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收拾善後（1976～1981）

逮捕“四人幫”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選舉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從而更鞏固了他的總理職位。但是，逮捕“四人幫”的消息並沒有向外界透露，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三位策劃者希望這一行動能夠繼續保密，以便解除地方上“四人幫”餘黨的武裝。“四人幫”在被逮捕前，已將重型武器分發給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裝，王洪文還在中南海設立了特別指揮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隨時準備采取武裝行動。

三人在收回上海的控製權方麵，並未遭遇太大的困難。曾有人給上海的“四人幫”餘黨發了一個秘密電話（“媽媽住院了”），暗示“四人幫”的行動計劃破產了。但是，他們還是被華國鋒等人巧妙地調回了北京，並一一被逮捕。在全國其他一些地方，民兵和正規部隊之間的衝突持續了一段時間。我們不太清楚這些衝突有多少是支持“四人幫”的民兵發動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試圖保住自己勢力範圍的省級領導人發動的。這些動亂蔓延的範圍很廣，特別是在長江以南地區。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中央政府才真正控製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裏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幫”的正規部隊並沒有控製首都或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權。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發生的第15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幫”的消息。這消息使成千上萬的人歡樂無比，激動地湧上全國各個城市的街頭。連續幾天，首都主要街道上擠滿了遊行的隊伍。工廠和機關的工作人員幾乎全部停止了工作。同春天的那次遊行不同，這次的遊行是多姿多彩、熱熱鬧鬧的，人們有組織地舉著標語、敲鑼打鼓地走上街頭。夜晚，鞭炮聲此起彼伏，使得一位西方記者產生了誤解，報道說“四人幫”的支持者已經被槍決了。大批被關押在“牛棚”中的人重新獲得了自由。在上海，停泊在港口的輪船長鳴汽笛，慶賀勝利。那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們也紛紛告別了農村，動身返家。

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立刻回到北京。雖然有很多人建議他留在比較安全的南方，並且躲了起來。他在廣東的兩位保護者，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廣東省長韋國清都是政治局委員，因此，鄧小平從他們口中知道了9月政治局會議上所發生的爭執。他對葉劍英的計劃究竟知道多少，從來沒有人知道，他自己和其他人都未透露。但他一定知道葉劍英已經下定決心采取行動，而且他也知道，如果他想讓葉劍英的計劃成功，他所能幫的最大忙就是自己不被“四人幫”查到行蹤及被他們逮捕。

據說，逮捕“四人幫”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一結束，葉劍英就立即打電話給鄧小平，因此，他很快就知道了這一消息。10月10日他寫信給華國鋒，表示“衷心”擁護政治局作出的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並把逮捕“四人幫”說成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勝利。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鄧小平與華國鋒見了一麵。他們是在去探望鄧小平從前的戰友劉伯承時在醫院遇見的。鄧小平告訴華國鋒，他，一個“走資派”，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感到非常高興，並且表示完全支持華國鋒。華國鋒請鄧小平談談他的看法，鄧小平說，在製定經濟發展計劃時，雖然不應忽視重工業的發展，但是應當優先考慮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他還說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過程中，“專製”一點也是必要的。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覺察到的鄧小平自身的一個矛盾。他急於在經濟領域進行大膽的改革，但在政治上卻持保守的態度。鄧小平並沒有把政治上的自由化視為經濟自由化的先決條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對社會、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嚴重威脅。

在這次談話中，劉伯承說，他死後希望由鄧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會（劉伯承這時已經82歲，而且雙目失明）。鄧小平說，這可能有點問題，因為他是犯過錯誤的人。這時，公務纏身的華國鋒要告辭了。臨行前他說鄧小平一點也沒有減少活力。鄧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說是話中有話，他說，他的精力歸政治局使用。

事實上，鄧小平已下決心為實現全麵政治平反而奮鬥。他有許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陳雲和王震。陳雲在“文革”中“靠邊站”了，但沒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將軍，在1972年曾以個人名義代他向毛澤東求過情。然而，對於為鄧小平平反，華國鋒有很大的顧慮。且莫說為鄧小平平反對他本人的權威是一種威脅，至少還要改變官方對“天安門事件”的定論。而如果不對毛澤東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批評，也就無法改變這一定論。華國鋒的全部權力是毛澤東給的，批評毛澤東就等於批評他自己。

1977年3月，華國鋒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部署該年的工作任務。僅具普通黨員身份的鄧小平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是，他的許多支持者參加了會議，會上，他們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華國鋒卻堅持認為“四人幫”是“極右”的代表（毛澤東也曾用同樣術語為林彪定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堅持汪東興向他建議的有關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他唯一讓步的是承認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沒有任何關係，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悼念周總理是合乎情理的，認為“在適當的時候讓鄧小平同誌重新出來工作”是必要的。

不過，這已經足以讓他們兩人之間展開談判。並不清楚是誰主動的，也不清楚他們兩人是否曾經見過麵。但已知的第一步行動卻是鄧小平采取的。4月10日，也就是工作會議結束後的第三個星期，他再度寫信給華國鋒。他在信中說，他支持華國鋒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還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寫給華國鋒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所擔任的領導職務。他提議，在全黨範圍內傳閱他的這兩封信。鄧小平的這一建議顯然被接受了。接著，5月底，“中央辦公廳的兩位負責同誌”前去拜訪了鄧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東興，他當時是中央辦公廳主任。鄧小平對他們說，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不行。因為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他平反（因為撤掉他的職務是毛下的命令），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幾天以後，“中央兩位領導同誌”又去拜訪了鄧小平，鄧又重申了上述思想。

對華國鋒來說，這是壞消息。然而，他還是認為，他不能跟鄧小平一樣固執。在7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上，鄧小平恢複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黨、政、軍職務。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對恢複他的職務進行表決之前，鄧小平發表了談話。談話中，他拒絕接受“兩個凡是”，而主張要對毛澤東的思想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以改善黨風。在場聽他發言的人都聽得出來，他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向華國鋒提出了挑戰。

鄧小平此時已經將近73歲，跟毛澤東發動“**”時是同樣的年紀。但他看起來並沒有比他50歲的時候老太多，而且身體比與他同年齡的人健康許多。他唯一比較嚴重的毛病是聽力差。他很早以前就開始配戴助聽器。借助助聽器，他可以聽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會議上也可以掌握會議的進度。他的聲音堅強有力，但有些尖利。他可以發表長篇大論的講話，而不會顯露出疲倦。他走路的步伐很快，他在18年前摔斷的腿已經完全複原。

鄧小平的妻子和繼母雖然經曆三年的流亡生活，她們的健康情況並未受到太大的傷害。事實上，卓琳回到北京後，身體反而比她當初離開北京時更健康。他的繼母夏伯根身體也很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兒，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顧鄧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並且還可以幹些體力活。本書在1992年完稿時，她仍健在，是年她89歲。

鄧小平的孩子當中，隻有鄧樸方在“**”中受到了嚴重的傷害。這一傷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獲準住進北京一家設備很好的醫院時，幾乎已經完全癱瘓。1976年他出院後，被安排在一家電視機廠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時，鄧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輪椅上，自由地往來所有的房間，並可搭乘一部電梯上下樓。1980年，鄧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療，在那裏他至少做了兩次手術，終於可以再度坐直身體，移動手臂和脖頸，但還是無法行走。80年代以後，為了照顧中國千百萬的殘疾人，鄧樸方建立了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自任會長，從此，成為一名受公眾關注的人物。

鄧小平的大女兒鄧林已經結婚，是位畫家（她本想當一名音樂家，但在60年代初，她生了一場病，所以沒法再上音樂學院附中了）。他的二女兒鄧楠也結婚了，她是1971年在陝西插隊時遇到她先生的。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毛毛）是醫學院學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鄧小平的三個女兒當中，鄧榕最像父親。她活潑好動、精力充沛、大膽敢言。跟鄧樸方一樣，她也是中共黨員。鄧林不是黨員，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時間最久。後來，她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長文，詳細敘述在江西那段日子的生活。

鄧質方，鄧小平的小兒子，也是最小的孩子，14歲時曾經當過紅衛兵，跟鄧楠一樣，在1967年他的父母被軟禁時，被下放到陝西。1973年，他成為北京大學物理係學生，所以，他一定目睹了1975年學生集會反對他父親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並未受到迫害。1980年，他被派往紐約州的羅切斯特大學研究所學習（他的指導教師和同學當中，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80年代初，他帶著妻子和剛出生的女兒(1)回了國，但並沒有入黨。

“**”給鄧小平家族帶來了很大的傷害。他的二弟鄧蜀平在土改中被沒收了在四川的土地，之後入了黨。1967年3月他被武漢的紅衛兵折磨了好幾個星期，最後自殺了。紅衛兵批鬥折磨他是因為他與中國“第二號走資派”有密切的關係。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從父親手中繼承來的產業被沒收了，隨後被強迫勞動了8年，“**”中又被逮捕入獄。

鄧小平複職後，有機會重新觀察中國的政治。由於重新接觸官方的信息，因而比流放前能更準確地把握當時黨、軍隊和政府所麵臨的問題以及當時的社會和經濟狀況。

當時的社會秩序混亂。犯罪與消極怠工的現象非常普遍，鐵路沿線車匪路霸橫行。由於大批的知青返城，城市的失業率很高。在農村，很多黨的幹部變成當地惡霸。20世紀50年代給許多外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種勤奮工作的熱情已經消失，代之以腐敗墮落和悲觀失望。

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說，“四人幫”對四個現代化的破壞，已使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80年代中國公布的統計數字表明，“**”對經濟造成了很大破壞，但是尚未完全崩潰。1967年到1968年是紅衛兵和造反派最為活躍的年代，但就是在這幾年，也沒有出現“大躍進”以後那種大蕭條的局麵。1969年的工業產量依然比1962年高，隻有鋼、水泥和化肥持續減產。1975年，很多產品的產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增長了近兩倍。“**”時期對工業的投資比例相當高，尤其是重工業，這也是“**”時期工業發展的一個特征。實際上，中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年）完全照搬蘇聯模式。這或許是毛澤東發動一場清除黨和國家最主要的危險—修正主義運動的最大悖論。在毛澤東看來，蘇聯是修正主義的頭子。

在農業方麵，產量增長得很快。同工業一樣，1968年也是農業產量最低的一年，主要是因為缺少化肥。1968年以後，糧食產量持續穩定地增長，1975年糧食總產量達到2億8千5百萬噸，比1966年增加了7百萬噸。問題是同一時期的人口增長速度也很快。“**”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農村大量的新生兒出生。20年以後的今天，人們依然可以感受到這一後果所帶來的嚴重影響。

黨、軍隊和政府的情況都相當糟糕。當時大約有黨員3500萬人，這當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後入黨的。許多人都很年輕，還有許多人是造反派。他們不喜歡受到紀律的約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轉到“生產”後所麵臨的單調生活。軍隊中派係林立，“腫、散、驕、奢、惰”（鄧批評軍隊的用語）。1977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譴責了這些現象，並且呼籲把那些在“**”中搞“打、砸、搶”的“壞分子”從重要的領導崗位上清除下來，領導班子要抓緊整頓。在此前幾個月。他更嚴肅地指出，軍隊“遇到敵人進攻還能不能打仗？”“我們的軍隊人數雖然多，但是素質比較差”。鄧小平拿人民解放軍過去的光榮曆史與當時令人失望的狀況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期間，軍隊被當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對軍隊中的所有老幹部都殘酷鎮壓，使得軍隊士氣低落，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政府部門的情況也不好。政府高級部門冗員充斥，許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團所把持。許多幹部隻關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風嚴重。這正是20年前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所嚴厲譴責的現象。

從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鄧小平直接負責教育、科技、軍事和外交工作。

鄧小平是自己要求負責教育和科技事務的。他對這些方麵早就有興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在起草報告的過程中鄧小平體會到，提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進科技進步的條件，而科技進步是經濟迅速發展的條件。“四人幫”認為，在教育方麵，不必重視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培養。對此，鄧小平深惡痛絕。同鄧小平一樣，“四人幫”也曾經探討教育與科技、科技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但是他們認為，現代化會破壞他們所提倡的教育，因而是危險的。鄧小平對“四人幫”的這種看法深惡痛絕。

因此，鄧小平呼籲恢複和改善各級學校，以培養各種專門人才。他嚴厲駁斥了“四人幫”的謬論，他說：

四人幫”胡說“知識越多越反動”，鼓吹“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把既無知識又反動的交白卷的小醜捧為“紅專”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鑽研、為祖國的科學技術事業作出貢獻的好同誌誣蔑為“白專”典型。這種是非關係、敵我關係的顛倒，一度在人們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亂。

在軍隊中，鄧小平以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的身份著手整頓他所譴責的不良現象，努力恢複軍隊的士氣和軍隊的專業化訓練。在這方麵，他的任務是相當艱巨的。作為一名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軍事英雄，鄧小平在軍隊中享有很高的聲望。但他周圍有幾個人在1976年4月是讚同貶黜鄧小平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政治局裏的三位軍人身份的委員汪東興、陳錫聯和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暫且不談政治立場，他們也會以為，鄧小平指責軍隊紀律鬆弛、宗派林立、專業技術水平低，是在批評他們本人。鄧因此不敢肯定他們是否會與他合作，支持他對軍隊進行整頓，清除部隊中的林彪、“四人幫”餘黨。很難判斷他們在最初階段與鄧小平合作的情況。

但可以確定的是，人民解放軍在1979年春天與越南為期兩周的戰鬥中，表現極差，證明鄧小平批評解放軍“素質比較差”是正確的。

在對外事務方麵，鄧小平的表現也很活躍。在對外政策方麵，中國也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1976年，中國沒有什麽對外政策，有的隻是狹隘的排外心理。1976年秋天，毛澤東去世後，蘇聯主動提出要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但遭到了斷然拒絕。中國因此陷入了林彪欣賞的對外格局，即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采取同樣的敵對態度。這種態度除了可能給中國帶來巨大的軍事危機之外，也與鄧小平要通過大規模引進國外的設備和技術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雄心不相符。

1975年底鄧小平下台後，中美之間的談判就停止了。現在鄧小平要重新打開中美之間的大門，與美國進行談判。由於曆史的原因，鄧小平不能在台灣問題上有任何妥協退讓的表示，也不能停止譴責美國不去抵抗蘇聯。基辛格說，毛澤東和周恩來是不會允許美國人“既享用茅台又享用伏特加的”。因此，鄧小平在台灣問題和地緣政治平衡問題上都持強硬態度。當時的時機對中國很有利。華盛頓方麵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可以牽製蘇聯，而不致於刺激蘇聯。蘇聯此時正在東南亞和非洲實行擴張主義。在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上，鄧小平有很大貢獻。他促成了美國總統卡特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中國之行。同國務卿萬斯相比，布熱津斯基更支持美國同中國親近。1978年5月他訪問了中國，中國的新聞界沒有批評他，而一年前萬斯訪問中國時，則受到了激烈的批評。

1978年12月，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但中美建交時，美國政府卻附帶發表了一份聲明，聲稱美國保留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權力。但中國方麵更看重的是行動，而不是空談。美國此時已拒絕向台灣出售戰鬥機。中國的態度越來越明確，首次減少了駐紮在台灣海峽對麵的兵力，這是30年來的第一次；中共還公開呼籲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能夠采取理智的辦法解決統一問題。

這是一項重大的外交勝利。同時開啟了中美更親密的關係，進一步改善了中日關係（此時日本批準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其中包括一項條款，兩國承諾共同反對“霸權主義”），並給驅逐很多華人出境的越南以教訓。

上述這一切隻不過是鄧小平的計劃中很小的一部分。他還有更大的計劃，那就是要讓全黨擺脫“**”在思想、政策方麵所造成的影響，以經濟發展代替階級鬥爭，把發展經濟作為全黨的最高目標，並進行大膽的經濟改革。事實表明，毛澤東和“四人幫”的估計是對的，鄧小平就是要消除“**”的影響，同時證明他本人1956年所說的階級對立已經不存在了是正確的。鄧小平1956年9月16日說，“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處在消滅的過程中”。同樣的，鄧小平也慢慢表現出來，他並不接受華國鋒是毛澤東或周恩來的繼承人這一事實。

一開始，鄧小平很謹慎。1977年7月他複職後幾個星期，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2)會上他隻強調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實事求是”，而避免去提“**”，他沒有明確攻擊“兩個凡是”，並說華是“英明的領袖”。除了在與一些人私下小範圍會談，他也沒有批評華在1978年2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製定的十年規劃。在那一年的春夏兩季，他繼續強調“實事求是”的重要性，並且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準則”。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在同領導層以外的人談話時批評“兩個凡是”。那時，國家的政治氣氛已有了很大的轉變。

鄧小平當然應該對這種積極的改變負責。因為大家也都知道，他積極盼望政治上有一個新的開始。我們不知道他在這一過程中到底主動做了什麽，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談及過這種新的開始，也一定向他的親密戰友葉劍英和李先念抱怨過“兩個凡是”。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他也許更為積極主動地批評了華國鋒及其支持者。即使如此，大多數工作還是他的支持者們做的，包括胡喬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喬木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並立即著手撰寫一篇文章，批評50年代以來的經濟政策。胡耀邦從1976年起就同鄧小平密切合作，現在則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跟“四人幫”一樣，兩胡也大量利用新聞媒體。5月初，胡耀邦安排專門麵向知識分子閱讀的《光明日報》刊出一篇長文，題目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民日報》隨即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強調理論應該接受實踐的檢驗，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華國鋒、汪東興很快就察覺出這些文章對他們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們作為領導人的合法地位構成了威脅。但是，他們無法阻止這些文章的廣泛傳播，也無法阻止在黨和軍隊的會議上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

1978年夏末，這場理論爭論轉變成為一場政治運動。很多大字報和傳單紛紛呼籲要進行各種各樣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罷免吳德北京市市長的職務。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吳德是反對鄧小平的，而且他應該為鎮壓1976年4月的示威運動負責。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提議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為中央委員會作準備。

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時，鄧小平在國外。他或許是故意缺席的。但無論如何，缺席對他很有好處。如果他出席會議，就要聽取對政治局其他成員的強烈批評，和對中央領導集體的指責，因為他也是這一集體中的一員。他避開了這一切，等到會議需要一位領導人作出結論時，他才出現。

鄧小平在12月13日會議最後一天所發表的講話中，充分表現出他不推諉、不搪塞的作風。他首先對這次會議所進行的生動活潑的討論表示滿意，認為這是恢複了黨的“民主傳統”。對於這次會議討論和解決的許多“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鄧小平提出了四點意見。它們分別是：所有黨員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要克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經濟決策過程中要進一步提倡民主；正確處理在“文革”中犯錯誤的同誌；向前看，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製度和經濟政策方麵的問題。聯係思想解放，鄧小平再次提到了實事求是，提到（雖隻是順便提到）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會議結束前，北京市委宣布了一項重要決定：為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決定，則由緊接著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正式通過。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兩個凡是”的觀點，把四個現代化列為“全黨工作的重點”，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在鄧小平的官方傳記中，把第二和第三項決定總結為“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這是很公正的說法，因為它結束了毛澤東1957年以來所製訂的基本的政治路線。

華國鋒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擔任的職務。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東興卻被免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並由胡耀邦擔任重新恢複的總書記一職。陳雲再次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增選鄧小平最堅強的三位支持者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在1975年和1976年指責鄧小平的決議也被撤銷了。隨即開始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為彭德懷、陶鑄恢複了名譽；當時還健在的彭真和薄一波也得到平反，並複出任職。

同1966年8月“**”開始時所召開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情形一樣，這次工作會議也是在民眾發起運動的背景下召開的。所不同的是，發起這場運動的是年輕的工人和機關工作人員，而不是大中學生。他們的活動是自發的。他們要求政治改革，用共產黨的詞匯來說，是右而不是左。同紅衛兵一樣，他們也反對黨的權威。但是他們提出這一要求是希望個人能獲得更多的社會和政治自由，以及實現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紅衛兵一樣喜歡鬥爭、鬧事。

這一運動始於11月中旬，最初是在沿西單一條街一段圍牆邊舉行露天集會。不久，這段牆就被稱之為民主牆，從頭到尾貼滿了大字報，這是當時國家所允許的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這些大字報批評毛、“四人幫”和“一小撮”不願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高層幹部，同時頌揚周恩來和鄧小平。後來，人們得知華國鋒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受到批評的消息，加之軍隊和警察沒有對民主牆的活動進行幹預，大字報的作者們越來越大膽了，聚集在民主牆前的人也越來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報上有關民主與人權問題的討論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膽的人開始散發傳單和報紙。三個月以後，這項運動變得更為激進，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機構的門前靜坐絕食。抗議運動還向其他許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對鄧小平的態度越來越不友善。

無疑的，在剛開始時，鄧小平頗為讚許這項運動。因為它承襲“天安門事件”，推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而鄧小平認為“天安門事件”是革命事件，而非反革命事件，這一事件使他成為英雄，使他的政敵成了反派角色。鄧小平堅信黨應隨時了解群眾的要求，這是一條正確的原則。但是，隨著這一運動的不斷深入，他開始察覺到了危險。繼續容忍這一運動，可能在政治上對他造成傷害。他政治上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在“**”中受到迫害的人，如陳雲、彭真。而這些人一直對黨領導之外的政治運動持懷疑態度。另外，這一運動可能會破壞一些社會秩序，而鄧小平以為，穩定的社會秩序乃是實現現代化的基礎。

鄧小平並未急著采取行動。事實上，在他擬定現代化的整套政治理論之前，他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在完成了他這套理論之後，他發表了一篇演說，這篇演說跟他在1956年向八大所作的報告同樣重要，都可視作是他個人的政治聲明。這篇演說補充了他在12月工作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並且提出一些指導方針，而這些指導方針後來都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方針。這些方針集中體現了鄧小平思想的精華，因而非常值得我們進行探討。

鄧小平是3月底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這篇談話的。他首先回顧了逮捕“四人幫”以後的形勢，認為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形勢基本上是好的，接著談到了所麵臨的困難。由於有這些困難，因此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是很艱巨的。鄧小平說，他想說的是思想政治方麵的問題。接著，他直截了當地談了自己的想法：

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接著說，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我們要同懷疑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的鬥爭，不論它是“極左”（例如林彪和“四人幫”）的還是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