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公報》

我和《大公報》真可以算得上老朋友了。將近七十年前，我以一個二十歲剛出頭的毛頭小夥子在清華大學念書。我的老師吳雨僧（宓）先生正為天津《大公報》編一個“文學副刊”，我經常在上麵寫點文章，以書評為多。因此，我不但是《大公報》的讀者，也還是它的作者。現在跟《大公報》套點近乎，不能說是毫無根據吧。

但是，時移世遷，滄海桑田，在過去六七十年中，我們的祖國經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自己也經曆了雲譎波詭的變化。《大公報》的情況不甚了了，恐怕也差不多。我是泥菩薩過江，自顧不暇。說句老實話，老朋友《大公報》早已被我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但是，王芸生、張季鸞等先生的名字，我卻決不會忘記，他們對中國新聞界的貢獻實在是太大了。

我沒有研究過中國報業史，我不清楚《大公報》的前因後果，兼又在二戰期間去國多年，重慶、昆明等大城市在日軍侵華時期的情況，我完全不了解。《大公報》在這期間活動的情況，他們的指導方針，我也完全不清楚。在那時的歐洲是讀不到《大公報》的。但是，我卻清楚地記得，在解放後某一次或某幾次批判中，卻涉及了《大公報》。當時是年年批，月月批，天天批，批判多如牛毛，多得已經超過了我腦海的容量，實在記不清是哪一次了。專業的和非專業的批判家們說，《大公報》對國民黨是“小罵大幫忙”，可惡之至雲雲。我的政治覺悟既低且遲。我認為，對國民黨敢於“小罵”，已極不易。《大公報》雖不是像《新華日報》那樣的黨報，能做到這一步，就表明它傾向進步。吹毛求疵，苛求於人，是當時“左爺”的通病。他們敢於說出清官不如贓官這樣的謬論，還有什麽話不敢說呢？

我是怎樣和這位老朋友重逢的，現在我已經完全記不清了。我也記不清，從什麽時候起香港大公報社又向我贈閱《大公報》，每天厚厚的一大摞，同當年的天津《大公報》簡直是判若兩報。不但印刷精美，而且內容豐富。我最喜歡讀的是“大公園”和“小公園”。“大公園”中頗多名人的作品，比如蕭乾，我就常在“大公園”中讀到他的作品。有的文章，雖然出於一些比較陌生的作家之手，可是內容充實，文采斐然，讀了受益良多。“小公園”中，除了一些短小的文章以外，我最喜愛的是那每天的“一文一畫”，意境生動，逸趣橫生，看了以後，得到了極大的美感享受。有時候，我竟像小孩那樣對自己提出了極為幼稚可笑的問題，蕞爾香港，哪裏會有那麽多東西可畫呢？然而，事實上卻是每天一幅，毫不重複，令我驚歎不已。

除了兩個“公園”以外，同我關係最密切的是“文學副刊”。我每期必仔細閱讀，大陸名家的文章頗多。馬文通先生做主編時，我曾在上麵發表過幾篇散文。最近一兩年，我沒有再寫稿。主要原因是，對我來說，寫散文並不輕鬆。我對散文有個人的看法。我雖然常講，我的散文不是擠出來的，而是流出來的。流嘛，聽起來非常輕鬆自在。然而，沒有震撼我的靈魂的真實的感情，我決不會流出什麽東西來的，而這種感情如今卻越來越少了。從宇宙大事，世界大事，國家大事，一直到身邊瑣事，我總是感慨多於真情，衰年老朽，已經到了“悲歡離合總無情”的地步了。因而很難再流得出什麽散文來，同《大公報》“文學副刊”也就久違久違了。

但是，我雖已年屆米壽，仍然沒有製訂攀登八寶山的計劃。無論我衰朽龍鍾到什麽程度，我決不會忘記《大公報》的，決不會忘記“大公園”“小公園”和“文學副刊”。當茲兔年將臨之際，我神馳南天，虔祝《大公報》興旺發達，越辦越好，為我們偉大祖國鼓吹升平。

1999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