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國家領導人（1981～1984）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一致認定，鄧小平是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然而，這個地位與他所擔任的職務並不相稱。他不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也不是政府首腦，更沒有像劉少奇一樣擔任國家主席，他的地位來自他的權威，而這種權威源於他過去的經曆、領導才能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作為一名決策者、發言人和設計師所取得的成就。
“**”結束時，1958年至1966年間政治局的七名常委隻剩下了鄧小平和陳雲。那段時間（以及更早以前）陳雲的地位一直比鄧小平高。但陳雲沒有鄧小平在“**”初期對抗陳伯達、康生及1975年對抗“四人幫”那種聲望。他樂於避開眾人的注意，在幕後施加他的影響，因而，一般老百姓對他沒有太深的印象。其他一些經曆過“**”的高層人物，如彭真、葉劍英、李先念等，都缺少鄧小平那種威望和經驗。另外，葉劍英比鄧小平年長七歲。逮捕“四人幫”前，葉劍英和李先念都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倘若他們知道後來要反對華，他們或許會改變當初的做法。
作為一名領導者，鄧小平的風格與毛澤東截然不同。毛澤東總是高高在上地與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離，鄧小平則和他們打成一片；毛澤東善於掩飾自己，經常隱藏自己的真正感覺，鄧小平則盡可能地把自己的觀點表述清楚；毛澤東常處理抽象事物，鄧小平則喜歡處理具體的事情，即便闡述一些原則問題時，亦是這樣。鄧小平的領導風範已不僅僅是風格問題。他有遠見且實幹，他能夠並且已經按照自己的思路設計了中國未來的發展藍圖。當一個問題出現時，他不是等待和觀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動加以解決。他待人嚴厲但不殘酷。政治局對華國鋒作出結論後，他沒有組織新聞媒體毀壞華的聲譽，更沒把他投入監獄，1987年初，他堅持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但允許他繼續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麵，在處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幫助過他的高級領導幹部問題時，鄧小平也絕不心慈手軟。1982年，他要求韋國清辭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因為韋國清安排（或是容許）軍方機關報刊出一篇文章，攻擊“文化圈的某些負責同誌”。在許世友公開表示他反對為劉少奇平反後，鄧小平也安排他退出政治局。
與毛澤東和華國鋒不同，鄧小平堅決抵製建立對他的個人崇拜，他的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許甚至可以說是鼓勵國家出版社以文選的形式出版他的講話；允許專業和省級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講話和有關他軍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許在公共場所懸掛他的畫像或豎立他的雕像，不允許在任何文章或講話中誇大他的作用。人們總是稱他為“鄧小平主席”或“鄧小平同誌”，而不是什麽“英明領袖”（如華國鋒）或“導師”和“舵手”（如毛澤東）。
作為一名決策者，鄧小平有兩項優點：他看得很遠，而且他規定，所有的計劃和提議都應該先試試看行不行得通。就前者來講，他遵循的是列寧主義傳統與中國政治的傳統。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澤東的做法。30年代，毛澤東主張黨和軍隊要與國民黨和日本人進行一場持久戰。鄧小平則更進一步。他所設定的一些政治和經濟目標，有的他生前或許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這輩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樂意把1997年定為香港回歸中國的時間，把20世紀末和21世紀中葉分別定為黨和政府實現經濟目標的日期。同多黨製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相比，鄧小平有條件把眼光放得更遠。但是他不一定非要這麽做。許多共產黨領導人並沒有看得這樣遠。對可行性進行實驗是與鄧小平在反對華國鋒時使用的口號“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一致的。堅持這兩個口號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社會主義，而表明在他的思想中，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是與繁榮富強相聯係的（這是馬克思的觀點），他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這一繁榮富強。他不想讓那些沒有參與過社會與經濟實踐隻是在辦公室中勾畫藍圖的人來實現他的計劃，也正因為如此，一些非共產主義作家稱他為實用主義者，或實踐派。
鄧小平在國際上的威望來自於他所積極參與的外交活動。在這一點上，他遠遠超過了毛澤東。1978年，也就是他對華國鋒的態度由小心監視轉變為公開挑戰的這一年，他頻繁出國訪問。冬天，他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朝鮮。1979年1月訪美期間，他顯示出了傑出的公關才能。在德州的賽馬盛會上，他欣然戴上一頂大牛仔帽，給美國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美國的報紙上很出風頭。年底，他出訪了日本，再次顯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風度，掀起一股“鄧旋風”。
之後，鄧小平留在國內，但他花費大量時間接待外賓。會見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當然是他的份內事。但他還像以往一樣熱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鬆、基辛格、希思等。在與來訪者的交談中，他總是引導他們談一些與其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同時也會向他們透露兩三件重要事情，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國內的公開談話深入些。他的坦率與平易近人給大多數來訪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則相當欣賞他的智慧。
在和外賓的談話中，鄧小平一再談到三個主題。第一，“**”的動亂已經成為過去，今後不會再發生。第二，中國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願為維護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國需要向其他國家學習，但中國要保持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中國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的壓力，也不會將自己置於容易受到壓力的境地。
隨著鄧小平在國際上的威望不斷提高，他在國內的威望也與日俱增。人們意識到，是鄧小平給中國帶來了新生，並在國際舞台上占據了一席之地。人們還承認，在國家統一方麵，他也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一點是毛澤東比不上的。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由兩種截然不同的領導人實施集體領導，其中之一是一群年邁的革命領導人，他們自認有監督決策的權力；另外則是一小群較年輕的領導人（不過，也隻年輕了半代），他們都是由鄧小平挑選出來擔任最重要的行政工作。從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會，大多數董事都不擔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後這一情況有所改變。但是不擔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員人數依然不少，不擔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數甚至占多數，而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987年。
這一類的年邁領導人當中，最重要的有陳雲、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陳雲，1905年生於上海市郊區，當過商務印書館的排字工。他和鄧小平同一年入黨（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員，比鄧小平早21年。除了“**”時期以外，他一直擔任高層領導。80年代，隨著他50、60年代的許多講話公開出版，奠定了他經濟決策者的穩固地位。但他不僅僅是一名經濟學家，他始終堅持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堅持黨的領導和黨紀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也經常扮演傑出的政治角色。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會議上，他力主徹底否定“**”。
陳雲老年時的照片，看起來顯得有點鬱鬱不樂的樣子。多年來，大家一直聽聞他的健康情況不佳，而且，他一年裏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華南。但他中年時，一點兒也沒有鬱鬱不樂的神情，甚至不會讓人覺得陰沉。他那時經常麵帶微笑，而且善於用比喻。在50年代，他把社會主義式的計劃經濟和市場功能比喻成籠子和鳥：如果籠子太小，裏麵的鳥兒會死掉；但是，如果拿掉籠子，鳥就會飛走。1959年，他把國家經濟比喻成是一個“棋盤”，這顯示出他很了解，如果每一個地區都專心於提高它本身所能生產的產品產量，那麽，全國的經濟產能將會大為提高。
80年代，陳雲一直積極參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會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1982年成立的，陳雲曾任該委員會的主任。隨著時間的推移，陳雲對經濟結構的變化、宏觀經濟政策及社會和文化解放的態度日趨謹慎，更加重視控製通貨膨脹和保證國家預算的平衡。但如果認為陳雲是反對當時一些大的改革，如農村改革，那就錯了，陳雲的觀點，代表了中共黨內大多數人的觀點。毛澤東逝世後，中共徹底否定了“左”的和極“左”的觀點，人們似乎以為陳雲也是左派。他雖然被視作左派，但他的資曆太深，而且曾經推動過鄧小平最欣賞的一些政策，即使不提他和鄧小平的深厚友誼，鄧小平還是會聽他的。
彭真的頭頂很圓，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紅臉膛，使他走到哪裏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年代初一樣，80年代他與鄧小平再度密切合作。一開始，他任顧問，負責黨的安全與法律工作，這也是20年前他所從事的工作。後來，他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成為最高立法機關的負責人。對於鄧小平曾在1966年加入指控他的行列，彭真似乎一直沒有表示任何不悅。他沒有要爭當政治局常委，雖然他有資格這樣做。彭真的資曆很深，但他在政治上始終保持低調，從沒有看到過他要堅持某種觀點。也許他隻是一位盡忠盡職的黨務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領導者。他的勇氣勝過他周圍的大多數人，“**”前的幾個月，他曾站出來大膽地與毛澤東爭論。
李先念和王震同樣赫赫有名，他們都是軍隊中的強硬派。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80年代，李先念會見了許多外賓，坦率、毫無保留地介紹了中國大陸的一些問題，給許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對一位來訪的外賓說，在集體耕作的製度下，農民幹脆放下農具，轉個身子去曬太陽了。(1)1948年，鄧小平和李先念曾在大別山並肩戰鬥，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書記處工作，然而他們僅僅是好同事。王震則剛好相反，他是鄧小平的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兩次為鄧小平的複出四處遊說，鄧小平因此欠了他很多人情。不論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視察，人們經常看到鄧小平和王震肩並肩公開露麵。80年代後期，李先念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1987年楊尚昆任國家主席後，他很少參與政治活動了。而作為國家副主席的王震則繼續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中國主要的行政工作主要由兩個人負責。80年代中期以前比較有名的是胡耀邦。他1981年接替華國鋒出任黨的主席職務，1982年9月中共取消黨的主席之後，改任黨的總書記。胡耀邦比鄧的身材還要矮小，但卻精力充沛。他說話時喜歡做各種手勢，這在中國人當中是很少見的。他的革命經曆也很輝煌：14歲時就在井岡山加入毛澤東的部隊。長征途中，他任“少共（共青團）兒童局書記”，在一次戰鬥中還受了傷。抗日戰爭時期，他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在鄧小平的手下工作。他大約是和鄧小平同時調到北京的。之後，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主要工作是為黨選拔接班人。“文革”中他被撤職下放，1975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成為鄧小平的主要助手。1978年以前，鄧小平就已經決定要胡耀邦成為他在黨內的繼承人。
後來證明，鄧小平選擇胡耀邦當繼承人並不是很好的選擇。胡耀邦工作勤奮，頭腦清晰，但個性不夠變通，容易衝動。他在黨內的聲望和分量都不夠，在與黨內資深領導人打交道時卻又不夠謹慎。在1985年，《人民日報》還特別替他刊登正式的更正文章，因為他在一篇聲明中說，馬克思是19世紀的思想家，所以，馬克思所說的話對解決20世紀末的中國問題沒有任何幫助。1986年他訪問英國，在參觀莎士比亞的誕生地史特拉福時，竟然引用雪萊的詩句，令同行的中共官員大感尷尬；同時，他在這次英國之行中竟然沒有去參觀馬克思的墓園，也引來批評。雖然，鄧小平一向都是挑選非資深的黨員出任總書記，但他那麽快就選上胡耀邦，還是令人覺得有點奇怪。他顯然沒有認真去考慮那些年齡在60歲左右、在“**”之前擔任省級領導人或中央行政官員的其他人選。也許，他是被胡耀邦所表現的自信和活力所迷惑。
第二個人就是趙紫陽。趙紫陽於1919年出生於河南一個地主家庭，比鄧小平年輕15歲，比胡耀邦年輕5歲。他在初中畢業後，於1938年加入共產黨。1961年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他還很年輕。同那些生產隊的負責人相比，他更加同情農民的處境，因而贏得了很好的聲譽。“**”初，他在廣州被戴上高帽遊街，但70年代初即重新恢複了工作。隨後的兩年任四川省省長(2)。在任期內，他實驗一項新製度，允許工人和農民把國家計劃外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1980年9月，他被調到北京任國務院總理，填補華國鋒下台後的空缺。
跟胡耀邦一樣，趙紫陽最後也失去了鄧小平對他的信任。
1982年9月，鄧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提出了黨在80年代的三大任務：“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3)他還接著指出了到20世紀末要抓緊的四項工作：“進行機構改革和經濟體製改革”，“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打擊經濟領域和其他領域內破壞社會主義的犯罪活動”，“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在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胡耀邦進一步闡述了上述思想，指出了中國經濟建設總的奮鬥目標：在公元2000年時力爭使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他還說：“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
在以後的四年裏，中國的政治活動就是集中要實現這三大任務和四項工作。鄧小平所扮演的是指導與監督的角色。他同時還負責兩項重要的工作：向外國人說明中共所要達成的目標是什麽及如何達成這些目標；對所進行的不斷改變名稱的各項活動，先是稱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接著稱之為“政治與經濟體製改革”，或者更寬泛地講就是對“改革”作出解釋。
鄧小平的第二項工作分為四個步驟：第一步，確定“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中國的奮鬥目標；第二步，於1982年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他解釋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從“中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很明顯，提出這一口號的目的是要喚起人們的愛國心；第三步是在1983年提出了“改革”的思想。這比他（及其他人）以往所說的“調整”要更為廣泛和深刻。最後，是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理論。這一理論同時涵蓋了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麵及二者之間的關係。鄧小平認為，政治改革有賴於經濟改革，這與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政治和文化上層建築的論斷是一致的，但有悖於毛澤東最後20年的理論。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描述一直非常謹慎，他沒有貿然用符合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名詞給社會主義下一個完整的定義，因而許多黨的領導人不太容易準確理解他的思想，當一些外國人說鄧小平把中國引向了資本主義時，他們很惱火。
實際上，早在鄧小平提出他的改革理論之前，中國的改革就已經開始了。鄧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前，農村改革就已如火如荼。政府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凍結了每項產品的收購額度；更重要的是政府恢複了農民以家庭為主從事生產的權力：土地仍歸集體所有，但歸農民承包使用。根據土地承包合同，農民有長期使用土地的權利，但要向國家和集體上交一部分產品，其餘的部分可以賣給國家也可以拿到市場上出售。全國範圍內“家庭聯產承包製”的實施帶來了中國農村的新格局，這一格局既不同於土改後的50年代，也不同於集體化時代。從理論上講，農民隻是不再從事集體勞動，但事實上，長期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的長達40年）已足以使農民將自己視為土地的主人。
1983年至1985年，是中國改革的第二次**。1983年，中央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製，並要求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這一製度（盡管當時有一些農民依然熱衷於集體勞動和平均分配）。1984年，中央又進一步提出延長土地承包期至15年以上。1985年，改革了農產品統購統派製度，除個別品種外，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統派任務，而是按照不同情況分別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對農民來講，這一新製度的最大好處是他們可以自由選擇種植利潤較高的農作物。農民所承擔的風險並不比以往大，因為政府仍保證收購所有剩餘的農產品，而且是按國家規定的價格或高於市場的價格進行收購。
上述改革措施對農業產量、農民收入和農民的情緒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1978年到1984年，人均占有糧食產量年遞增3.8%（1957年到1977年遞增0.2%），棉花產量年增長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類年增長9%（1957年到1977年年遞增1.7%）。從1965年到1978年，農村人均消費隻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從1978年到1986年幾乎增長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國農村，堆滿了準備蓋新房用的磚、水泥和沙石。許多農戶購買了自行車、收音機。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中國農村已從貧窮、落後步入了小康社會，一個人生產的糧食可以養活四個人。
工業、商業和計劃體製的改革是在中共十二大以後。1984年10月，中央通過了一個很長的決議，對這三項改革作出了具體規定。會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脫離蘇聯模式，反對派則引用陳雲的比喻，希望給予籠中的鳥兒更多自由，但仍堅持把鳥關在籠裏。由於決議的全文是兩派人馬在爭議不下後所作的妥協，所以，文字顯得相當曖昧不明。盡管如此，1992年以前，中國的改革一直據此進行。
城市工業和商業改革的核心是要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對計劃管理體製的改革主要是縮小了指令性計劃的範圍，擴大了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的範圍；實行政企分開，簡政放權。價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種價格體係，即國家統一定價、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很快，一種商品就出現了兩種（甚至三種）價格。同時出台的上述三項改革措施造就了許多新的市場，有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業但同時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對企業產品的種類與銷售的控製，國有經濟的作用受到了影響。一些省開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權力在屬於國家所有的大型廠礦生產本省需要的產品，限製與他省的產品交流，寧願花大價發展某些工業以滿足本省的需要，也不從其他省份購進。一些工廠把產品賣給了新的客戶，使老客戶找不到所需的產品。由於國家預算出現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對信貸的控製不嚴格，因此出現了自5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工農業生產的確發展很快，但物價水平也上漲得很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銀行信貸，1985年和1986年卻出現了嚴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鄧小平沒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經濟特區，在特區中實行優惠政策以吸引國外的投資者。在以後的幾年裏，他一直專注於此事，除此之外，幾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給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的全體中外代表時，他對此作了解釋。他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
政治改革則不同。鄧小平在這方麵絕非外行人，而且，在這方麵也隻有他有足夠的權力提議進行重大的變革。
鄧小平對政治改革的態度經曆了三個階段。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階段。在這一時期，他主要致力於恢複被“大躍進”和“**”破壞的50年代的政治體製。即重新界定黨、軍隊和政府的職能，限製黨和軍隊的作用，加強政府部門的作用；重新恢複與八個民主黨派的統一戰線（1949年他們都表示讚成共產黨的領導）；恢複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引進並宣傳法製觀念。在社會方麵，取消數百萬人身上的階級和政治標簽，讓昔日的地主和資本家成為國家公民；為大批“右派”、“走資派”和被戴上各種各樣帽子長達20年之久的人平反摘帽。
根據這些改革，黨和軍隊都撤出政府單位。在過去，黨和軍隊單位通過龐大的係統，控製人民的生活隱私。在“**”期間，城市人的業餘生活被當做“資產階級”情調取消了。現在許多人又重新開始了養花、集郵等活動。普通市民隻要不對政府進行挑釁，就可以安定地生活。
第二階段是從1982年到1986年。在這一階段，鄧小平主要致力於黨和國家機構的年輕化。1982年當選的中央委員當中，隻有極少數老人和激進派，但是28位政治局委員卻幾乎全是70多歲的老人，其中有18人參加過50年前的長征。
1984年和1985年，鄧小平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勸說那些年邁的老同誌退休。結果他成功了。政治局又恢複到50年代初期的麵貌。全體委員當中，不是相當傑出的老人（例如陳雲），就是行政首長。那些退休的老人則參加了中顧委。該機構是1982年成立的，專門用來安排這些資深的老革命。
鄧小平還鼓勵黨內的老黨員集體退休。1984年，大約還有200萬名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老黨員在工作。但是到了1986年，他們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了休。退休後，他們依然領取全額工資，享受各種福利和特權，諸如住房和用車等。在政府機構，部長和省長的退休年齡是65歲，其餘高級官員的退休年齡是60歲，但也有少數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