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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當然難以避免不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傾運動”或“第二次”躍進發生關係，但他並不是這兩項運動的支持者，也沒有發表與這兩項運動有關的談話。從他在天津的講話內容來看，1960年春天，有很多時間他是在北京以外的地區考察。同時，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也很有可能占去他很多的時間。這或許也為他把大部分國內事務留給其他人去處理提供了一個借口。毛澤東在1960年1月至3月召開幾次會議，討論應如何應付中蘇關係所發生的危機，鄧當然一定出席了這幾次會議。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蘇之間的大論戰，是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及外部都始料未及的，其影響不僅深遠而且範圍廣大，影響到整個世界。中蘇論戰使1950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變成了一紙空文，並且摧毀了“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打破了當時的世界均勢。它還導致毛澤東對蘇聯社會作出了新的判斷，直接影響到他後來在中國發動“**”。

這場論戰始於1958年，是在兩國兩黨關係度過了曆史上較好的一段時期後不久發生的。中國人從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的暴亂中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俄國人已經意識到非斯大林化的危險。中國對那些極力想擺脫莫斯科的影響以獲得更加獨立地位的國家的共產黨的態度必須十分的謹慎，因為對他們過分表示同情有可能助長“修正主義”，而“修正主義”是通向徹底地反革命的。這個後果與赫魯曉夫主張的非斯大林化和議會道路的結果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開幕式時，就專門講“以蘇聯為首”的問題。他說：“我們這裏這麽多人，這麽多黨，總要有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內部事務說，互相調節，合作互助，召集會議，需要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外部情況說，更需要一個首。”

毛還說，蘇聯成功地把兩顆人造地球衛星送上天，成功地發射一枚洲際彈道導彈，表明“東風”已經壓倒了“西風”。他主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當以中國共產黨人在反對蔣介石的戰爭中所運用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戰略戰術為榜樣，決不向敵人屈服。他還談到了核戰爭可能帶來的後果。他宣稱，人不會在這場戰爭中死絕的，一個勇敢的、新的共產主義世界將會在“帝國主義的廢墟上”崛起。但他並沒有預見到當中國麵臨蘇聯不友好的政治或軍事態度時所應采取的行動。

俄國人一定對毛有關核戰爭的觀點感到不安。但他們還是決定，要滿足中國人提出的幫助他們建設製造和試驗核武器設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達莫斯科之前，兩國已在這裏簽署了一項秘密協定。這個協定按說是兩國之間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的承諾。但事實並非如此，它標誌著兩國兩黨之間的關係已經到達頂點，隨後就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響兩國兩黨關係的台灣問題、印度問題和“大躍進”相繼出現。在台灣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十分明確的，始終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有權采用任何手段收複台灣。蘇聯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都沒有反駁中國的這一立場。但赫魯曉夫認為，假如美國確實承諾過要幫助國民黨保衛台灣，而對蘇聯來說，它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又是至關重要的，那麽中國至少應該事先告知蘇聯他們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的意圖。而這正是中國人所不願意做的。他們並不想進一步擴大台灣問題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因而，當1958年8月中國人對離大陸僅有幾公裏之遙的國民黨駐守的島嶼金門展開猛烈的炮擊，並進而攻擊國民黨的補給船隻時，中蘇關係以及中美關係出現了危機。此後不久，赫魯曉夫在寫給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信中這樣說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攻就是對蘇聯的進攻，蘇聯將“忠於職責”，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衛中國。但他對毛的做法非常生氣，因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過一次長談，當時毛對他即將開始的這場炮擊隻字未提。

印度問題之所以成為影響兩國關係的一個問題，是因為當中印兩國軍隊在靠近尼泊爾、錫金和不丹的東西段邊界上發生衝突時，蘇聯正謀求加強同印度的密切聯係。在東段邊界，衝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亂（和隨後不久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後，難民和遊擊隊在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活動引起的。在西段邊界，發生衝突的原因是中國在印度已宣布為己有並不時有印度的巡邏隊出沒的領土上修建了一條公路。(2)中國在公開的聲明中對蘇聯不站在中國一邊的行為提出了抗議，並指出，蘇聯在這個問題上宣布中立，事實上是為了取悅印度。赫魯曉夫1959年10月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慶典時，在北京和中國人為這個問題發生了爭吵。4個月後，蘇聯黨（不是蘇聯政府）在給中國黨的一封信中說，中國的行為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態度”的表現。在這封信中，俄國人想讓中國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從於他們把自己視為監護人的國際利益。

這兩個問題是任何兩個主權國家之間都有可能出現的問題。而第三個問題“大躍進”，隻有在具有相同意識形態的兩個國家之間才可能出現。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政治上，俄國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對“大躍進”表示反感。因為它否定了蘇聯的發展模式，這個隻有三年社會主義建設史的國家竟然敢於聲稱，要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更快地實現共產主義。實際上，它給負責向中國運送商品的蘇聯經銷商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並且給正在中國工作的1500名蘇聯顧問和技術人員帶來了幾乎難以忍受的工作條件。

這段時間，俄國人特別是赫魯曉夫的行為也十分粗暴和過火。從1958年秋天起，赫魯曉夫開始以輕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訪問的人，包括西方的來訪者談論“大躍進”。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簽署的中蘇軍事技術協議，接著便開始公開批評“大躍進”。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向中國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產國際那樣，他要懲罰中國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擅自一意孤行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赫魯曉夫第一次公開攻擊“大躍進”幾乎與彭德懷在廬山寫信給毛發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斷定，赫魯曉夫和彭已經串通起來，準備對中國的事務進行幹涉。實際上，並沒有赫魯曉夫和彭德懷陰謀串通的確切的證據。而且與一個外國人串通，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據彭回憶，他最初並沒有想上廬山。他是到廬山待了一段時間以後才決定給毛寫信的。然而，老謀深算的毛卻從中看出了其他的問題。不久，官方的決議稱，彭的幹擾有力地支持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集團”。

這些問題再次引發了一場有關赫魯曉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講話中就已經提出的一些原則問題的爭論。中國人率先開始了爭論。1960年4月，他們在列寧誕辰的那一天同時在《人民日報》和中央委員會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四篇長篇評論文章，它們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標題《列寧主義萬歲》中，這就是：他們比俄國人更信仰列寧主義。他們譴責俄國人提出的關於和平共處、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非共產黨國家的共產黨有可能通過和平道路奪取政權的新主張，認為俄國人已完全背棄了列寧主義。這使俄國人很被動，他們不得不辯解說，自列寧以後，世界已發生了變化，有必要對他的一些學說進行修正，但他們在思想上並沒有放棄列寧主義。在中國人展開的進攻麵前，蘇聯人首先要為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然後才能發起反攻。

1960年夏天，中共和蘇共發生兩次衝突，分別是在北京舉行的工會會議和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羅馬尼亞黨代表大會上。在布加勒斯，赫魯曉夫對毛澤東進行人身攻擊，罵毛是“極左分子”和“左傾修正主義者”，並且說毛和斯大林一樣狂妄自大，這引來中共首席代表彭真的反擊。彭的發言同樣具有攻擊性，以及更具說服力。這番激烈的爭論，引起其他國家共黨代表的恐慌，他們紛紛以各自黨的名義向中共和蘇共雙方施壓，要求雙方和好，並努力達成協議。在各方調停下，最終確定，當年秋天在莫斯科舉行三個會議：中共和蘇共的雙邊會議，26國共黨代表會議，以及81國黨的領導人的首腦會議。

在這三個會議上，鄧小平一直都是中共的首席發言人。他當時發表的很多聲明和演說的原文一直沒有公開發表，但從一些引文和參考資料中可以看出來，他當時是堅決支持紀念列寧周年的紀念文章中所提出的觀點和立場的。他對和平共處的看法是，這隻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之間的武裝停火而已；對於戰爭，他認為發生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大（因為蘇聯所擁有的核武器可以阻止美國發動核戰爭），但區域性的局部戰爭是無法避免的；對於社會主義路線，他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和他們的殖民地一定會爆發暴力革命。在實際策略上，他認為，社會主義陣營一定要保持警惕，加強武裝。他認為，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個別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是正確（和安全）的做法，而鼓勵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共產黨減少武裝反抗是錯誤的。

從目前能夠找到的材料中還看不出，鄧小平是否在全球核戰爭的後果問題上和毛澤東持同樣的看法，即認為核戰爭的最壞結果是導致帝國主義的毀滅，而不是整個人類的毀滅。從表麵上看來，在為期八個星期的會議期間，他一定很難不去提及這個問題。但如果他真的提到這個問題，一定會引用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在任何其他記錄裏，也沒有看到他曾經在這個問題上支持毛澤東的觀點。看來，鄧小平對毛澤東關於核戰爭的看法是抱著懷疑的態度。

第三次的高峰會最後發表了一篇宣言，涵蓋所有的問題，並由與會的各國領袖簽署。據第一位研究中共與蘇共衝突的西方學者唐納德·讚格瑞爾教授的分析，這篇宣言等於是蘇聯的一大勝利。宣言主要以蘇聯的基本立場為主，不過文字卻很含糊、不清楚。這篇宣言能夠順利發表，完全是因為當時在北京監控全局的毛澤東(3)，接受了代表團團長劉少奇的建議。當時中共所麵臨的抉擇是，妥協或是和蘇聯正式決裂。但從以後的發展來看，雖然劉少奇在宣言上簽了字，但並沒有改變毛澤東對蘇聯的看法，即赫魯曉夫和蘇聯內外的很多人，都已經變成了“現代修正主義分子”。

1963年7月，鄧小平再度前往莫斯科，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訪問莫斯科。他率領一個人數不多的黨的代表團，和由意識形態專家蘇斯洛夫率領的蘇聯共黨代表團，商討莫斯科宣言所提到的所有理論問題，以及雙方在1960年前後所爭執的一些問題。雙方都對對方有非常不滿意的地方。中共對蘇聯特別不滿的有兩點，第一，蘇聯在1961年到1962年之間，收容了從新疆逃往蘇聯領土的5萬名中國難民。第二，赫魯曉夫在1962年中印戰爭前後，公開批評中國。在蘇聯方麵，特別不滿意中共先是公開指責蘇聯在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中的行為是“冒險主義”，接著又嘲笑蘇聯是“投降主義”。

會談開始之前，雙方各自發表冗長的文件和聲明，充分而且有針對性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然後，雙方在會談中進行激烈的辯論。蘇聯方麵甚至明確表示，他們和鄧小平代表團會談的重要性，比不上當時同時在莫斯科舉行的，蘇聯與美國和英國進行的有關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談判（實際上，這個會議的主題本身就是對中共的挑釁）。赫魯曉夫本人確實曾經舉行晚宴招待鄧小平和他的團員們，但那是在會談舉行了五天，而雙方又沒有準備讓步之後。雙方也沒有決定下一次會談的日期。這等於是會談破裂。而事後也證明，這也標誌著中蘇兩黨26年正式交往的結束。

“**”期間，流傳著一個故事，說毛澤東否決了鄧小平起草的這份中國人在會議前公布的文稿。這個故事可能有相當的正確性。但即使真的如此，也不能表明毛澤東已經不信任鄧小平了。毛澤東經常對別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滿意，而且如果他對鄧小平的能力有任何懷疑的話，絕對不會派鄧小平去對付蘇斯洛夫，甚至赫魯曉夫本人。不管如何，在這次的莫斯科會談之後，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表現甚感滿意。最不尋常的是，毛澤東還特地到機場迎接從莫斯科回國的鄧小平，並且指定鄧小平為一個寫作小組的組長，準備對中蘇共衝突的原因和過程發表詳細的公開報告。這個報告在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之間分九次發表（簡稱“九評”），而且頗具說服力。

在國內，從1961年到1965年，鄧小平在兩項事務上特別活躍：擬定經濟複蘇計劃；策劃及組織一場運動，專門處理在“大躍進”之後普遍存在於黨內的腐敗、缺乏紀律和道德敗壞現象。

負責經濟複蘇計劃的主要有四個人，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這項計劃的主要內容是逐步取消“大躍進”在製度上的大部分創新措施，以年度計劃取代五年計劃，同時把投資重點從重工業轉移到輕工業和農業（這是毛澤東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條重要建議）。

鄧小平對這項計劃的實質內容作出相當大的貢獻，尤其是在農業和工業方麵，他主要是配合其他人的工作。他製定的每一項有關經濟和教育活動的文件，都是在黨的一位高級領導人監督下進行起草的；他同時還負責協調三個為檢查各項政策而成立的三委員會的工作。

到了1961年底，這幾個人和這三個委員會已經製定出八個重要的政策文件以及幾套規定草案。毛澤東召集了幾次工作會，審議這些文件和規定。會上，這些文件和規定大體都獲得通過。但在其中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和鄧小平發生了衝突。關於衝突的原因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毛澤東批評了鄧小平調查北京郊區幾個人民公社後所作的報告。還有一種說法，說毛澤東對身為總書記的鄧小平對這些會議的一些“安排”很不滿意。第三種說法是，在毛澤東還未過目之前，鄧小平就安排通過一項或多項文件。不管哪種說法是準確的，反正毛澤東都很生氣。他質問說，是哪個“皇帝”敢於擅自作出這些安排？不過，鄧小平並未因此而靠邊站，或是被要求進行自我批評。毛澤東一定是對他能夠在短短幾個月內，領導幾個特別委員會提出一套完整的長期計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這項計劃幾乎全麵推翻了“大躍進”的所有政策。在農村，雖然人民公社作為一級單位仍然保留下來，但被剝奪了絕大部分的權力。地方上的主要經濟單位是生產隊，每個生產隊大約有30個農村家庭組成（原來的人民公社平均有4千戶農家）。土地所有權都歸生產隊。生產隊負責管理隊員的生產工作，並且給予隊員們適當的報酬。人民公社社員收入一律平等的製度已經取消，並且再度允許個人擁有一小塊自留地。在一種已在全國部分地區普遍建立、以實現農業集體化為最終目標的政治體製下，生產大隊有權和社員簽訂合約，允許他們從事非農業性的生產勞動。到1965年，全國的糧食產量達到1億9千5百萬噸，恢複到1957年（大躍進的前一年）的水平。

在工業方麵，毛澤東在1960年提出的且一直實行的工業管理製度被取消。薄一波起草了一個包括六十條規定的管理規劃，鄧小平作了一些補充，把它變成了一個詳細的法規，重新采用責任製和專業製度，重新確定了工資製度。工業的投資比例予以削減，很多虧損的工廠都被勒令關門。因此而被裁員的工人多達幾百萬人，他們全部被遣送回農村地區，這也有效減少了政府必須取得足夠糧食供應城市居民的壓力。工業比農業晚一些進入不景氣，最不景氣的一年是1961年。但恢複的速度卻比農業要快得多。到1965年，大部分工業產品的產量已經是1957年產量的兩倍多，新建了一批工業企業。在原油產量大增的前提下，這些新的工業企業迅速發展成具有相當規模的大企業。

鄧小平本人對經濟發展的看法，在1958年到1962年之間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1959年10月，他還很熱心地在文章中稱讚群眾運動是一種最好的方法：

我們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切工作走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有領導地展開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把群眾的智慧和意見集中起來，依靠群眾的力量來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看不見群眾的……積極性……總認為，群眾的覺悟不夠，群眾運動是靠不住的……認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眾運動，但是在建設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

種看法……是錯誤的。

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次代表大會上，又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觀點：

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麽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誌經常講一句四川話：“白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現在看來，不論工業還是農業，非退一步不能前進。你不承認這個退？農業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複糧食，第二步恢複經濟作物，同時把農具和牲畜慢慢地恢複起來……過去我也講過，我們的運動太多，統統是運動，而且統統是全國性的，看來這是搞不通的。

這種改變，導致他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隔閡。毛澤東一向認為，除了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下，“生產力”不會獲得最好的發展；而且，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就主張，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應該從國家和集體所有製擴展到管理製度和分配。在管理製度上吸收工人與農民參與管理，在分配製度上實行非物質獎勵和平均分配。對於這兩點，鄧小平都和毛澤東有不同的看法。

鄧小平在重振黨的士氣上，看法也跟毛澤東不同。他們唯一一致的看法是，一定要消除“大躍進”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和後果。但他們對於造成消極影響和後果的原因，以及應該采取何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則又各有不同的看法。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很多黨員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太過薄弱；鄧小平則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嚴重的政治與經濟問題。毛澤東想通過讓黨的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和接受農民的批評，來教育他們。鄧則認為，隻有在地方幹部接受了由上麵派下來的工作組的調查，而且確定必須要對他們進行懲處之後，農民才能發揮這一作用。他還認為，鄉以上的幹部在成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強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農村展開了一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的根據的是一份文件，後來這份體現毛澤東指示精神的文件被稱為《前十條》。但很快就發現，地方的幹部並不願意組織農民組織來監督他們自己。因此9月間，書記處發布了第二項文件，也就是《後十條》，把教育的方式從自下改造轉變成自上改造。毛澤東在當時並沒有表示反對。但他繼續把這場運動看作是進行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所必需的，並且盼望有一天，農民組織會能成為進行這場運動的主要機構。

在這時候，劉少奇也插了一手。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個人民公社裏住了5個月，劉少奇本人也在河南的一個公社待了兩個星期。他們兩人一致認為，大多數的地方官員都是貪汙腐化的，而農民本身也好不到哪兒。所以，不能太倚賴農民們來糾正地方幹部的行為。劉少奇因此草擬了第三份文件《後十條》修正案，並在1964年9月，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對於這場教育運動對領導者和被領導者可能產生的影響，這份文件持很悲觀的看法。所以，劉下令從各城市派出大批工作組，對地方幹部的惡行進行全麵深入地調查。根據這項命令，對很多農村地區的人民公社的幹部進行了徹底地調查，結果造成了對成千上萬名官員幹部進行整肅。

《後十點》修正案隻實施了4個月。經過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一場激烈的辯論後，毛堅決主張由另外一個文件即《二十三條》來取代它。這就基本上又回到了《前十條》，隻是增加了幾段措辭嚴厲的論述，即這場運動應當被看成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它的對象是“公社……甚至省級機關和中央部門中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從這些內容來看，毛發出了一個信號：他已經開始覺察出在他的同事當中出了修正主義分子和階級敵人。

(1)此處有誤，大煉鋼鐵是為了追求鋼鐵產量。——譯注

(2)中印邊界衝突的實際情況是，1959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裝部隊向我邊防軍開火，挑起武裝衝突，並不斷升級。三年後，挑起全麵衝突。中國政府對印度的無理要求和軍事侵犯，進行了有理有節的鬥爭，1962年10月22日，中國軍隊被迫進行自衛還擊。11月22日，主動停火、後撤。此後，中印在邊界問題上沒有再發生衝突。——譯注

(3)他和朝鮮的金日成是唯一一兩個沒有出席會議的共產黨領袖。——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