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為年輕人打造有目標感的文化

即使對於養育條件最好的孩子，更廣闊的社會才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如果一個社會中有著豐富的高尚信仰和實踐，年輕人就會去追求偉大的誌向，並對自己能做什麽以及能為這個世界做什麽有更多的理解。如果是憤世嫉俗盛行的社會，會使年輕人的意誌消沉，削弱他們的抱負心，使他們獲得有目標感的人生的希望變得渺茫……

培育年輕人目標感的核心之處存在著一對根本矛盾。年輕人必須發現源於自身興趣和信仰的獨特目標。然而，他們的探索也需要借由生活中其他人的指導，他們所發現的目標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自身所處文化環境中價值觀的影響。矛盾在於，目標既是絕對的個人現象，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是社會現象，它是在內部建構的，卻是在跟他人的相互交往過程中顯現出來的。它是向內審視，同時向外探索的產物。當目標完全確立的時候，既反映了自我真正的抱負，同時也反映了自我之外的世界的切實需求。

因為這個原因，那些想要幫助年輕人找到目標的大人們，就處在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我們不能把一個現成的目標呈現給年輕人，期望這個目標與他們輕鬆匹配。然而，我們可以做並且應該做的，是指引他們接觸一些有啟發的想法，以及匯聚各種想法的源泉——人、書、社會文化組織。這些想法和源泉能給年輕人帶來啟發和激勵，使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當然，我們也可以為他們創造條件，幫助他們依靠個人努力去構建目標。

正如我們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父母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不能隻依靠他們。即使對於養育條件最好的孩子，更廣闊的社會才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或好或壞，我們便捷的大眾傳媒在持續地傳遞著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有害或墮落的文化環境會削弱父母的影響，而健康和充滿活力的文化氣候會鼓勵父母對孩子的指導。如果一個社會中有著豐富的高尚信仰和實踐，年輕人就會去追求偉大的誌向，並對自己能做什麽以及能為這個世界做什麽有更多的理解。如果是憤世嫉俗盛行的社會，會使年輕人的意誌消沉，削弱他們的抱負心，使他們獲得有目標感的人生的希望變得渺茫。在幾十年前托馬斯·曼(Thomas Mann)曾觀察到這樣一個品質低劣的社會，他寫道:

一個人不隻是作為個體過著自己的生活，同時也是過著他所處這個時代的生活……各種各樣的個人目標、結果、希望和前景從他的眼前掠過，在這之中，他可以獲得追尋目標、實現誌向的動力。現在，如果他的生活、他所處時代的生活的核心都是空乏的，沒有什麽可以滋養他的夢想，如果他內心裏麵把這當作沒有希望的、老朽的、無意義的……那麽，在這種情況下，一定程度的人格不健全是必然會發生的。

回到上一章中本·斯坦所提到的問題：那些沒有資源為孩子提供最好的幫助的父母該怎麽辦？大多數父母努力付出的對象隻是自己的孩子，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就把這個缺口留給了更廣闊的社會，需要社會有能力為所有年輕人追尋目標創造良好的條件。如果孩子不夠幸運，沒有能細心照料他的父母，該怎麽辦？或者孩子根本沒有能履行職責的父母，該怎麽辦？這些孩子需要其他資源的支持。一個良好的社會要能提供這樣的支持，因為所有年輕人都應當有機會過上有目標感的生活。此外，如果疏於照管的年輕人沒有找到可以投身的積極人生目標，他們可能會去做一些不具有建設性的事情，反過來會讓社會不得安寧。一個能夠給年輕人帶來目標感文化的社會，會成立一些公共組織，一方麵提供生活輔導，一方麵可以展現有目標人生的積極願景是怎樣的，以及提供追尋這樣的人生所需的實踐知識。

建設這樣一個社會並不需要任何烏托邦式的夢想，也不需要政府命令下的嚴格管控係統。目標感文化的構建，以及持續地再構建，需要從多維的細節層麵入手，需要個人和機構承擔起責任，從他們話語、行為、樹立的榜樣中傳遞出這些價值觀。對於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來說，完全可以通過與這些個人和機構合作，來發揮建設性的作用。但不能是通過自上而下的項目或強製性的立法方式來培養年輕人的目標感。目標感文化是無法被強製培養的。

目標感文化並沒有物質上的先決條件。我們知道年輕人對目標的找尋貫穿在各個年代，不論是在好的時代還是壞的時代，在經濟富足的時代還是經濟蕭條的時代。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家裏人要團結在一起，也需要年輕人施出援手，其中很多年輕人後來都成為極有成效和責任感的公民，為社會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戰爭、流行病、饑荒，以及各種能夠想象到的艱難時刻，事實上都成了那些忍受住這些困難的人們孵化出目標感的溫床。我們可以肯定，成功適應這些艱難處境的年輕人，一定能從他們身邊的模範人物，以及這些人物所呈現出的更廣泛的目標感文化中獲得指引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