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香山如故

從1949年3月到9月，中共中央駐香山雖然隻有半年時間，但卻是中國革命最勝利活躍、最意氣風發的時期之一。在這裏，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做了三件大事。

（一）打仗：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第一件大事，打仗。這得從1948年說起。1948年，是大打仗的一年，也是打大仗的一年。這一年，在硝煙戰火中度過，這一年，打出了中國大地上的日月乾坤。戰場捷報勵士氣，敢教日月換新天。尤其是三大戰役的勝利，環環緊扣、一氣貫注、氣勢磅礴、波瀾壯闊，給了蔣介石反動統治以毀滅性的打擊，其軍隊主力已被消滅，作戰部隊僅剩下100多萬人，並且分布在從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和漫長戰線上，蔣介石賴以發動內戰的資本基本上輸完了。

然而，《漢書》有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正如毛澤東在1949年1月14日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發表的關於時局的聲明中所指出的：“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在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和偽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等八項條件的基礎上，同南京國民政府進行和平談判。

毛澤東的聲明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各階層群眾的熱烈擁護。但一個星期之後，蔣介石卻宣告“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次日，李宗仁表示，願與中共進行和談。實際上，蔣介石仍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幕後指揮者。他規定和談的限度是劃江而治，同時強調“備戰要旨”，應“以整飭軍事為重”。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爭取3至6個月時間，在江南重新編練200萬新兵，以便卷土重來。可見，國民政府所謂同意和談是假，爭取反攻時間卻是真。

4月1日，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開始同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國民政府代表團進行談判。經雙方多次交換意見、多方協商後，中共代表團在4月15日將《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送交國民政府代表團，並限國民政府在4月20日前就協定表明態度。但遺憾的是，國民政府當局又玩弄慣用的伎倆，於最後期限日表態稱：拒絕簽字。談判宣告破產。

言不和，即打降。事實上，就在此次談判一開始，新華社就播發了毛澤東撰寫的社論《南京政府向何處去》，宣告中外：“隻有這一次機會了，不要失掉這個機會。人民解放軍就要向江南進軍了，這不是拿空話嚇你們，無論你們簽訂接受八項條件的協定也好，不簽這個協定也好，人民解放軍總是要前進的。”(3)即是說，“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已是既定目標。既然“國民黨反動派決心將他們發動的反革命戰爭打到底”，那麽，人民解放軍就必須“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4)於是，就在國民政府拒絕簽字的第二天，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便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遵照進軍命令，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強渡長江，國民黨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頃刻瓦解。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結束了國民黨在中國22年的反動統治。當毛澤東在北京香山臨時住所從報紙上看到解放南京的消息後心潮澎湃，揮筆寫下不朽的詩篇《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詩作清晰地表達出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隨後，人民解放軍各路大軍繼續以摧枯拉朽之勢向全國各地勝利大進軍，分別以戰鬥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決殘餘敵人，解放廣大國土。到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廣東、廣西部分地區外，全國大陸絕大部分地區獲得解放。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終於被人民趕出了中國大陸。

（二）奠基：論人民民主專政(5)

第二件大事，奠基。在香山，毛澤東發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這也是他1949年發表的唯一一篇署名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正是這篇文章，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

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後，全國革命形勢迅猛推進，政治上人心歸順，經濟上“四麵八方”政策已經明晰，外交上向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一邊倒”政策逐漸形成。到6月中旬，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成立，加緊了籌建新中國的步伐。這段時間裏，國內外瞬息萬變的局勢，讓毛澤東處於日理萬機的狀態，他一麵指揮解放西北及國內其他零星戰場的戰鬥，一麵頻繁接見各界人士、協商建國大計。同時，還派出由劉少奇、王稼祥等人組成的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爭取最大共識和支持，並請周恩來牽頭起草《共同綱領》，完成新中國政治設計。

1949年7月，曆經滄桑的中國共產黨將迎來28歲生日。在這樣重要的時刻，總結黨成立以來的曆史經驗，從理論上闡明新國家的構想，係統宣傳黨和國家的內外政策，是一個經過長期革命考驗、即將執掌全國政權的政黨必須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所以，毛澤東便開始醞釀寫作一篇紀念性的文章。1949年6月24日，毛澤東寫信給胡喬木，把起草文稿的任務布置給了他：撰寫一篇紀念“七一”的論文和擬一單紀念“七七”的口號。對交稿的時間，毛澤東在信中也做了規定：“此兩件請於六月最近兩天內擬好，以便於六月二十八日發出，六月二十九日各地見報。”接到任務後，胡喬木立即對寫作任務做了安排並於27日交了稿，稿子的題目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關鍵何在？——紀念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八周年》。毛澤東讀後試圖修改，但幾經思考總覺得內容不貼合形勢，時間緊迫，毛澤東決定文章由自己來寫。

接下來的兩天時間裏，毛澤東幾乎足不出戶。他廢寢忘食，連續伏案，寫出了一篇8000字的文章，題為《二十八年》。

文章完稿後，毛澤東要求工作人員出過兩次豎排鉛印清樣稿。在第一次清樣稿的基礎上，他增加了很多內容，最後將標題改為《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年》，親筆署名“毛澤東”。在第二次清樣稿上，他又用毛筆做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內容。文稿經其他中央領導研究定稿，於1949年6月30日由新華社發表。7月1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頭版全文轉載。這比毛澤東原先預定的時間整整晚了兩天。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給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完整模式。這是中國共產黨28年革命經驗的總結，也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建立建設新中國的主要綱領。“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6)可以看到，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在此時尤其強調其統一戰線性質，包括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和國際的統一戰線。

所以，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具有極大的適應性，即便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也可以繼續保持有效性。當然，在內外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其具體內涵也必將發生變化。比如我國現行憲法序言規定:“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這裏所闡述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後，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總任務，人民民主專政所依托的階級基礎和統一戰線。總之，就像毛澤東說的那樣，我們之所以選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就是因為隻有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並且隻有同時實行最大範圍的民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成最為廣泛的統一戰線，才能取得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功，推動我們的事業不斷前進。

（三）團結：建設大計，亟待商籌

在香山，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團結。團結，是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必然方式，也是為了更好地建立建設新中國。

時間可以再次回溯到1948年。就是在這一年的元旦，由國民黨各民主派別聯合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成立，民革《行動綱領》規定：“當前之革命任務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之獨立、民主與和平。”元旦開篇映照人心。曆史證明，發生在1948年元旦這一天的大事，也征兆了國共雙方最終的命運。於中國共產黨而言，民革的成立，即是說明其已然公開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於國民黨而言，本來是“自己人”，卻變成了“對立麵”。人心向背，顯而易見。

於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審時度勢，認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建立新中國的各項事宜，不但“業已成為必要”，而且“時機亦已成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口號中，公開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五一”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

自願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決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擁護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這是民主黨派走的一條新的曆史道路。這是曆史經驗的總結，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這是實踐的教育，因為隻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有效地發揮積極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這就是團結，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這樣就有了後來一個更加團結、更加感人的時間表。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聯名寫信給留居在上海的宋慶齡，邀請其參加新政協會議。有感於中國共產黨的誠意，宋慶齡最終同意北上。

1月22日，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的無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懇切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成立以毛澤東為主任的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負責起草共同綱領、擬訂政府方案等，全麵展開籌建新中國政權的工作。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從1949年3月至9月，一大批著名民主人士受邀到達北平。百川匯流，人心歸向，這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做了人事上的準備；與此同時，許多全國性的人民團體相繼恢複或建立起來，這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做了組織上的準備。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各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會議首先由毛澤東致開幕詞，特邀代表宋慶齡、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等也進行了發言。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三部重要法案。會議還廣泛征求意見和方案，反複討論，通過了關於國旗、國歌、國都和紀年的決議。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全國委員會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全國委員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