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國語言

我學外國語言是從英文開始的。當時隻有十歲，是高小一年級的學生。現在回憶起來，英文大概還不是正式課程，是在夜校中學習的。時間好像並不長，隻記得晚上下課後，走過一片芍藥欄，當然是在春天裏，其他情節都記不清楚了。

當時最使我苦惱的是所謂“動詞”，to be和to have一點也沒有動的意思呀，為什麽竟然叫做動詞呢？我問過老師，老師說不清楚，問其他的人，當然更沒有人說得清楚了。一直到很晚很晚，我才知道，把英文verb（拉丁文verbum）譯為“動詞”是不夠確切的，容易給初學西方語言的小學生造成誤會。

我萬萬沒有想到，學了一點英語，小學畢業後報考中學時竟然派上了用場。考試的其他課程和情況，現在完全記不清楚了。英文出的是漢譯英，隻有三句話：“我新得到了一本書，已經讀了幾頁，但是有幾個字我不認識。”我大概是譯出來了，隻是“已經”這個字我還沒有學過，當時頗傷腦筋，耿耿於懷者若幹時日。我報考小學時，曾經因為認識一個“騾”字，被破格編入高小一年級。比我年紀大的一個親戚，因為不認識這個字，被編入初小三年級。一個字給我爭取了一年。現在又因為譯出了這幾句話，被編入春季始業的一個班，占了半年的便宜。如果我也不認識那個“騾”字，或者我在小學沒有學英文，則我從那以後的學曆都將推遲一年半，不知道會產生什麽樣的後果。人生中偶然出現的小事往往起很大的作用，難道不是非常清楚嗎？不相信這一點是不行的。

在中學時，英文列入正式課程。在我兩年半的初中階段，英文課是怎樣進行的，我已經忘記了。我隻記得課本是《泰西五十軼事》《天方夜談》《莎氏樂府本事》（Tales form Shakespeare），Washington Irving的《拊掌錄》（Sketch Book），好像還念過Macaulay的文章。老師的姓名都記不清楚了。隻記得，初中畢業後，因為是春季始業，又在原中學念了半年高中。在這半年中，英文教員是鄭又橋先生。他給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聽口音，他是南方人。英文水平很高，發音很好，教學也很努力。隻是他有吸鴉片的習慣，早晨起得很晚，往往上課鈴聲響了以後，還不見先生來臨。班長不得不到他的住處去催請。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習慣，學生的英文作文，他不按原文來修改，而是在開頭處畫一個前括弧，在結尾處畫一個後括弧，說明整篇文章作廢，他自己重新寫一篇文章。這樣，學生得不到多少東西，而他自己則非常辛苦，改一本卷子，恐怕要費很多時間。別人覺得很怪，他卻樂此不疲。對這樣一位老師是不大容易忘掉的。過了20年以後，當我經過了高中、大學、教書、留學等等階段，從歐洲回到濟南時，我訪問了我的母校，幾乎所有以前的老師都已離開了人世，隻有鄭又橋先生一個人孤零零地住在臨大明湖的高樓上。我見到他，我們倆彼此都非常激動，這實在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事。他住的地方，南望千佛山影，北望大明湖十裏碧波，風景絕佳。可是這一位孤獨的老人似乎並不能欣賞這絕妙的景色。從那以後，我再沒有見到他，想他早已經不在人世了。

我們那一些十幾歲的中學生也並不老實。來一個新教員，我們往往要試他一試，看他的本領如何。這大概也算是一種少年心理吧。我們當然想不出什麽高招來“測試”教員。有一年換了一位英文教員，我們都覺得他不怎麽樣。於是在字典裏找了一個短語by the by。其實這也不是多麽稀見的短語，可我們當時從來沒有讀到過，覺得很深奧，就拿去問老師。老師沒有回答出來，臉上頗有愧色。我們一走，他大概是查了字典，下一次見到我們，說：“你們大概是從字典上查來的吧？”我們笑而不答。幸虧這一位老師頗為寬宏大量，以後他並沒有對我們打擊報複。

在這時候，我除了在學校裏念英文外，還在每天晚上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習。校長叫馮鵬展，是廣東人，說一口帶廣東腔的藍青官話。他住的房子非常大，前麵一進院子是學社占用。後麵的大院子是他全家所居。前院有四五間教室，按年級分班。教我的老師除了馮老師以外，還有鈕威如老師、陳鶴巢老師。鈕老師滿臉胡須，身體肥胖，用英文教我們曆史。陳老師則是翩翩佳公子，衣飾華美。看來這幾個老師英文水平都不差，教學也都努力。每到秋天，我能聽到從後院傳來的蟋蟀的鳴聲。原來馮老師最喜歡養蟋蟀，山東人名之曰蛐蛐兒，馮老師嗜之若命，每每不惜重金，購買佳種。我自己當時也養蛐蛐，常常隨同院裏的大孩子到荒山野外蔓草叢中去捉蛐蛐，捉到了一隻好的，則大喜若狂。我當然沒有錢來買好的，隻不過隨便玩玩而已。馮老師卻肯花大錢，據說鬥蛐蛐有時也下很大的賭注，不是隨便玩玩的。

在這裏用的英文教科書已經不能全部回憶出來。隻有一本我憶念難忘，這就是Nesfield的文法，我們稱之為《納氏文法》，當時我覺得非常艱深，因而對它非常崇拜。到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英國人專門寫了供殖民地人民學習英文之用的。不管怎樣，這一本書給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資料。像這樣內容豐富的語法，我以後還沒有見過。

尚實英文學社，我上了多久，已經記不起來，大概總有幾年之久。學習的成績我也說不出來，大概還是非常有用的。到了我到北園白鶴莊去上山東大學附設高中的時候，我在班上英文程度已經名列榜首。當時教英文的教員共有三位，一位姓劉，名字忘了，隻記得他的綽號，一個非常不雅的綽號。另一位姓尤名桐。第三位姓和名都忘了，這一位很不受學生歡迎。我們鬧了一次小小的學潮：考試都交白卷，把他趕走了。我當時是班長，頗傷了一些腦筋。劉、尤兩位老師卻都受到了學生的尊敬，師生關係一直是非常好的。

在北園高中，開始學了點德文。老師姓孫，名字忘記了。他長得寬額方臉，嘴上留著兩撇像德皇威廉第二世的胡須，除了鼻子不夠高以外，簡直像是一個德國人。我們用的課本是山東濟寧天主教堂編的書，實在很不像樣子，他就用這個本子教我們。他是膠東口音，估計他在德國占領青島時在一個德國什麽洋行裏幹過活，學會了德文。但是他的德文實在不高明，特別是發音更為蹩腳。他把gut這個字念成“古吃”。有一次上堂時他滿麵怒容，說有人笑話他的發音。我心裏想，那個人並沒有錯，然而孫老師卻忿忿然，義形於色。他德文雖不高明卻頗為風雅，他自己出錢印過一冊十七字詩，比如有一首是嘲笑一隻眼的人：

發配到雲陽，

見舅如見娘，

兩人齊下淚，

三行!

諸如此類，是中國民間文學的一種形式，嚴格地說就是民間蹩腳文人的創作，足證我們孫老師的欣賞水平並不怎樣高。總之，我們似乎隻念了一學期德文，我的德文隻學會了幾個單詞兒，並沒有學好，也不可能學好。

到了1928年，日寇占領了濟南，我失學一年。從1929年夏天起，我入了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據說是當時山東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此時山東名義上是國民黨統治，但是實權卻多次變換，有時候，仍然掌握在地方軍閥手中。省立高中比起山東大學附設高中來，多少有了一些新氣象。《書經》《詩經》不再念了，作文都用白話文，從前是寫古文的。我在這裏念了一年書，國文教員個個都給我的印象很深，因為都是當時文壇上的名人。但英文教員卻都記不清楚了。高中最後一年用的什麽教本我也記不起來了。可能是《格裏弗遊記》之類。我還能清晰地回憶起來的是幾次英文作文。我記得有一次作文題目是講我們學校。我在作文中描繪了學校的大門外斜坡，大門內向上走的通道，以及後麵圖書館所在的樓房。自己頗為得意，也得到了老師的高度讚揚。我們的英文課一直用漢語進行，我們既不大能說，也不大能聽。這是當時山東中學裏一個普遍的缺點，同京、滬、津一些名牌中學比較起來，我們顯然處於劣勢。這大大地影響了考入名牌大學的命中率。

此時已經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從高中畢業了。我斷斷續續學習英語已經十年了，還學了一點德文。要問有什麽經驗沒有呢？應該有一點，但並不多。曾有一度，我想把整部英文字典背過。以為這樣一來，就再沒有不認識的字了。我確實也下過功夫去背，但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就覺得有好多字實在太冷僻沒有用處，於是采用另外一種辦法：凡是在字典上查過的字都用紅鉛筆在字下畫一橫線，表示這個字查過了。但是過了不久，又查到這個字。說明自己忘記了。這個辦法有一點用處，它可以給我敲一下警鍾：查過的字怎麽又查呢？可是有的字一連查過幾遍還是記不住，說明警鍾也不大理想。現在的中學生要比我們當時聰明得多，他們恐怕不會來背字典了。阿門！加上阿彌陀佛！

不管怎麽樣，高中畢業了。下一步是到北京投考大學。山東有一所山東大學，但是本省的學生都是這山望著那山高，不大願意報考本省的大學，一定要“進京趕考”。我們這一屆高中有八十多個畢業生，幾乎都到了北京。當年報考名牌大學，其困難程度要遠遠超過今天。拿北大、清華來說，錄取的學生恐怕不到報名的十分之一。據說有一個山東老鄉報考北大、清華，考過四次，都名落孫山。我們考的那一年是第五次了，名次並不比孫山高。看榜後，神經頓時錯亂，走到西山，昏迷漫遊了四五天，才清醒過來，回到城裏，從此回鄉，再也不考大學了。

入學考試，英文是必須考的。以講英語出名的清華，英文題出的並不難，隻有一篇作文，題目忘記了。另外有一篇改錯之類的東西。不以講英語著名的北大出的題目卻非常難，作文之外有一篇漢譯英，題目是李後主的詞：

別後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

有的同學連中文原文都不十分了解，更何況譯成英文！順便說一句，北大的國文作文題也非常古怪，那一年的題目是：“何謂科學方法，試分析詳論之。”這樣一個題目也很夠一個中學畢業生作的。但是北大古怪之處還不在這裏。各門學科考完之後，忽然宣布要加試英文聽寫（dictation），這對我們實在是當頭一棒。我們在中學沒有聽過英文。我大概由於單詞記得多了一點，隻要能聽懂幾個單詞兒，就有辦法了。記得老師念的是一段寓言。其中有狐狸，有雞，隻有一個字suffer，我臨陣驚慌，聽懂了，但沒有寫對。其餘大概都對了。考完之後，山東同學麵帶驚慌之色，奔走相告，幾乎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大家都知道，這一加試，錄取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

我很僥幸，北大、清華都錄取了。當時處心積慮是想出國留洋。在這方麵，清華比北大條件要好。我決定入清華西洋文學係。這一個係有一套詳細的教學計劃，課程有古希臘拉丁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複興文學、英國浪漫詩人、近代長篇小說、文藝評論、莎士比亞、歐洲文學史等。教授有中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波蘭人、法國人、俄國人，但統統用英文講授。我在前麵已經談到，我們中學沒有聽英文的練習。教大一英文的是美國小姐畢蓮女士（Miss Bille）。頭幾堂課，我隻聽到她咽喉裏咕嚕咕嚕地發出聲音，“剪不斷，理還亂”，卻一點也聽不清單詞。我在中學曾以英文自負，到了此時卻落到這般地步，不啻當頭一棒，悲觀失望了好多天，幸而逐漸聽出了個別的單詞，仿佛能“剪斷”了，大概不過用了幾個禮拜，終於大體聽懂了，算是渡過了學英文的生平第一難關。

清華有一個古怪的規定：學英、德、法三種語言之一，從第一年X語，學到第四年X語者，謂之X語專門化（specialized in X）。實際上法語、德語完全不能同英語等量齊觀。法語、德語都是從字母學起，教授都用英語講授，而所謂第一年英語一開始就念Jane Austin的Pride and Prejudice。其餘所有的課也都用英語講授。所以這三個專門化是十分不平等的。

我選的是德語專門化，就是說，學了四年德語。從表麵上來看，四年得了八個E（Excellent，最高分，清華分數是五級製），但實際上水平並不高。教第一年和第二年德語的是當時北京大學德文係主任楊丙辰（震文）教授。他在德國學習多年，德文大概是好的，曾翻譯了一些德國古典名著，比如席勒的《強盜》等等。他對學生也從來不擺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請學生吃飯。但是作為一個教員，他卻是一個極端不負責任的教員。他教課從字母教起，教第一個字母a時，說：a是丹田裏的一口氣。初聽之下，也還新鮮。但b、c、d等等，都是丹田裏的一口氣，學生就竊竊私議了：“我們不管它是否是丹田裏的幾口氣。我們隻想把音發得準確。”從此，“丹田裏的一口氣”就傳為笑談。

楊老師家庭生活也非常有趣。他是北京大學的係主任，工資相當高，推算起來，可能有現在教授的十幾倍。不過在北洋軍閥時期，常常拖欠工資，國民黨統治前期，稍微好一點，到了後期，什麽法幣、什麽銀圓券、什麽金圓券一來，鈔票幾乎等於手紙，教授們的生活就夠嗆了。楊老師據說兼五個大學的教授，每月收入可達上千元銀元。我在大學念書時，每月飯費隻需六元，就可以吃得很好了。可見他的生活是相當優裕的。他在北大沙灘附近有一處大房子，服務人員有一群，太太年輕貌美，天天晚上看戲捧戲子，一看就知道，他們是一個非常離奇的結合。楊老師的人生觀也很離奇，他信一些奇怪的東西，更推崇佛家的“四大皆空”。把他的人生哲學應用到教學上就是極端不負責任，遊戲人間，逢場作戲而已。他打分數，也是極端不負責任。我們一交卷，他連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數寫在卷子上。有一次，一個姓陳的同學，因為脾氣黏黏糊糊，交了卷，站著不走。楊老師說：“你嫌少嗎？”立即把S（superior，第二級）改為E。

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習德語的。高中時期孫老師教的那一點德語早已交還了老師，楊老師又是這樣來教，可見我的德語基礎是很脆弱的。第二年仍然由他來教，前兩年可以說是輕鬆愉快，但不踏實。

第三年是石坦安先生（Von den Steinen，德國人）教，他比較認真，要求比較嚴格，因此這年學了不少的東西。第四年換了艾克（G. Ecke，號鍔風，德國人）。他又是一個馬馬虎虎的先生。他工資很高，又獨身一人，在城裏租了一座王府居住。他自己住在銀安殿上，仆從則住在前麵一個大院子裏。他搜集了不少的中國古代名畫。他在德國學的是藝術史，因此對藝術很有興趣，也懂行。他曾在廈門大學教過書，魯迅的著作中曾提到過他。他用德文寫過一部《中國的寶塔》，在國外學術界頗得好評。但是作為一個德語教員，則隻能算是一個蹩腳的教員。他對教書心不在焉。他平常用英文講授，有一次我們曾請求他用德語講，他立刻哇啦哇啦講一通德語，其快如懸河瀉水，最後用德語問我們：“Verstehen Sie etwas davon？”我們搖搖頭，想說：“Wir verstehen nichts davon.”但說不出來，隻好還說英語。他說道：“既然你們聽不懂，我還是用英語講吧！”我們雖不同意，然而如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課程就照舊進行下去了。

但是他對我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喜歡德國古典詩歌，最喜歡H?lderlin和Plateno。我受了他的影響，也喜歡起H?lderlin來。我的學士論文：“The Early Poems of H?lderlin”，就是在他的影響下寫的，他是指導教授。當時我大概對H?lderlin不會了解得太多，太深。論文的內容我記不清楚了，恐怕是非常膚淺的。我當時的經濟情況很困難，有一次寫了幾篇文章，拿了點稿費，特別向德國訂購了H?lderlin的豪華本的全集，此書我珍藏至今，念了一些，但不甚了了。

除了英文和德文外，我還選了法文。教員是德國小姐Madmoiselle Holland，中文名叫華蘭德。當時她已發白如雪，大概很有一把子年紀了。因為是獨身，性情有些反常，有點乖戾，要用醫學術語來說，她恐怕患了迫害狂。在課堂上專以罵人為樂。如果學生的答卷非常完美，她挑不出毛病來借端罵人，她的火氣就更大，簡直要勃然大怒。最初選課的人很多，過了沒有多久，就被她罵走了一多半。隻剩下我們幾個不怕罵的仍然留下，其中有華羅庚同誌。有一次把我們罵得實在火了，我們商量了一下，對她予以反擊，結果大出意料，她屈服了，從此天下太平。她還特意邀請我們到她的住處（現在北大南門外的軍機處）去吃了一頓飯。可見師徒間已經化幹戈為玉帛，揖讓進退，海宇澄清了。

我還旁聽過俄文課。教員是一個白俄，名字好像是陳作福，個子極高，一個中國人站在他身後，從前麵看什麽都看不見。他既不會英文，也不會漢文，隻好被迫用現在很時髦的“直接教學法”，然而結果並不理想，我隻聽到講Скaжитe пοжaлyйcта（請您說！），其餘則不甚了了。我旁聽的興趣越來越低，終於不再聽了。大概隻學了一些生詞和若幹句話，我第一次學習俄語的過程就此結束了。

我上麵談到，我雖然號稱德文專門化，然而學習並不好。可是我偏偏得了四年高分。當我1934年畢業後，不得已而回到母校濟南高中當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後，清華與德國學術交流處訂立了交換研究生的合同，我報名應考，結果被錄取了。我當年舍北大而趨清華的如意算盤終於真正實現了，我能到德國去留學了。對我來說，這真是天大的喜事。

可是我的德文水平不高，我看書大概是沒有問題的，聽、說則全無訓練。到了德國，吃了德國麵包，也無法立刻改變。我到德國學術交流處去報到的時候，一個女秘書含笑對我說：“Lange Reise！”（長途旅行呀！）我愣裏愣怔，竟沒有聽懂。我留在柏林，天天到柏林大學外國語學院專為外國人開的德文班去學習了六周，到了深秋時分，我被分配到G?ttingen（哥廷根）大學去學習。我對於這個在世界上頗為著名的大學什麽都不清楚。第一學期，我還沒有能決定究竟學習哪一個學科。我隨便選了一些課，因為交換研究生選課不用付錢，所以我盡量多選，我每天要聽課六七小時。選的課我不一定都有興趣，我也不能全部聽懂。我的目的其實是通過選課聽課提高自己的聽的能力。我當時聽德語的水平非常低，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情況我在上麵已經談過。解放後，我們的外語教育，不管還有多少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其水平和認真的態度是解放前無論如何也比不上的，這一點現在的青年不一定都清楚。因此我在這裏說上幾句。

我還利用另一種方式來提高自己的聽說能力，這就是同我的女房東談話。德國大學沒有學生宿舍，學生住宿的問題學校根本不管，學生都住民房。我的女房東有一些文化水平，但不高。她喜歡說話，嘮嘮叨叨，每天晚上到我屋裏來收拾床鋪，她都要說上一大套，把一天的經過都說一遍。別人大概都不愛聽，我卻是求之不得，正好利用這個機會來練習聽力。我的女房東可以說是一位很好的德文教員，可惜我既不付報酬，她自己也不知道討報酬，她成了我的義務教員。

到了第二學期，我偶然看到Prof. Waldschmidt開梵文課的告示。我大喜過望，立刻選了這一門課。我在清華大學時，曾經想學梵文，但沒有老師教，隻好作罷。現在有了這樣一個機會，我怎能放過呢？學生隻有三個：一個鄉村裏的牧師，一個曆史係的學生。Waldschmidt的教學方法是德國通常使用的。德國19世紀一位語言學家主張，教學生外語，比如教學生遊泳，把學生帶到遊泳池旁，一下子把他推下去，如果淹不死，他就學會遊泳了。具體的辦法是：盡快讓學生自己閱讀原文，語法由學生自己去鑽，不在課堂上講解。這種辦法對學生要求很高。短短的兩節課往往要準備上一天，其效果我認為是好的：學生的積極性完全調動起來了。他要同原文硬碰硬，不能依賴老師，他要自己解決語法問題。隻有實在解不通時，教授才加以輔導。這個問題我在別的地方講過，這裏不再詳細敘述了。

德國大學有一個奇特的規定：要想考哲學博士學位，必須選三個係，一個主係，兩個副係。對我來說，主係是梵文，這是已經定了的。副係一個是英文，這可以減輕我的負擔。至於第三個係，則費了一番周折。有一個時期，我曾經想把阿拉伯語作為我的副係。我學習了大約三個學期的阿拉伯語。從第二學期開始就念《古蘭經》。我很喜歡這一部經典，語言簡練典雅，不像佛經那樣累贅重複，語法也並不難。但是在念過兩個學期以後，我忽然又改變了想法，我想拿斯拉夫語言作為我的第二副係。按照德國大學的規定，拿斯拉夫語作副係，必須學習兩種斯拉夫語言，隻有一種不行。於是我在俄文之外，又選了南斯拉夫語。

教俄文的老師是一個曾在俄國居住過的德國人，俄文等於是他的母語。他的教法同其他德國教員一樣，是采用把學生推入遊泳池的辦法。俄文每周兩次，每次兩小時，德國的學期短，然而我們卻在第一學期內，讀完了一冊俄文教科書，其中有單詞、語法和簡單的會話，又念完果戈裏的小說《鼻子》。我最初念《鼻子》的時候，俄文語法還沒有學多少，隻好硬著頭皮翻字典。往往是一個字的前一半字典上能查到，後一半則不知所雲，因為後一半是表變位或變格變化的。而這些東西，我完全不清楚，往往一個上午隻能查上兩行，其痛苦可知。但是不知怎麽一來，好像做夢一般，在一個學期內，我畢竟把《鼻子》全念完了。下學期念契訶夫的劇本《萬尼亞舅舅》的時候，我覺得輕鬆多了。

南斯拉夫語由主任教授Prof. Braun親自講授。他隻讓我看了一本簡單的語法，立即進入閱讀原文的階段。有了學習俄文的經驗，我拚命翻字典。南斯拉夫語同俄文很相近，隻在發音方麵有自己的特點，有升調和降調之別。在歐洲語言中，這是很特殊的。我之所以學南斯拉夫語，完全是為了應付考試。我的興趣並不大，可以說也沒有學好。大概念了兩個學期，就算結束了。

談到梵文，這是我的主係，必須全力以赴。我上麵已經說過，Waldschmidt教授的教學方法也同樣是德國式的。我們選用了Stenzler的教科書。我個人認為，這是一本非常優秀的教科書。篇幅並不多，但是應有盡有。梵文語法以艱深複雜著稱，有一些語法規則簡直煩瑣古怪到令人吃驚的地步。這些東西當然不是哪一個人硬製定出來的，而是曆史發展自然形成的，利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都能解釋得通。Stenzler在薄薄的一本語法書中竟能把這些古怪的語法規則的主要組成部分收容進來，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好的工作。這一本書前一部分是語法，後一部分是練習。練習上麵都注明了相應的語法章節。做練習時，先要自己讀那些語法，教授並不講解，一上課就翻譯那些練習。第二學期開始念《摩訶婆羅多》中的《那羅傳》。聽說，歐美許多大學都是用這種方式。到了高年級，梵文課就改稱Seminar，由教授選一部原著，學生課下準備，上堂就翻譯。新疆出土的古代佛典殘卷，也是在Seminar中讀的。這種Seminar製看似平淡無奇，實際上是訓練學生做研究工作的一個最好的方式。比如，讀古代佛典殘卷時就學習了怎樣來處理那些斷簡殘篇，怎樣整理，怎樣闡釋，連使用的符號都能學到。

至於巴利文，雖然是一門獨立的課程，但教授根本不講，連最基本的語法也不講。他隻選一部巴利文的佛經，比如《法句經》之類，一上堂就念原書，其餘的語法問題、梵巴音變規律、詞匯問題，都由學生自己去解決。

念到第三年上，我已經拿到了博士論文的題目，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正式爆發。我的教授被征從軍。他的前任Prof. E.Sieg老教授又出來承擔授課的任務。當時他已經有七八十歲了，但身體還很硬朗，人也非常和藹可親，簡直像一個老祖父。他對上課似乎非常感興趣。一上堂，他就告訴我，他平生研究三種東西：《梨俱吠陀》、古代梵文語法和吐火羅文，他都要教給我。他似乎認為我一定同意，連征求意見的口氣都沒有，就這樣定下來了。

我想在這裏順便談一點感想。在那極“左”思潮橫行的年代裏，把世間極其複雜的事物都簡單化為一個公式：在資產階級國家裏學習過的人或者沒有學習過的人，都成了資產階級。至於那些國家的教授更不用說了。他們教什麽東西，宣傳什麽東西，必定有政治目的，具體地講，就是侵略和擴張。他們決不會懷有什麽好意的。Sieg教我這些東西也必然是為他們的政治服務的，為侵略和擴張服務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政策，誰也否認不掉。但是不是他們的學者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為這個政策服務呢？我以為不是這樣。像Sieg這樣的老人，不顧自己年老體衰，一定要把他的“絕招”教給一個異域的青年，究竟為了什麽？我當時學習任務已經夠重，我隻想消化已學過的東西，並不想再學習多少新東西。然而，看了老人那樣誠懇的態度，我屈服了。他教我什麽，我就學什麽，而且是全心全意地學。他是吐火羅文世界權威，經常接到外國學者求教的信，比如美國的Lane等等。我發現，他總是熱誠地罄其所知去回答，沒有想保留什麽。和我同時學吐火羅文的就有一個比利時教授W. Couvreur。根據我的觀察，Sieg先生認為學術是人類的公器，多撒一顆種子，這一門學科就多得一點好處。侵略擴張同他是不沾邊的。他對我這個異邦的青年獎掖扶植不遺餘力。我的博士論文和口試的分數比較高，他就到處為我張揚，有時甚至說一些誇大的話。在這一方麵，他給了我極大的影響。今天我也成了老人，我總是想方設法，為年輕的學者鳴鑼開道。我覺得，隻要我能做到這一點，我就算是對得起Sieg先生了。

我跟Sieg先生學習的那幾年，是我一生挨餓最厲害、躲避空襲最多、生活最艱苦的幾年。但是現在回憶起來卻是最甜蜜的幾年。甜蜜在何處呢？就是能跟Sieg先生在一起。到了冬天，大雪載途，黃昏早至。下課以後，我每每扶Sieg先生踏雪長街，送他回家。此時山林皆白，雪光微明，十裏長街，寂寞無人。心中又淒清，又溫暖。此情此景，終生難忘。

1946年我回國以後，當了外語教員。從表麵上來看，我自己的外語學習任務已經完成了。但是實際上，並不是這個樣子。對於語言，包括外國語言和自己的母語在內，學習任務是永遠也完成不了的。真正有識之士都會知道，對於一種語言的掌握，從來也不會達到絕對好的程度，水平都是相對的。據說莎士比亞作品裏就有不少的語法錯誤，我們中國過去的文學家、哲學家、史學家、詩人、詞客等等，又有哪一個沒有病句呢？現代當代的著名文人又有哪一個寫的文章能經得起語法詞匯方麵的過細的推敲呢？因此，誰要是自吹自擂，說對語言文字的掌握已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這個人不是一個瘋子，就是一個騙子。我講的全是實話，並不是危言聳聽。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學習外語的任務並沒有完成。在教學之餘，我仍然閱讀一些外文的書籍，翻譯一些外國的文學作品，還經常碰到一些不懂的或者似懂而實不懂的地方，需要翻閱字典或向別人請教。今天還有一些人，自視甚高，毫無自知之明，強不知以為知，什麽東西都敢翻譯，什麽問題都不在話下，結果胡譯亂寫，貽害無窮，而自己則沾沾自喜，真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事！

“你學了一輩子外語，有什麽經驗和教訓呢？”我仿佛聽到有人這樣問。經驗和教訓，都是有的，而且還不少。

我自己常常想到，學習外語，在漫長的學習過程中，到了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程度，眼前就有一條界線，一個關口，一條鴻溝，一個龍門。至於是哪一個時期，這就因語言而異，因人而異。語言的難易不同，而且差別很大；個人的勤惰不同，差別也很大。這兩個條件決定了這一個龍門的遠近，有的三四年，有的五六年，一般人學習外語，走到這個龍門前麵，並不難，隻要泡上幾年，總能走到。可是要跳過這龍門，就決非易事。跳不跳過有什麽差別呢？差別有如天淵。跳不過，你對這種語言就算是沒有登堂入室。隻要你稍一放鬆，就會前功盡棄，把以前學的全忘掉。你勉強使用這種語言，這個工具你也掌握不了，必然會出許多笑話，貽笑大方。總之你這一條鯉魚終歸還是一條鯉魚，說不定還會退化，你決變不成龍。跳過了龍門呢？則你已經不再是一條鯉魚，而是一條龍。可是要跳過這個龍門又非常難，並不比鯉魚跳龍門容易，必須付出極大的勞動，表現出極大的毅力，堅忍不拔，鍥而不舍，才有跳過的希望。做任何事情都有類似的情況。書法、繪畫、篆刻、圍棋、象棋、打排球、踢足球、體操、跳水等等，無不如此。這一點必須認清。跳過了龍門，你對你的這一行就有了把握，有了根底。專就外語來說，到了此時，就不大容易忘記，這一門外語會成為你得心應手的工具。當然，即使達到這個程度，仍然要繼續努力，決不能掉以輕心。

學習外語，同學習一切東西一樣，必須注重方法。我們過去嚐試過許多教學外語的方法，都取得過一定的成績。這一點必須承認。但是我們決不能迷信方法，認為方法萬能。我認為，最可靠的不是方法，而是個人的勤學苦練，發揮主觀能動性。這個道理異常清楚。各行各業，莫不如此。過去有人講笑話，說除臭蟲最好的辦法不是這藥那藥，而是“勤捉”。其中有樸素的真理。

我學習外國語言，已經有六十多年的曆史了。如今我已經到了垂暮之年。回顧這六十多年的曆史，心裏真是感慨萬端。我學了不少的外國語言，但是現在應用起來自己比較有把握的卻不太多。我上麵講到跳龍門的問題。好多語言，我大概都沒有跳過龍門。連那幾種比較有把握的，跳到什麽程度，自己心中也沒有底。想要對今天學外語的年輕人講幾句經驗之談，想來想去，也隻有勤學苦練一句，這真是未免太寒磣了。然而事實就是這個樣子，這真叫做沒有辦法。學什麽東西都要勤學苦練。這個真理平凡到同說每個人隻要活著就必須吃飯一樣。你不說，人家也會知道。然而它畢竟還是真理。你能說每個人必須吃飯不是真理嗎？問題是如何貫徹這個真理。我隻希望有誌於掌握外語的年輕人說到做到。每個人到了一定的階段，都能跳過龍門去。我們祖國今天的建設事業要求盡量多的外語人才，而且要求水平盡量高的。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達到這個神聖的目的。

1986年9月12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