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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接下去的第一句話卻是：“1941年華北敵後的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日本侵略軍將侵華重點轉到敵後。”文中並沒有把這種轉變歸咎於這次戰役，但也沒有作其他任何解釋。

百團大戰以後的兩年，對華北所有的根據地來說的確是最困難的兩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並沒有減少他們在中國的軍隊，反而決定要消滅根據地內所有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消除共產黨的影響。在“殺光、燒光、搶光”的軍令下，日軍在掃**地區一次待上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不管你是共產黨人還是普通老百姓，一律格殺勿論。日軍在這些地區進行多次大屠殺，把田裏的莊稼放火燒掉，儲藏的食物不是被毀就是被搶，到了1942年底，華北平原地區的根據地，包括一二九師創建的兩塊，已經沒有共產黨控製的任何武裝了。在山區，共產黨在“百團大戰”中占領的許多城鎮也丟失了。

正是在山西東部荒涼的山區過著艱苦生活的這個時期，最先構成了鄧小平成熟形象的清晰畫麵。他的一些演說與文章，開始出現在中共公布的檔案記錄中。從他留學法國以來，第一次出現了許多有關他的軼聞故事。

鄧小平的個子不高，大約在他前往法國留學時，就已經不再長高了。他身高隻有5英尺，他後來說這是因為他在法國吃不飽的緣故。但更確切地說是因為遺傳。他的父親個子就不高，他的子女也都不高。鄧小平還不到中年就長得很粗壯了，他脖子雖短，肩卻很寬，臉盤寬而方，有堅毅的下頦和一雙比大多數中國人更為深邃的眼睛。

和許多個子不高的人一樣，鄧小平動作敏捷，精力旺盛，身體也很好，除了在長征結束時患過一次傷寒外，在青年和中年時期，即使在廣西和山西那些地方病流行的地區長時間生活，他也從未生過病。從某個時期開始，他煙癮很大，這一點他不像周恩來而像毛澤東。但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抽煙給他的身體帶來什麽副作用。

鄧小平脾氣不好，經常發怒。雖然他很早就學會如何控製自己的脾氣，但並沒有太大效果，而且有時候，他還故意讓自己的怒氣表現出來。後來，他成為國家領導人後，他的同事和屬下都很害怕他發脾氣。由於天生的壞脾氣，鄧小平也天生沒有耐性，但他總是在采取行動之前，作一番審慎的思考。而且隻有在下級對某些決策拖著不辦時，他才會公開表示不滿。

鄧小平天資聰明。他在晚年的講話和談話中談到教育問題時，曾不止一次地對自己在16歲時就中斷學業表示遺憾。他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和軍事分析家。不論是在口頭上還是在書麵上，他的報告都很清楚，有條理。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中收有9篇他20世紀40年代初期的講話和文章，這些講話和文章雖然看起來平鋪直敘、有些平淡，但卻很有說服力。這表明鄧小平思想堅定，能很好地抓住論點，處理和解決問題不墨守成規。他重視事實和數字，並且努力學習，使自己成為貿易稅收方麵的專家，而這些是他從未涉及過的。但是，對於一二九師在1941年開辟的根據地，以及他和劉伯承在這些根據地上所建立的邊區政府的生存，卻是生死攸關的。他處理所有經濟工作的原則是：“限製過去殘酷剝削的程度……但鼓勵資本主義生產，這在目前對發展國民經濟是有益的。”他的這段話有兩個重要特征：一個是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沒有委婉其詞；第二，他在“有益的”前麵加上“目前”這個詞，這就清楚地說明共產主義並不會永遠容忍資本主義。

1943年初，日軍對根據地的壓力開始減輕。共產黨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向外發展，除了恢複老的革命根據地之外，還開辟了新的根據地，特別是在山東。鄧小平在指導開辟這一地區的進程中擔負了重要責任。1943年下半年，華北根據地的三位高級指揮員彭德懷、劉伯承和聶榮臻奉命回延安，鄧小平接替彭德懷擔任中共北方局代理書記，同時主持八路軍總部的日常工作，指揮大約30萬正規軍和數量相當的地方部隊。

1944年春，日軍發動了侵華戰爭以來最大的、代號為“一號作戰”(1)的攻勢。它主要有兩個企圖：打通貫穿中國南北和西南的重要鐵路交通線，以減輕日軍對海上交通的依賴。美國這時對日軍海上交通的攻擊已經愈來愈頻繁；占領西南的機場，因為美國飛虎隊飛機對該機場的利用越來越多。4月，日軍的攻勢從河南開始，夏秋間又延續到湖南、廣西。在美國陳納德將軍第14航空大隊的支持下，中國軍隊在湖南一些地方進行了頑強抵抗，但其他地方沒有抵抗。到了11月，鐵路沿線的中國軍隊被肅清了。機場也被日軍占領。蔣介石的軍隊損失慘重，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慘遭屠殺。日軍這場攻勢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向世界暴露出，自從戰爭爆發以來，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已大為降低。同時，它的中央政府也已經變得腐敗和內訌不斷。這對蔣介石的個人威望也構成了很大的打擊，尤其是在國內，國民的信心也同樣受到巨大的打擊。到1944年底，正如勞埃德·依特曼教授所說，中國已經成為這樣一個國家：“經濟產品貧乏，通貨膨脹加劇，在日本人麵前軍隊倒黴，政府腐敗，政治不滿充滿於社會的各個角落”。

在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攻勢期間，共產黨集中力量鞏固他們在華北和華東的根據地。他們沒有發起進攻以減輕蔣介石軍隊的壓力，但也謹防攻勢會波及到國民黨勢力已崩潰的地區，例如河南。鄧小平的主要任務是在華北根據地打擊日軍的一些非主要性進攻，在根據地內堅持實施既定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特別是減租減息。到1945年春，他指揮下的正規軍人數已經發展到近50萬人(2)，他成為這一方土地上的頭麵人物。

在1945年夏天之前，鄧小平僅回過延安兩次：一次是1938年9月參加中央擴大會議（他還不是中央委員），另一次是1939年7月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不久，他第三次結婚。他的新婚妻子叫浦瓊英（後來改名卓琳），是雲南著名的實業家、火腿大王浦在廷的女兒。1937年她作為北平的一名學生從北平來到延安。她比鄧小平小12歲。現在他們相伴已經54年。同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妻子不一樣，她從來沒有要求在政治舞台上發展。她隻是專心待在家裏，照顧她的丈夫，養育她在1940年到1952年為鄧小平所生的5個子女。她年輕時身材苗條，有著一張瓜子臉，中年就發福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婚姻中，他們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時間要長，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在鄧小平留在太行山的這段時期，毛澤東從集體領導中的一員變成了黨的領袖。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開的黨的七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七大上，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核心作出了許多重要的決定。毛澤東的“思想”，被尊奉為黨的指導一切工作的新的準繩。他既獲得了一個正式的權位同時又獲得了思想上的崇高地位，這是連斯大林也望塵莫及的。

毛澤東的正式崛起隻不過是擴大了他的權力和聲望。早在1936年初，他在書記處排在洛甫、博古、周恩來之後時，他的權力就比他們任何人都大。他作為黨的實際領導人會見了埃德加·斯諾。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隻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沒有得到國際的認可，他不可能走得更遠。因此，1937年7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對毛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王稼祥曾在遵義會議上第一個站出來表態支持毛澤東，後來他去了莫斯科治病。王稼祥這次回延安，帶來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稱毛為“中國人民的領袖”。

雖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這一年裏，毛的日子並不好過。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個政治局委員王明、康生、陳雲回到了中國。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開的中央全會所通過的決議，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軍事戰略上的主張。通過王明等回國這一年來的所作所為，毛澤東發現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一直存在分歧，他們的主要的分歧在於：在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產黨是應保持相對獨立性呢，還是一味地妥協退讓？王明的口號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王明能說會道而且狂妄自負。1931年在上海時，他撰寫和散發了一本小冊子《兩條路線—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表明了留蘇派的完整的政治綱領，並且成為當時控製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參考手冊。他作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後，成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他認為完全有權力以黨的名義發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號召建立一個新的統一戰線。

由於這一原因，在王明回來後大約半年時間內，毛澤東成為“少數派，有時完全被孤立”。後來形勢發生變化，主要是因為王明政治上的幼稚。他沒有待在延安，在這裏他既可以影響其他領導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聯係，而是選擇了在1938年夏去武漢，卷入和國民黨將領以及政客們辯論關於能不能組織民眾像西班牙共和國保衛馬德裏那樣保衛城市問題。當他回到延安後發覺，他在政治局中已經沒有發言的權利。政治局請他在隨即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作主旨報告，但是後來又拒絕他講而由毛澤東替代他作報告。

這樣，王明這顆明星很快就黯淡下去了。在隨後召開的糾正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中央委員會上，他繼續擔任了一段時間的中央統戰部部長，撰寫了許多文章在黨報上發表。但是這一職務後又被周恩來以適當理由所取代。後來他成為非常活躍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黨的代表大會上，他重新入選中央委員會，但其地位已經很低了。60年代他在“**”中受到公開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國人的幫助，他逃往蘇聯，飽受背井離鄉之苦，70年代在莫斯科去世。

毛澤東在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政治權力牢固之後，開始著手加強理論地位。在這個領域，此時他在黨內的影響仍然很大，這也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從後來的情況來看，毛澤東最重要的一點是分析關於中國革命進程的階段和共產黨與社會的關係。毛澤東把中國革命的前社會主義時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至1918年屬於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範疇；第二個階段其社會特征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要求建立“包括無產階級和農民在內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政治製度，他稱第二個時期為新民主主義時期，並著手給其政治、經濟、文化綱領下了恰如其分的定義。正是在這個框架內，後來製定了進一步的政策建議，特別是在1945年他建議成立一個民主聯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府。

在談到黨和社會的問題時，毛澤東協調了民主與專政的關係。他的這一理論框架的核心是群眾路線，正如他所寫的：

在我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係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係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群眾路線有兩個根源：中國千年的傳統和非中國的盧梭主義以及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傳統。毛澤東在綜合這幾種觀點時強調黨的作用，並使之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但是，他堅定地把群眾觀點看作是黨在實際工作中製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義遵循的要素揉進中國的現代政治文化之中。

毛澤東為了清除王明的觀點在黨內的影響，代之以自己的觀點，1942年2月在延安發動了“整風運動”，這一運動在此後的兩年中遍及各個根據地。他選擇了三種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為予以批評，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在他的思想中，這第一、二個問題都有雙重表現。例如主觀主義就體現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這次運動期間，主要批判了教條主義。運動正式結束時沒有人被點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中被認定為教條主義。

整風運動是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開始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口號下進行的，這和20世紀30年代初期留蘇派在各根據地進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長的會議常常陷於非常緊張和不愉快之中，被稱為“鬥爭會”。1937年戰爭爆發後有幾個文化人從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們中幾乎所有的人在最後都承認犯有錯誤。但有一個作家寫了諷刺雜文批評了延安的說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進監獄，幾年以後被秘密處死。對於他的死，康生要負責任。康生曾在蘇聯受過特種訓練，和毛澤東1939年結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識多年。在整風運動期間，當康生企圖把黨員在搶救運動中的缺點寫進檔案時，毛澤東製止了。在25年以後的“**”中，毛澤東給予了康生很大的權利。

自從1939年回延安後，鄧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參加七屆一中全會，這時，他第一次被選為中央委員，在44名委員及33位候補委員中他排在第28位。或許因為他沒有親自參加七大，因而無法讓與會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員會的這項排名，與他1943年以後所擔負的重大責任，以及他隨後所擔任的職務並不相稱，與毛澤東對他才能的評價以及與他的同伴相比，也是不相稱的。

(1)英語“I chigo”是日語音譯，有“一回合”等意思。中共中央黨校李踐為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譯為“一號作戰”。——譯注

(2)抗日戰爭勝利時，鄧小平指揮下的正規軍人數約三十萬人。——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