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長 征（1931～1935）

1930年春，鄧小平到上海的時候，黨中央的工作實際上是由手段相當專橫的李立三負責。如今時隔一年，李立三已經離開上海，被召往莫斯科解釋他的路線失敗的原因。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間，共產國際遠東局和共產國際常務委員會相繼對他作了審查，並毫不留情地迫使他作了兩次檢討，向共產國際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在這之前，他卻對幾位參加審查他的官員說，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沒有資格領導中國共產黨，從而大大激怒了這些官員。此外，李立三前一年夏天在中國還說過忠誠於共產國際是一回事，忠誠於中國共產黨完全是另一回事的話，這無疑也得罪了這些官員。共產國際對他的處罰是把他留在蘇聯，不讓他過問任何事情。因此，在此後的將近15年間，李立三一直無所事事。

李立三在莫斯科接受審查期間，當時正深受斯大林器重和重用的米夫到了上海。米夫此行的任務是敦促中國共產黨批判“立三路線”，重新組建新的領導機構。結果，他不虛此行，這兩項任務他都完成了。1931年1月初，米夫主持召開了為期一天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徹底批判了“立三路線”，然後更換了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還聽取了總書記向忠發和周恩來、瞿秋白檢討工作中的軟弱和失誤。在新當選的16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至少有3名是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親自挑選的年輕人，可以說是米夫的親信，這其中就包括王明。瞿秋白則被開除出了政治局。

米夫的這些做法直接導致了新的領導集體和老資格的勞工領袖之間的分裂。這些勞工領袖曾抵製過李立三和“立三路線”，他們也反對黨中央自己改組黨中央的做法（他們要求召開擴大的緊急會議），他們還反對米夫擬定的候選人名單。這些勞工領袖在1月中旬便遭到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後被轉交到國民黨手中，2月初被槍殺，黨內十分懷疑是新領導層中的某個人出賣了他們開會的時間和地點。

另一起更大的災難隨之發生了。4月，在周恩來手下負責黨中央情報和反情報日常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國民黨逮捕。他顯然沒作任何抵抗就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所有中共最高領導人在上海的住址。幸虧中共潛伏在南京國民黨機關的反諜報人員及時向中央通報了顧順章叛變的行為，否則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在上海的大多數高層要員，很可能會被一網打盡，在劫難逃。然而，中共總書記向忠發還是在5月被捕，6月被處決。顧順章的叛變並沒有保住他自己的性命。

向忠發去世後所空出的總書記一職並未補選，而是先後由王明和博古以“中央總負責人”的身份成為黨的實際領導人，負責中共的全麵工作。

1931年夏，鄧小平離開上海，前往當時的“中央蘇區”。他的官方傳記稱他是“經中共中央批準”去那裏的，這表明是他自己要求去“中央蘇區”。從他本人及共產黨當時的處境來看，他的這一做法是不難理解的。

鄧小平先到達廣東省的汕頭港，從那裏乘輪沿涵江進入閩西，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的聶榮臻也曾於1931年底走過這條路線，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裏說，這條路線是1928年開通的，“許多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同誌”都走過這條路線，而且所有從香港和上海購買的醫療藥品和無線電設備也是經由這條路線運往根據地的。聶榮臻說，那次他們一行人都身穿長衫，打扮成讀書人的模樣，在路上盡可能少地與人說話，以免他們的口音引起懷疑。從汕頭海邊到福建省界大約需要五天時間。

到1931年年中的時候，中央根據地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其中心地區包括跨江西、福建兩省兩萬多平方公裏的山區。紅軍在這片區域內擁有絕對的軍事統治，地方政府也通過各區、縣蘇維埃的形式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在這個地區，糧食自給有餘，但基本上沒有工業，所以像棉布、藥品等這樣的工業用品必須從外地購買。鹽也一樣。當地的氣候夏季幹旱炎熱，冬春季非常潮濕，經常大霧彌漫，這對紅軍的軍事行動反而很有幫助。

期間，紅軍曾向根據地周邊地區發動了多次進攻與反攻，但始終沒有完全控製這些地區。這些地區有時候由紅軍控製，有時由國民黨軍隊控製。一般來說，共產黨往往在農村地區占有優勢，很多村裏都建有黨支部，而國民黨則在城鎮占更大的優勢。一旦交手，紅軍通常可以打敗當地的民團。到1931年，紅軍的實力已經相當於幾個獨立旅、師，甚至軍，但由於裝備太差，因此無力去攻占一些防守堅固的城鎮。在鄧小平到達中央根據地數月之後，紅軍盡管動用了上萬兵力發動數次進攻，卻未能攻占江西南部重鎮贛州，而當時贛州守城的敵軍僅有幾千人。在江西時期，紅軍一直沒能解決彈藥及其他重型武器裝備匱乏的問題。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後來蔣介石的中央軍在1934年向根據地進攻時采用了鞏固新占陣地的堡壘主義策略，致使缺乏重型武器的紅軍受到重創。

雖然有時候在程度上有所變化，但總的來說，毛澤東1931年在根據地已經是主要的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了。在軍隊中，他是第一方麵軍的政委和前委書記。當時的第一方麵軍有3萬人。這是在同李立三的軍事路線進行反複鬥爭後建立起來的。在黨內，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和蘇區中央局委員。蘇區中央局是黨中央為協調所有蘇區的前敵委員會和黨支部於1931年設立的，當時仍在上海的周恩來是該局的書記。毛澤東的聲望和不可取代的地位，來自於他所取得的成就。贛南和閩西的每一個農民都知道，他1929年帶領著一支兩千人的隊伍來到這裏。那支隊伍缺衣少槍，裝備極差。但經過兩年半的時間，他已經使這支隊伍擴大了20倍，並在這個地區創立了一個小政權，不再讓國民黨的縣長和地主管事。他讓農民參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給很多勞工和佃農。對許多人來說，他就像中國曆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農民領袖一樣，是一個民族英雄。

鄧小平到達中央蘇區後，不久即出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這在中央蘇區屬中上級職務。以他之前曾經擔任過黨中央秘書長的資曆來說，他應該擔任更高的職務。但從另一方麵看，上級要他擔任這一職務也許是為了應付當時瑞金的危機狀況。當時瑞金有很多幹部被拘捕，民眾情緒普遍不滿。

瑞金的這一危機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一場武裝衝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澤東在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支持下，與當地的一批軍事領導人和政府領導人在江西中部發生交火。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中部的一個小城鎮，當地的紅軍把這些領導人從監獄裏放了出來。這些協助被關押的幹部越獄的紅軍隨即被開除黨籍，後來也全部被逮捕。接著又對他們的支持者進行清洗，可能有幾百人被處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團，但實際上這些人很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澤東也曾對埃德加·斯諾這樣說過。毛澤東在得知李立三失寵後便開始對他們進行整肅。

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說，鄧小平在就任瑞金縣委書記後，立即著手“為前一時期蒙受過冤屈的幹部和群眾平反”，但並未說明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說他們的罪名是“反布爾什維克聯盟”即“AB團”的成員，那麽這樣的指控就很令人費解，因為當時瑞金離富田有三百多裏之遙，且清洗運動已經開始有九個月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鄧小平作為黨內一個級別較低的幹部（他當時仍未進中央委員會），而且剛剛到達根據地，竟然敢為被毛澤東親自整肅的人平反。然而沒有記錄說明當時還發生過其他的政治鬥爭。最合理的解釋是，他幫助平反的這些人，的確是被指控為“AB團成員”，而鄧小平之所以出麵為他們平反，是因為在他離開上海前，黨中央指示他這樣做的。這種解釋與當時江西發生的各種情況都很吻合，而且從現有的材料來看，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對於“富田事件”後展開的過於嚴厲的整肅行動，確實感覺有些不安。

在瑞金工作了幾個月之後，鄧小平被任命為會昌縣委書記，之後又在會、尋、安三個縣“指導工作”。1933年3月，鄧小平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他的職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鄧小平第二次結婚。和他的前一個妻子一樣，他這次的新婚妻子金維映，也是共產黨員。朋友們都叫她阿金。阿金年輕活潑，但她的個性也比較不穩定。一年後，鄧小平在政治上失勢，金維映離開了他，改嫁當時批評鄧小平最嚴厲的李維漢。她是30名完成長征的女紅軍之一，長征也使她的健康受到嚴重損壞。長征結束後不久，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1941年不幸在蘇德戰爭的戰火中去世。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後取代王明成為中共實際上的領導人）和洛甫（當時是政治局委員）等中共臨時中央主要領導成員，從上海到達中央蘇區。博古到中央蘇區後，立即迫不及待地開始排擠和批判那些反對臨時中央推行“前進和進攻路線”的地方領導人。

鄧小平的官方傳記這樣描述博古、洛甫反對者的觀點：

他們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用削弱地方武裝的辦法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兩種武裝力量都要發展；反對“左”的土地分配政策。

這些都是毛澤東的觀點，而且自從毛澤東成為中共無可爭議的領袖之後，他的這些觀點被視為是正確的。由於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威望很高，因而博古和洛甫沒有指名批判毛澤東，這其中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共產國際要求博古和洛甫盡量避免公開與毛澤東作對。而毛澤東本人也很謹慎，他沒有去保護受到點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毛澤覃，不但如此，他甚至還公開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毛澤東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稱，春季反蔣介石第四次軍事“圍剿”的勝利應歸功於黨的正確的進攻路線，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堅決地“反對低估革命形勢，反對那些要在敵人的（下一次）……‘圍剿’之前驚慌逃跑的機會主義分子”。

鄧小平是這場運動中被批判的頭號目標。4月15日，洛甫在報紙上發表署名文章點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與鄧小平有密切工作關係的李維漢，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號召對他進行“殘酷的鬥爭”。李維漢指責他反對黨的“前進和進攻路線”，公然反對進攻大城市和把紅軍發展到百萬之眾的決策，對黨的新領導集體缺乏信心，不相信共產國際。最後的這項指控最耐人尋味。這表示，無論鄧小平對“立三路線”的看法如何，至少他和李立三一樣，都是愛國主義者。李維漢的文章中並沒有提到鄧小平是在何時及如何表達他的這些錯誤觀點的。但可以明顯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這一關口，鄧小平也不屑於掩飾他對重大政策問題的看法。

鄧小平也許曾經遭到過拘禁。他當然被迫寫了自我批評的聲明。他的槍支被解除，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被撤銷，還受到“嚴重警告”處分，被派到根據地北邊的樂安縣擔任一名“區巡視員”。他的妻子金維映可能就是在這時離開他，改嫁給李維漢的。

按照一位中國史專家的說法，當時黨的領導可能是害怕鄧小平在那個偏遠的縣城“會出事”。不管是不是這個原因，實際情況是，僅僅過了幾個星期，鄧小平就被調到紅軍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這意味著他得到了平反。鄧小平能這麽快就恢複工作，要感謝王稼祥和羅榮桓。王稼祥是回國留學生，羅榮桓是職業軍人。王稼祥當時擔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畢竟低於博古和洛甫，因此他力保鄧小平複出工作，並讓他擔任他的秘書長，顯示了他極大的勇氣。

1933年夏天，鄧小平被調到宣傳部，他的主要工作是主編由紅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紅星》報。在這個工作崗位上，他平靜地過了一年。這段時間，他遠離前線（但從1934年春天以後離前線就越來越近了），遠離黨的決策核心。當時蔣介石於1933年10月開始發動的第五次軍事“圍剿”正嚴重地威脅著中央蘇區。

為發動第五次“圍剿”，蔣介石調動了近百萬兵力，其中近半數屬於由南京國防部直接指揮的中央軍。在發動“圍剿”前，蔣介石對七千多名軍官進行了包括政治教育在內的特別的訓練，並製定出了全麵的戰略方針和詳細的作戰計劃。他的戰略方針是從北麵進攻中央蘇區，同時封鎖中央蘇區其他三個方向出口。作戰計劃的要點是步步為營，堡壘推進。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間，國民黨軍隊在根據地周圍和內部共修建了一萬四千多個堡壘，有一些規模很大，可以容納幾百人。

紅軍對此束手無策。毛澤東後來聲稱，如果繼續沿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間總結出來的戰略戰術，特別是采用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戰術，中央蘇區是可以保住的。事實上，蔣介石正是針對共產黨的機動靈活的戰術，采取了新的作戰策略。他在前線的指揮官們也都非常小心謹慎，以避免自己的軍隊被引誘而莽撞前進。同時他的各個部隊在前進時也都很謹慎地相互照應著，協同向前推進。如果當時讓毛澤東指揮紅軍，他並不一定會比當時負責軍事指揮的紅一方麵軍政治委員周恩來、黨的領導人博古和1933年10月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奧托·布勞恩）有更多的辦法，能更有效地阻止蔣介石的進攻。但這三個人在軍事指揮上的失利，給了毛澤東在政治上東山再起的機會，此後，毛澤東開始主持軍務，並最終贏得黨的領導權。

這年夏天，周恩來、博古和李德認為中央蘇區已無法立足，為了保住紅軍，必須撤離。為此，他們製定出了周密的撤退計劃。紅軍隊伍帶著大批輜重物資開始戰略轉移，兩個星期後，國民黨軍隊才察覺紅軍已經離開中央蘇區，而等到國民黨軍隊調兵攻打時，紅軍隊伍已經走出五百英裏遠了，並在追了六千多裏後，才追上紅軍部隊，雙方首次打了一仗。當時周恩來、博古和李德並未確定紅軍的大隊人馬應該向何處去，他們隻有一個臨時的目標：前往湖南南部的偏遠農村。到了那裏之後，再決定下一步怎麽辦，有幾條路線可以選擇：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個小根據地；一是向西進入由軍閥控製的地區。當然，他們三個人誰都沒有想到，他們所策劃和實施的這項行動，當時稱之為“轉移”，結果卻變成了“長征”，足足走了一年，長達二萬五千裏。

長征開始的時候，鄧小平仍然擔任《紅星》報的主編。紅軍出發時攜帶了大量裝備，其中肯定也包括編印報紙所需的印刷設備。但在11月底，他們橫渡廣西東北部的湘江時受到三麵夾擊，紅軍攜帶的大部分裝備被迫丟掉。盡管如此，6個星期後，當軍隊在貴州省遵義進行第一次休整時，《紅星》報還是出版了一期綜合性的特刊。鄧小平一定參與了特刊的編纂。另外，他又一次擔任了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這是他第二次擔任中央秘書長，有很多工作需要他去處理。

遵義之所以後來聞名遐邇，是因為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這裏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正統的毛主義者認為，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新的黨中央的領導。實際上，遵義會議的結果並沒有這麽明確。從現有的原始文件來看，會議的經過是：毛澤東成功地爭取到參加長征的6位政治局委員中大多數人的支持，同意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江西失敗的原因；毛澤東抓住這個機會作了精心準備的長篇發言，抨擊周恩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戰略，得到了與會大多數人的支持。在會上，毛澤東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黨的核心機構，並成為周恩來在黨內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但毛澤東獲得徹底的勝利是在三周之後。當時，在離遵義很遠地方召開的又一次更大範圍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包含了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發言的主要觀點。在這次會議上，黨的高層人事進一步發生變動，曾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洛甫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曾在1933年出麵解救鄧小平並同樣支持了毛澤東的王稼祥，成為正式的政治局委員。在軍隊中，毛澤東在3月份擔任了新成立的前敵司令部政委，並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了新的三人軍事小組，一直擔任總司令的朱德曾經平靜地接受兩位文官和一位外國人的領導，現在同樣平靜地接受了新的領導的變動。已經不受歡迎的李德被派到一個基層指揮部視察前線戰事。

鄧小平參加了遵義會議。作為中央秘書長，他一定為準備和發布各項決議做了大量工作。但在遵義會議後，他卻有很長一段時間無事可做(1)。直到5月中旬在他的家鄉四川會理召開的另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才看到他的活動。在這次會上，出現了反對毛澤東的聲音。雖然紅軍部隊在那個月的月初成功地渡過了金沙江，但在此之前，紅軍是沿貴州和雲南的西南部繞了一個大圈，在這段艱苦的行軍過程中，大批士兵因疲憊而死，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一些高層指揮官抱怨上級領導指揮不力，洛甫也支持他們。但毛澤東擊敗了他們，顯示了他在捍衛自己方麵同在遵義會議上一樣，是所向無敵的。

在那年夏天接下來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是在毛澤東和張國燾間的談判中度過的。毛澤東當時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從江西出來的政治領導人的支持。張國燾是紅四方麵軍的政委。紅四方麵軍從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帶活動，當時的兵力是紅一方麵軍的五六倍。經過8個月的征戰，紅一方麵軍已經從7萬人減少到不足1萬人。由於這個原因，再加上張國燾很早就是政治局委員，所以毛澤東一點也不敢小看他。

當時，有好幾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正處於抉擇的關頭，其中首要的問題是：這支會合在一起的7萬多人的隊伍該向何處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蘇聯的地區推進？還是留在四川？因為四川遠離南京，南京政府對它鞭長莫及。經過先後4次會議的討論，最後通過了一項新的行動計劃，確立了新的指揮係統，以及把部隊分成左路軍和右路軍共同北上的計劃。毛澤東堅持北上的意見占了上風。但張國燾取代周恩來成為紅軍總政委，同時他設法使整個紅一方麵軍全部歸他指揮，由第四方麵軍的人分別擔任紅一方麵軍的司令和政委。

這些計劃和方案最終在8月底確定，但隻維持了兩個星期。9月初，張國燾決定並下令整個部隊轉向南行，左路軍的全體和右路軍中他的部下都聽從了他的這一南下的命令。但右路軍的毛澤東和其他黨的領導人則拒絕服從張國燾的命令。他們運用黨的權威，命令張國燾繼續北進，“不得反對，不得拖延，不得違抗”，他們自己帶領約5千人開始向北走。

大約是在夏天，鄧小平調離黨中央，出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一軍團在長征中一直由林彪指揮。鄧小平的任務是向林彪指揮下的這支僅存兩三千人（原來有一萬八千人）的隊伍宣傳毛澤東北上抗日的目標和理由。毛澤東與張國燾徹底決裂的標誌是9月1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和解釋會議決議的任務自然落到了鄧小平的身上。這次會議決定，毛澤東的部隊要繼續北上。毛澤東提出的目標是，在臨近蘇聯的邊界地區開辟一塊根據地，然後再向東發展；同時，紅軍隊伍要進行整編。由彭德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朱德和張國燾留在指揮部；最後，會議整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

毛澤東的隊伍在出發了幾乎整整一年之後，於10月18日到達長城腳下的小城吳起鎮，結束了長征。他們來到了由一支小規模的紅軍隊伍1931年就在西北開辟出的一小片根據地，終於有了落腳點，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現有的已經發表過的大量有關長征的出版物中，沒有資料提到鄧小平在長征期間曾經遇到過什麽生命危險。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沒有參加戰鬥，也沒有擔負過任何誌願性質的戰鬥任務。這些由小隊誌願者參加的行動是長征期間軍事行動的重要方麵，其中有三次行動是奪取江河對岸的登陸點，最著名的行動發生在四川西部，有22名戰士冒著炮火爬過拆掉木板的鐵索橋，後來有18名勇士活了下來。

然而，對鄧小平來說，長征就如同4年前紅七軍從廣西到江西的遠征一樣，是一次嚴酷的考驗：同樣長期的體力消耗，同樣惡劣的氣候，同樣為部隊的糧食來源擔憂，同樣隨時有受到敵人襲擊的危險。在長征後期，紅軍兩次穿越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地區。一是四川西部荒無人煙、冰雪覆蓋的雪山，另一個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紅軍戰士犧牲在這裏。

毛澤東和彭德懷率領的這支小規模的隊伍，最終的落腳點是一個貧窮、偏遠、人煙稀少的地區。偏遠是一個有利條件，國民黨的將領都不願意把軍隊派到通訊條件不良、遠離大城市的地方。但貧窮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條件，軍隊招不到強壯的新兵，也找不到充足物資進行補給。

這一地區屬於華北和西北的黃土高原，麵積比法國和德國的總麵積還要大，這裏的土壤都是強風帶來的淤泥，肥沃但容易流失。這裏基本上看不到樹木，沒有什麽植被，氣候惡劣，雨水稀少，一旦下雨，黃土就會變成泥漿，洪水泛濫。春天，戈壁沙漠的勁風會帶來漫天的沙石，氣溫也冷得刺骨。

起初，中共中央把總部設在保安（現稱誌丹，以紀念1936年被殺害的一位當地的紅軍領袖），這是一個全是黃土小屋的小鎮。1936年，中共中央把總部遷到延安。當時，延安四周有城牆，人口大約有2萬。如今，城牆已不複存在，但蓋在山頂上的一座九層尖頂塔依然矗立。當年在黃土坡上挖出的窯洞也保留了下來。毛澤東和他最親密的戰友們在窯洞裏生活了13個年頭。如今，寶塔和窯洞已經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象征—寶塔象征著在艱難歲月中的驕傲和不屈，窯洞則顯示了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過著極具革命美德的艱苦生活，表明他們在延安的日子裏，身體力行，過著勤奮、簡樸和節儉的生活。

(1)遵義會議以後，鄧小平以中央秘書長的身份參加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