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在1956年9月召開了。會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四人是主要的發言人。毛澤東發表簡短的開幕詞；劉少奇作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長篇報告。第二個五年計劃即將在1958年開始實施。鄧小平在大會第二天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他在這篇長篇報告中，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狀況，以及黨的任務作出詳盡的闡述。由於他的報告不管在風格上、實質內容上都和另外三位有著很大的不同，所以，這份報告可以看作是鄧小平個人的政治宣言。其價值不僅在於這顯示出他個人對當時政治情勢的觀感，同時也可以當作一種標準，用來評估他這些觀感日後的總體發展。

鄧小平在報告中提到三個重要的政治問題：中國階級關係的現況，黨員要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以及在馬克思主義政黨中黨的領袖的作用。關於第一個問題，他認為中國正處在順利地向沒有階級社會過渡的過程中（事實上應該是說，這個社會裏隻有一個階級，而不是沒有階級）。他比較了黨在1945年和1956年的情形之後，指出：

現在，我們的國家的狀況完全不同了。我國的人民革命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已經在1949年獲得了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實現了空前未有的國家統一。現在，除了個別邊疆地區以外，我們不但已經徹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而且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任務。同時，七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麵，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所有這些，使得我國的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農民已經由個體農民轉變為合作化的農民；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處在消滅的過程中。

在後麵的一段講話中，他說：

在第七次大會以前和以後的相當時期內，對於不同的社會成分規定不同的入黨手續，

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時期，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和職員已經隻是一個階級內部的分工……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在政治上已經站在工人階級方麵……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和學生變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農民和他們的子弟變為職員和知識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學生、工人和職員變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變為農民、學生、工人和職員。把這些社會成分分為兩類還有什麽意義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麽分得清呢？

鄧小平對黨的作用與政策的這些看法，在這次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中也表達的非常清楚。決議指出，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的經濟文化狀況”之間的矛盾。決議指出，“全國的主要任務”是“集中一切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並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談到黨員的行為時，鄧小平提到他曾經反複批評過的兩個問題：官僚主義的習氣和驕傲自滿的情緒。他批評官僚主義的種種表現，“在執行中央和上級的指示的時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級同誌和群眾商量的辦法，不結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而隻是機械地盲目地搬運”；“不少機關的負責同誌，把自己的絕大部分時間，用在處理文電和不必要的過多的開會上麵，很少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了解他們的要求和研究他們的經驗，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務主義和文牘主義的泥坑”。有一些幹部有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他們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甚至有些品質惡劣的人，還對批評者實行壓製和報複；還有一種比較大量的表現，就是命令主義。不少黨的組織和幹部，在作出決議、指示以前，既不同群眾商量，在執行決議、指示的時候，對群眾又不是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圖一切依靠命令行事。他得出的結論是：這些現象的存在，說明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還遠沒有在黨內得到完全貫徹執行。他接著提出各種補救措施，如在與官僚主義的長時期鬥爭中，要貫徹群眾路線，“密切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廣泛地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這一鬥爭”，並強調這一點具有重大的意義。他說，“我們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長期的，這一個方針是早已確定了的。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我們黨就實行了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們同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十多年的經驗證明，這種合作對於我們黨的事業，是有益而無害的。”

關於領導人在馬克思主義政黨中的作用，鄧小平很辯證地指出，中國共產黨重視毛澤東的立場和觀點，同時不會接受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詆毀。他首先指出，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否認傑出的個人在曆史上和在政黨中的作用。同過去剝削階級的領袖相反，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因此，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必須是密切聯係群眾的模範，必須是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的模範。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

鄧小平接著特別闡釋這一點。他說，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惡果。中國共產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所以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根據毛澤東提議，采取措施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製止歌功頌德等措施。然而，由於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曆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此黨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係，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麵都得到貫徹執行。

鄧小平的聽眾中，不管是中國人或外國人，都無法反對他闡述的這幾項原則，也沒有任何人能夠反駁他對蘇聯經驗所作的簡短評論。還有，也沒有人能夠反對他對黨的現狀和曆史所作的評論。這種評論既不自責也不自滿。最高明的是，針對有人指責毛澤東鼓勵對他個人的“個人崇拜”，他在演說中替毛澤東作了辯護。他指出，黨所通過的禁止對任何個人“歌功頌德”的決議，提案人正是毛澤東。

不過，對於一項最重要的問題，鄧小平卻沒有作出任何解釋。這就是黨決定刪除黨章中提及毛澤東思想的兩段文字。這並不難了解。不管他說什麽，都會被認為或者毛澤東已經向黨內或黨外的壓力低頭，同意這項改變；或者他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失去對自己的信心，或者兩者都有。參加大會的代表們，在拿到修改後的黨的章程後，當然注意到這項改變，並且想要知道為什麽作這樣的修改。黨的高級人員在大會的簡報中是這樣解釋的：黨的章程不必再作太詳細的說明，因為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現在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從鄧小平強調黨的新章程的條文必須完整與準確來看，這種解釋並不能令所有人信服。

這些條文究竟是如何修改的，到目前仍然還不清楚。但有兩點是肯定的。第一，最初提議作這種修改的是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他從來不對毛澤東表示特別尊敬）。第二，這項修改如果沒有得到毛的同意，是不可能付諸實施的。可能還要再經過好幾年，才會知道究竟是誰向毛提起彭德懷的提議，對方又是如何向他說明此項提議，以及他當時有何種反應。在此之前，關於鄧小平在這件事裏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最有把握的猜測就是，身為黨章修改小組的負責人和報告人，他大概隻能靜候上級的指示行事。

全國代表大會最後的重頭戲是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大會一落幕，新選出的中央委員會立即接著開會，選出它自己的領導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一位總書記）、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總書記一職本來已經取消，這次再度恢複，但地位和過去相比已經有所改變。總書記一職，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直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但現在則是黨的幕僚長。新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取代了以前的書記處，職責同以往的書記處完全相同。

鄧小平當選為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因此成為一名決策者，同時也是執行黨的政策的主要負責官員。身為總書記，他手下有一個秘書處，工作人員全都是黨的高幹。在政治局裏，他的排名由第13位一下子跳升至第6位，領先林彪和另外6個人，其中包括彭德懷和洛甫，他們進入政治局的時間都比鄧小平久得多。

換句話說，在短短四年內，鄧小平由政治局之外的一個地方負責人，一躍而成為中國大陸最有權勢的六個領導人之一。套句他的官方傳記上的話，“他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如此快速地晉升，可能是有點運氣，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鄧小平在處理複雜工作上，例如協調黨章的修改，所表現出的活力、效率與自信。有一項直接的證據，赫魯曉夫曾經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很高。那是在1954年，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北京的一次會麵中，毛指著鄧小平對赫魯曉夫說，鄧小平能力很強。

任何年紀較大的中國大陸的作家、藝術家或專業人員，都忘不了1957年，這一年發起了百花齊放運動。對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來說，這一年是在懷疑中開始，在希望中度過，但最後卻以絕望結束。

鼓勵百花齊開的正是毛澤東本人。他當時希望中國經濟進步，並且希望中國的黨外知識分子能夠積極參與經濟建設。他認為黨需要進行一次新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如果能夠鼓勵黨外人士參與，將會更為有效。他並且認為，要想使中國不受到1956年席卷東歐的混亂情勢所波及，最好的方法就是改變專政與民主之間的政治均勢，並且偏向後者。先在理論上加以論證，然後再付諸行動，這已成為毛的習慣。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詳細闡述了著名的“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

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社會上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對抗性矛盾存在於“人民”（人民的概念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同他們的敵人之間的矛盾；非對抗性矛盾是存在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後者能夠而且應該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他為中國作出了一項可行的決定：黨外人士可以批評黨和黨員的行為，知識分子可以根據他們的興趣愛好從事寫作和發表言論。他進一步要求這兩個階層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下開始行動。但最終結果是限製而不是放寬了發表言論的範圍。之所以會是這樣的結果，既不是毛不守信用（盡管他後來更願意由他自己承擔不守信用的罪名，不願意承認他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也不是毛的同事們故意從中破壞（盡管他們當中有人曾竭力反對黨接受黨外人士批評的做法）。而是由於自5月初黨剛一開始正式號召開展批評，不僅黨員當中出現了一些過火行為，而且在整個政治和社會機構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發展。

剛開始的時候，批評是溫和的。但是，當黨的統戰部召集政府部門的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開了幾次會議後，批評便變得激烈起來。當作家、藝術家和大學生開始召開他們自己的會議時，批評就變得更為激烈了。在北京大學，繼承了長期政治運動傳統的大學生們建立起“民主廣場”和“民主牆”，並很快貼滿了大字報。一些新聞記者報道了這些活動後，中國其他地方的學生也開始鳴放。一些學生隻批評黨對個別人（例如作家胡風，他在1955年被指責為反革命）和一些社會團體的做法。另外一些人則指責黨的領導層隻講政治原則，認為整風並不能糾正黨的不良傾向，因為這些不良傾向都是黨本身所固有的。還有許多言論帶有強烈的反蘇情緒。黨外人士總的來說大都比較謹慎。隻有極少數人明確表示，所謂“互相監督”更多是黨員對黨外人士的監督。

“批評鳴放”階段持續了5周多的時間。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布許多人的行動和言論表明，階級鬥爭在中國並沒有熄滅，把“右派分子”說成是“濫用”整風運動，企圖把曆史推向倒退，是一夥攻擊共產黨、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在隨後的6天裏，《人民日報》又連續發表5篇社論。6月19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並在配發的按語中指出，文章是作者本人根據自己的講演記錄整理的，並且作了若幹補充。這篇文章中關於區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絕大多數人都知道是後來加上去的（1800多人在2月份聽過毛的這篇講話）。他們也清楚地意識到，在毛的授意下公開發表這篇講話，意味著一場反擊運動即將開始。

一兩天後，這場反擊運動便開始了，並很快發展成一場全國性的運動，甚至波及到許多在鳴放期間沒有發表任何言論的人身上。他們或許是因為過於謹慎，或許是因為缺少機會，並沒有發表什麽言論，現在卻因為出身問題而被懷疑。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以違犯過黨紀國法為由，受到處理。最先受到處理的是許多小的非共產黨的頭麵人物，其中有兩個人被指責為反黨陰謀的組織者。接著，這場運動就波及到作家、記者和藝術家、教授和學生。這一年的初秋時節，工人、農民和省級黨政幹部也成了目標。一些組織還被分配到必須完成的名額。在政府機關，還對那些要準備劃成右派的人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認罪並收回他們的言論。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被檢舉者說成是立場不穩定。有的馬上被宣判，有的是在幾周或幾個月後被宣判。對絕大多數人的宣判都是非常嚴厲的，而且都被無限期地發配到偏遠地區的國營農場。一些重刑犯都是黨員。享譽全國的知名女作家丁玲因為與中宣部負責文學藝術的副局長發生爭吵，被遣送到遠在東北的勞改農場。年輕作家王蒙，因為寫了一篇反映組織部中一個黨支部的官僚主義和死板僵化的文章，被發配到了新疆。在此後的20多年當中，他們都沒有回過北京。後來，鄧小平提拔王蒙當了文化部長。

整個“百花齊放”的結果是負麵的，造成人才的大量浪費。它終結了已經持續40多年的新文學與藝術時代。它還讓毛澤東意識到，中國的知識分子瞧不起他。他對此的反應有兩個，第一，確定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不能再依靠知識分子；第二，確定中共八大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確定為“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與落伍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完全錯誤的。而代之以主要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這意味著，階級鬥爭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議題。

在毛澤東發動“百花齊放”運動和反“右派”運動期間，鄧小平跟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樣，表現的非常積極。

在“百花齊放”運動準備期間，鄧小平利用職位高升後所得到的機會，經常在各種場合發表不同的講話。從他的這些演講內容來看，他很熱心支持言論自由。他隻在“大民主”問題上和毛澤東的意見相左。毛澤東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說，他讚成把“大民主”，即自發的遊行示威甚至罷工，當作普通老百姓用來表示他們希望黨改變做法的途徑之一。但是，鄧小平不這樣看。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黨的幹部所作的報告中指出：

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有些青年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讚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們並不提倡，搞大民主並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幾年才能恢複元氣，吃虧的還是人民。波蘭搞大民主也需要相當一個時期才能恢複元氣。

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現在還是一樣）認為，鄧小平在百花齊放運動和反右派運動中，是右派分子最狂熱的敵人之一。很多年以後，鄧小平坦言，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這是他當時的態度嗎？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的證據是1957年9月鄧小平向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全黨整風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把反右派鬥爭說成是整風運動的一個階段，即第二階段，並預言，這個階段很快就會結束。雖然他估計錯了，但是這至少表明，他希望這場鬥爭能在一定期限內結束，而且，範圍也不要太擴大，因為在距離大城市較遠的地區組織鬥爭是需要一點時間的。此外，他的報告也是根據毛澤東的一篇文章撰寫的。毛在這篇文章中說，“人民”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但對後者的處置不應該太過嚴厲。雖然，這並不足以挽回鄧小平在反右派運動期間的名譽，但也許能夠讓人們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

(1)此處有誤。抗美援朝戰爭是由彭德懷指揮的，彭當時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兼政治委員。——譯注

(2)原文有誤。鄧是4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譯注

(3)此處有誤，高崗是在家中被“管教”，在家中自殺身亡。——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