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時代的負麵遺產

進入21世紀以後的美國政治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其中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黑人總統奧巴馬的高票當選。這位一路喊著“我們可以改變”（We can change）口號的年輕民主黨政治人物，在美國贏得了跨黨派選民的強烈支持，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因為奧巴馬過於年輕，48歲就成為總統，年輕到幾乎沒有在基層幹過什麽偉大的事情，然而他的當選以相當正麵的形象載入美國史冊。不過令人想不到的是，他成為美國現代史上最無法統一跨黨派意見的總統，(16)開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極化年代。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之後的總統特朗普在這方麵走得比他更遠，(17)令整個社會的政治光譜拉伸到了無法收縮的地步。當然，奧巴馬和特朗普當選都不是美國政治極化的原因，相反恰恰是極化的結果，盡管他們倆經常相互就此指責對方。(18)

從意識形態的發展曆史來看，20世紀60年代興起民權運動以來，民主黨的多元主義、文化自由主義和平等思想在美國逐漸占據了主流地位。奧巴馬時代對這些主流價值觀的張揚是毫無保留的，以至於對美國社會在21世紀之初已經非常明顯的中產階級萎縮和分配嚴重不均等更為重要的社會問題卻無心也無力去解決。民主黨與共和黨雙方政治力量的絕大部分精力都投放到諸如同性戀、跨性別、墮胎、女權等邊緣性議題上，讓社會陷入無限的紛爭。其實奧巴馬本人在民主黨政治光譜中的位置並不是非常明顯，因為他從政的時間並不長，經曆也不豐富，人們沒有太多的機會去發現他身上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觀念，也沒有太多的直接證據去證明他對於極化政治的極力推動。(19)他根本不可能阻擋民主黨巨大的多元主義和文化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動力，像是在2020年那場浩大的BLM運動中，對於民主黨激進派提出的“Defund the Police”（取消警察製度）口號，奧巴馬雖然在運動過程中並沒有發聲反對，但是運動結束後他非常狡猾地告誡拜登，對這種政治觀點的支持會讓民主黨流失掉很多選票。

但人們對於奧巴馬時代美國不幸掉入“身份政治”陷阱的判斷沒有什麽異議。身份政治對於美國政治結構的瓦解是根本性的，如果在未來美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在分配和發展機會方麵繼續出現嚴重問題的話，身份政治甚至可以摧毀掉美國的統一國家認同基礎，從而在美國國內爆發所謂的“文明衝突”。身份政治以族群、性別、性取向為內核，這些觀念本身在價值觀層麵並沒有問題，民主黨與共和黨對這些觀念甚至是基本可以理解和容忍的，但是身份政治重新塑造了美國政治文化的話語主導體係，成為民主黨政治路線的集大成者和最大輿論武器，讓全體選民隻能在這些差異性問題上表態，而淡薄了美國更為強大的國家身份認同，這就極容易讓美國社會陷入“對立”和“極化”的陷阱。身份政治最終逼迫美國社會走向分裂，讓人民不得不去選邊站隊、形成對立。其中很大部分本身隻是對民主政治議題有興趣表達觀點的選民，最後也被帶入了身份政治的旋渦。在這個巨大的政治旋渦中，人們發現各自的紛爭變得簡單，甚至符號化、標簽化，自己原本感興趣的民主政治議題反而找不到話題場域，感覺自己像是身處原始部落一樣簡單。(20)

所以我們很容易就能理解，為何特朗普一上台，甚至在一旦被明確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時，他就被民主黨媒體輕而易舉貼上了種族主義者和性別歧視者的標簽。因為種族和性別這兩頂絕對政治正確的帽子，一般人別說同時戴兩頂，就算戴一頂他也絕對走不進白宮的大門，身份政治武器的殺傷力是極強的。誰讓特朗普是一個有錢的白人呢！然而特朗普不僅以絕對優勢當選了，而且輸給他的絕不是政治素人，而是實力強勁的希拉裏。說明多數選民不相信他是種族主義者和性別歧視者，事實上要找到這兩項政治大罪的證據是非常難的，對特朗普的這種定性是不公平而且不切實際的，然而要給一位共和黨的白人政客安上這些罪名的技術路線是非常成熟的。這會激起太多選民為特朗普抱不平，投給他同情票。這種對身份政治的厭惡本身也能說明身份政治在美國社會已經被濫用了。

對於性別平權問題，奧巴馬當然是積極的推動者，因為這本身就是民主黨的強項。在他的任期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2015年通過了曆史性的同性婚姻合法裁決，奧巴馬對此表示了極度讚賞。判決通過的當晚，他在白宮點亮了彩虹燈表示慶祝。雖然有人挖出他的總統競選史，認為他在2008年參加競選時候表示反對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但是後來他的競選助手出書揭露了真相。2008年時美國民調隻有40%的受訪者支持同性婚姻，奧巴馬為了不丟選票，違心地反對了同性婚姻這個重大議題。但是美國民眾對於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後來攀升速度驚人，當2012年奧巴馬競選連任時，他公開表示支持同性婚姻，這才是他的真實政治理念。(21)僅僅過了一年，也就是奧巴馬執政的最後一年，他發布了令美國陷入巨大爭議的“廁所令”，允許對心理上無法認同自己與生俱來性別的跨性別學生，按照“心理性別”使用衛生間和更衣室。(22)雖然輿論解讀這一法令在執行時候會麵臨困境，因為各州有權拒絕執行命令，得克薩斯州等傳統紅州立刻對廁所令表示了強烈反對，但是也有相當多的藍州立刻對廁所令表示讚賞，而且聯邦政府對於拒絕執行的公立學校有權讓他們失去資金支持。作為基督教徒的奧巴馬，他推行的平權行動給美國宗教界帶來了一道又一道的難題，因此，這一法令無疑成為美國社會無法承受之重。

奧巴馬真正感興趣的是對所謂的平等思想的追求。這一政治理念當然也是符合民主黨的政治思想基礎的，而且比身份政治更加沒有爭議性。所以他花大力氣在2010年通過了《醫療衛生與教育衛生協調法》修正案和《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達成了他作為總統的重要政治成就。特別是平價醫療法案，極大地刺激了共和黨的反抗情緒，成為之後共和黨在國會與民主黨展開較量的最主要政治議題，也成為他的繼任者特朗普首要反對他的政治選項。特朗普上任首日就簽署法案限製平價醫療法案，並且在就任總統四個月之內，就讓眾議院在2017年5月以217∶213票的微弱優勢廢除了這個奧巴馬最大的政績，這預示著兩黨開啟了無法自拔的內鬥模式。但是奧巴馬在公共服務領域推行的平等主義思想，卻激起了受年輕人喜愛的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鬥誌。這個以桑德斯為代表的民主黨激進派陣營，手裏握有的政治議題與身份政治一樣具有爆炸性。果然，在奧巴馬即將離任的時候，美國政治的鬥爭焦點已經轉移到民主黨激進派桑德斯與共和黨保守派特朗普之間。而且，在共和黨看來，社會主義模式對美國文明的瓦解力度更大，所以共和黨一直在宣揚美國絕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理念。然而共和黨保守主義陣營意識到與民主黨激進派的較量終究還是無可避免，隨著人口結構的進一步變化，兩大陣營的鬥爭將會更加你死我活。

奧巴馬是從以幹涉主義為特征的小布什總統手中接過政權的，然而他迅速開啟了一個告別新保守主義思想的時代，同時開啟了美國政治的內向和極化時代，這是一個驚人的轉變。奧巴馬采取了與美國傳統外交路線不一樣的模式，忽視了與歐洲的關係，對俄羅斯和中東的興趣不大，反而在2010年就提出了將戰略重點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的外交思想。這一思想招致了美國多方政治勢力的不滿，批評他不積極介入外交事務，將外交陣地拱手讓給普京。(23)但即使是他的轉向亞洲戰略也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美國的外交在奧巴馬時代非常意外地進入了一個“韜光養晦”的階段。更令人意外的是，與奧巴馬意見完全相反的特朗普就任總統後，也強烈表示了與奧巴馬異曲同工的外交思想，認為美國對於海外的事情投入了太多不必要的精力，應該將執政重點放回國內。特朗普的這一外交思想同樣令美國在歐洲的盟友不滿，但是他並不為之所動，不但與歐洲的關係冷淡，多次威脅減少對北約的軍費開支，並且強令歐洲盟友提高對北約的軍費投入。特朗普卸任前總結自己的政績時，認為自己任內沒有發動對外戰爭，這一點的確是沒有爭議的。

但是特朗普任內的後半段也嚐到了內政的痛苦，他史無前例地兩次被眾議院彈劾，2020年更是遭遇了巨大的BLM運動和史無前例的衝擊國會山事件，後者更讓他嚐到了被民主黨噤聲後的社交性死亡的痛苦。BLM運動是美國政治內向和極化的縮影，不僅是對種族議題的發酵，更是擴張到了幾乎要全麵清算美國曆史的地步。特朗普使出了渾身解數與身份政治做鬥爭，最終美國選民還是選擇了民主黨上台，這說明多元主義文化在美國已經深入人心，保守主義陣營在美國已經喪失了一呼百應的號召力，這個問題將會長期影響美國的政治版圖。最終，憑借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影響，他在參議院共和黨人的幫助下非常堅定地將非常年輕的保守派大法官艾米·巴雷特（Amy Barrett）送進了聯邦最高法院，成為影響最高司法權力的關鍵性一票，勉強取得了保守派的勝利。無論特朗普是否在台上，伴隨著巴雷特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國殘酷的內部政治鬥爭將在宗教、生命等場域率先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