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男孩

一門心思想著自己還有哪些需求沒滿足的年輕人，通常不能理解那些做出反社會行為的人。自戀者和反社會者都愛擺布甚至剝削他人，除了怎麽能讓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之外，別的任何事情都動搖不了他們。除非他人是他們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否則他們絕不會對此感興趣。這兩種人可能都很有魅力，令人信服，尤其是當他們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一個重要目標上時，而且很有可能都是男性。

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特點是“普遍無視他人的權利”。精神病學家唐納德·布萊克在其著作《壞男孩，壞男人》（Bad Boys,Bad Men）中總結說：“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最顯著的流行病學特征，幾乎完全是男性障礙”但在男性的條件反射中，對他人漠不關心的反社會態度不足為奇。童年時處於激烈競爭的大環境下，很多男孩在行為上表現為對他人漠不關心。其特點是欺騙、好鬥、易衝動和無所顧忌的行為模式，不受社會規範或法律的約束。

幸運的是，行為不當的男孩在逐漸成熟的過程中，其自我管理和移情抑製會慢慢增長。在男青年中，大多數的不良行為都與朋輩的負麵影響有關，並隨著逐漸成熟和年齡增長有所減弱。實際上，60%的男孩在青春期有某種形式的違紀行為，這一現象證實了男性壓力對其造成的影響。

我遇到過很多行為不當的男孩，他們被憂心忡忡的父母帶到這兒來，或被這樣那樣的權威機構提起。德裏克就是這樣一個男孩，在被抓到故意損壞公物之後，學校強製他進行心理谘詢。我和他共同探討了當他做出如此具有破壞性的行為時是怎麽想的，以此試圖發現他行為背後的動機。我看得出來，他與身邊一小撮同齡人廝混在一起，並陷入那些令人激動的反權威煽動力量中不能自拔。除了深深的憤怒或扭曲的思想外，沒有任何東西表明，除了缺乏自我判斷和自我控製，還有其他因素導致這一問題的出現。威斯康星大學的心理學家特裏·莫菲特估計，隻有5%的男性確為反社會型人格障礙。

但在我從事住院部工作期間，遇到過一些成年男子，這些人對我們高度結構化的治療方案中所涉及的獎懲措施反應遲鈍。病房層級製建立在嚴格定義的目標和有意義的特權基礎之上，旨在培養積極的朋輩壓力和關係影響力，而對於這些成年男子而言，卻收效甚微。不管他們是贏得了與第4級相關的獎勵（即外出或參觀遊藝廳的自由，飯後在餐廳裏溜達，等等），還是1級的懲罰（即被控製在上了鎖的病房內），對他們而言似乎隻是一個是否方便的問題。他們能夠忍受消極製裁。盡管他們有時候也會建立真正的關係，但最後我們意識到這種關係僅僅是一種工具……“我們能從這種關係中得到什麽呢？”事實是，我們都被耍了。隻有在幫助或阻礙他們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時，別人的看法才變得有意義。

有些男孩超然物外和操控他人的程度之深令人膽寒。在青少年入院治療病房內，病人們的問題多種多樣。有些人因為抑鬱和自殺傾向而被收治住院；有些是因為在家、學校、附近等各種場所，因某些原因行為失控。有些人因犯下了諸如偷盜、故意損毀他人財物、入室盜竊、毒品交易、攻擊他人等罪行而被少年司法體係強製接受治療。每當我因為入院評估接觸到一個新病人，我的第一印象都會為他的身份提供數據支持。當我聽到一個年輕人變得那麽超然而冷漠時，我的頭發都會直立起來，因為我知道，除非是害怕被人抓住，否則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管束住他。沒有任何關係之錨可以將其鎖定在道德範疇之內。

有個年輕人叫喬，英俊瀟灑，笑容頗具感染力，看起來很樸實，但事實證明，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大的麻煩。他明目張膽地阻撓各項規章製度的實施，對負麵結果無動於衷。影響他的那些常規方法都不起作用。有一次，他用一把從餐廳偷出的刀子在他房間的石膏板上挖了一個洞，可以直通隔壁房間，而那個房間正好住著一位女性，她因長年受到性侵犯而入院治療。不知他用了什麽方法，說服了這位女性，讓她通過牆上的洞為他**。當他的團隊指責他缺乏對這位女性的尊重時，他隻是聳了聳肩，沒有任何感受。

在我職業生涯的最初幾年，曾試圖找到像喬那樣的男孩受到傷害的關鍵點，是什麽讓他們最終放棄了對別人的希望。我希望自己可以幫助他們麵對極度的失望，正是這種失望讓他們遠離了真實的關係，希望能支持他們改變自我挫敗的格局，因為這種格局讓他們遠離生命中真正的滿足。我對康複的力量非常樂觀。很多年之後，人類克服各種創傷的精神令我更加感動。同時，有些男孩遭受的重創程度之深也讓我更加冷靜，並有感於創傷痊愈所需要的一切，比如勇氣、極富耐心的深入溝通，以及自信。

在針對男孩如何發展成為反社會的一項研究中，學者們將目光轉向了生物學。但反社會人格模式形成的原因似乎很多。遺傳變異、器質性損傷、童年時期遭受的虐待和忽視，所有這些都會導致布萊克博士所說的“在多種環境中萌芽和繁榮的狀態”。但關於反社會型人格障礙也有好消息，即反社會模式是可以被攻克的，盡管一個男孩通往反社會行為的道路有可能根植於其早期所經曆的權利剝奪和傷害。布萊克寫道：“我們知道，變化是有可能發生的。不管什麽原因，有些反社會者出現了好轉跡象。”

在考慮種族、階級以及男子氣概如何結合在一起，從而產生反社會行為這個問題上，上述這一令人歡欣鼓舞的預言尤為重要。在推動犯罪和違法行為的諸多因素中，必定包括受社會壓迫的經曆。黑人男子被判入獄的可能性幾乎是白人男子的5倍；在五個州中，種族差距的比率超過10∶1。“審判項目”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一個倡導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中心，根據其所提供的一份報告，這些種族差異性會使毒品判決獲得更嚴厲結果，在司法態度中呈現種族偏見，給少數族裔家庭帶來係統性的不利影響。換句話說，有色青年男子遭遇了一種內在偏見，這種偏見更傾向於對其進行懲罰，而不是提升和康複。

對這些男性而言，監獄隻是以學校為起點的人生道路上的一站。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些男孩都知道，無論他們去往何方，種族偏見都會阻礙他們的生活。斯坦福、哈佛和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共同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來自同一社會經濟環境的男性，黑人男孩一貫比白人男孩的情況更糟糕。實際上，有些最廣泛的黑白人種差異存在於高收入水平人群中。據《紐約時報》報道，“這一研究更清楚地表明，黑人男子麵臨的障礙中有很獨特的東西。”

馬薩諸塞州史密斯學院的安·阿內特·弗格森教授針對市區一家小學開展了一項為期三年的研究，描述了一群被學校工作人員認定“必定會坐牢”的年輕人如何通過種族偏見的哈哈鏡看到自己的扭曲形象，並將其內化。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霍華德·史蒂文森提到了那些不被看作男孩而隻被視為社會威脅的孩子所具有的“超級脆弱”（hyper vulnerability），誇大了反抗和補償這樣的刻板印象。

奈爾斯是我在家庭法庭日遇到的男孩，我對他的感覺，就是“大男子主義”和“超級脆弱”之間的矛盾統一體。庭審中，我看到的是一個敏感而且有藝術傾向的年輕人。他頂住了以街頭形象示人的壓力，對自己的選擇作了權衡。當我們等著他的聽證會時，新的指控紛至遝來——持有毒品、盜竊車輛、入室盜竊，我意識到，我和他共同製定的備選方案，需要與更多的迫在眉睫的壓力相抗衡，這些壓力來自他的家庭、學校和鄰裏。在我的眼皮底下，他正在逐漸變為每個人都能預料到的壞孩子：在被製伏之後，即使站在牢房內，他還是對鬥爭充滿**，勇敢麵對威脅和暴力，這種**甚至連他自己都意識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