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做承諾”的狀態和成年早期

當然，每一代都會有抗拒遵循成年人慣例的年輕人。在一本名為《未做承諾的人:美國社會異化的年輕人》（The Uncommitted：Alienated Youth in American Society）的有預見性的書中，肯尼斯·凱妮絲頓(Kenneth Keniston)描述了一群年輕的大學生，盡管他們身份顯耀（都是哈佛的學生），但卻對社會深感不滿。這群被稱作“異化的學生”，幾乎對他們身邊的所有主流價值觀、社會角色及生活習慣都表現出憤世嫉俗的態度。盡管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極善表達，但是他們卻沒有更遠大的信仰或人生規劃。肯尼斯在書中寫道，他們的異化具有意識形態的特征：這些學生已經作出了有意識的、理性的選擇，讓自己繼續處在這種“未做承諾”的狀態。

雖然《未做承諾的人》這本書在出版時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但書中所描繪的那些年輕人，依照凱妮絲頓所描述，“並不是典型的美國年輕人”，他們在群體中隻占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在那些有見識的同學之中，他們對於種種社會弊端所表達的充滿理智的懷疑和批判，也屬於明顯的極端。同齡人中很少有人認同他們的不滿意識。盡管這些“未做承諾”的學生讓人非常感興趣（或許是因為他們看上去好像是對即將發生的事情的預言者），但從更廣闊的層麵來說，他們對於美國當今社會的意義並不明了。

當今年輕人的“承諾缺失”和凱妮絲頓所描述的狀況還有很大不同。這並不是美國20世紀中期那些異化的年輕人所表達的激進思想。當今的“未做承諾”沒有任何個人、社會或政治的觀點，它沒有任何關注點或目標。正是這種無目的的方式，使得這種“未做承諾”顯得更加“純粹”，甚至對“未做承諾”狀態本身也不做任何表態。既不是為什麽而獻身，也不是反對什麽，而更像是“某些事物的缺席”——就像是一幅全景圖中有一個空白地帶。如果換一個時間和空間，這裏應被充滿活力的活動所填滿。

其他研究者也發現了這一趨勢，但他們在對這一現象的看法上要比我樂觀一些，對此也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心理學家傑弗裏·阿內特(Jeffrey Arnett)在他的書《步入成年》（The Emerging Adulthood）中以一種敏銳的觀察作為開篇：“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社會的年輕人中發生了一場無聲的變革，它發生得如此悄無聲息，以至於要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才被人們注意到。”阿內特還指出，鑒於青春期已經被大幅延長，我們需要為這一新的人生階段命名。他將其稱為“成年早期”——間接指的就是這場“無聲的變革”。

阿內特對這一現象持相當樂觀的態度，沒有摻雜半點矛盾情緒：“身為今日美國的年輕人，就要經曆興奮和不確定性，經曆開放的可能和困惑，經曆新的自由和新的恐懼。”在阿內特看來，現在延長的“早期階段”也存在積極的一麵，那就是為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好機會，使其能更好地規劃未來，以便讓自身的特殊才能、興趣和願望獲得更好的實現。但我想說，這種樂觀僅適用於一小部分年輕人。對於其他的年輕人，增加對他們的關注，才是我們更恰當的回應。

我也不認為像一些人說的那樣，我們普遍把年輕人逼得太緊了。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馬德琳·萊文(Madeline Levine)將年輕人的缺乏方向感歸咎於“過高的期望”“父母的壓力”以及“家庭的富裕”。我個人的觀點是，正是在較高的期望下，年輕人才能茁壯成長（我在10年前寫過一本關於這一主題的書），這樣父母才能把注意力更好地放在孩子身上。至於說家庭條件富裕與否的因素，我們的研究發現，在富裕家庭和不富裕家庭成長的年輕人，都有著相似的模式：小部分來自富裕和不富裕家庭的年輕人有著強烈的方向感，並且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上；大多數年輕人都在尋找一些能給生活帶來積極意義的東西；在兩種家庭背景中，隻有極少數人不會表現出任何跡象想要努力尋找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所以我認為，我們不必拘泥於這些解釋，而要從更廣闊的層麵對問題進行看待。

這就是目標所發揮的作用。我們必須要引起重視，因為如果在生活中找不到明確而可靠的目標感，它所帶來的頹廢感就會持續很長時間，甚至是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