巨大進步並非完全依賴與西方一模一樣的製度路徑。40多年來，中國一直強調吸收西方主流的市場經濟體製的製度要素，但是更強調創造出了和自己文化、社會條件更加契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更好地解決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張力問題。當鄧小平提出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時候，西方對這種理論是否能取得成功存在極大的懷疑。然而事實是中國吸引了全球的資本，連續幾十年達到了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最終使得將近8億人擺脫了貧窮落後的生活狀態。(1)

當然，中國的發展得益於與世界各國越來越頻繁的交往，而這種交往的鼓勵者就有美國。中國的改革開放緊緊盯住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兩個大目標，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放棄國有經濟體係。中國大力發展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貿關係，用大量的私營企業解決基層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成為當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在經濟發展總量上緊追美國之後，極有可能在21世紀20年代末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美國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已經一個世紀，如果在不久的將來被中國超過，對於世界來說將是一件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對全球政治經濟體係格局的改變意義重大，許多國家將不得不重新評估與中國的關係，當然也包括美國以及美國的親密盟友。

美國隻有中國1/4的人口，即使美國的勞動生產率相對較高，也無法阻擋中國以大約4倍的生產優勢從經濟總量上趕超美國。讓美國真正感到無奈的地方不僅是中國相對於美國的優越的生產能力，更在於中國製造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與美國保持盟友關係的歐洲也非常依賴中國，歐洲的火車頭德國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斷加大在中國的投資，公共衛生大國、曾經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有近80%的口罩是從中國進口的，美國的這個比例甚至達到了90%。西方國家對於中國製造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在特朗普時期，美國嚐試用貿易戰和稅收改革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事實上美國對於中國的貿易被動局麵絲毫沒有改變，特朗普政府與中國四年近乎熱戰的對立關係，更讓美國人民感覺到中美國際地位的微妙變化，中國經濟的韌性也超出美國政界的預料，迫使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放棄了與中國的直接對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21年4月3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降至15年來最低點，而中國是少數幾個保持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之一，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投資目的地。(3)

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方麵，拜登新政府似乎比前任特朗普政府要低調一點，但是拜登為了穩定中間選民的選票，在很多方麵依然在不斷強調美國與中國的矛盾，並延續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頤指氣使的強硬政策。然而，令拜登政府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卻在中美自拜登新政府上任以來首次高層戰略會談上發出了讓世界輿論嘩然的聲音。2021年3月18日，中美外交最高代表相約在遠離美國本土的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切拉奇舉行高層戰略會談，中方代表楊潔篪在首場見麵會上針對美方代表蠻橫的指責與要求以極其意外和罕見的語言，嚴肅地告誡美方代表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這一強硬的令美方大感意外的表態，使美方代表布林肯和沙利文一時語塞，以至於沙利文隻好用紙條的形式與布林肯進行了應對式溝通。(4)

中國代表的強硬發言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雙方的衝突看上去並沒有任何外交糾紛，但是美國輿論認為這次事件給兩國乃至全球帶來的影響將是長久的。這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搏鬥，反映出雙方之間的不信任和分歧越來越大，涉及的問題越來越根本，最終必將影響到國際格局的變化。(5)中國最高級外交官在全世界矚目的場合對頭號強國強硬回擊，至少透露出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就是在中國崛起的近些年裏，中美之間就很多國際事務和中國國內的問題發生了巨大的分歧，中國通過這次中美高層會晤機會，要告訴全世界中國不會再屈服於美國對中國施加的各種內政外交壓力。這可謂一個雙方戰略相持階段的公開宣言。令人意外的是，麵對如此嚴厲且帶有幾分蔑視的外交反擊，美國外交的最高官員竟然無言以對，之後白宮也沒有對此給出像樣的回應。就在雙方會麵的三天前，共和黨當權派參議員羅姆尼在《紐約時報》發表署名文章，公開闡明美國不應該抵製北京2022年冬季奧運會，理由主要有兩條，第一是現在開始抵製太晚了，第二是不能以懲罰美國運動員為代價。(6)這的確反映出美國政治的疲態。

美國遇上了一個不再順從它的中國，這是情理之中卻意料之外的大事情。有知名外交事務評論人在美國主流媒體表達了對這一始料未及局麵的理解，認為中國一直在發展進步，本來就已經對美國構成了威脅，然而美國表現在全世界麵前的是糟糕的內政，令中國有資格嘲笑美國是一個衰落的帝國，認為美國應該在無所不能的威權政體和一事無成的代議製政體之間尋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7)這些觀點如果僅僅是在數落美國政治的極化趨勢倒也無可厚非，但是卻讓美國讀者感覺到美國的體製在中國麵前已經喪失了全麵的優勢，這就有些令美國人承受不起了。中國在科技領域和製造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並且有很強的能力挑戰美國，這可能是中國不願再順從美國的主要理由之一。美國政壇一直在為是否要與中國“脫鉤”的前途問題爭吵不休，而中國卻表現出已經早於美國開始熱身中美“脫鉤”之後的新國際秩序。為此，中國近些年發布了一係列戰略遠景規劃，很顯然中國要在這種大家都在設想中的新國際秩序中扮演不同於以往的角色。

由於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互相已經融合得太深，而美國的很多戰略出發點就是為了錢，二戰結束後推出的“馬歇爾計劃”就帶有深深的美國國家哲學的痕跡。現在，美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錢，極其對立的兩黨對於美國破敗的基礎設施建設深有同感，但是解決問題還是得靠錢。這也是特朗普為何要用錢來衡量中美關係的原因，表麵上美國缺的很多錢都以貿易逆差的形式流入了中國，所以特朗普力圖通過貿易製裁和推銷農產品等方式迫使中國能“還”回去，這樣就可以達到解決美國缺錢問題的目的。美國基層缺錢，但華爾街卻不缺錢。放眼全球似乎最能賺錢的地方是中國，但這隻是假象。在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更加咄咄逼人的壓力下，美國和歐洲的一些投資者仍然將很多的錢投入了中國市場。這隻能說它們在中國更能賺錢，而非中國能賺錢。

2020年1月，美國新能源汽車巨頭特斯拉在中國上海開啟了其在美國本土以外的全球首家超級工廠；4月，正當疫情嚴峻時，美國石化巨頭埃克森美孚向中國廣東省投資100億美元建設乙烯項目。這些美國的頂級企業如果不是因為看到中國的市場前景，絕不可能在中美關係如此低穀時大張旗鼓地到中國投資。到2021年7月，離岸投資者已經淨買入353億美元的中國企業證券，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和美國布隆伯格新聞網的統計，這相較2020年同期上升了49%，海外投資者同期亦大幅增持中國政府債券，買了超過750億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50%。(8)美國民眾接收的信息是要求他們反華，但是美國商界卻心知肚明要擁抱中國，因為中國企業和市場有著更好的回報率，中國企業在逆境中生存的能力更強。(9)麵對這樣的事實，中國在對美關係上顯得更加有底氣，既然美國離不開中國經濟，而且明確需要中國的幫助，那麽中國也將不會再接受以前習慣性遷就美國的外交立場，於是在阿拉斯加那場高級別外交峰會上中國官員對美方代表的無理要求給予強硬回擊也就無可指責。而美國輿論卻認為，從各種角度來看，中國擺明了是要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美國似乎也已經沒有辦法徹底扼殺中國了。(10)

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勢頭上的確蓋過了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但美國強大之處在於對全球公共品體係的投放布局，包括政治、金融、軍事等方麵的國際體係的領導實力，在美中關係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任以來除了波瀾不驚地重複著一些政治道德口號以外，具體對華的政策導向基本就是希望與中國接觸。(11)自從3月阿拉斯加雙方高級代表團會麵不歡而散以後，中美兩國一直沒有實質性的官方接觸，更沒有任何元首甚至部長級會晤。到了7月末，美國提出希望能夠由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在訪問亞洲時順訪中國，與中國外交部部長級別的官員會麵以交換意見。(12)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見麵會上強調，此次會麵是由於美國多次提出拜會中國領導人的要求，中方才給予會麵的安排。中國最後將會麵的地點安排在天津而非北京，與謝爾曼會談的官員是外交部副部長，會談結束後再由外交部部長接見謝爾曼，這個安排與美國起初提出的要求有一定的落差，但這是中國在貫徹自己之前對美國直截了當表明的“平等”原則。這也讓人看出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其實非常缺少實質性的步伐。

作為白宮，麵對美國國內輿論，就不能表現得過於軟弱。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人坎貝爾（Kurt Campbell）2021年5月26日在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大學的一場活動中公開宣告，美國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接下來取而代之的關係是競爭。(13)美國的新政府認為前總統特朗普雖然看到了中國崛起對美國構成的威脅，但是美國沒有能夠遏製中國的原因在於特朗普的反複無常和疏離盟友。所以，拜登總統特別強調美國要回歸到盟友的隊伍中。坎貝爾強調盟友將是美國在未來幾年內反製中國努力的核心。美國已經試圖在這個重要議題上向包括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在內的“四國集團”不斷施加影響力。拜登已經在2021年上半年在白宮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和韓國總統文在寅會麵。美國想用一個新的亞洲外交政策來包含對華政策，這樣的決策對美國來說具有很大的風險，而對於中國來說則相對變得容易應對一些。因為中國對東亞的經濟影響力已經完全不是當年亞洲“四小龍”時代的景象了，這樣的對華政策隻會讓東亞地區更加擔憂美國在亞洲的衰落。美國除了將更多的軍事力量部署到東亞地區，在經濟資源的投放上已經變得乏善可陳了。可是，拜登發現不管他對中國是偏向強硬還是偏向柔和，都無法與中國建立實質性的、建設性的聯係。所謂的盟友戰略，必須是美國依然保持絕對強大的前提之下才有效，一旦過於依賴盟友，同盟就會如同一盤散沙。美國在亞洲的盟友比不上與歐洲的盟友關係更加緊密，但是歐洲與美國的盟友關係也出現了鬆動，一方麵由於歐洲疲於應付移民潮帶來的深遠影響，另一方麵和美國給予歐洲不多也有關係。所以，拜登的盟友戰略能有多大的效果不得而知，特別是讓這些盟友去反製一個與它們自身利益越來越密切的中國，政策效果的未知程度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