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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謂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言論。一定要徹底駁倒這種言論。首先，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曆史結論。中國離開社會主義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絕大多數人決不允許曆史倒退。其次，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麵現在還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事實。但是這不是社會主義製度造成的，從根本上說，是解放以前的曆史造成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造成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麵的差距。

鄧小平還解釋了為什麽在社會主義階段還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已經作了大量的宣傳，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曆史上最廣泛的民主。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並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

滅。同他們的鬥爭不同於過去曆史上的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或者說是曆史上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不對他們專政，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專政是國內鬥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鬥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專政職能的消亡，不可能設想常備軍、公安機關、法庭、監獄等等的消亡。

關於黨的領導，鄧小平強調沒有黨的領導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

離開了中國共產黨，誰來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黨的領導當然不會沒有錯誤，而黨如何才能密切聯係群眾，實施正確的和有效的領導，也還是一個必須認真考慮和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是這決不能成為要求削弱和取消黨的領導的理由。我們的黨經曆過多次錯誤，但是我們每一次都依靠黨而不是離開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今天的黨中央堅持發揚黨的民主和人民民主，並且堅決糾正過去所犯的

錯誤。在這樣的情況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黨的領導，更是廣大群眾所不能容許的。這事實上隻能導致無政府主義，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瓦解和覆滅。

在談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那一段，鄧小平劃分了毛澤東本人與他的思想，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與毛澤東思想之間的差異：

難道不是毛澤東思想才使約占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並在1949年獲得全國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嗎？這一係列偉大的勝利不但根本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世界的形勢。毛澤東同誌同任何別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但是，在他的偉大的一生中的這些錯誤，怎麽能夠同他對人民的不朽貢獻相比擬呢？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曆史的複雜背景。隻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曆史，對待曆史人物。如果誰在對待這樣嚴肅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那麽，他就會受到黨和群眾的責難。毛澤東同誌的事業和思想，都不隻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

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

鄧小平這篇講話後不久，中國當局取消了西單民主牆。

中共官方1991年8月的黨史指出，鄧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會全上成為黨的領導“核心”。但在1979年春天，對鄧小平本人和他在政治局內的支持者來說，卻絕對不是這種情況。

據一位內幕人士說，在3月間一次氣氛相當不好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就受到批評。當他在會上號召審慎處理民主運動時，他發現，隻有少數政治局委員支持他。而且，還有人借著不久前人民解放軍在進攻越南時損失慘重一事，猛烈地攻擊他。他當時之所以很快而明確地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可能是因為他覺察到華國鋒和他的支持者可能會借民主運動打擊他。這不是說，他在那篇講話中所表達的不是心裏話，而是說他發表這篇講話的時機與講話的核心內容受到了當時黨內鬥爭的影響。

無論這一說法是否準確，總之1979年秋天，華國鋒和“凡是”派陷入了守勢，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華國鋒提出的十年發展規劃在當時已被證明是空想。十年發展規劃規定，十年內石油產量要增加4倍，鋼產量增加2倍。然而，當時許多計劃中的新油田並沒有勘探出來，而要實現鋼產量增加2倍，就必須進口大量煉鋼設備，而當時的中國是負擔不起這種進口的。由於增大投資規模，特別是對重工業的投資，導致了通貨膨脹，增加了農村的壓力，農村要向城市提供更多的糧食。當時擔任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的陳雲主持召開了為期三周的工作會議，決定放棄這一計劃，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曆史因此再度重演。“大躍進”失敗後，實行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華國鋒的“洋躍進”失敗後，接著出現的也是幾乎完全相同的補救策略，而且前後兩次擔任挽救任務的都是陳雲。

鄧小平把這項工作會議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給其他人處理，他自己則全心全力處理“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且他也跟陳雲一樣堅決認為，華國鋒的十年發展計劃一定會造成反效果。但他當時最主要的工作是利用政策，而不是製定政策。在當年9月和1980年3月的中委會會議上，他施加壓力，終於達到他所希望獲得的結果。在這兩次會議結束時，華國鋒在政治局內的四個主要支持者—包括汪東興和吳德—已經淡出政治局，胡耀邦出任總書記。

在1980年當中，鄧小平把他的全部精力和心思全都花在處理政府方麵的問題上麵。他的策略是提出建議，要求黨的高齡領導人（包括他自己在內）辭去他們的職位，而由較年輕的人接任。華國鋒對這項提議可能多少有所抗拒。但即使如此，也很快被否決了。決定政府高層人事任命的是政治局，而華國鋒這時在政治局內已經被孤立。8月間，他被迫辭去總理一職，丟掉了他在1976年爭取得來的三項職位中的第一項。

在名義上，華國鋒繼續擔任中委會和軍委會主席，直到1981年6月為止。但這隻是名義上的。1980年11月和12月，在連續舉行的九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在原則、政策和公共行為方麵頻頻遭到攻擊，造成他最後精神崩潰，而主動要求解除他在黨內的職務。沒有人提出異議，並且由政治局作成決定，由胡耀邦和鄧小平實質代理華國鋒的職務，直到中委會接受華的辭職為止。但不知為了什麽原因，中委會竟然一直等到七個月後才再度開會。也唯有到了這時候，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以及全世界）方才知道，毛澤東的指定繼承人早已經下台。但華國鋒的政治生涯還有一段小終曲—他繼續擔任黨的副主席，一直到1982年9月卸任。但在這之後，他的命運跟37年前的王明及博古一樣，隻保留了中委會委員的頭銜而已。他從大眾麵前失去了蹤影，報紙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姓名。

鄧小平為什麽會對華國鋒采取這種態度？鄧小平算不算是背叛了華國鋒？對這段時期的中國大陸曆史作過深入研究的哈裏·哈丁博士就是如此認為。或者，鄧小平這樣對待華國鋒是應該的？

從表麵上看，不讚成鄧小平這樣做的人認為，鄧小平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寫給華國鋒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支持華國鋒。同時也在第二封信中承認他在1975年犯了錯誤，這表示他無意在華國鋒領導下推動以前受到毛澤東批評的他的那些政策。而讚成鄧小平的人則認為，在華國鋒同意鄧小平複出之前，他就已經明確表示，他無法、也不願意接受“兩個凡是”。

在政治上，表麵上看到的並不能代表所有的一切。

哈丁還說，鄧小平是個有使命感的人。他下定決心，要拯救黨和國家，消除那些曾給黨和國家帶來巨大傷害的思想。當華國鋒還是一個黨的縣級領導幹部時，他就已經是黨的總書記了。鄧小平的同輩和同事大多數認為，他是黨和國家需要的領導人。還有，令人不忍苛責的是，他的做法和自從彭德懷於1957年(3)被鬥倒以來所流行於黨內的權力鬥爭手法比起來，是相當溫和的。例如，他並沒有鼓勵報紙攻擊華國鋒本人，而華國鋒卻在1976年容許報紙攻擊鄧小平。同時，鄧小平在獲得勝利後，也不曾堅決要求華國鋒作出當年毛澤東強迫彭德懷、劉少奇和他所作的那種屈辱性的自我批判。

從《鄧小平文選》處理他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寫給華國鋒的兩封信的方式來看，第一封信隻是被提到而已，並未選錄信的內容，第二封信也隻選用了部分內容。由此可以看出，對這件事是有所隱瞞的。

在糾正過去的曆史錯誤方麵，1980年和1981年有幾件主要的事情：為劉少奇平反，審判“四人幫”，全麵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給“**”定性。

在黨內外，劉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別受愛戴的領導人。雖然，抗日戰爭時期他曾擔任新四軍政委，但在60年代，很多黨員認為他不夠資格接替毛澤東任軍委主席，有些人甚至懷疑他能否勝任黨的主席。人們對他在“**”中的遭遇隻是表示遺憾，而不像對待其他受害者那樣感到痛心。同為其他人平反相比，諸如同彭德懷、彭真的冤案相比，他的案子很敏感。為二彭平反不用去否定“**”，也不必直接去譴責毛發動“**”的做法。但是，劉少奇的地位很高，他是被當成“叛徒、內奸、工賊”開除出黨的，因而為他平反就沒那麽容易了。

鄧小平想為劉少奇平反是因為他想徹底否定“**”。他準備麵對全麵評價毛澤東的功與過所造成的後果，而且他也一定認識到，不為劉少奇平反，自己的複出與平反就不徹底。直到1980年2月底，他才促使中央委員會通過了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撤銷了對劉少奇的一切指控。華國鋒當然反對撤銷對劉少奇的決議，而且，似乎還有幾位黨的高級軍事領導人，可能包括葉劍英在內也同樣反對。同年5月為劉少奇舉行了追悼會，被關押了10多年的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又重新出現在公共場合。她是一位有知識、有魅力的女性，她的出現預示著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那將是一個豐富多彩、不再充滿恐懼的時代。

對“四人幫”、陳伯達以及林彪的支持者的審判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實踐上的一個創舉。斯大林曾把他的政敵送上法庭，東歐的一些共產黨領導人也曾經這樣做過。但毛澤東從來沒有打算讓法庭來審判“反黨”、“反革命”分子。這或許是因為在他的心目中，黨的地位遠遠高於國家；或許是因為他覺得很難像對待謀殺、搶劫犯那樣，為反革命分子定罪。鄧小平沒有這麽多的顧慮。事實上，他要明確區分毛澤東所說的“犯錯誤”和“四人幫”、林彪所犯的“罪行”之間的差別。

對“四人幫”的審判是1980年11月底到1981年1月底在公安部以前的辦公地舉行的。事先就已經給10名罪犯定了罪，隻是將最後的審判程序公開了。被告中隻有江青試圖為自己辯護，張春橋一言不發，其他八名罪犯或俯首認罪，或把過錯推給同夥。江青主要說的是她隻是按照毛的指示辦事（她說“我是毛主席的狗”），現在審判她的法官當中有許多人和她一樣，也參與了對劉少奇的批鬥，而且在“文革”期間，法律已失去了作用。她的表現引起法庭內外的陣陣**，許多觀看電視的人不得不承認她有點精神。然而，各種文件和口頭證詞表明，“四人幫”的活動折磨死了成千上萬的人。江青本人對於了解她過去曆史的人，都毫不留情地進行了迫害。

江青和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兩年後改判為無期徒刑）。其他罪犯也都被判了很長的徒刑。陳伯達和林彪的一些支持者在80年代被釋放，不過此後就不曾在公共場合露過麵。

鄧小平對所有這一切是否都感到滿意，不無疑問。江青不接受她的“罪行”和毛澤東的“錯誤”應該分開來的說法，而且法官對她的質疑也沒有提出合理的回答。她同時也讓人覺得，這次審判似乎是奪權成功者利用司法來審判失敗者，有點公報私仇的味道。鄧小平在後來的談話和演說中，很少提及這次審判之事。但他對這次審判的過程和後果，一定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當趙紫陽在1989年被撤去總書記一職時，他就主張，不可以把趙紫陽送交審判。

曆史決議完成得比較順利，這個決議是由胡喬木主持的一個小組負責起草的，決議經過了多次修改，最後才讓鄧小平對它完全感到滿意。鄧小平和胡喬木等人至少討論了九次，主要是討論毛澤東作為革命領導人的功與過應如何評價的問題。決議的最後定稿文字清晰易懂，用詞極為謹慎。

決議的開頭首先回顧了1921年至1979年中國革命的曆史，中間部分論述了毛澤東的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特征：

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誌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決議》對“**”的評價非常明確：“1966 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它沒有否認毛澤東個人對“**”應負的責任，指出“這場‘**’是毛澤東同誌發動和領導的”，對於“**”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誌負有主要責任。《決議》還分析了毛澤東犯錯誤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決議》把毛澤東塑造成一個悲劇人物，認為他是自己所犯錯誤的受害者，周恩來也是：

周恩來同誌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

但這項決議也凸顯出很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為什麽黨的其他領導人未能阻止毛澤東發動“**”。而且它也完全未提到“大躍進”失敗後發生的大饑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1945年黨的曆史決議一樣的成功。它結束了黨內對過去一些問題的爭論，正確解釋了一些問題，為黨今後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據。它沒有令什麽人感到不對勁的地方，在現有的中共領導人當中，也沒有什麽人想要對它進行修改。

(1)此處有誤，應為兒子。——譯注

(2)1978年12月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而1977年7月召開的是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譯注

(3)應為1959年，此處作者有誤。——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