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暴力、霸淩與脆弱

我14歲的時候，進了一個很大的城市男子高級中學，成了一名九年級的學生。很快我就發現自己力不從心了。經曆了中學時光，和朋友在一起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複雜。我們會花更多時間和朋友在一起，而遠離自己的父母。舞會和聚會更加頻繁，和很多同齡人在一起。我的一些朋友開始去當地的保齡球館玩，那裏有台球桌。年齡大一些的男孩開始吸煙，而且更加有街頭經驗。隨著我們社會生活的擴展，我的有些朋友走路時開始大搖大擺，還表現出廣播裏的硬漢姿勢，就仿佛空氣中有什麽東西一樣。

上了高中以後，這些變化被放大了。突然有了幫派，放學後打架，在廁所裏抽煙，吸毒，酗酒，還有一個等級明確的組織，由那些年齡大又刻薄的家夥管理。還新出現了一種烏合之眾現象，成群的男孩不約而同地圍著兩個男孩打鬧，嘲笑，刺激他們。高中第一年，每當對代數課感到厭煩時，我和另一個同學就開始玩遊戲。我們設計了一種“小雞”，在這個遊戲中，我們穿著硬皮底的鞋子輪流踢對方的小腿，看對方敢不敢停下來或冒險前進一步。那一年，我們腿上都帶著青一塊紫一塊的擦傷和結痂。星期一吃午飯時，我們餐桌上的人講述了周末的一場群架，叫“院子”的一幫（這個幫派是以學校的院子命名的，因為他們通常在那裏集合）對抗叫“第一州”的另一幫（這是我的家鄉的一個保齡球館的名字，在特拉華州的威爾明頓），其中一幫被坑了。

那年春天，因為每月一次的學校舞蹈活動，我們有機會出去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奔向汽車，開啟了各自的短途旅行。這個時候，戰鬥的氣息也隨之激增，一群人衝向一個健身房的出口處。我從聚集的人群中瞥過去，能認出幾個和我同桌吃過午飯的人。其中有個大一點的男孩，大家都說他瘋了，他正在踢另一個倒在地上的男孩。結果，沒想到躺在地上的那個男孩是我們班的，我隻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個非常文靜的人。那天晚上他在打架中死於頭部外傷。

雖然那並不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可怕的男性暴力，但那天晚上我對自己以及自己的脆弱有了一點了解。我其實並沒有真正理解自己當時的感受，我讓父母第二年把我轉到另一所學校去。像其他男孩一樣，我開始想象，如果我發現自己身處暴力環境中時，比如像發生在我周圍的那些事情一樣時，我能做什麽。我很確定我要減少可能處於那種境地的概率。

此後的歲月模糊了我對那段狗咬狗的青春時光的記憶。在新學校，直接的威脅減少了，但是年輕人惹是生非的餘音並沒有消除。我有可能會目睹更多的爭鬥，並且自己也時不時遇到煩擾。進入成年期後，這一切都隱退在了我模糊的記憶中，而且我發現與童年時期的暴力保持距離也不難。但是，就像不安全的冒險和糟糕的健康選擇決定了男孩和他們身體之間的關係一樣，使用暴力和遭受暴力對男孩的朋輩關係來說，同樣是不可或缺的。

男孩作為暴力受害者和施暴者所受的影響是不成正比的。2011年，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做了一項調查，叫作“美國兒童受暴力影響調查”。在17歲的年紀，10個年輕人中有7個經曆過霸淩，大多是被其他同齡人給欺負的。60%以上的被調查者在前一年曾受過傷害。超過半數的人表示經曆過多次暴力，15%的人表示經曆過6次或6次以上。總體來說，男孩受到攻擊的概率更高（男孩受攻擊的比例為45%，相比之下女孩子為37%），報告還指出，因暴力而遭受傷害的比例更高。男孩受身體恐嚇的比率（17歲之前為1/4）和相關的攻擊比率（過去一年受攻擊的比例為1/3，17歲時受攻擊的比例為1/2）表明暴力在他們的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的。

在過去的一年中，男孩比女孩更容易發生肢體衝突。馬裏蘭州貝塞斯達的非營利研究中心——兒童動向（Child Trends）在2017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在14~18歲的男孩中，有28%的人承認在過去的一年中，至少有過一次打架的經曆。這個數字在不同範圍內浮動，白人和西班牙裔青少年占27%，黑人青少年占39%。在家裏，男孩成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也更大。

2014年，在10~24歲的凶殺案受害者中，86%是男性。蓄意殺害已成為非洲裔美國青年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全球範圍內，每年有40萬人被殺，80%的受害者是男性，而且殺害他們的凶手97%是男性。加裏·巴克是研究兒童和青少年發展的心理學博士，同時也是Promundo-US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他對這種巨大的性別差異做了這樣的解釋：“把男孩或男人變成殺人凶手需要經曆巨大的變故，比如，極度的創傷、羞辱、社交孤立、高強度的說教等，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幾乎總會把一個人變成殺人凶手。”

加拿大活動家兼學者邁克爾·考夫曼認為，三種類型的男性暴力是相輔相成的：對女性的暴力，對其他男性的暴力，對自己的暴力。這三位一體反映了一種男性社會化模式，這種模式以高度主導和控製為特點，內化為男性與世界、與他人、與自己建立聯係的模板。男孩在內化這個模式的過程中，努力去支配和控製他人。考夫曼認為，當這些規則，一係列相互作用的模式，成為男孩自身的一部分時，男孩對其了解並沒有多少。當男孩屈服於這一現實後，他們的真實情感會受到壓抑，要想試圖擺脫，不斷升級的壓力就會通過暴力找到宣泄口。

2018年，Promundo-US研究機構發布了一個報告，報告主題是男子氣概和暴力之間的關係。作者指出，盡管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和資源來阻止暴力，但是“在這些暴力預防的不同領域中，關於男子氣概的討論相對有限”。為了擴展對話，他們確定了更有可能引起男性暴力的一般文化過程，比如限製男孩的情感範圍，規範他們如何互相監督，並期待他們證明自身的男子氣概。然後對8種暴力形式進行了審查，首先展示了在這些暴力形式中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男性占多數，然後找到童年主導性準則和這些暴力形式之間的顯性聯係。這8種暴力形式是：

·對親密伴侶使用暴力；

·對孩子家暴體罰；

·對孩子性虐待；

·霸淩；

·謀殺和暴力犯罪；

·非伴侶型性暴力；

·自殺；

·打架衝突。

幾年前，作家米裏亞姆·米茲安采訪了130多位來自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理論、生物學、法律、公共行政和傳播學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對暴力的根源進行了全麵探究。她的研究也指向了傳統的男子氣概社會化問題：“許多關於男性神秘感的觀點，比如堅韌、支配欲、壓抑同理心、極端的競爭欲，都對犯罪和家庭暴力有重要影響。”

1994年，美國心理學會成立了暴力與青少年委員會，“嚐試運用心理學的專業知識來解決不斷出現的暴力問題，因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為人際暴力的受害者、目擊者，或實施者。”其中最發人深省的一個發現是，暴力模式一旦在童年時期建立起來，就會一直延續到成年。報告的作者寫道：“一個人相對於同齡人，他的攻擊性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表現出顯著的連續性和可預見性。”事實上，研究人員得出的結論是，攻擊性模式隨著年齡的增長會變得越來越固定。

除了對兒童時期習得的暴力模式感到擔憂外，研究還表明，在男孩中很普遍的類似“玩打仗”的遊戲可能會助長男孩的暴力行為。波士頓惠洛克學院的兒童早期教育工作者黛安·萊文對正在經曆較多男性暴力的學校做了研究，給出這樣的結論，打架行為的增加和1984年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放寬了對廣告的限製有關。隨著這一政策的變化，圍繞特殊產品展開的廣告如洪水般湧來，將男孩定為目標消費群體，還配有一些促銷的暴力圖片，比如《特種部隊》（G.I. Joe）(1)。

研究人員試圖找出20世紀最後十幾年暴力流行的原因，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對一些流行觀點，比如“超級捕食者”，或者“壞蛋”，采取了強硬的反對態度，認為“人並不是生來就有攻擊性的。這些行為都是後天習得的”。根據他的社會習得模型，男孩會變得有暴力傾向可能是因為看到了他人的暴力行為，自己經曆了暴力，或者在家裏、社區裏或學校裏找不到健康的自我約束的榜樣。研究人員找出了導致暴力的三種典型途徑：（1）外顯的途徑，這種途徑可以追蹤到8~12歲之間連續的一係列攻擊，從12歲開始打架到14歲，最終會導致嚴重的暴力行為；（2）早期權威衝突路徑，這種路徑以公開對抗和固執為主；（3）隱蔽途徑，這種途徑包含了更多的違法犯罪行為。

隨後的研究表明，哪怕隻是目睹暴力行為也會對年輕人的心理產生影響。據2016年《兒童動向》（Child Trends）報告，“接觸暴力的兒童”更有可能遭遇依戀問題，行為退化、焦慮、抑鬱，並具有攻擊性和品行問題。研究還發現，甚至連兒童無法直接看到的社區暴力也會對他們的大腦發育產生負麵影響。

不幸的是，大規模槍擊事件已經成為晚間新聞的常態。在1982年到2017年的這些暴力事件記錄中，一個團隊從《瓊斯母親》（Mother Jones）雜誌上統計出了88例此類事件——除了3例，其餘全是由男性犯下的。芝加哥洛約拉大學的心理學家詹姆斯·加巴裏諾指出，盡管大多數父母有一個沒有暴力傾向的兒子，但是他們的兒子“有自己的同齡人，這些同齡人易怒、悲傷，而且會有致命的暴力行為”。每個去上學的孩子身邊都存在隨時準備實施暴力行為的男孩。對少數族裔的男性來說尤其如此，凶殺是導致他們死亡的主要原因。

紐約大學精神病學家詹姆斯·吉利根的職業是與被監禁的男性打交道。他相信男性暴力源於一種潛在的感覺，即生活是無法忍受的。他認為，有暴力傾向的男人不是怪物，而是由於很難察覺出來的“自我死亡”以及他們失去共情連接，損害了他們的人性所導致的。當他第一次開展工作的時候，人們對暴力行為所持的典型解釋讓他感到震驚：“因為他輕視我。”被尊重的需要驅使他們進行猛烈攻擊。吉利根解釋說：“暴力行為的基本心理動機或原因是想要逃避或消除羞恥感和羞辱感——這是一種痛苦的、甚至是無法忍受的、令人難以承受的感覺，並且用羞恥感的反麵來代替它，即自豪感。”

社會學家以利亞·安德森對城市生活進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很有啟發性，他發現，尊重是街頭行為準則的核心。他寫道：“人們普遍的感覺是，幾乎不存在多少尊重，因此每個人都爭搶著從可以利用的東西中獲得他所能得到的肯定。”心理學家丹·金德倫和邁克爾·湯普森認為，男孩情感生活的不斷縮小更有可能導致他們對人際關係問題做出暴力反應。在朋輩的影響下，男孩變得強硬，他們隻允許表現“憤怒、侵略和情感回避”，而被迫壓抑柔軟的一麵。

我最近在聆聽一個年輕人的憤怒和感受，他叫彼得。因為他發現他的一個好朋友在他和前女友分手後就和她勾搭上了，所以感到很受傷，感覺被背叛，被愚弄。當他跟我講述這件事情時，他的臉漲得通紅，肌肉緊繃，惡狠狠的話脫口而出。因為他希望那天晚上能在學校聚會上看到他那個好朋友，我問他想做什麽，他說想揍那個人一頓。在吉利根看來，暴力是一種為了從傷害中恢複過來所作的努力，盡管這有點反常，但是是可以理解的，這是一種通過羞辱傷害他們的人而從傷害中恢複過來的方式。他寫道：“羞辱他人的最有力方式就是暴力。”這種對傷害和羞辱的反應在男性和女性身上普遍存在，所不同的是，男性由於自身經曆的緣故，他們所能想象出來的暴力程度是不同於女性的，比如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