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生活

20世紀後半葉，美國大城市的人民生活明顯惡化。對於這些城市的孩子，尤其是生活在資源相對匱乏的社區的孩子來說，這種情況尤為嚴重，這意味著他們接觸社區暴力的概率增大了。正如以利亞·安德森寫道：“在所有困擾貧民區黑人社區的問題當中，沒有比人際關係和侵略更加緊迫的了。這種現象每天都在對社區居民的生活造成嚴重的破壞……僅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年輕人就特別容易成為攻擊行為的受害者。”正是由於擔心孩子們接觸暴力可能產生的影響，醫生社會責任組織費城分會（Philadelphia chapter of the organization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為青少年男孩製定了一項計劃。他們對目標社區進行了需求評估研究，發現74%的青少年目睹過暴力行為，48%的人直接受到過某種形式的暴力傷害；81%的人知道某個人曾被槍支暴力傷害；75%的人知道有人被其他形式的暴力傷害過。

我們團隊特別關注這些壓力對成長中的男孩的自我意識產生的影響。我們從較新的創傷壓力研究領域了解到，固有的、原始的情緒狀態——戰鬥、逃跑、僵住會被這樣的壓力喚醒。當強烈的恐懼危及認知時，就會損害個體處理經曆的能力，個體可能會麵對自己無法應對的反應。

我們設計的幹預是為了給年輕的男孩提供機會來恢複他們對自己和對世界的信心。課程強調為連接、關係、情感表達——特別是對暴力經曆的表達——提供積極的機會，並用新的朋輩群體規範來代替舊有的街頭規則。團隊對一個男孩個人表達的支持是該項目治療工作的核心，因為從創傷經曆中恢複過來不僅需要說出故事，還需要自我肯定。

在我們為這個項目所做的研究中，打架和威脅是突出的主題。正如14歲的德魯所說的那樣，他可能會“盡量遠離那些喜歡打架的人”，但事實是“你絕不會逃避，比如，你可以試著避免一場打架，但其實在生活中你會參與打架，你必須為自己而戰，這樣你才知道如何去維護自己”。我們采訪的每個男孩都能講出很多故事來支持這個觀點。

以洛倫佐為例：

一天，我們從學校步行回家；兩個男孩在打架。我們都嘲笑那個被打了一頓的孩子。他指著我說：“如果你有話要說，就當著我的麵說。”我說：“從我麵前消失，因為我不想和你打架。”他揮拳頭過來，但是沒打中，於是我們就打起來了。

暴力預防項目認為減少打架是一個衡量成功的標準。但現實情況更複雜。男孩解釋說，有時他們打架隻是為了維護一點點安全感和個人尊嚴。打架的動機和目的多種多樣，從單純的興奮、爭奪支配地位、為了確保安全而采取的預防性強硬措施，到純粹的卑鄙和傷害。史密斯學院的副教授安·阿奈特·弗格森在對一所城市學校的觀察中總結道：“打架是男性權力的象征。參與這個儀式的男孩或男人並不是離經叛道，他們的行為也不是反社會，而是一種深刻的規範，一種徹底社會化的表現。”

然而，盡管存在打架的壓力，但我們發現很多男孩還是會竭力避免打架。比如雅各布，他的家庭生活的中心是他那做牧師的父親在社區中的地位，似乎下決心要以他父親為榜樣：“比如，有些人很壞，我就不跟他們玩。”然而，同輩暴力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他描述了他在往返學校的途中會遇到的一群男孩：

雅各布：他們經常罵人，還朝人扔石頭人。

邁克爾：曾有人向你扔過石頭嗎？

雅各布：有。他們沒打到我；他們瞄得不準……我盡量遠離他們；比如，當我看到他們在巷子裏時，我就會走另一個方向。

雅各布試圖“走另一個方向”，加爾文“隻有在必要的時候才會打架”，米格爾似乎奇跡般地“避免打架”，也許這些都是出於一個特別明確的動機：“當我長大了的時候，我討厭受傷。不知道為什麽，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有很多事情我害怕去做，因為我想要安全，我不想要受傷之類的東西。這差不多就是我現在的狀態了。”

我們從男孩身上學到的是，打架是情境性的充滿矛盾的需求和壓力。胡安試圖把自己定位為“一個不喜歡打架的人”。但實際上並不完全如此：

基本上，我不會去惹麻煩，除非你把我逼急了。如果你把我逼到一個除了針對你，沒有其他選擇的田地，那我就會去做的。向我走來的是五年級一直欺負我的一個同學……我一拳把他打倒在地，然後我繼續打，老師們試圖把我拉開，我把老師從身邊推開，再次撲向那個男孩……他在流血，他的眉毛破了，鼻子在流血，嘴也在流血。

在男孩身上可以發現更嚴重的暴力反應，因為他們沒有更多的選擇，並且反應靈活性也不夠。比如像特倫斯這樣的男孩，他說自己12歲的時候就打過大概75次架了，而且他說的這個故事還涉及一件武器：

一個男孩向我走來……我不喜歡那個男孩，但我在意我自己的事。然後他邊走邊說，“你知道你在說什麽嗎？”我說，“從我麵前消失。”於是他推了我一把……他拿刀對著我，然後我說，“我們沒完。”我當時想，“我知道他有一把刀，所以我也要去拿一把菜刀……”如果他把刀拔出來刺在我身上，我也會揮刀……砍他。

布萊恩是我們采訪過的最喜歡街頭打架的年輕人。他講了他為了女孩子而打架的故事，還有他參與幫派鬥爭、夜間販毒、校園騷亂的事。我們問他是否有人向他開過槍，他回答說：“沒有，但有個人拿槍指著我。”當被問及他自己是否用過槍時，他說沒有，但他解釋說，他“總是會隨身攜帶一把刀”。

邁克爾：你現在為什麽要帶刀？

布萊恩：隻是以防我被嚇到，或發生其他事。

邁克爾：你用刀做過什麽？

布萊恩：嗯，我拿它對著別人。比如……我不喜歡打架，哥們兒，因為當我打架的時候，我就會迷上打架，我知道如果我失敗了，我就會繼續打……這就是我為什麽不喜歡打架的原因……所以哥們，我其實，不想打架，但是如果他們逼近，我就會把刀拔出來，他們就不會再糾纏我。

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知道，雖然生活在暴力環境中的男孩通常害怕戰鬥，但是他們確實學會了在必要時通過暴力來避開威脅。所有的男孩，不管是溫和還是強硬，不管是那些承認自己“軟弱”的還是拿刀嚇退攻擊者的人，都從他們可以得到的資源中獲取賴以生存的東西。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團隊研究了暴力對城市青年成長的影響，發現暴力“不僅僅是生活在高危環境中的年輕人身份形成過程中正常的一部分，而且是心理生存的必要條件。”心理學家霍華德·史蒂文森也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他說，在公眾麵前擺出一副虛張聲勢的樣子是當人感覺“極度脆弱”時的自然反應。

我們的項目讓我們對男孩麵對長期性暴力時的反應有了更細致、更具體、更敏銳的理解。特別是，我們理解了他們如何依附那些愛他們和接受他們的人。正是這些連接幫助他們找到了目標，超越了街頭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