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目標困擾者

如果不對“目標在脫離道德和倫理的束縛後可能導致的惡果”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那麽對人類目標的論述就是不完整的。在一些悲慘的案例中，一些人看似是被“目標”所驅動，但卻對自己和他人造成了可怕的傷害。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將人們的追逐引入歧途的反社會“目標”和那些激發人們麵向積極結果的“目標”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區別。但這兩種目標——親社會和反社會——也有相似之處，特別是在激發年輕人的活力和**方麵。因為當下有為數不少的目標明確的年輕人在從事著大量的破壞活動，且沒有減少的跡象。對我們來說，嚐試去全麵理解可能激發他們行為的動機，以及識別這些被誤導的目標產生的根源，就顯得十分迫切了。

每個暴力案例都有其特殊的狀況。青春期的惡意行為通常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想要對這種行為有一個全麵的解釋，需要將可能涉及的所有社會和心理問題都進行討論。在這裏，我不打算做這種全麵的探討，將隻專注於被錯誤引導的目標感可能產生的作用。在此要聲明一點，其他不良社會和心理因素也可能造成類似的事件。

2005年7月7日，四次連環爆炸使倫敦公共交通係統陷入癱瘓。前三顆炸彈幾乎在同時爆炸，摧毀了3節地鐵車廂，一個小時後，第四顆炸彈在一輛雙層巴士上爆炸。這次爆炸襲擊共造成56名乘客身亡，將近700人受傷。英國政府確認四個年輕人——一個18歲、一個19歲、一個22歲，還有一個30歲——是這次襲擊的實施者。4個人都在這次爆炸中身亡。通過英國國會下議院提供的一份有深刻見解的政府報告，我們得以窺探這四個年輕人的內心世界。11

一項引人注目，甚至是讓人震驚的觀察結果是，他們的成長背景“看上去沒有什麽不同”。他們早年的生活經曆看上去與同齡人沒有差別，他們在爆炸案前的很多特殊行為也是完全合理的。這四個人中最年長的，也就是報告所認定的主謀，在人們記憶中“安靜、好學，並且從不惹麻煩”。另一個人是“成績優秀，並且是一個有天賦的運動員”，這個男孩在學校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安靜、友善、成熟、謙虛，在同學中很受歡迎”。第三個人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在學校裏成績很好，並且很擅長運動”。事實上，這幾個人都熱衷於運動，並且參加了一些外向型的運動，如皮劃艇、漂流、露營等，這些通常都是年輕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但他們的生活中也包含了一些幹擾因素，超出了正常範圍。報告指出，“（主謀）的性格後來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有人說他變得話越來越少，越來越內向。有那麽幾次，他表現出反常的偏執，不同於過往隨和的風格”。他的偏執源於他和其他三個男孩開始接觸並對他們產生影響的極端主義觀點。在他們采取行動的前夕，伴隨這個男人對這些極端主義觀點變得更加狂熱，他們錄製了視頻，以陳述驅使他們作出這些行為的理念。他們的陳述極富理想主義色彩，有著可怕的超脫感，如，“我們的動機不是來源於這個世界上有形的事物……而是臣服於一個真正的上帝”，以及“我們對死的熱愛，正如你們對生的熱愛”。之後的聲明中提到殉道者的價值，據報告稱，這正是驅動這些年輕人的核心意識。

不可否認，這些年輕人所體驗到的“驅動力”，與投身於親社會目標的年輕人所陳述的感受在某些方麵是相同的。這些年輕的英國人所宣稱的動機，彰顯在他們的言論中，“對他們理念的強烈執著，一種想要‘改變’世界的熱切渴望，一種想要糾正他們所覺察到的不公的意圖，以及支撐和引導他們執著於此的精神信念”。此外，這些被誤導的年輕人很像那些高度投身於親社會目標的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他們的專注”，並且“安排長期的計劃以完成他們的使命”，最後一點是，這些年輕人受到他們所欣賞和效仿的成年導師的榜樣和宣揚思想的極大影響，這一點也和具有親社會目標的年輕人非常相似。在上述所有方麵，帶有反社會目標和親社會目標的年輕人都有著共同的特質，這些特質在缺乏目標的年輕人身上是看不到的。

這兩類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選擇的目標本質的差異。選擇親社會目標的年輕人是積極向上的，他們不會頌揚死亡或毀滅。親社會目標的年輕人也不會把暴力當作追求終極目標的合理方式，不管這一目標有多麽高尚；他們也不會在追逐這樣的目標時，把他人生命看得無足輕重。相反，他們會把他人的生命視為自己要去保護的終極目標。至於他們自己的生命，他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打算全身心地投入他們所選擇的事業中，但他們並不希望目標的實現是通過死亡，而是以一種能夠讓他們感覺到“自己是誰”以及“想成為誰”的方式活著。這種方式，和他們最近才建立的自我認同是相一致的。

1999年4月20日，在大西洋的彼岸，兩個男孩埃裏克·哈裏斯(Eric Harris)和迪倫·克萊伯德(Dylan Klebold)在臭名昭著的科倫拜校園槍擊案中殺害了12名同學和1名老師。這兩個男孩跟倫敦自殺性爆炸襲擊中的年輕人相比，在心理特點和理念信仰等很多方麵都有不同。但他們有一些共同之處：一種想要改變世界的熱切渴望，對死亡的頌揚，精神上對其行為的認同感，在很長的時間內維持其決心的能力，將他們的長期計劃付諸行動的能力，一種受先前事例影響的傾向。一個男孩在他的日記本中寫道：“我想要在世界上留下持久的印記。”12另一個男孩在他的“遺願”中寫道：“如果生活不帶出一點死亡色彩，那還有什麽意思呢？”

哈裏斯和克萊伯德留下了多達900頁的文件，描述他們遭遇的委屈和種種報複計劃。此外，他們還建了網站，製作了視頻，宣揚他們被誇大的傷感，比如“我們將要發起一場受剝削者的革命”。13 其中很多文件可以追溯到發生槍擊案的前一年，有證據表明這兩個男孩為了實施這場暴行進行了相當長期的謀劃。他們經常會從古典文學中引用話語，在實施槍擊前的最後幾個小時，在為自己錄製的錄像帶中，就引用了有宗教意義的詞語“最後審判日”和“末世”。

如果這些男孩追求的是親社會目標，他們所有的活力、謀劃以及熱情的堅持，將會是為崇高目標所激勵的年輕人身上所呈現的完美特質。當然，這些男孩無疑在很多方麵都受到了困擾，他們反社會的目標感也是在受困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多年之後，當專家們審視這些悲慘而聰明的男孩留下的大量文件時，將會對他們在計劃和實施這場槍殺案時的心理健康狀況有更充分的了解。而就當下而言，我們必須得出結論，盡管“親社會目標”和“反社會目標”表麵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在本質上卻有如此多的不同，實在不能相提並論。在關於如何改變世界這個問題上，兩種目標派生的是兩種截然相對的聯想；在關於他人應該被如何對待方麵，這兩種目標的假設也有著鮮明的對比。最重要的是，親社會目標是肯定生命的，遵從傳統道德、倫理和法律的標準；反社會的目標頌揚死亡，對任何可能妨礙他們惡意企圖的標準都視而不見。

年輕人可以通過很多不同的方式選擇反社會目標，但在很多類似的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年輕人沒有足夠的機會去尋找一個親社會目標，若是能找到，就可以預防他們受到反社會目標的**。任何空虛與無聊，無論是身體的還是心理的，最終都會被填補。如果我們不能給年輕人提供積極的指引，激勵其行為，那他們可能就會去尋找不那麽積極的指引。很顯然，在“覺察”我們的孩子是否，以及如何發展人生的目標感時，所有的成年人以及教育工作者都必須密切留意年輕人出現任何的反社會傾向。

找到崇高目標的年輕人通常是樂觀的理想主義者，不會表現出憤怒和自我吹捧。他們會學習如何將自己的理想主義轉變為現實主義，但是，他們不會將自己的理想主義轉變為憤世嫉俗或虛無主義。他們無疑會避免可怕的、自毀的、暴力的傾向，因為他們已經找到了能夠激勵他們的目標，並用積極的活動充實了他們的生活。

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想要描述當下年輕人找尋人生目標的情況，同時想要明確一些人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我們想要確切地指出父母和社會具體能做些什麽，以便最有效地幫助年輕人走上正軌。為了這一目標，我們決定對12個年輕人進行深度訪談，我們認為他們是目標非常明確的人：有著很強的動機、積極參與、快樂，高度專注在追求的事業上，在其中找到了最有意義的目標。研究的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在每個案例中，我們都能夠找到一係列能給他們帶來幫助的關鍵性因素。在下一章中，我們會詳細了解這些因素，以及它們所起的作用，在其中也會說明為何當下社會讓如此多的年輕人走向失敗。接著我們會探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幫助年輕人找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