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時代與未來

在一次父母工作坊中，我展示了我們對男孩學習關係進行的研究，並告訴與會父母，在這項研究中，極少有男孩報告說他們在某個時間修複了與教練或老師之間業已破裂的關係，實際上根本沒有人報告。我解釋說，我們的結論是，老師和教練必須假設他們自己是“客戶關係經理”。說到這兒，一位父親有些惱怒地舉起手。“對不起，打斷一下，”他抱怨著說，“那麽他們的勇氣去了哪裏？按您研究中描述的那種方式寵溺男孩，我們豈不是會讓他們變得更消極，更依賴別人？”我和他有著同樣的擔心，於是補充說，我也很害怕這項研究會在男孩中間滋生更多權利。我說，我告訴老師們要從我們的研究中學會兩點。

首先，男孩無力承擔關係學習的責任，這個問題是現在的基準線，而不是最終目的。它反映出目前男孩的處境如何。老師們不應屏息靜氣地等待男孩發表意見、尋求幫助，或為他犯下的錯誤道歉。在關係變得緊張時，自然而然地會由成人和專業人員來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在處理比較困難的關係時，男孩往往缺乏積極性，這種現象代表了他們社會化過程的邏輯結果。如果教育工作者們不對此采取行動，就不能指望這種情況會有所改觀。當男孩感覺自己與那些幫助他們學習的人失聯時，他們並非因生理的原因無法承擔修複的責任，而是大多數人不打算這麽做，不想給自己惹更多麻煩。

同樣是社會化進程導致很多男孩在學校裏在人際關係上受挫，從而造成其整體教育表現欠佳。性別成績差異可以一言以概之：很多男孩不“買賬”。因為學習是一種夥伴關係，需要學習者的積極認可。隻要老師願意，他們可以勸誘、鼓勵、威脅，但最終男孩有權利說：“我不想跟你學”。通過研究，我們發現，隻有相互尊重的關係才會讓男孩同意嚐試。

一旦我們承認，老師們的情緒勞動(1)如果得到適當的支持，他們是可以幫助任何一種類型的男孩走向成功的，那麽限製因素就從某個男孩或老師，變成了教育體係的問題。很多男孩在學校表現不好，這透露出的並不是男孩的問題，而是我們自身的問題。父母、老師、教練、導師——所有與男孩有關係的人，都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平。隻有對男孩作出正確的假設，即他們是關係的學習者，並以此為基礎進行操作，才能有望找出教育他們的正確方式。教育男孩的真諦，同時也是關懷他們，引導他們發展的真諦。

怎樣才能把這件事情做好呢？首先，人們對男孩存在一些舊觀念：這些觀念從來沒起過什麽好作用，但卻得到了文化神話的庇護。其次是文化引導的不足，教授和教育工作者要以理論依據，而不是以空想和偽科學為基礎開展研究和實踐，社會需要向男孩宣揚更好的理念。我們對男孩的看法受到了“神話傳說”和錯誤觀念的影響。

我們對男孩的看法會影響他們對自己生活和世界的看法。爭取更大平等的運動讓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期望變得過時，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就會發現他們正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茫然不知所措。但男孩很難理解這些顯而易見的危險，部分原因是他們所接收到的關於“遊戲規則”的信息並不統一。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的社會學家芭芭拉·理茲曼認為“性別眩暈”普遍存在於千禧一代中，並指出了人們四種不同的回應方式，即完全相信者、搖擺不定者、突破創新者和反抗權威者。最大的群體是搖擺不定者，即“對自己不十分確定”，這反映出了這個時代的“中間精神”。

完全相信者和一些搖擺不定者在經曆起伏時會堅持傳統角色。這種盲然的反應會因為一些思想領袖的影響而得到強化，比如心理學家、作家和演說家喬丹·彼得森推崇“男子氣概正在遭受攻擊”的觀點，並提供解決方案，以便回歸“永恒價值”。在他寫的《十二條人生法則》中，他將陳腐的男子氣概修辭轉換了說法，而這些建議無助於年輕人以開創性的方式應對他們在學習、工作、約會和家庭中遇到的切實挑戰。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擁有大學學曆的好處開始飆升。隨著製造業工作的逐漸消失，一些經濟學家發現，作為合夥人，那些知識儲備不足的人不怎麽受歡迎。未婚生育率創曆史新高，在所有出生人口中占到了40%以上，而結婚與生育比例則整體下降。按照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大衛·奧托爾所說的那樣：“你不會想嫁給一個經濟條件不太好的男人，因為婚姻不是免費的午餐。”通過連篇累牘地大力宣傳，人們越來越清楚，在學校偷懶、沉迷於電子遊戲、在大學裏酗酒，或接近擁有性權利的女性最終會導致什麽。

但有些年輕人對此還是不信服。社會學家喬安娜·佩平和大衛·科特發現，對於“男性社會地位”的恐慌促使很多人退回到了“男子氣概的象征”。他們寫道：“在人人平等的觀念持續了將近二十年之後，高中生們對於丈夫的權威和家裏勞務分配的想法又開始變得趨於傳統”。在男女收入大體平衡的家庭裏，政治學者丹·卡西諾博士發現：“男性可能會通過強調傳統女性角色的重要性來進行補償。”

青年男子性格脆弱，身上充滿了不確定性，他們會以更嚴重的方式被誤導。我第一次聽說“非自願獨身現象”這個詞是因為一個21歲的問題青年埃利奧特·羅傑。他把自己稱為“處女殺手”，2014年在加利福尼亞犯下6死14傷的嚴重罪行。在實施暴行之前，他曾在YouTube視頻網站上抱怨說自己孤身一人，是個處男：“女孩們都不要我，生活太不公平了。”他的這種觀點在非自願獨身的網絡群體中十分流行。2018年4月，另一個年輕人在多倫多市區人行道上開貨車故意撞擊行人。阿萊克·米納茜安也對女人和女權主義進行了譴責，在臉書發表的帖子中，他險惡地發出警告：“非自願獨身者的反叛已經開始了！”

隻要非自願獨身者聲稱自己有權與女性發生親密關係，就會有與此相關的團體倡導完全不同的觀點。選擇生活在“男人空間”（Manosphere）網絡社區的男性組成了一項名為“男人自行之路”(2)的運動。

不管這些男人對女性平等進行如何猛烈的抨擊，從男孩那裏傳來的卻是好消息。在某些人極力美化男權至上時，很多青年男子也正在重塑男子氣概。例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健康訪談調查結果顯示，2015~2016年，有超過1/4的加州青少年自稱“性別不適”，即男孩覺得自己更加女性化，而女孩覺得自己更加男性化。《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位作者薩拉·裏奇對此做了一個有趣的解釋：“對於‘真正的男人’該是什麽樣子，極少有正麵的變化，以至最年輕的一代人表現出重塑男子氣概的跡象時，他們唯一能使用的詞就是‘性別不適’。使用這個詞表明，沒人知道該怎麽稱呼這些在男子氣概方麵產生的變化。”

盡管男孩竭盡全力地想重塑自己的男性形象，但在重塑形象的過程當中，還是會利用一些自己認為很有男子氣概的鮮活案例作為參照。不久之前，又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文中將陷在消極形象中不能自拔的男人與堅持保持正麵形象的男人作了比對。

2017年5月，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發生了一起悲劇。一個和命運進行長期抗爭的三十多歲的男人，一個漂泊無依，因多種重罪被判刑入獄，自稱“虛無主義者”和“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男人，在當地的通勤列車上對兩個有色人種的年輕女性發表種族主義言論，其中一位女性戴著穆斯林頭巾。三位年輕的乘客過去支援那兩位女性，那個男人用刀刺傷了他們，造成兩死一傷的悲劇。其中一位受害者是職業軍人，剛剛退休，他有4個孩子，都是十多歲。另一位受害者隻有23歲，是個應屆大學畢業生。死前，他神誌清醒地躺著，等待著救護車的到來，他對幫助他的一位女性說：“我想讓列車上的所有人都知道，我愛他們。”

第三位受害者是位詩人，時年21歲，險些被刺中頸動脈。他接受了緊急手術。出院後，他發表了自己的詩作：

我還活著。

我在仇恨的眼光中活了下來。

這是我們必須為對方做的。

我們要為對方活著。

表麵上，這三位男性——一位詩人，一位大學畢業生，一位職業軍人，個體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對於怎樣做一個男人，他們有著相同的看法。他們將勇氣、同情和服務他人的美德牢記於心。另一方麵，對女性散布種族和仇外言論的那個男人，表現出了極端的男性特權主義，極端的自我和暴力，尤其是在那些因為流離失所而惱羞成怒的“憤怒的白人”當中。

這些極端案例代表了在這個變化無常的時代，男孩和他們的家庭能夠獲取到的可能性範圍是如此廣泛。麵對如此多的劇變和矛盾的信息，很多男孩始終如一地堅守自己的內心，卻很少有人迷失方向，這一點十分引人注目。每個年輕人在少年時代時都會經曆一些“眩暈”。而讓一個男孩保持穩定並幫助其堅守內心的，是直擊心靈的那些聲音。那些末日預言家們，用青少年時代的損失作為回歸古老傳統的依據，與此不同，男孩則已經為了迎接這個新世界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這一點令我印象深刻。很多人從這種不確定性中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機會，並因此愛上了冒險。

事情可以朝不同的方向發展。可以重新塑造男孩的童年，培養他們茁壯成長所需要的品質——重視學習、培養情感能力和關係處理能力，活出自己的價值來，也可以繼續逼迫男孩，讓他們越來越遠離成功。正如澳大利亞社會學家瑞文·康奈爾所說，男孩會如何設想自己在當代世界的生活往往擁有“天馬行空的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