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逐鹿中原（1945～1952）

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投降後，國共兩黨之間不可避免地會再度展開爭奪全國政權的鬥爭，而且這次權力爭奪激烈程度要遠遠勝過抗戰之前。那麽，這場鬥爭一定會引發內戰嗎？

一方麵，從日本投降後國共雙方發表的聲明和采取的行動來看，雙方都準備做出較大的讓步，以建立或者說至少是在形式上建立起一個機構，從而使雙方能夠在這個機構內展開政治上的較量。社會各界要求他們這麽做的呼聲很高，也很強烈。因為經過八年抗戰，有數百萬人喪生，(1)尤其是此前還經曆了近三十年連綿不斷的內戰，全國的各個階層對戰爭都已是深惡痛絕了。這時，美國也非常希望和平，他們竭力向國共雙方施加壓力，並為實現和平進行斡旋。此時的國民黨同抗戰時期一樣，迫切需要美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支持。當時，俄國的軍隊已經在1945年8月間占領了滿洲，他們也很希望和平，以免自己處於在國共之間必須作出政治抉擇的尷尬局麵，同時還希望因此能促使美國盡快從中國撤軍。此外，就國共雙方而言，各自也都有不希望發生內戰的充分理由。共產黨沒有把握能在這樣一場內戰中生存下來，更沒有把握取勝。國民黨則有大量的政治和經濟工作要做，其中最迫切的既有恢複日軍占領區內的行政權力，又包括恢複和重建戰時遭到嚴重破壞的經濟秩序。

另一方麵，國共雙方都不信任對方。更嚴重的是，雙方都堅持各自主張，不給對方留任何餘地。因此，一旦雙方之間的均勢因發生變化而出現嚴重傾斜，雙方間的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諒解基礎上達成的協議，就會立即破裂。而且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隻要共產黨還掌握著武裝力量（他們一直無意放棄武力），內戰就不可避免。因此，各方麵得出的結論是：內戰不可避免，但應盡力推遲內戰的爆發。

實際上，在全麵內戰爆發前，國共曾有兩個嚴肅認真的談判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45年的8月到10月。當時，在美國的敦促下，蔣介石和毛澤東（後者有周恩來的支持）在重慶進行了為期六個星期的談判。雙方就存在爭議的所有政治和軍事問題進行了談判。然而，在談判桌的背後，國、共雙方軍事力量的較量早已在滿洲地區展開，捷足先登者將得到蘇聯的幫助，這就是國共談判的背景。最終雙方都作了讓步，共產黨放棄了讓蔣介石建立一個包括中共在內的聯合政府的要求，並且同意讓出他們19個根據地中的9個。但有一個問題難以達成共識，那就是共產黨的其他10個根據地將來如何管理。蔣介石希望共產黨將這10個位於北方或西北地區的根據地並入國民政府，毛澤東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直到10月份毛澤東返回延安的時候，這個問題仍懸而未決，而且後來也一直沒有解決。

第二個階段是從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在這一階段，馬歇爾將軍作為杜魯門總統的特使被派往中國，他一方麵竭力協調國共停戰，一方麵積極催促雙方達成政治及軍事上的和解。一開始，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先是在1946年1月達成了停戰協議，在這個協議下成立了由三方組成的休戰監督小組，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內還達成了一係列政治和軍事協議。其中一個軍事協議表明，三方委員會製訂出了一個計劃以平衡國共雙方的軍事力量。但是這種有效的幹預未能延續下去。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麵，第一個原因是當時沒有一個至高的權威力量來保證協議的貫徹執行。第二個原因是由誰來掌管共產黨的北方根據地這個問題尚懸而未決。第三個原因是共產黨加緊占領那些蘇軍剛剛撤出的城市，而國民黨則派兵要趕走共產黨軍隊。也正因為如此，滿洲地區在3月間就爆發了激烈的戰鬥。從那時起，違背停戰協議的事件便屢屢發生。馬歇爾曾在6月初設法調停東北停火兩周，但在停火期間的談判中，對一些最本質的也是最實際的問題並未達成任何協議。7月初，蔣介石在做了幾個月全麵進攻共產黨的準備後，終於下令發動了戰爭。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劉伯承與鄧小平依舊搭檔共事。早在毛澤東離開重慶之前，劉鄧的部隊就投入了戰鬥，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們的邊區（或者用後來更普遍的稱呼叫做解放區）的西部和中部地區，他們指揮部隊反擊國民黨武裝的進攻。

第一場戰役是打閻錫山。閻錫山從1940年起就是劉伯承和鄧小平的對手。1945年9月，閻錫山想恢複他曾經擔任過的山西省省主席的身份，為此，他開始出兵準備收複共產黨在山西省東部及中部的兩個根據地—太行和太嶽。劉伯承和鄧小平早有準備，他們根據毛澤東的傳統的遊擊戰術，誘敵深入至山區，各個擊破閻錫山分散的幾個師。這次戰鬥共捕獲兩萬多俘虜，其中還有多名高級軍官。這場戰役表明，八路軍的部隊不但有實力同國民黨的大兵團作戰，而且還能夠戰勝他們。同時，這場戰役也教訓了蔣介石，使蔣認識到，如果想從共產黨手中得到他們不願在談判桌上放棄的任何領土，就必須全力以戰。

第二場戰役緊接著就爆發了。國民黨軍出動4萬人，試圖沿平漢路穿過共產黨解放區的心髒地帶向北推進。劉、鄧立即出兵迎擊。第一次戰鬥在平漢鐵路上的一個大城市邯鄲打響，結果，將近三分之一的國民黨軍在指揮官的帶領下投向了共產黨，開啟了日後國民黨軍隊大批投向共產黨的先例。其餘的軍隊在潰退中也很快被共產黨的軍隊包圍，並被迫投降。這次戰鬥告訴蔣介石，共產黨不允許國民黨的軍隊在其解放區內進行戰略行動。毛澤東絲毫不掩飾這一點，他在這次戰鬥結束不久發表的一項聲明中毫無保留地說出了共產黨的這一意圖，他指出：

國民黨當局正在大舉調兵，像洪水一樣，想要淹沒我整個解放區。他們在九、十兩月幾次進攻失敗之後，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規模的進攻。而阻礙這種進攻，亦即有效地製止內戰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許他們在鐵路上運兵。

在接下來的9個月的時間裏，共產黨在其控製的“解放區”開始加緊實施階級鬥爭。從1937年到1945年，他們使用政治壓力迫使地主及放債者—他們常常也是地主—實行減租減息。但是，通常的情況下當地的黨支部並沒有動員那些佃戶和借債者去騷擾那些富人。然而現在，毛澤東號召要普遍動員起來，他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指出：“減租必須是群眾鬥爭的結果，不能是政府恩賜的”。並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過的話“矯枉必須過正”。地主已經成為了“鬥爭對象”。

關於這場鬥爭的目的，1946年5月黨的一份指示中指出，時代已經發生變化，減租運動應該發展為沒收地主階級的財產，包括他們的房產。指示中談到了幾種不同的方法，從溫和地勸說出售土地到強行沒收。在當時的環境下，隨著內戰的日漸緊迫，大部分地方黨的領導選擇了比較強硬的做法。許多地方的地主被揪到群眾大會上，讓群眾對他們進行鬥爭，批判他們苛待農民的種種惡行，然後對他們進行處罰，甚至剝奪其大部分財產。這表明了共產黨並沒有忘記他們一貫的社會職責，即鬥爭的目的一是為了打擊農村統治階級的力量，破壞他們的聲譽，同時也是為了使農業社會的貧苦大眾成為黨和軍隊牢固的後盾。但是第二個目的並未達到，因為許多農民害怕，一旦軍事形勢發生變化，他們還會重新落到國民黨手中，並會因此受到報複；另一些農民則不願意離開他們剛剛獲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麵對嚴酷且危險的戰場，而在當時，恰恰是從軍才是共產黨及其軍隊最迫切需要的農民對他們的支持方式。

鄧小平本人就是地主的兒子，也是地主的兄弟（他的二弟鄧蜀平在父親鄧文明去世後，接管了父親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時，鄧小平曾反對強行沒收地主和富農的財產，但沒跡象表明他對黨的這項新政策有所懷疑。恰恰相反，作為政治委員，他需要征兵充實隊伍。有關文獻表明，在他所在的解放區，黨的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總之，不管從哪方麵來看，鄧小平都從未懷疑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土地改革應該是黨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是全麵內戰的第一年。這一年，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戰爭爆發前夕更名為人民解放軍。整個武裝力量分成四個野戰軍，在除滿洲之外的全國各個地方展開了防禦戰。林彪統帥的野戰軍，幾次從靠近蘇聯邊境的森林及山區地帶出擊、逐步贏得了戰略上的主動。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另一支野戰軍掌握著南部前線至關重要的防區。這條防線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壞，國民黨就能夠包圍東麵的另一支野戰軍，同時鞏固從北平到滿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的時間，劉鄧的部隊在山東西部，也就是在黃河南岸由東向西的鐵路線兩側，同優勢的國民黨軍隊作戰，他們重創敵軍，盡管他們本身的傷亡並不重，但還是作了不少退卻，讓出不少土地。1947年1月，國民黨占領了共產黨的老根據地華北平原35個縣中的24個縣。當年夏天，劉鄧被迫退至黃河以北。在其他地區，共產黨也遇到了挫折。在華東，國民黨發起了大舉進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國民黨攻下。毛澤東及其黨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於陝北光禿禿的黃土山區。

在全麵內戰爆發一年之後，從地圖上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情況是相當嚴峻的。但是地圖並沒有告訴人們這一情況背後全部的故事，首先它無法顯示在這一年裏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的傷亡人數的比例為10：3；再者它也無法告訴人們當時國民黨部隊的紀律是多麽渙散、道德有多麽淪喪，而且在戰區中的許多國民黨部隊隻能作為駐守軍隊，不能進攻作戰。在毛澤東稱之為“第二條戰線”的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加劇，國民黨政客和政府部門處處蔓延著腐敗與投機現象。對於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許多人來說，出於對這種黑暗的政治局麵的反抗，人們譴責國民黨遠甚於共產黨，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運動正在不斷發展。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作出了一個關鍵性的決定：共產黨的軍隊要發起戰略性的反攻。他在1947年9月的一個指示中對這項決定作了說明，他寫道：

我軍執行外線作戰、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方針，當然要遇到許多困難……但是，這種困難能夠克服和必須克服。因為敵人將被迫更加分散，有廣大地區作為我軍機動作戰的戰場，可以求得運動戰；那裏的廣大民眾是痛恨國民黨擁護我軍的；雖然部分敵軍仍然有較強的戰鬥力，但一般地敵軍士氣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戰鬥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

毛澤東的這段文字很有說服力，事實上風險也很大。因為盡管國民黨軍隊在當時有軍事的、政治的許多困難，但並沒有完全喪失戰鬥力，同時還加緊了他們在華東和西北部的進攻。此外，“外線作戰”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產黨軍隊麵臨被封鎖、包圍甚至消滅的危險。

共產黨軍隊率先發動反攻的任務落在了劉伯承和鄧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當時毛已作出反攻的決定，但上麵說到的指示是在兩個多月以後才發布的），劉、鄧指揮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在魯西南地區向國民黨發起進攻。在一個月的戰鬥中，消滅敵軍5萬人，有4個師的國民黨軍隊被俘。(2)接下來劉鄧大軍發動第二次突襲，他們向南挺進，直插位於南京和武漢之間的大別山區，深入到了國統區的內部。他們在20天的時間裏，千裏躍進，屢遭艱險，尤其是穿越危險的黃泛區沼澤地，在後有追兵的情況下搶渡淮河，終於在8月底到達了大別山區。

接下來的幾個月，情況同樣十分艱苦，在鄧小平的官方傳記中，有幾段話對這幾個月艱難的日子作了生動的描述：

劉鄧大軍由於連續行軍，極度疲勞；部隊在南方作戰缺少經驗；剛到新區，政權還沒有建立，群眾還沒有充分發動起來，糧食、服裝和彈藥奇缺。於是，劉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線展開，擴大根據地。鄧小平和中原軍

區副司令員李先念率領精幹隊伍在大別山頑強堅持。鄧小平激勵部隊說：一副擔子，有重的一頭，有輕的一頭，我們在大別山背重些，其他部隊和地區就能大量殲滅敵人和深入開展工作，這對全局極為有利，我們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堅持住。他們與戰士同甘共苦，風餐露宿，數日不得一飽，夜以繼日地同敵軍周旋。

這段文字顯然是根據參與當時戰鬥的戰士的回憶寫成的，鄧小平本人很可能也對這段文字作了修飾，所以這段文字很明確地指出，如果當時鄧的部隊被打敗，那麽由毛澤東發動的這一大膽的行動，就有可能失敗，甚至導致解放軍的徹底失敗。對於劉鄧的部隊來說，最困難的要算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的那段時間，當時，曾率部追剿鄧的紅七軍、現任蔣介石代理參謀長的白崇禧從華東和西北戰區抽調了20萬軍隊開往大別山區。鄧小平率領部隊開始了在大別山艱苦奮鬥的歲月。

直到1948年的春天，鄧小平及其部隊的處境才開始有了轉機。其餘的共產黨部隊的防線進入了黃河與大別山區之間。這時，鄧小平才能離開大別山區向豫北進軍。5月份，他在那裏被任命為黨的中原局第一書記和中原野戰軍的政治委員，仍然同劉伯承並肩作戰。

鄧小平出任這兩項要職時，這場戰爭正處在停滯階段。國共雙方都想停下來休整、總結一下。共產黨方麵，毛澤東不太清楚下一步應該怎麽辦。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了當時毛澤東同他還有其他人就戰略計劃問題的幾次談話，在其中一次談話時，有人勸阻毛澤東不要命令華東野戰軍直接跨過長江。

也是在這段時間，由於整個冬天都生活在陝西極為惡劣的環境下，毛澤東的身體感到有些不適，斯大林邀請他去莫斯科進行治療，毛謝絕了。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接受斯大林的邀請，他至少要離開中國幾周的時間，但這正是國內戰爭要達到**的時候，也是共產黨第一次想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政府的關鍵時刻。總之，毛澤東有理由懷疑斯大林的這一邀請潛在的動機。從1927年起，在涉及到國共雙方的有關決定中，斯大林似乎一直都是更偏向國民黨一方。從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從抗日戰爭期間蘇方軍事力量的投入，從1945年和1946年在滿洲地區蘇聯對國共雙方軍隊的援助等方麵都可以看出這一點。由此，毛澤東得出結論，斯大林這次邀請他，是想從他這裏探聽中共的軍事實力和政治目標，同時，斯大林此時已感覺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成功將會衝擊蘇聯的政治地理利益。

不管毛澤東怎樣懷疑，他很快就感覺到斯大林的觀點發生了變化。1948年夏天，蘇聯政治局的資深委員安·米高揚秘密訪問了當時設在河北山區的中共中央。這次訪問在中國隻有很少的人知道，在蘇聯也是直到70年代初期毛澤東有關這次訪問的一個談話內容被披露，這才被外界所知。人們從幾個公開渠道可以了解到有關這方麵的一些情況，其中包括聶榮臻的回憶錄。聶榮臻回憶說，當時斯大林派米高揚取道大連（這當時是蘇聯空軍在滿洲的一個基地）抵達中國，要他“親自和毛澤東同誌談一談，中國革命究竟還有多大力量，還有多少人能打仗”。聶榮臻評論道：“因為在他們的印象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經過連年戰爭，恐怕已經沒有多少人了。這說明，他們對中國的革命力量，始終是估計不足的。”事實上，米高揚認為，中國共產黨全力爭取內戰全麵勝利的做法是錯誤的，因為這將導致美國人的幹涉，他們一旦支持國民黨，將會給世界力量對比，也給共產黨本身帶來許多嚴重後果，因此，中共的正確方針應該是放棄進軍長江以南地區、維持自己對北半個中國的政權。米高揚受到抵製和質詢。後來在談到這段特殊的插曲時，毛澤東曾輕蔑地說，他拒絕了米高揚的這些分析和建議。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間的三大戰役決定了這場內戰勝負的命運。這三大戰役每一次都是由共產黨發動進攻，並且每一次也都是以共產黨的勢不可當的勝利而告終。他們最後完全消滅了東北和華北以及中原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將近150餘萬的國民黨軍隊被殲或被俘。

鄧小平的軍事生涯，在這三大戰役中的“淮海戰役”達到了光輝的頂點。淮海戰役的戰場在中國中部地區、黃河與長江之間的黃淮平原，這次戰役從1948年11月上旬持續到1949年1月中旬。在淮海戰役中，共產黨調動了包括劉伯承部隊在內的兩個野戰軍及一些地方部隊，並組成總前委統一領導。鄧小平是這個總前委的書記，也就是實際上的負責人。在這一戰役中，共產黨出動了大約30萬兵力(3)並得到了民工的支援。鄧小平的官方傳記稱，支前民工達540餘萬人。他們運送彈藥和物資，挖戰壕（這些戰壕用來阻陷國民黨所使用的成千上萬的包括坦克在內的車輛）。國民黨一方則投入了8個兵團，每個兵團近10萬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