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轉戰太行（1935～1945）

1935年8月1日，正當毛澤東和張國燾在四川的一個偏僻地方為會師後的紅軍部隊到什麽地方去創建新的根據地而爭論時，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一個建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宣言。自從1934年夏秋設在上海的黨的中繼站被國民黨軍警發現後，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之間的電台聯係就中斷了。此時，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張國燾對這件事都一無所知。直到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們到達陝西六周以後，毛澤東才從林彪的堂兄、從莫斯科派回國內尋找中共前方領導人並匯報遠方事態進展情況的林育英那裏聽說了這件事。對林育英來說，找到毛澤東等人就像他通過蒙古沙漠一樣幸運。張國燾知道這件事還要晚些，是毛澤東通過設在保安與中央聯係的電台有選擇地告訴了他這件事。

王明之所以在莫斯科發表抗日宣言，是因為蘇聯對日采取了新政策。當時，斯大林出於對日本陸海軍擴張政策野心的擔憂，確定了蘇聯在遠東的主要目標是阻止蔣介石的中國和日本建立反蘇反共聯盟。這就要求蘇聯和中國建立更為密切的政治關係（兩國從1932年起就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時要求中國停止內戰。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希望中國共產黨放棄自1927年以來建立獨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會政策，停止對國民黨和蔣介石個人的不斷攻擊與斥罵。

毛澤東本人甚至比斯大林更熱衷於推動中國人聯合抗日，他認為，唯有在全國統一戰線的構架內才能更有效地對付日本人的進攻。但他十分反感蔣介石，既不喜歡他的為人，也不喜歡他的政策，因此，他想找到一個既能建立統一戰線，但又不是以蔣介石作為統一戰線的唯一領袖的方法。他選擇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統一戰線。他再次提出了1933年l月中共在中央蘇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的宣言，即中共願和一切武裝力量訂立停戰協定，共同抗日，並要求國民黨部隊停止進攻蘇區，給予他們“民主權利”和武裝蘇區民眾。

毛澤東很快就采取了行動。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一個貧瘠的小村莊瓦窯堡召開會議，通過了一個政治決議，決議著重表明：

……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

幾天後，毛澤東在黨的一次會議上說，“日本侵略”改變了中國的階級關係，現在使“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參加到反日鬥爭”中去成為可能。但他仍然把蔣介石視為敵人，把蔣介石的“賣國”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國”的政策聯係在一起。

這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1936年，中共通過各種方式廣泛向外宣傳這一綱領。同時，毛澤東和他的同誌們艱苦工作，為重建在長征中受到巨大損失的黨和軍隊的力量而努力。他們采取了三個軍事行動：鞏固陝北根據地；和聽命於蔣介石進攻陝北的東北軍、西北軍達成互不侵犯協議；說服紅四方麵軍、紅二方麵軍向北與紅一方麵軍會合。這三個行動都取得了成功，但在執行第三個軍事行動過程中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紅四方麵軍在西征新疆時損失了三分之二。1936年7月，張國燾開始率領二、四方麵軍向北進軍，但是他並不願意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因此對於這一損失，他是要負主要責任的。但是，作為改組後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在某種程度上也負有責任，至少他對西征的戰略目的是默認的。從軍事上看，西征使一度輝煌的紅四方麵軍的戰鬥力大大削弱。從政治上看，張國燾本人的名聲和權力徹底喪失了，當他最終回到延安時，受到了公開的批評。

不久，共產黨人就與“圍剿”他們的地方軍的指揮官締結了互不侵犯的協定。這些地方軍首領的背景和經曆給了他們以很大的幫助。楊虎城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當共產黨人在馮玉祥部活動時，楊虎城是馮玉祥的助手。另一個就是張學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滿洲軍閥張作霖的兒子。他和他軍隊中的大多數部下一樣，要求抗日，不願“剿共”。經過在延安和西安的談判，1936年春雙方訂立互不侵犯的協定，並建立了貿易和電台的聯係。

1936年，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也變得強硬起來，但他的首要目標仍然是要消滅共產黨。因此他對張、楊的行為極為惱火。這年的初秋，他派遣部分中央軍進駐西北。12月，他又親自飛抵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城出兵“剿共”，並威脅張、楊，如不出兵“剿共”，就把他們的部隊調往中原，遠離他們的地盤。結果發生了著名的“西安事變”。

蔣介石下榻於西安東部臨潼依山而建的溫泉—華清池。12月9日，由學生帶領的示威隊伍向臨潼進發，要求停止內戰，全民抗日。張學良告訴示威者，他本人同情他們，並公開向他們允諾：“在一周內給予明確答複。”三天後，張學良的軍隊根據他的命令捉拿了蔣介石。據說蔣介石是聽到士兵在外麵敲門時，穿著睡衣逃到山頂的一個小亭子裏，後來如同一名囚犯被押到西安。

中國共產黨從沒有說過要對這起事變負責，他們事先並不知道此事。總之，從他們的反應來看，他們也和其他人一樣，對這件事表示震驚。一開始，他們在保安召集了一個群眾大會，慶祝他們的頭號敵人被捉，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都談到要處死蔣介石。然而，幾天後，他們變得冷靜了，並準備釋放蔣，以換取蔣消除對共產黨的敵意，共同抗日，這一轉變與莫斯科的壓力有關（莫斯科方麵可通過電台和保安聯係），但主要是因為共產黨冷靜地分析了形勢，認為張學良的行動為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機會。

12月16日，周恩來乘坐張學良提供的私人飛機飛抵西安。聖誕節那天，蔣介石被釋放了。蔣沒有留下任何書麵文字，但為了促使張學良盡快放他走，他向周恩來作了口頭承諾（楊虎城怕蔣日後報複，並不讚成這樣做）。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去了南京，並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他立刻被捕並被判處十年監禁。楊虎城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蔣介石解散了他的軍隊，他再也沒有指揮權了。

共產黨迅速采取行動以鞏固周恩來通過外交手段取得的勝利。1937年2月，毛澤東等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了放棄武裝反蔣，蘇區、紅軍與國統區、國民黨軍隊合為一體，以換取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並釋放所有的政治犯，積極開始準備抗日戰爭。這些建議沒有被接受，卻開啟了雙方的正式談判。在此後的4個月中，周恩來和蔣介石進行了5次會談，並達成了協議。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國共雙方達成了幾項正式協議。這樣，共產黨同意停止武裝反蔣，停止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改編紅軍番號並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揮之下，為實現孫逸仙的三民主義而奮鬥。同時，國民黨也允許共產黨在幾個城市設立辦事處，可發行全國性報紙，指定代表參加國民黨的谘詢機構。他們也同意給共產黨相當大的補貼。根據這些協議，陝北根據地變成中華民國的陝甘寧邊區並擁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紅軍變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新四軍是由長征開始後留在江西的幸存的一部分部隊組成的）。

鄧小平在長征快要結束時生了一場病，而且病得很厲害。據說他患了嚴重的傷寒，當他到達陝西時，已病得不能騎馬或走路了。病好後，他擔任了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他的這個職務是在1936年紅一軍團到達陝西後由毛澤東和彭德懷指定的。這是提拔，也是他在此後16年一直從事的工作。他的事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在以後的16年中，他的名字傳遍全黨和全軍，顯示出他有資格成為一名國家的領導人。

在這段時期，鄧小平既是一個政治軍人，同時又是一個軍人政治家。作為一個政治軍人，他的工作是確保軍隊響應政治教育和訓練。作為一個軍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確保黨能了解軍隊的實際，而不會對軍隊提出的要求太多或太少。後來，這項工作都由受過正規訓練的專業軍官負責。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這項工作通常是由黨內級別很高的幹部擔任。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都曾在某一時期擔任過紅軍的政委。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認為這一工作所扮演的雙重角色非常適合他。他豐富的經驗使得他成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適合軍隊生活。

在紅軍和八路軍這樣一種政治軍事體係中，從軍到師，每一級都是由政委和政治部組成的。在部隊的每一級中，政委在黨內排列的地位明顯高於軍事指揮官，政委也擁有較大的權力，政委可以用自己的名義發布命令和指示。除非是在戰爭最危急的時刻，否則軍事指揮官的命令必須在政委的聯署下才能生效。

作為政治軍人，政委的職責範圍很廣，從部隊所有黨員的“政治意識”、政治覺悟到整個部隊的士氣與福利，都由政委負責。他不但要組織部隊的運動會，還要對黨員們說明黨的決議和指示的重要性。他也要負責安排大多數文盲士兵的文化基礎教育。在軍隊之外他有責任爭取群眾的信任和支持。1937年以前，地主始終是作為階級敵人來對待的，即使有時會留一小塊土地給他們耕種，以自食其力，而沒收分發他們的浮財包括房子則是正當的行動。然而，軍隊不可能單靠強征來維持，他們必須和一般農民維持良好關係，這樣才會有人願意賣給他們一些牲口、糧食或補給品。在紅軍勢力尚不穩固的地區，這項民眾工作尤為重要。有些農民害怕與共產黨合作，因為他們擔心會遭致卷土重來的地主、國民黨軍隊和官員的報複。

從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中日戰爭持續了8年。戰爭之初，共產黨僅有一塊根據地，且遠在西北荒涼的黃土高原上。戰爭結束時，他們建立了19塊根據地，是原來陝甘寧根據地的12倍之多，而且擁有近1億的人口。就像當年江西根據地那樣，這些新的根據地也有核心與外圍之分，每一塊根據地都至少有一個核心區由共產黨控製。在華北，西起陝甘寧東至山東半島的頂端，12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在當時，隻有兩塊根據地是完全孤立的：一塊是遠處南方海南島的山區；另一塊在香港和廣州之間的珠江三角洲一帶。

軍隊和黨力量壯大的速度甚至超過了根據地的發展。1937年底，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總兵力大約有5萬人，到1945年春，已經增加到將近90萬人。1937年，中共黨員大約有4萬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陝甘寧邊區。1945年春已經擴大為120萬人，並且遍布全國各地。

當時，所有新的根據地，全部的或部分的，都處於敵後。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戰爭開始時采取的一項戰略。1937年，幾位政治和軍事領導人主張八路軍以完整的師或旅與國民黨軍隊密切配合，對日軍進行運動戰。新當選為軍事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竭力反對這種主張。在1937年8月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堅持認為，日軍總的來說比紅軍與之戰鬥了10年的國民黨軍隊更難對付。采取運動戰會使弱小的八路軍過早地暴露自己以至被日寇消滅。主張展開運動戰的一些人則擔心，單純進行遊擊戰會招致別人對共產黨的責難，會說共產黨要求抗日的全部勇氣隻表現在語言上，他們所關心的隻是建立他們自己的軍事和政治力量。毛澤東主張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但“基本上”應以遊擊戰為主。

建立根據地的過程是很艱苦的，而且經受了許多挫折。開始根據地隻能建立在山區，但後來在華北平原的許多地方也建立了根據地。無論是山區還是平原，創建根據地首先是建立穩固的軍事控製。一旦部隊站穩腳跟，黨就著手把新占領的地區變為根據地。接著通常是建立一個新的地方政權機構。這一機構是通過普選產生的，包括建立一個村一級或更高一級的協商和執行委員會。為維護自己的政權，黨通過鼓勵黨員參加選舉，確保執行委員會成員中的多數都能執行黨支部的指示，下一步通常要做的是改善當地窮人的命運，主要是削減地方權勢人物的財富和權力。在此期間，頒布了三個文件：減租，減息，實行合理負擔和統一累進稅。減租條例要求減租25%，這個比率曾經是孫中山的誓言。在存糧耗盡的春荒之時，不僅利息被大大地削減了，最後連許多貧農賴以生存的借貸也被停止了，但是有時稅的分量卻大大地累進了。

共產黨在根據地從沒有忽視社會鼓動和愛國宣傳。日軍的入侵，使中國民眾有序的安寧生活直接或間接地遭到了破壞。共產黨成功地獲得民眾支持的關鍵是，保證人民過上有序的安寧的生活，並且和人民大眾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就連許多日本人和國民黨人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在華北，有四個由一塊或幾塊根據地組成的邊區，這些地跨二至四個省份的邊區，有他們自己的政府及通過選舉產生的地方參議會。在通常情況下，黨員在這些機構中占多數，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地方參議會的權力和地位高於一般的行政官員。蔣介石唯一承認其合法存在的陝甘寧邊區，是個例外。

鄧小平沒有參加那次製定戰略戰術的會議，但在會議結束的當天，他就被任命為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這樣，1937年秋天，他被派往位於山西東北部遍布佛教、喇嘛寺廟的五台山。他到那兒時，由林彪指揮的一一五師在一個狹窄穀道伏擊和重創了日本侵略軍一個師的輜重補給部隊，這是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勝利，雖然沒有俘虜，沒有繳獲很多武器，卻提高了共產黨在全國的聲望。

1938年1月，鄧小平接替一位病重的同誌，出任一二九師政治委員。鄧小平在一二九師一直工作到戰爭結束。這個師大約有一萬三千兵力，主要是由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麵軍的餘部組成。因此該師的士氣可能要比八路軍其他兩個師低。

一二九師的師長是劉伯承，和鄧小平同鄉，也是四川人，是個終身職業軍人。他生於1892年，比鄧小平大12歲。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參加共產黨之前，是個川軍軍官。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他被中共派往蘇聯，在紅軍學院學習了三年。長征時任紅一軍團參謀長。在戰術問題上，他沒有和其他指揮員特別是林彪、彭德懷發生爭論。他一隻眼睛失明，所以總是戴著一副眼鏡。他是軍人中的軍人，深受部下愛戴，他似乎有自己的處事原則，不願過問政治。他和鄧小平合作得很好。多少年後鄧小平在官方出版的他的傳記中說，人們習慣把“劉鄧”連在一起，這一點也不錯，“在我們兩人心裏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

鄧小平到一二九師時，該師已深入到太行山區。太行山位於山西東南部，“山高勢險”，“易守難攻”。事實上日本人並沒有企圖進攻太行山。1937年11月攻占省會太原後，日本人集中設防於從北、南、東通往太原的鐵路線。依托山區，劉鄧開始建立根據地，並考慮如何處理日軍侵略後山西省的形勢。當時，省主席已經跑了，地方政府也已瓦解，未被日軍占領的地區則到處是國民黨軍隊的逃兵。

在此後的兩年中，即1938年和1939年，劉鄧致力於根據地建設和軍隊建設，避免同日軍遭遇。他們鞏固了太行山根據地，並且在山西的中部山區創建了另一塊根據地。隨後又在日本人控製的平漢鐵路以東的華北平原上建立了兩塊根據地。在各個根據地，他們招募和訓練了兩種後備軍：一種是脫產的地方部隊，隻在當地活動；另一種是半脫產的民兵，配合地方武裝打遊擊。這些地方武裝也為一二九師提供了兵源。

1940年，劉鄧發動攻勢，先是抗擊國民黨軍，然後抗擊日本侵略軍。這年3月，他們抗擊了進犯太行根據地的國民黨軍隊。這些軍隊奉蔣介石之命試圖在除共產黨控製的陝甘寧以外的許多地方重建國民黨政權。劉鄧擊退了他們，然後又擊退了配合中央軍行動的地方軍閥閻錫山的部隊。這些勝利在邊區內外給他們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活動的空間。

劉鄧的勝利鼓舞了在山西的所有共產黨指揮員抗擊日軍侵略的信心和勇氣。不管有沒有在延安的毛澤東的軍事委員會的指示，他們都製定了攻擊華北鐵路沿線日軍據點的計劃，並且封鎖和分割了日軍占領的鐵路線。這個攻擊計劃在8月底開始實施，持續了三個多月。開始時共產黨投入了22個團，大約4萬人的兵力，後來當戰役規模擴大到包括進攻其他日本駐軍，以及日軍開始發動反攻時，中國共產黨投入的兵力增加了5倍，有105個團，總兵力達到20多萬人。

這就是著名的“百團大戰”。百團大戰帶來的結果是雙麵的，它導致山西、河北日軍的通信中斷了幾個星期，中共部隊占領了多個城鎮，使得全國的民心、士氣為之一振，因為自從1938年秋日本人占領漢口和廣州後，國民黨軍隊在華中和華南一直處於守勢，一些城鎮淪陷、失守的壞消息接連不斷，充斥一時。另一方麵，百團大戰也把八路軍的實力暴露給了日軍，日軍必然要報複；同時也把自己暴露給了國民黨，使國民黨了解到共產黨在根據地和軍隊建設方麵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在延安的毛澤東看到國民黨的報紙上公開宣傳這一戰役時，反應不佳。據說，他對這次戰役行動大為不滿。關於此役，八路軍前線指揮員彭德懷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比原計劃提前10天下達了戰鬥命令，因此沒有征得延安方麵的同意。這一做法令毛澤東很生氣。毛澤東認為像彭德懷以及其他有關人包括鄧小平在內，在戰役第一階段取得成功後擴大戰役規模，投入20萬兵力實施中心進攻是過於魯莽。彭德懷還寫道，當他們勝利的消息傳到延安時，毛澤東發給他一封賀電。但這封賀電可能是慶賀他們第一階段取得的勝利。5年後的1945年夏天，在延安的一次會議上，彭德懷還是因此事受到了批評。今天對百團大戰是肯定的。在官方出版的鄧小平的傳記中關於此戰役有兩句話：1938年，鄧小平（左一）和朱德（左三）、劉伯承（中）一起研究作戰計劃。

同年8月起，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所部38個團（未包括地方部隊）參加“百團大戰”，進行大小戰鬥529次，給日、偽軍很大打擊，鼓舞了全國人民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