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受限的少年時代

在我的第一個兒子出生幾年後，我開始在哈弗福德學校工作，這所學校位於費城郊外，是一所曆史悠久的男校。但是現在這所擁有百年曆史的學校開始反思其核心使命，因為如今很多家庭開始質疑男孩女孩分離的教育模式，認為男校違背了男女平等的精神。隨著這種擔憂日益加劇，一時間人們對於男孩教育的討論席卷了整個美國。

在正式入職學校之前，我接受委派去給父母們開辦了一場講座，主要是關於毒品依賴和其他一些危險行為。後來我和學校的管理人員談話，提到了一個備受關注的男孩，他一直在和藥物濫用作鬥爭，最終不得不借助外力，住院治療。最後在畢業典禮的時候，他當眾給了校長一個擁抱，感謝有他的支持，讓自己擁有了第二次生命。

在此之前，我幫助了很多男孩和他們的家庭，他們都經曆著類似的挑戰，這是源於我自己的一段經曆，那段經曆帶給我巨大的痛苦。那是我24歲那一年的春末，我的弟弟在一場車禍中喪生。盡管，他的少年時代確實麻煩重重，酗酒、“嗑藥”，時不時就和學校、家庭失聯，但那時我弟弟的情況開始有所好轉。他步入18歲時，開始作出很多有益健康的選擇。那天晚上，弟弟和朋友出去玩，他們喝了酒，估計很可能也“嗑藥”了。我弟弟完全不顧潛在的危險，還是坐進了朋友的車裏。他的朋友開著車加速下坡，這時車失控了，衝進了鄰居家的前院，撞在了一棵很大的古樹上。我永遠都記得，那天淩晨兩點的時候門鈴響了，警察詢問這裏是不是我弟弟的住所，他們描述了弟弟和他朋友被困在那輛燒焦的車裏的場景，汽車殘骸散落在硬挺的古樹周圍，我恐怕一輩子都忘不掉。

同年早些時候，我開始了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在家事法庭(1)擔任顧問，當時我被分配到青少年部門。法庭的旋轉門裏進進出出的，有許多青春期的男孩，他們深陷各種違法行為，比如：偷盜、打架、逃學、離家出走、搶劫，他們偷汽車，甚至還過失殺人。我的工作就是綜合考慮他們的成長軌跡，衡量他們的努力和優勢，然後再給出恰當的建議供法官量刑參考。在這個過程中，我會通讀來自警方和學校的報告，這些報告往往令人心痛。此外，我還會和這些青少年以及他們的監護人見麵，努力設想如何讓他們避免未來的一些麻煩。

事故發生後的幾天裏，弟弟躺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裏，依然掙紮在生命線上，家人們也在病床邊守夜，我久久不能忘記發生的這一切。在這不言而喻的悲劇裏，我發現無論是我的弟弟還是我在工作中接觸到的來訪者，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男性。每個案例中都充滿了對自我認知的模糊，一定程度的麻木和無知，精神上的斷聯和隔離，背後所作出的選擇，從自暴自棄到自毀行為。20世紀70年代中期，加拿大社會活動家兼學者邁克爾·考夫曼明確地將男性的發展過程描述為“力量與無力的奇怪交織，特權與痛苦的奇妙組合”，言論一出，很少有人能理解這種表述。當時，對於男孩最根本的人際關係屬性很少有人表示讚賞，然而事實是，人的發展離不開所處人際關係中的人們所提供的照料。

受到女權運動所取得的種種成功的鼓舞，一些男權運動開始萌芽。盡管運動處在早期階段，發展也斷斷續續，但他們堅定地認為男孩和男人正麵臨巨大的損失。一些照料者，例如父母、老師和社區，給男孩傳達的是傳統的男子漢理念，這將導致什麽結果呢？在哈佛醫學院心理學家威廉·波拉克看來，最後會導致“男孩抱持性環境(2)的創傷性廢除”。有太多的男孩在他們早年的生活中，錯失了建立親密關係和表達情感的練習。隨著他們與親密關係日行漸遠，男孩會很容易被當下的**困擾，自我認知也越來越模糊。

這就是我在家事法庭的見聞，是我在自己弟弟身上看到的，也是後來在我的幫助下接受康複治療的男孩們身上所看到的。每個人都被達爾文主義所宣稱的“男性密碼”所影響，侵蝕了他們的發展、美德和幸福。

我覺得有必要做點什麽。我和一些父母談過話，當時內心深處對弟弟的離去依舊難以釋懷，這個時候學校希望我能擔任心理谘詢師，我便接受了，我相信這給我提供了一個能夠專注於新角色的機會，像一個兒子的父親一樣的角色。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再步入21世紀，我的兒子逐漸長大成人，我也在理解父母角色的路上逐漸成長，學校也有所發展。隨著一個“搜索策略計劃”的開展，人們對男孩有了一些新的嚴苛標準，並創建了一個名為“代表男孩”（On Behalf of Boys）的項目。1995年，我們同美國顧問委員會一起實施了這個項目，同時啟動的還有針對父母而設置的全新教育項目和廣泛的研究項目。

坦白講，我確實擔心兒子，擔憂他將來會過怎樣的生活。越來越多的警鍾已經為男孩敲響了——他們在校成績欠佳，生活中無法找到動力，陷入“紛爭”和“危機”。我的決心在第二個兒子降生後變得更加堅定了。那時候，我已經清晰地意識到，我和他們的媽媽沒有辦法把他們牢牢地拴緊，並讓他們避開很多男孩麵對的各種**。我認為，我們能做到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種男孩能看到的方式，表達我們對價值觀、純真和可能性的態度立場。

日常傷亡事件是少年時代難以忽視的一個真相。在男孩步入成年的路上，並不是每一步都那麽成功，尤其是，當他們的男子氣概受到來自種族偏見和貧窮的壓力。2009年有一篇期刊文章，題為《美國男孩少年的現狀》（The State of American Boyhood），來自阿拉斯加大學的心理學家朱迪斯·克萊因菲爾德尤其擔心“失聯”青少年，這一群體中，男孩的數量差不多是女孩的2倍，有色人種的數量比白人的2倍還要多。通過一些具體可衡量的方式可以發現，這些男孩在學校教育、就業和公民參與方麵處在性別劣勢的一端。此外，隨著他們逐漸成熟，很多人會把這種失聯帶入成年男性的生活軌跡中。尤其，當他們麵對的是以知識為基礎、經濟全球化和性別趨於平等的新世界，男孩必須精心準備。幾代人以來，針對男孩成長的曆史模型從未發生改變，但這種模型已經嚴重落後於時代。來自非營利性研究組織——美國公共政策和高等教育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的人口統計學家湯姆·莫藤森曾經寫道：“男性很難適應這個新世界。越來越多的男性根本無法適應，因此他們的生活也一團糟。”

怎樣做才能減輕男性少年時代的損失呢？我們該如何關心他們，才能保護他們免受少年時代的隱患威脅？如何能確保我們的兒子已做好步入成年的準備？在我作為心理醫生的職業生涯中，自從我弟弟遭遇了車禍，我和上千名男孩或是少年談話、做研究、開展工作。在我的研究中，世界上眾多年輕男性分享了他們的很多願望和傷痛，成功和挫敗。這些故事也透露出，生活賦予男孩的經曆，到底帶給他們怎樣的切實感受——有限的機會是如何衝擊他們的本性；他們如何感受孤獨和被忽視，或者發現自己被誤解和誤診。

由於所記錄的令人信服的事實證據，我開始認同英國社會學家卡洛琳·紐的觀點，她提出，在男孩的童年潛藏著一種“係統性虐待”。對於這一係統的設計和維持，是我們應為其負責，而不是孩子自己，同樣也應是我們來糾正其中的不足之處。我們會發現，男孩當中做好準備的人對自己有濃厚的興趣，在他們必須佩戴的各種麵具之下是一顆劇烈跳動的心。但是，要想補救男孩的孩童時代，我們首先要承認問題的存在，並且對這些問題形成的原因達成一種共識。

然而這一切比我們看起來的要困難多了。我期待“代表男孩”這個項目會大受歡迎並且激起更多的思考——男孩到底需要什麽。但從一開始，事情就變得很複雜。一些學校社區對於傳統的認定習以為常，因此鄙視單獨將男性這個性別提出來的做法，而另一些女權擁護者開始擔心，是不是會因此大肆鼓吹男子氣概。當地報紙的一位專欄作家嗅到了其中充滿爭議的氣味，他發文嘲笑這種項目的動機並激起了深層次的恐慌：“男孩本就不應該勇敢的。他們也沒必要努力工作生產。男孩可能更像……怎麽說呢，我覺得更應該像女孩那樣吧。”

事實是，偏見和刻板觀念在男孩的人生之中很早就出現了，塑造和扭曲了大眾對他們的看法，即使是最善意的人也會這樣想。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趙美心(3)曾經針對四五歲的男孩展開深入研究，通過觀察父母和老師，看他們如何限製“男孩就該什麽樣子”。趙美心發現有些男孩的身份被固化，毫無選擇，還有的對於人際關係中的文化形態和壓力“過度妥協”。她沉浸在男孩的“教室”裏觀察了兩年多時間，她發現，原本開放和真實可靠的男孩表現得越來越謹慎，也不那麽天真率直。趙美心寫道：“我們經常看到或者描述的男孩的天性事實上並不是他們本來的天性，那隻是他們為了適應文化對他們的要求進行的調整，才展現出情緒的隱忍、好鬥和競爭性，好像隻有這樣，他們才會被認為是‘真正的男孩’。”

從我的自身經曆來看，我發現對男性的刻板觀念是普遍存在且不易被察覺的，但這卻影響著我們對男孩概念的界定。我有一位朋友在高中擔任生物老師，幾年前她懷了一對雙胞胎，在孕期的時候她告訴我：“我知道哪個是男孩。”我很好奇地問她是如何辨別的。她解釋道：“踢我肚子的那個就是男孩。”紐約大學的發展研究員尼俄伯·韋從自己的研究中總結道：那些關於男孩的流行觀點缺少基礎性的依據，更不符合他們的現實需要。傳統觀點裏認為男孩更喜歡自由，對親密關係不感興趣，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通過研究，趙美心發現如果男孩沒有朋友，他們會很痛苦，會發瘋。她提出警告，家庭和教育經曆的欠缺，或因為表現欠佳、孤僻和行為不端帶來的厭倦和失敗，都導致了文化上對於男孩的刻板觀念。

在我初為人父的時候，我都沒有意識到內心湧現出的文化偏見，有時自己都覺得尷尬。我們所居住的位置是費城很有名的一個社區，沿著馬路向下走就有一個操場，一群十多歲的孩子們，每天都在這裏玩兒童棒球或者打籃球。我的兒子是個活力滿滿的小運動員，也很喜歡和他們一起玩耍。但是，隨著這群十多歲的男孩逐漸長大成人，兒子對即將發生的事情毫無準備。盡管，這些孩子們在一起玩了很多年，玩得也很開心，還一起騎著自行車在各個街區轉悠，但其中有些孩子開始變得憤怒、小氣，似乎忘記了曾經的朋友。最後，受到這群孩子的鼓動，整個群體開始針對我兒子，把他驅逐出集體也趕出了操場。每次回來的時候，兒子都是步履沉重，垂頭喪氣。

最開始，我並沒有讓他自己看電視或者玩遊戲，我會和他一起玩，努力提振他的士氣，幫他增強自信心，期待他有一天重返操場。然而直到一個周六的早上，那時我剛從緊張的一周中恢複過來，隻看到兒子又一次從操場敗興而歸，我站在門前的台階上攔住他，告訴他不能進家門。“你必須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我說道，“隻要你需要我，我會一直站在這裏，但是我不會就這樣看著你放棄的。”他試圖推開我進門，丟臉和挫敗感迅速地轉變成了狂躁和爆發，他嘶喊著，說他再也不想去街道上玩了，再也不要融入他們之間了。就這樣一遍一遍地咆哮嘶喊著，一邊還試圖從我身邊竄進屋子裏。我也一遍遍重複：“你可以的，千萬不能放棄。”這時一個鄰居走出來，他一定覺得我的聲音聽起來太像虐待兒童了。

我這樣做是在幫助他嗎？或者說，我是不是按照刻板觀念，認為男孩就不能在爭鬥麵前羞澀？我是不是給兒子上了糟糕的一課，告訴他不管自己如何害怕和恐懼都必須迎麵解決問題？當我在思考如何解決兒子未來在街道上麵臨的危機時，我也在回應自己內心深處的一些問題。我的恐懼又在何種程度刺激著我？我的兒子會被夥伴趕出操場，無法獲得童年的快樂，蜷縮進更小的生活圈。

我是幸運的。我找到了解答這個令人深思的問題的方式。大學畢業沒多久，我加入了一個朋輩谘詢網絡，而這恰恰成為改變我生活的轉折點，也最終決定了我的職業選擇。我學會了傾聽他人，反過來，他們也會深度、耐心、真誠地傾聽我的訴說。我和網絡裏的這些普通人一起工作，解決一些壓力和偏見的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影響到了我們正常的健康狀態。可以說這是一場人們開展的運動，旨在恢複人們在人際關係中的存在感和創造力，而不是囿於老舊的關係模式。當輪到我發言的時候，話語的套路沒有了，長時間以來的緊張感消失了，真誠麵對自己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總體來說，通過傾聽別人的練習，我變得更加體貼有禮貌。多年來，這些機會幫助我整理我的感受、情緒和想法，積極麵對弟弟去世的噩耗，也讓我看清了從我孩童時期就存在的對偏見的理解，它們大大限製了自己看待世界的視角。我甚至認識到，我當時對兒子作出的反應其實更多的是由於自己的原因，而不應歸咎於孩子。

在這種情況下，經過進一步的反省，我意識到，我想努力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平衡的兩端，一邊是告訴兒子對於他朋友的小氣態度我表示很遺憾，另一端是告訴他，不管生活中遇到什麽困難，都要保持一種人定勝天的態度。我多希望自己能在行動之前就理解到這些，無論兒子感到多絕望或者陷入什麽樣的困境，他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態度和觀點。我也很想把這些重要的信息傳授給兒子。後來，在一個比較平靜的氛圍裏，我們坐在一起。我試圖給兒子傳遞這種信息，讓他在沒有憤怒、恐懼和失望的時候認真聽我講話。但是我確信有一些擔憂還是要經曆的。他有他自己的煩惱，而對於我來說，充斥了煩惱的情緒也在增多。

家有男孩的父母會感覺更加焦急。他們的兒子經常出現下麵這些行為——在學校裏麵無精打采，在家裏以自我為中心，很容易被朋輩群體比下去，對待妹妹或弟弟很不友好，運動場上又沒有足夠的對抗力，焦慮憤怒又羞赧。孩子的父母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們開始帶著憂慮和憤怒進行幹預了。父母會給出一些建議，但當孩子聽不進去的時候，他們會更加失望和驚慌。

幸運的是，我和兒子都已度過了我們的青澀時期，當然我們也清楚未來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克服。我已經成長為一個優秀且富有耐心的老師，也蛻變為兒子暖心的父親。我不知道兒子是否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但是，就像很多其他的男孩，他會有很多自我反省的時候，也會找到自己的勇氣。我們的關係經受了很多挑戰，我相信，兒子已經明白了，我永遠都樂意幫助他解決生活中的難題，雖然有時候我做這件事的時候略顯笨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