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躍進（1957～1965）

從1956年9月獲得晉升，到1966年“**”爆發，這10年當中，鄧小平一直置身於中共的權力核心，是眾多事件的核心人物。這是他身為政治局常委和黨的總書記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他的個性使然。不管什麽時候，他隻要發現有問題需要解決，他就會主動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他不是坐著等待問題找上門（周恩來有時就是這樣），也不是在自己的提議受到批評或被駁回時，就退縮到一旁（陳雲就是這樣）。當他發現他無法說服別人接受他的建議時，或是判斷他的說服行動不會成功時，他幹脆先采取行動，然後再報告。毛澤東在對日作戰期間，就是鼓勵他的軍事指揮官們這樣做，甚至允許他們不報告就采取行動。後來在“**”期間，毛澤東除了批評鄧小平的政治觀點之外，也嚴厲批評了他這種行事作風。

身為總書記，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的執行長官，同時也通過黨掌控政府的所有機構（不過，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主要是毛澤東一個人來行使）。鄧小平的主要運作機構是書記處。這個機構的人事陣容，從一開始就很強。到1958 年5月，它的實力更強了。除了鄧小平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書記處又增加了三位政治局委員。此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書記處又接管了黨內及黨外其他幾個機構的職權。在“大躍進”期間，它從最高行政機構國務院手中，接管了研擬與實施經濟政策的權力。這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能夠組織群眾運動，而這是國務院辦不到的。在國家采取緊急行動，以挽救“大躍進”對全國造成的不良影響時，它仍沿用了這一權限。後來，當毛越過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擅自製定各種政策時，書記處作出了很多重大決策，它取代了很多原本應該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做的工作，因為這兩個機構隻能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布文件，而且這些文件隻有經過毛澤東親自批準後才能發布。在彭真的全力支持下，鄧小平主掌了大部分權限與工作。後來毛澤東批評說，鄧小平建立了一個“獨立王國”，並未言過其實。

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經曆了“大躍進”的混亂，以及混亂後災難性的後果。毛澤東的本意是利用“大躍進”使中國經濟獲得快速地發展。“大躍進”在毛澤東所發動的曆次大規模運動中，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並不打算剝奪任何社會階級的財產或地位，也沒有打算通過這場運動來清黨或整黨。然而，這場運動造成的死亡和帶來的災難卻比其他任何一場運動都要慘重。

“大躍進”是在1957年12月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開始的。從某些方麵來說，當時的中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部分目標。它的工業基礎得到發展，工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率接近20%，超過了“一五計劃”所規定的目標。全國鐵路網增加了好幾千公裏的新路線。但在其他方麵的發展卻很令人失望。特別是農業生產，增長率隻有4%，沒有達到“一五計劃”規定的目標。農業生產的低迷，嚴重影響到輕工業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麵臨兩個抉擇：或者控製農村人口的增長以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製城市人口的增長以保證農村人口的正常生活。最終結果是，兩者都受到嚴格地控製。

1956年春，中共領導人一致認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優先項目和方法，應該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有所不同。毛澤東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也表達了與之相同的看法。他建議，增加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賦予省及地方政府更大的權限，讓它們擁有更多的經濟自主權，比較自主地作出投資和其他經濟決定。減少在偏遠地區興建新的工廠，因為這些地區距市場和原料供應地都太遠。他還說，事實證明，蘇聯的發展模式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也不能滿足中國的需求。他甚至批評蘇聯在運用這一模式的過程中就犯了一些“錯誤和缺點”。但他當時並沒有說這個模式是錯誤的，或這個模式的計劃經濟體製存在著根本的錯誤。然而，在此後的18個月內，他卻決定完全放棄這種模式，采用一種新的發展策略。這個戰略是依據對人性完全不同的看法而製定的，對資源的利用和製定的目標也大不相同。

為什麽會發生這個變化？這個變化的原因是什麽？是毛的情緒發生了變化，還是他的性情變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行為方式讓人們感到，他這時已經完全變了。他幾乎完全陷入急於求成和浮誇的衝動之中，完全不顧“客觀條件”的製約。但是，又沒有確鑿的證據能證明這一點。所以我們隻能找出幾個確實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在1955年之前就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毛看來，這充分證明（而且是再一次證明），一切都能夠通過群眾運動和勇敢精神得以實現。這也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所束縛著的人民群眾的力量的設想提供了依據。1955 至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國工業化的發展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都應當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從而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這場運動引發了通貨膨脹以及大規模的混亂，阻礙了經濟的正常發展。1956年4月，周恩來向毛提議，應當立即停止這場運動。毛同意了，但對此很不情願，也很不滿意；此後，在周恩來的授意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批評了這種急躁情緒，並把這種情緒說成是一種“冒進”。這使毛更加堅定地要證明，他所采取的行動比他周圍那些怯懦膽小的人更為正確。

第二個因素，是知識分子在百花齊放期間的行為和表現。雖然他們的行為已受到了抑製，但毛並不這麽看。他斷言，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對黨的領導和他本人是懷有敵意的。這就加重了他（已經相當嚴重）對他們的偏見。在經過反複思索後，他更加確信，任何一項重大事業的成功都必須具備三個因素：領導者的激勵，被領導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識。他開始以一種蠻橫的、輕蔑的口氣來談論知識分子，並說，沒有知識分子，中國就不能取得經濟迅速發展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早在1957 年7月，當爭鳴時期剛剛結束時，他就宣稱：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資本主義那一套……工人階級……就要辭退你。

第三個因素是，蘇聯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衛星送上了天，並發射了一枚遠程彈道導彈。這使毛認為，社會主義已經趕上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中國開始大發展的時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蘇聯模式決裂的也是蘇聯的成就。1957年秋，毛的這一願望就已經十分強烈了。

“大躍進”的主要口號是“政治掛帥”和“兩條腿走路”。

“政治掛帥”，表達了毛的一個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說非物質的刺激在經濟領域同樣能產生出在政治運動中那種顯著的效果。但是，經濟領域的事實證明，他錯了。但這個口號能夠用來反對那些過於追求物質繁榮的行為。簡單地說，如果運用非物質刺激的手段不能實現繁榮的話，那麽這種繁榮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再進一步講，繁榮的成就也許會削弱社會主義的價值，即使在實現繁榮的過程中人們一直呼籲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不能認為物質繁榮就是絕對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這最終勢必導致這樣一種認識：財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貧窮才是光榮的。

毛本人從沒有讚同過這種觀點。但是，“**”後期，這種觀點卻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關係密切的激進分子所利用，也許是江青本人也想利用它。有關這種觀點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點的社會主義火車，也比正點的資本主義火車好。這是鄧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種觀點。

“兩條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資本密集型的高技術工業部門和農村的勞動密集型的低技術部門（包括工業和農業）共同發展。這並不是毫無道理的。在農村確實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資源，其中也包括一些比較簡單的工業技術。這些資源如果被合理地加以利用，一定能發揮這些地區的特長。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對這些資源的利用是非常缺乏理性的。錯誤之一是，讓農民及其家庭成員在農忙的時候從事非農業勞動。另一個錯誤是，創辦了一些農民的技術能力所不及的工業項目。這兩個錯誤都讓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大躍進”的章程是《工作方法六十條》。它是毛澤東1958年1至2月間，在浙江等地召開的幾次會議的結果。它包括許多不同的問題，如毛關於革命性質的新理論、管理國民經濟的責任從政府轉到了黨、資源的分配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計劃方法和先進的農業生產方法。有關革命性質的內容表明了毛已背離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他認為，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土地和資本的私有製，也就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也反映出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進情緒。正如他所說的：

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著又是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麵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

關於經濟計劃的內容表明，毛已徹底打破了過去製訂計劃的方法，代之以中央和地方各級機構分別製訂兩套主要產品的生產計劃。中央在製訂計劃時有兩本賬，一本是必須完成的計劃，一本是希望完成的計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而且是地方必須完成的計劃。按照這種計劃，工廠、礦山和農業合作社最後要完成的生產指標要比中央為它們那個行業製訂的全國的生產指標增加幾倍。這個新的計劃試行不久，便帶來了種種弊端。在基層，它驅使當地的幹部向工人和農民提出過多的要求，致使他們變得日益疲倦和沮喪。在中層，它助長了浮誇風。幹部們所報的產量與實際完成的情況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領導層對國家的經濟狀況形成了完全錯誤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原本是想加強“領導與群眾的聯係”。然而，在實施的過程中，它卻起了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在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勞作在工廠和田間的工人和農民之間製造出一些不學無術、膽小怕事的幹部。

“大躍進”在製度上的一個最大的創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農業生產合作社曾集中起來，以便共同為大規模的修建運河、水壩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人民公社就起源於此。集中導致了合並，合並導致了新一級行政機構的產生。這一級機構接管了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門之中的職責。這段時間，那些在兩年半前農業集體化運動期間的積極分子又立即開始行動來，到1958年底，99%以上的農戶都加入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一共存在了25年。在這段時間內，發生了幾次實質性的變化。公社最初的形式，也是毛喜歡的組織形式，其實隻持續了不到三年。人民公社最大限度地迎合了毛的心意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因為他喜歡行政上地方分權，不如說他更喜歡這一級組織能夠動員最基層的廣大群眾。公社的職權範圍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迎合了毛不喜歡專業化的思想。公社實行集體生活和集體勞作，全體社員在公社食堂吃飯，妻子們到田間幹活時把孩子送進托兒所。公社通過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平均分配社員收入，這也非常符合毛的思想。因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滅熱心追逐個人利益行為的一個途徑。他堅信，這樣做是為實行“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分配原則奠定基礎。

“大躍進”是在1958年5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發動的。跟20個月前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一樣，這次會議也是由劉少奇作主要的報告。他第一個的報告是相當嚴謹的，但第二個報告卻是幻想式的。毛澤東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隻講了一次話，而且很簡短，幾乎可說是敷衍了事。但在第二次的會議上，他的發言不少於五次。他不僅自己相當興奮，而且也讓與會代表們非常興奮。他批評斯大林冷漠與官僚式的對待經濟發展，並且宣稱，全黨當前的任務就是要“揭蓋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難的可能性），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打破束縛，打破克服困難的迷信，讓工人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力爆發出來”。這次會議最後還通過了一條“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幾千名與會代表信心十足地回到他們的崗位上，深信他們的前途就在於能否有效地實現這條總路線。

在接下來的六個月當中，中國大陸的七億人民都陷入狂熱的氣氛之中。一個又一個運動相繼熱烈地展開。先是成立人民公社，接著又說即將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在這股“共產風”之下，很多人民公社實施了免費供給製度，社員吃飯不要錢，吃多吃少隨便。1958年1月，毛澤東發出號召，在近幾年內，農村地區的工業生產值要趕上農業生產值。為了響應毛的這項號召，各地的人民公社興建或擴充數以千計的小工廠或小作坊。這些小工廠或小作坊使用的機器設備大多數是他們自己設計或生產的。後來由於缺乏鋼鐵，生產這些工廠機器沒有了原材料，人民公社決定自行煉鋼。(1)

大煉鋼鐵運動是“大躍進”的最**。到1958年底，中國農村地區興建了幾十萬座小煉鋼爐和小煉鐵爐。有些公社一口氣就興建了幾十座。據估計，大約有六千萬人參加了這項運動。他們或者到礦山開礦，或是到煤礦運煤，或者直接用小高爐煉鋼和煉鐵。在黨的幹部的強大壓力下，很多社員被迫交出他們家中的鐵鍋、水壺，拆下家裏所有能用來煉鋼煉鐵的東西。

由於大煉鋼鐵運動進行的時候，正好是華北農村地區的秋收季節，因此造成了農忙最緊要的關頭缺少勞動力，以至有些田裏的作物沒有人收割。大煉鋼鐵運動也沒有煉出任何有用的鋼和鐵。因為，農村地區根本沒有煉鋼煉鐵所必需的技術和設備。廣大農民花費幾百萬個小時生產出來的，不過是幾百萬噸毫無用處的廢鐵。

盡管如此，1958年的糧食產量仍然達到2億噸，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高的。毛澤東等人看到各地送上來的報告中都提到農業增產，因此盲目地認為，糧食產量還可以更高。8月，中共農村工作部長譚震林在一次會議上宣布，糧食產量可能達到3億多噸。12月，中共中央宣布，糧食產量達到3億7千5百萬噸。這個數字幾乎是1957年的兩倍。

1958年底至1959年初，毛和他的同事們已經覺察到了農村中開始出現強烈不滿的情緒，他們也覺察到了“大躍進”生產出來的許多商品並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他們開始調整前一段時間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3月間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毛批評了農民的收入過於平均、許多公社無償占有農民的勞動、銀行提早收回給公社的貸款等現象。毛轉而聽取陳雲的意見。陳雲早就想對發展戰略作重大的改變，並且堅持認為，組織動員的手段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陳雲提出，1959年的鋼產量應當從3000萬噸降至1300萬噸，要把國民經濟看成是“一盤棋”。他指出，鼓勵地方或省生產所有產品並都做到自給自足，是限製而不是推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雖然如此，毛和其他人並沒有改變他們在1958年虛報產值的基礎上做出的幾個決定。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決定是在1958年糧食總產量的基礎上，繼續提高1959年的糧食總產量，但總的播種麵積要減少。而且在總播種麵積減少的前提下，還要相應地減少糧食作物的種植比例。正是這些決定使得“大躍進”變成了一場災難。到1958年底，農民已連續兩個夏季和一個多冬季沒有得到過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受到嚴重毀壞。這個時候應當做的是，減輕農民的壓力，合理地利用土地。這兩項措施毛都讚成，但實際上並沒有實行。

從現在已經公布的中共文獻上，看不出鄧小平在1958年說過什麽，或做過什麽（他的文選中沒有收入他在這一時期的任何一篇講話）。然而有些文獻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邊，讚成“大躍進”的。在黨內就是否應該發動“大躍進”發生爭論時，他是反對周恩來和陳雲的意見的。3月間，他在一次會議上說，那些反對發動“大躍進”的人是“錯誤”。這一年的夏天，他又多次提到“大躍進”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稱這個運動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一次，他在參觀一個人民公社時說，“我們想要多少穀物，就可以有多少。而且在不遠的將來，每個人都可以有酒喝有肉吃。農村婦女有朝一日也都可以擦口紅、穿高跟鞋”。據毛澤東當時的一位私人秘書說，毛是通過鄧小平向全國各地的幹部宣傳“大躍進”的意義的。

但鄧小平也並沒有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他也沒有使用毛澤東（或劉少奇）常常使用的那些煽動式的用語，而且也很少提到“政治掛帥”、重振意識形態和社會影響之類的話語，這些都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重要目標。他對農村興建的煉鋼爐的效果持懷疑態度。10月，他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期間曾經說過，他們應當引進技術。1958年底，在根據毛的指示召開的一次討論勞動報酬和獎金問題的會議上，鄧小平明確表示，他反對全麵免費供應物資。

1959年，鄧小平的角色改變了。周恩來和陳雲試圖根據工業和農業的真實情況，調整鋼鐵的生產指標，因為原來製定的指標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鄧小平讚成周恩來和陳雲的意見，他們成為合作者。鄧小平主持書記處召開兩次會議。第一次會議，聽取了有關人民公社情況的報告。第二次會議重新研究鋼鐵生產的指標，並且將會議精神傳達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毛決定重新采納陳雲的意見時成立的，是一個由資深的黨的領導幹部組成的一個小型的特別委員會。由於它的一些成員比鄧資格老，所以書記處本身的職能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它似乎成了中央財經小組中資曆最深的成員，也就是周恩來非正式地管轄下的一個委員會。不管這個委員會的性質是什麽，當時中央已經開始著手控製“大躍進”所產生的嚴重後果，而且鄧本人又開始同周和陳有了密切的工作關係。

1959年，中共領導層又重新團結起來。大家努力工作，力圖阻止農村危機的日益擴大，避免整個國民經濟陷入不景氣。一開始進行得還算順利。但是，由於毛和1954年以來一直擔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之間的衝突，黨內的統一和團結被打破了，並造成了一種誰提意見誰就會遭到迫害的氣氛。

彭德懷為人率直，沒有心機，在軍中很受歡迎，也很受黨內同誌愛戴。根據“文革”期間他在獄中所寫的回憶錄來看，他並不是什麽理論家，但他很關心改善五億農民的生活。他很重視黨與軍隊的紀律，同時也認為，黨的高級領導人之間應該坦誠相待。他一向以平常心對待毛澤東，並沒有特意去巴結他。他和毛澤東的關係一直不是很融洽。1959年，他又在一項重要政策上和毛澤東發生爭執，這個政策就是軍隊的性質問題。毛想加強中國核武器的攻擊力量，並以小型的適合進行“人民戰爭”的地麵武裝部隊作後盾。彭則想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武裝部隊，使它擁有先進的武器和裝備，既能夠進行常規戰爭，也能夠進行核戰爭。

1958年秋至1959年春天，彭德懷通過視察部分農村地區，同農民和地方幹部麵對麵地談話，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大躍進”正在導致經濟上的一場大災難；地方幹部向上級領導（或者像他這樣的來視察的國家領導人）報告情況時並沒有說真話。但他並沒有向其他領導人或在黨的會議上過多地談到他的這個結論。5月，他到東歐幾個國家出訪。6月中旬，他在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魯曉夫進行了會晤。

7月初，彭德懷前往廬山參加政治局的擴大會議。7月14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談到大躍進的問題。他認為毛澤東一定會親筆回信給他，或是召他去談談。但他沒有料到，毛並沒有這麽做，而是以《彭德懷的意見書》為正式標題將他的信印發給參加廬山會議的每一個人。在隨後的一次講話中，毛以譏諷的口氣把這封信說成是向他本人和黨中央領導機關的一次無原則的進攻。他向與會人員說，彭所批評的這些政策，是大家一起製定的，而他自己就曾經帶頭批評過這些政策，但彭在應該說話的時候卻保持沉默。他暗示，彭已同赫魯曉夫勾結起來。他要求與會的全體成員都要考慮一下，麵對彭的“機會主義”進攻，自己應該站在哪一邊。

彭德懷有一些積極的支持者，他們在預備會議上曾經發言，另外也還有不少的同情者。但是，在毛澤東把彭德懷定性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這次向黨發動進攻，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之後，除非黨內兩三個資格最老的領導人願意出麵，否則沒有人能夠讓毛澤東讓步，挽救彭德懷。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毛澤東因此能夠在隨後立即舉行的中央委員會會上，放手全麵批判彭德懷，同時讓中央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把彭德懷和另外三個人（包括毛澤東在江西時代的老對手洛甫）說成是“反黨集團”的成員。除了25年來一直擔任軍事領袖的朱德之外，沒有人在會上替彭德懷辯護。剛在4個月前接替毛澤東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尤其猛烈攻擊彭德懷。

彭德懷所受的羞辱，在9月舉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畫下句點。林彪和其他人對他發起猛烈地批判，指責他是“軍事俱樂部”頭頭，並且解除他國防部長的職務。他雖然被保留了政治局委員的頭銜，但不久就不能再參加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也被沒收，遷居到北京西郊的一棟空房子。

林彪取代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並且很快地把軍隊變成可以供他自己使用的政治工具。他先是按照他所理解的毛澤東所希望的，把軍隊加以改組。然後著手把軍隊變成具備革命美德的根據地。1960年秋天，他說服軍事委員會同意，把毛澤東的思想列為軍隊進行政治教育唯一的課程；1962年，他出版發行從毛澤東各種演說和文章中摘選出來的《毛主席語錄》，也就是後來名聞全球的“紅寶書”。

毛澤東對林彪這些行動的反應和林彪所期待的一樣。1963年12月，毛澤東號召全國“向人民解放軍學習”；1964年，他指示政府和黨的各級部門都要像部隊一樣，成立政治部。這使得林彪得以開始改變黨和軍方的傳統關係，也就是黨指揮槍的關係。軍隊開始插足黨和政府，並開始逐漸脫離黨的監督。

在經濟上，廬山會議給原本已經奄奄一息的“大躍進”一次複蘇的機會。這是因為毛澤東堅持要在全國發動一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不久，這項運動就變成了一場對所有在“大躍進”中表現的不積極或慎重的黨幹部的整肅。結果，造成所有黨的幹部不敢再對“大躍進”提出任何反對意見，也不敢再替農民爭取任何福利。

1960年初，中共又發動了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運動。生產目標不但沒有降低，反而進一步提高。毛澤東明確表示，他支持“政治掛帥”式的工業管理模式。

1960年底，蘇聯決定停止對中國的所有形式的援助，才使毛澤東從“大躍進”美夢中驚醒。同意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並允許批判那些強行無償占有農民勞動的地方幹部。一直到1960年11月，那些長時間以來一直堅持認為“大躍進”對中國來說實際上是一場大的災難的中共領導人，終於能夠從根本上糾正“大躍進”的錯誤了。周恩來發出十二條緊急指示，允許農民恢複“大躍進”以前的生活和勞動方式。

不過這時候，中國農村正遭受嚴重的饑荒。1959年，農村人口還可分配到1億2千2百萬噸糧食。到了1960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1億1千3百萬噸，每人每年隻能平均分配到150公斤糧食。1960年國家城市人口遠遠少於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減少，實際上是1949年以來最少的年份。農村人口的死亡率從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之多，1960年甚至接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時，出生率也明顯下降。1960年，全國的死亡率大大高於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間，全國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2.5～3倍之多。這場饑荒一直持續到1961年底，死於饑荒的人數已經超過2千萬人。

這場饑荒造成的死亡，也就是完全因饑餓和疾病造成的死亡，比20世紀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發生的任何一次饑荒都要嚴重得多。其造成的死亡人數也遠遠超過了蘇聯農業合作化所造成的死亡人數。60年代初，外部世界從難民的報告中了解到，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區，食物嚴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終公布有關這一時期的出生和死亡率，糧食產量和收成的數字，讓外人了解了當時饑荒的真相。即使在目前，官方文件也很少提到“大躍進”的情況，甚至也很少有小說及文藝作品提及。“**”產生了一大批傷痕文學作品，“大躍進”卻沒有類似作品。

1958年，鄧小平有一次在玩台球的時候摔斷了右腿。從照片上可以看出來，至少在1961年4月之前，他一直都是撐著一根拐杖走路。他的腿傷複原得很慢。

由於腿傷，鄧小平沒有參加在廬山舉行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委會會議。但他一定參加了那次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的軍事委員會會議。除了毛澤東，他是軍委會上唯一的文人。雖然他跟彭德懷一直沒有過特別密切的交往，但他一定很為彭的命運和毛澤東的行為擔憂。在已經公布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他認為毛澤東雖然是很傑出的領袖，但並不是絕對不會犯錯的。但在當時那個非常敏感的時期，他還是很勇敢地重申他的這種看法。1960年3月，他在天津對黨的幹部的一次講話中，一針見血地批評了黨員當中日益滋長的一種傾向，即把毛澤東思想用得庸俗了，把他們所取得的一切成績都歸功於運用了毛的思想。他說，毛澤東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誌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誌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裏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至於廬山會議的後果，他後來認為是十分有害的。他說，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誌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誌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