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百花齊放（1952～1957）
1952年7月下旬，鄧小平被調到北京時，距他48歲生日還差一個月。這時候，他的嘴角和額頭都已出現皺紋，看起來已經不再年輕。在此前5年當中，他留起了胡子，但在離開四川的時候，他剃掉了胡子。奇怪的是，他竟然還把頭發剃個精光，就像蔣介石一樣。剃了光頭的他，更凸顯出額頭的輪廓和下巴的棱角。到北京兩年之後，他才再度留起頭發。他的健康狀況大體不錯，不過在閱讀長篇文章或講話時，必須戴上眼鏡。到了50年代末期，他的聽力大大衰退，特別是右耳。不過從照片上看不出他當時是不是已經開始戴助聽器。他的個性很直率，作風平易近人，自然不做作。即使是在1980年代，他在接待外賓時，除非是在最正式的場合，否則他還是習慣先清一下喉嚨，吐口痰，再開始正式談話。
跟著鄧小平一起來到北京的，還有他的妻子卓琳（她在1937年到達延安後不久，就把本名浦瓊英改成卓琳）、五個子女和繼母夏伯根。他和家人一起住在紫禁城西邊的中南海。這也是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居住的地方。
毛澤東和他的家人住在園中兩湖之間一座四合院內。現在這裏沒有人住，有時候對中外遊客開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間屋子作為書房。據說，他經常獨自邊讀書，邊在這間屋子裏吃飯。（根據1986年春官方導遊向作者所作的介紹。）從房子裏的家具和窗簾可以看出，毛和他的家人過著一種非常簡樸、舒適的生活。離房子幾百米遠的地方是古色古香、裝飾華麗的建築群落，黨的辦公地設在裏麵。這所房子離政府的辦公地也不太遠，而且對酷愛遊泳的毛來說還有一點很重要，離遊泳池很近。這個遊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當時是供公眾使用的。這所房子還緊靠瀛台，瀛台是中國苑囿和建築的一個珍品。它還是皇太後慈禧幽禁光緒皇帝的地方。光緒帝一生最後12年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這裏度過的。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他很難再找到他的同僚，也很難再把人們召集起來。
這個時期，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力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這同他在內戰前和內戰期間在政治和軍事戰略上的勝利，和1949年9月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無關係。他的權力日益加強，達到了頂峰。此時的毛絕對自信。他總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務，以便留出時間準備有關大政方針問題的講話和指示。但他也盡力發揮他作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的作用，發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的作用。從下麵這張他在1953年5月給劉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這一點，他寫道：“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這個時候，毛絕不勉強同意他不喜歡的其他領導人所作出的決定。他總是願意用他自己的命令來推翻其他人的決定。但他又並不像斯大林那樣使他的同事們互相對立，或者損害他們當中那些他曾批評過或打倒過的人的名聲。對於他來說，最令他心滿意足的是能夠自主行事。
1952年，中央書記處成員除毛之外，還有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朱是一位老紅軍，他此時的地位顯然沒有他在內戰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那麽高。而且，不管是此時還是後來，他在政治上都不積極活躍。在1956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他對外交政策及國防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經常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發言。此外，他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和以毛為首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1950年10月至1953年6月的朝鮮戰爭期間，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指揮著50萬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進行大規模作戰(1)。他在黨內和軍隊內是一位威望極高的人物，並以性情耿直而著稱。他是樸實和最具魅力的延安傳統，即艱苦奮鬥傳統的典型代表。
1956年以前，劉少奇在書記處中的地位僅次於朱德。在1940年代後期，他作為毛的主要政治助手和黨的日常工作管理者嶄露頭角。他同毛幾乎毫無共同之處。他工作勤奮，處事慎重，而且還相當嚴肅，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教授曾經有過一句關於劉的名言，說他是一個地位顯赫的灰色人物。但他又很自負，而且還很固執。他會越過毛毫無顧忌地發指示，或不顧毛的意見，對一些政策問題發表看法。如前所述，毛在1953年指責他擅自下發中央文件；1951年，他還以個人名義寫了一個批語，並要求廣為傳達。他在這個批語中把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說成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然而，他的這種獨立性和他對50年代初期的社會變革所持有的謹慎態度，沒有讓毛決定在這個時候降他的職，也沒有讓毛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前景失去信心。相反，在這個時期，毛認定劉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適人選。
劉是一個貧農的兒子，在延安成為毛最密切的政治夥伴。至於他為什麽能成為毛的政治夥伴和他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個中的詳情還無法搞清楚。也許毛信任劉是因為他感到劉比書記處中他周圍的那些知識分子更容易相處。他和劉都是湖南人，他們都來自農村，都是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劉在20世紀20年代初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待了一年，但他過得並不愉快）。劉或許認為，積極地把毛推上黨的領袖的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黨內得到迅速地升遷。他在40年代的幾次談話都清楚地表明，他對毛的態度比他同時代的人對毛所持的那種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對一些同事說：“什麽是主席？我從未聽蘇聯人管列寧叫列寧主席。”（這個時候，毛還不是黨的任何機構的主席。不過已經有傳言說他有可能成為政治局主席。果然，在1943年得到了這一職務。）1947年，他在一次會議上說：“在世界上沒有完美的領袖，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如果有這樣一位領袖，他隻不過是豬鼻子裏插蔥—裝象而已。”
在政府中，同劉極為相似的一個人物是周恩來，他在1949年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領導下行使職權，頗受尊敬。同時，他還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周恩來才思敏捷，精明幹練，且能言善辯，他具備一個外交家兼演說家的天賦，並因此而聞名於世。他還是一個具有堅定信念的人。他從未懷疑過，中國必須首先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建設獨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的必經階段。周與毛不同，他並沒有把革命本身作為一種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樣，視中國人民的貧窮和愚昧無知為一種天然優勢。相反，他想盡快革除這種狀況。他更不像毛那樣熱衷於群眾運動，也不像毛那樣不信任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中國，這個階層有四五百萬人，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接受過中等或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奮，在這一點上他同劉完全相同。他還十分注意自己的舉止、衣著和講話的每一個細節，對於身邊的工作人員，他也照顧得無微不至。有許多故事都是講述他是如何關懷衛士、司機和廚師，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去探望病人或為他們安排更好的治療的。在“**”中，他成了數百萬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在那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為他們主持公道，向他們表示同情。
1952年鄧到北京時，新的國家領導層已基本上實現了其最初在共同綱領中確定的目標，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早期談話中所提及的目標。在政治上，除台灣和一些近海島嶼之外，已經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權。在這個進程中，專政機關在全國範圍內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種暗藏的敵視共產主義的國民黨間諜，擁護國民黨的工會組織者、城市和農村匪禍（包括1927年在井岡山同毛澤東合作過的兩個土匪首領中一個人的兒子）。這場運動從1951年2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依靠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而不是由軍隊和政府出麵，來辨別哪些應該受到懲處和他們應該受到什麽樣的懲處。在這場運動中，被處死的人達幾十萬之多，另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人被關進了監獄。其結果是沉重打擊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國民黨殘餘分子，結束了國民黨在一些城市和農村的不法統治，使全社會對共產黨人產生了一種敬畏之感。
在社會上，領導層已幾乎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一切任務。在農村，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居住區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區都已經完成。在工業城市，官僚資本家，即那些經營從日本企業主那裏沒收來的工業企業的國民黨官員，已被趕走。許多外資企業被接管，其中有一些企業的資產被完全沒收。但一般采用的做法是向他們施加壓力，迫使他們交出他們的財產以償還他們所欠下的債務。近代以來在國民經濟的產業部門中居支配地位達100年之久的外國經濟幾乎被徹底消滅。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之後，中共領導層便開始把矛頭指向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它是掌握政權的四個階級集團中的一個階級。在1952年6月的一個秘密指示中，毛寫道“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這個指示並沒有公開發表。但到仲夏，幾乎每一個人都確信，民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都要受到衝擊。4個月後，工廠主和店主成了反對“五毒”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的目標。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這場運動隨後被稱之為“五反”運動，也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動廣大群眾參加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數以百計的商人自殺，好幾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額罰款和拖欠的大量稅款。
在農村，中共領導層同樣也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土改”一結束，農村的黨支部就開始動員那些無地、缺少牲畜和農具的農民聯合起來，組成互助組。最初，互助組的規模很小，大概隻有一二十人，並且是季節性的；也並沒有被強加上黨的意誌，以促進這個“社會主義萌芽”的發展。
在經濟上，國家也順利地完成了各項任務，通貨膨脹得到了控製。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央政府製定了“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緊縮發展經費以追加軍事預算。戰爭結束後，通貨膨脹進一步得到有效控製。盡管經曆了土地改革、五反運動，並且中斷了中國同西方的貿易往來，但1952年的工農業產量仍然超過了日本入侵前最好的年份（也大大超過了1949年）。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於國內的和平環境，得益於共產黨獲取了日本在東北建立的工業基地。東北工業基地對取得上述好成績的影響是很大的。
1952年，當鄧小平到達北京時，黨的最高領導層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即朝鮮戰爭所帶來的戰時緊張狀況一結束，中國就應該立即開始實施迅速發展經濟的計劃，而且這個計劃應該仿效蘇聯斯大林的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國家集中大部分資金用於工業建設，在工業方麵集中發展大規模的和資金密集型的工業項目。這個時期，領導層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到農業問題，即農業如何能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證工業計劃的順利進行。農業本身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資。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幾乎也沒有人提出過，就是輕工業得到的投資還不足全部中央投資的百分之十。對於能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費品，並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資的輕工業的重要性，多數人沒有充分的認識。當時的中國還完全照搬了蘇聯的政府機構及其職能。這些機構包括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和一整套的工業部委，每一個部委都管轄著本部門的所有工廠，包括舊的和新建的工廠。其主要職能是製訂計劃，均衡地分配原材料，並按照這一計劃擬定所有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和分配方案。
但是，高層領導對社會政策並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在把民族資產階級確定為一個敵對階級之後，毛想繼續進行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其他幾個人，劉少奇和周恩來當然包括鄧在內，卻想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式，即土地、工廠和商店的私有製，允許它們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長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批評了這條路線的倡導者。他說，“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確保私有財產”。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在8月召開的黨的財經工作會議上，毛又重申了他的這個觀點，並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同年10月，中共向全國宣布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意味著新民主主義要經曆—個逐步衰亡的過程。
1952年，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席，主要都是政府的職位，而非黨內職務。當時擔任總理的周恩來和擔任財經委員會的陳雲，因此成為鄧小平的上司和最親密的同事。鄧主要負責的是水陸交通。1953年9月，他接替薄一波出任財政部長，工作重心轉向更細致的財政工作。鄧小平在抗日戰爭期間就已經和薄一波相識。1940年起，薄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決死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2年年底，薄因實施新稅製，降低私營企業所負擔的稅負，實行“公私一律平等納稅”，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在8月的一次會議上批評他所犯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抬頭”，薄被迫辭去擔任的職務。
鄧小平當時一定以為，自己可以在財政部長這個敏感而重要的位置上幹得久一點。但他隻幹了9個月。1954 年6月(2)，他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秘書長。他的工作從政府行政部門轉向黨的工作。這也使得他有機會更接近毛澤東和劉少奇，成為毛劉兩人和全國黨的組織機構聯係的主要接觸媒介。
鄧小平這次職務變動，是有背景原因的。那就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高崗和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陰謀陷害、排擠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活動以失敗而告終。高、饒兩人基於個人野心，企圖推倒劉、周兩人，因而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未指名的方式攻擊劉、周兩人懷疑黨的新時期總路線的正確性；他們同時私下發放新政治局委員人選的機密名單，名單中更換了幾位軍方高級人員，企圖挑起人們對劉、周兩人的怨恨。高、饒兩人說，這份名單是劉少奇在黨內的一個關係密切的親信草擬的。這項陰謀進行得很順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現變化。高饒分別遊說鄧小平和陳雲，希望他們加入打擊劉、周的陰謀，但鄧小平和陳雲兩人認為他們的行為有欠光明正大，於是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
1953年12月，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要求高崗對黨與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議，讓他反對劉少奇的陰謀暴露出來。毛澤東同時又給劉少奇一個報複的機會，讓劉主持即將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劉少奇也真的把握住這個機會，在會議上大肆抨擊高、饒是反黨陰謀分子，並敦促大會一致同意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高、饒兩人的行為。有個說法，高曾經威脅說要當場開槍自殺，才免去對他立即采取懲處行動。不管這種說法是否正確，這次中委會會議代表了這項陰謀的結束。高崗和饒漱石不久就丟掉了他們在黨和政府中的所有職位。高崗還被逮捕下獄。1954年夏天，他在牢裏自殺身亡。(3)
高饒事件之後，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另外還接替饒擔任組織部主任，並在1955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一個月後，他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雖然在政治局排名第十三（也是最後一名），但他已經超越了中央委員會的很多同事。總括來說，高、饒事件給鄧小平提供了一個高升的機會。
在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的會議上，毛澤東宣布，黨中央決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也是自1945年以來的第一次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他大略地介紹了這次大會的議程，並且談到黨在“一年之內”使各方麵的工作都“向前邁出一大步”。他宣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黨員之間要互相進行尖銳的批評。
換句話說，毛澤東為這次全國代表大會，定下18個月的籌備時間表。雖然必須起草很多文件，以及做各種細節上的安排，但對身為秘書長的鄧小平和他的助理們來說，時間應該很充裕。
不過事實上，到了最後關頭，鄧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塗。這主要是當時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大大改變了政治態勢。在國內，中國已經從新民主主義完全步入社會主義；在國外，赫魯曉夫公開指責斯大林和他的“個人崇拜”，並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戰略策略。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許多黨的領導人就農業出現的緊張情況、該走什麽樣的道路的爭論中取得勝利後開始的。1953年政府發現，供給城市人口的糧食出現了短缺，為此實行了統購統銷製度。這個製度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準”。這一製度，緩和了城鎮糧食供應的緊張局勢。但是，由於糧食產量並沒有迅速增長，反而引起了農村部分地區的糧食緊張。毛對這些的反應是，應該迅速實現農業合作化，以農業生產合作社取代互助組。最初，合作社的社員是按照他們入社時交納的土地、牲畜和家具的多少獲取報酬。不過很快，便進入到“更高的階段”，實行按勞取酬。
毛堅信，合作化通過建立較大規模的農場，實行規模經營，能夠提高糧食產量，政府也更容易獲得供給全國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糧食。他擔心土改以後所形成的所有製形式會引起農村社會的兩極分化，因為越富裕的農民越能積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財產，而那些較為貧窮的農民則不得不賣掉或抵押他們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會被破壞。
1955年4月底，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的一次會議決定，合作化運動要以“停、縮、發”方針為指導，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區可以繼續發展，但在另外一些地區則要停止或收縮。毛對此決定並不滿意。他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說，他認為“停、縮、發”三字方針，重點是強調“發”，他批評了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觀點，並同他們進行一次“大討論”。在隨後召開的另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他提出要徹底改變農村工作部的做法。在這次會議上，他以下麵這段不久就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開始他的講話：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誌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毛指出，廣大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從1949年開始，用18年的時間實現農業合作化，並不背離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曆史經驗。
毛的主張占了上風。各省的省委書記都感覺到，他們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麵臨得失攸關的重要時刻，因而紛紛開始著手把毛提出的“**”變為現實，加快發展農業合作社。他們的行動果然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到1956年底，大約有1億1千萬農戶加入到30多萬個高級合作社。毛提出的目標提前11年完成了。在實現這個巨大轉變之時，中國雖然沒有像蘇聯那樣在合作化運動中采取大規模剝奪富農或使一部分地區農業產量下降的做法，但也沒有解決毛想解決的經濟問題。毛隨後采取的政策給中國帶來的嚴重後果，與蘇聯的合作化運動相比，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農村進行的這場運動，同樣也引發了城鎮的連鎖反應。城鎮的工廠主和商店主以一種超乎尋常的狂熱，敲鑼打鼓地要求把他們的財產交給國家。他們的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們從此以後成了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是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國的資本主義已基本消失。
對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20大上公然譴責斯大林的做法，毛澤東一開始就非常不滿意。同年4月底，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
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赫魯曉夫這一做法帶來了一係列的後果。先是波蘭發生暴亂，隨後斯大林主義在匈牙利的統治宣告結束。毛據此斷定，赫魯曉夫在意識形態領域犯了錯誤，他對斯大林的攻擊是輕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魯曉夫還在這次代表大會的另一份報告中談到，奪取國家政權也可以通過議會道路。這讓毛得出了另一個結論，赫魯曉夫把列寧主義相當多的東西也已經丟掉了。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一次中央委員會上，毛用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
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