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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徐州，是位於鐵路幹線樞紐的一個城市，國民黨的兩位主要將領劉峙和杜聿明及其指揮部就駐紮在這裏。淮海戰役期間，在徐州的東部、西南部和西部先後進行了四次重要戰鬥。在前三次戰鬥中，每一次國民黨軍隊都有大約10萬人被殲滅。第四次戰鬥中，國民黨又有兩個兵團遭到了同樣的下場。在這四場戰鬥中，共產黨的策略是，當國民黨軍隊輕率地離開其據點來到開闊的鄉村時，就立即包圍他們。一些國民黨部隊堅持抵抗，直到彈盡糧絕；另一些則在嚴酷的戰鬥剛一開始就繳槍投降了。國民黨軍隊曾一度完全掌握了製空權，卻無法使用他們的空中力量重創共產黨軍隊，也不能向自己被包圍的部隊補充充分的食品與彈藥。同時，他們也沒能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裝甲部隊，盡管這場戰役是在開闊的平原地區展開，並且是在冬季，天寒地凍、土地相當堅硬，十分有利於裝甲部隊作戰。

蔣介石本人常常對作戰計劃進行幹預，並親自坐陣指揮戰事，但這隻能給他的戰地指揮官們造成混亂。加之後勤供應短缺、情報失靈及通訊係統不完善等，也嚴重地妨礙了他們的指揮。他們一再遭到襲擊，而且被迫在共產黨挑選的時間與地點作戰。他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杜聿明和另一個兵團司令被俘，另外兩個兵團司令陣亡，大約有55萬國民黨軍隊被消滅。

國民黨的失敗意味著共產黨打開了通往南方的道路，也意味著國共雙方和談的條件將由共產黨說了算。在淮海戰場最後一批國民黨軍隊投降之後的第四天即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一個聲明，要求國民黨軍隊全麵投降，還包括廢除國民黨政府，懲辦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戰爭罪犯”，將國民黨武裝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以及建立一個“民主聯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等。蔣介石拒絕接受這些條件，但在此後卻馬上辭去了中華民國總統的職務。原來的副總統李宗仁—北伐的幸存者之一，同時也是很少的幾個在抗日戰爭中曾打過勝仗的國民黨將軍之一—成了代總統，並且開始與北平的共產黨談判，這時北平已經落入共產黨的手中。但是共產黨毫不讓步。4月，李宗仁的談判代表不得不帶著一份和平協議草案回到南京，這個草案包含了毛澤東最初所提的全部條件。4月20日，李宗仁表示拒絕接受這個協議草案。第二天，共產黨對此作出了回答：他們在數百公裏的戰線上強渡了長江。

在隨後的三個月當中，除從東北南下的林彪的野戰軍在湖南受到白崇禧部的牽製外，共產黨的其餘幾支野戰軍大舉南下，幾乎未曾遭遇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抵抗，隻有極少數的有組織的國民黨軍隊在此期間堅持抵抗。李宗仁以廣東為基地，努力想重整旗鼓。他很快就發現，他的努力處處受到蔣介石的暗中破壞。蔣認為保存國民黨及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途徑是將其撤到台灣。盡管蔣在名義上退休了，可是他利用其國民黨政客和軍官的所有的老關係，又建立了一個司令部，組織調動了大約50萬部隊，大部分的海軍及空軍力量及中國大部分的黃金與外匯儲備。蔣介石指望，歐洲的冷戰和美國日益強烈的反共情緒會阻礙共產黨的軍隊攻入台灣。從更長遠來看，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美國軍隊的支持下，他也許還有機會反攻大陸。

劉鄧野戰軍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又打了兩個重大戰役。在第一個戰役中，他們攻下了南京，占領了長江下遊的大部分地區。對於鄧小平而言，這本來應該是他參加的最後一次戰役，因為中央曾計劃讓他負責此前曾是前國民黨中心區域的華東地區的政治工作，並且已經任命他擔任黨的華東局書記。

但是到這年的7月，這個計劃發生了變化。當時共產黨認為“帝國主義封鎖的危險”（指美國的軍事幹涉）已經消退，他們決心繼續攻克國民黨占據的最後地盤。隨之決定鄧小平繼續留在劉伯承的野戰軍中。1949年10 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鄧小平和劉伯承在參加了開國大典之後於10月上旬離開北京前往湖南，他們的隊伍同時也向那裏挺進。鄧小平和劉伯承是乘火車奔赴前線的，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尚不習慣的豪華享受，在離湘江不遠的一個地方，他們趕上了自己的部隊。1934年11月紅一方麵軍就是在離那不遠的地方陷入埋伏的。

第二野戰軍這次的任務是“解放”整個西南地區。這個任務很快就完成了。雖然國民黨把重慶和成都作為他們堅守大陸政權的最後堡壘，但在四川及其他地方並沒有發生太多的戰鬥，幾位國民黨將領紛紛率部起義，投向共產黨。還有兩個省的地方長官也投向了共產黨。同年12月，共產黨軍隊進駐重慶。很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鄧小平當時是怎樣一種心情。29年前，年輕的鄧小平離開這座城市赴法國學習，並且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但鄧小平一定會注意到這座城市在他離開之後的歲月中發生了多麽大的變化。在抗日戰爭中，由於受到日本人的轟炸，這座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壞。鄧小平一定看到了這些，因為他就要出任重慶市市長了(5)，他有責任使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鄧小平這樣老的資曆，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堅持，中央是不會任命他去做這項職位較低且十分艱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由中國共產黨和8個民主黨派的近700名代表參加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描繪出了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藍圖。根據綱領，全國共分為6個大區，其中4個大區都是由各區的軍事與行政委員會管理，鄧小平成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劉伯承任主席。他同時還是西南軍區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這後一個職務最為重要，這使鄧小平的職務高過了劉伯承和西南地區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區的所有黨政軍機構，並就該區所有事務直接向北平的中央書記處負責。

西南區包括四川、貴州、雲南和西康4個省，這4個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在過去20年間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先是軍閥統治，接著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及軍隊又把它作為主要的征兵征稅基地；貴州貧窮多山；位於緬甸（有許多國民黨殘兵敗將在緬甸避難）和印度支那邊緣的雲南省也是這樣；西康從種族上或自然地理上來說，是西藏的一部分。在這4個省裏，尤其是雲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區住著非漢族的少數民族，他們過去一直認為漢人是他們的敵人。這一地區的總人口將近1億5千萬，麵積約50萬平方公裏。

在西南，鄧小平、劉伯承和他們的同事們為自己製訂了三項基本任務：建立法律秩序，促進經濟複蘇，進行土地改革。由於軍閥主義的遺毒，以及這個地區地理上及種族上的種種特殊情況，使這三項任務完成起來相當困難。山區活動著各種土匪武裝，其中包括不少前國民黨的殘餘部隊。大量土地被用來種植罌粟，尤其是貴州和雲南，人們常以此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區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訊條件十分落後，人們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壽命很短。然而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裏，共產黨和解放軍清剿了這一地區的土匪，並以北方根據地為榜樣建立了一個新的地方政府。由於在此之前共產黨在這個地區隻建立過臨時根據地，同時部隊裏隻有少數幹部有行政管理的經驗，所以國民黨的不少管理人員被繼續留用，同時又從當地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中吸收了一批進步學生，充實幹部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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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1日，鄧小平出席成渝鐵路通車典禮，並在紀念冊上簽名。

要促進經濟複蘇，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抑製通貨膨脹。像在中國其他地區一樣，解決通貨膨脹的辦法隻能從兩方麵著手，就是抑製需求和增加供給。抑製需求就是通過發行公債積極鼓勵儲蓄。同時，強製所有企、事業單位，各種行政、軍事機構將手中的現金存到新建的中國人民銀行去，這樣就限製了私人銀行的貸款能力。從供給方麵看，在恢複了交通之後，成立了國有公司，經營食品和農業產品的批發貿易。在新的政治氣候下，這些措施勢在必行，並且很快產生了效果。到1951年，全國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驟然下降到20%，1952年進一步降至10%以下。

在四川，鄧小平童年時代發生的“保路運動”雖然導致了清王朝的滅亡，但是並沒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鐵路。直到1949年，整個四川省仍舊沒有一公裏的標準鐵軌。從現在能看到的公開的資料中，也看不出鄧小平、劉伯承這兩個四川人覺得沒有鐵路是他們故鄉的一種恥辱。不過，他們兩人進入四川後很快就決定從並不寬裕的經費中撥款用以修建從重慶到成都的一段近一千裏的鐵路線。這段鐵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鄧小平即將離開四川之前正式啟用了。鐵路開通典禮那天所拍攝的3張照片被收錄到了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裏，從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鄧小平為自己能參與完成的這項事業而驕傲。

在這三項任務中，鄧小平和其他人推動的“土改”最具有革命特性。1950年頒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條明確規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製，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實際上就是從根本進行一場社會、政治和經濟的革命。過去的千百年來，地主階級控製了中國農村，包括鄉鎮的社會生活，他們同時也控製了中國農村的政治生活。因為無論是封建王朝還是民國政府，都沒有在縣以下設立政權。所以在中國成千上萬的村莊裏，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維護，公路、河流水利係統的保養，全都控製在地主階級手中，他們甚至能操縱縣長及其幕僚作為其代言人。他們通過地方自治會，從事大量諸如修建廟宇，農產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災難時分發救濟糧等工作。而今，從1950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兩年的時間裏，地主階級被消滅，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屬在內）也許有1500萬人被剝奪了大部分財產，隻留下一小塊土地自行耕種，或到工廠、商店中去做工。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被處死了。這不僅是中國曆史上，也是世界曆史上的一次大規模的社會革命。

土地改革使中共的影響深入到中國的每一個村莊。在土改期間，共產黨派出土改工作組去動員那些無地的雇農和其他貧農起來控訴地主，對地主進行批判和鬥爭。結果是：傳統上被奴役的農民獲得了解放，並樹立起了革命的責任感。在這之後，共產黨的力量並未撤走，而是建立起農村黨支部，把許多在土改中走在前麵的農民積極分子發展到黨內來。這些農村黨支部成為政治管理體係中的神經末梢，它們深深地紮根於農村社會之中，這是人們以前根本無法想象的。

在經濟上，土地改革建立了相當新型的所有製體係。貧苦農民，也就是那些沒有土地的或者僅擁有一點不足以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階級則失去最多。無論是從土地的占有還是土地的耕種兩方麵來看，土改都達到了均貧富的效果。

鄧小平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積極地推動土地改革運動，盡管這意味著他自己的親屬，包括他的二弟鄧蜀平，也許還有其他一些親屬也要被剝奪。但鄧小平把鄧蜀平、繼母夏伯根、繼母的女兒鄧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鄧先烈都接到重慶，安排他們和自己住在一起。後來在“**”中他為此遭受了猛烈的攻擊。由於鄧文明在廣安小有名氣，同時地方的黨政幹部也知道鄧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鄧小平的親屬，如果他們留在當地，那麽在土改中他們也許不會受到激烈、粗暴的對待。但鄧小平采取的辦法更為高明，他這樣做既保證了其親屬的安全，同時也救了他自己。因為一旦他的親屬受到威脅而求救於他，或者如果地方黨的領導向他請示如何處理他的親屬時，他將會麵臨十分尷尬的選擇，而現在這個問題已經由他圓滿地解決了。

1952年7月，或許他事先得到了通知，鄧小平被調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區工作了僅兩年半的時間。這段時間雖然不長，但在西南的這段經曆使得他那本來就已經豐富的經曆更加充實了。這段經曆以及他在那些年建立的功績，使得毛澤東及其同事決定把他調進北京。對鄧小平來說，這次調動在其一生中最具有決定意義，在此前的整整15年間，他一直在地方工作，有人認為他同毛澤東的私人關係影響到他的這次調動，這個推測無疑是錯誤的。如果說有私人關係影響的話，鄧小平同毛澤東最重要的副手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關係起了作用。

(1)據統計，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人數在三千五百萬以上。——譯注

(2)魯西南戰役共殲滅敵人5.6萬餘人。俘虜敵整編第六十六師中將宋瑞珂，整編第七師中將陳頤鼎、第五十五師中將副師長理明亞、第七十師少將副師長羅哲東、第六十六師參謀長郭雨林等高級將官多名。——譯注

(3)實際為60萬軍隊。——譯注

(4)實際為近80萬軍隊。——譯注

(5)此處有誤。鄧小平當時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委、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