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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鄧小平擔任了毛澤東要他擔任的所有職位。王洪文在黨內的排名仍然高於鄧小平，但他已經被剝奪了自1974年以來主持黨中央日常事務的權力。在軍委會裏，葉劍英的排名高於鄧小平，但葉願意放手讓鄧小平全力去處理跟軍事有關的政治工作。

鄧小平立即抓緊時間運用賦予他的新的權力。對於一位70歲的人來說，他在此後的9個月當中所表現的充沛活力令人稱奇。他至少召集了十次會議，詳細討論社會經濟等問題。每次會議他都講話。他還主持了許多次國務院會議。在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四人幫”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他還視察了幾個邊遠省份，又去法國作了一次感性訪問。他還會見了幾十位外賓。

鄧小平首先處理組織上的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國營企業內部的不安定，很多企業士氣低落、紀律渙散。在鐵路係統和鋼鐵企業，這種現象最為嚴重。他向各地主管工業的書記發表講話，提出要加強“集中和統一”，建立必要的規章製度，懲處各地製造麻煩的人。他透露，1974年發生755起重大鐵路事故（1964年才88起）。一個最重要的鐵路中轉站，江蘇徐州車站竟被當地一名造反派頭頭控製著，他說：

比如，徐州那個鬧事的頭頭“本事”可大了，實際上是他在那個地方專政。對這種人不及時處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說，隻等他一個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轉變……那樣性質就變了。

然而，造反派頭頭對鄧小平的警告置之不理，於是鄧小平派部隊去徐州把那個造反派頭頭抓了起來。

鄧小平同時著手處理經濟發展戰略問題。他依據的是周恩來1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號召的到20世紀末實現中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觀點。周恩來最早是在1965年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口號的，但當時顯然未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而且毛澤東當時認為應該把重點放在其他項目上。這一次，鄧小平先設法取得毛澤東的支持，他說：

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麽，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講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走

設想：第一步是到1980年，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也就是說，從現在算起來還有二十五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的奮鬥。這就是大局。

1975年夏季，在鄧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個報告。這三個報告是《關於工業發展問題》、《關於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和內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戰性的《論全黨和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第二個報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以前當了許多年共青團第一書記。第三個報告的作者是鄧力群。他曾經當過劉少奇的秘書，後來在80年代成為著名的政治保守派。由於當時黨中央缺少鄧小平相信的協調單位，胡耀邦、鄧力群擔當了鄧小平的參謀的角色。

鄧小平的作風是雷厲風行，幹事抓得緊，行動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澤東的同意，並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澤東說過的話扯上關係。對他的敵人，他寧可對抗也決不回避。而他的政敵“四人幫”，卻在這時又犯了兩項重大的錯誤。他們陰謀破壞鄧小平推行的整頓，他們指責讓自1966年被貶黜的部長、官員和軍隊幹部恢複工作是“走後門”。但他們這次沒摸準毛澤東的心思。毛澤東現在最關心的是國家的安定團結，所以他批評“四人幫”搞分裂。接著，在那年春天，“四人幫”又誤解了毛澤東號召全國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真實目的，又一次惹惱了毛澤東。毛澤東原想通過提醒全黨注意反革命的威脅依然存在，來平衡周恩來要求發展經濟的呼籲。張春橋、姚文元作出反應，寫出長篇理論文章，批判隻關心物質利益和堅持“資產階級法權”，會首先產生新的資產階級，而後他們將問鼎國家政權。張說，新生資產階級將從黨內出現。姚說，新生資產階級將產生於社會上大量聚積財富的集團。這些文章沒有提出積極的具體的經濟綱領，也沒有補充周的經濟發展綱要，而隻是**裸地一味攻擊。

在隨後召開的兩次政治局的會議上，爆發了政治衝突。在第一次會議上，在葉劍英和李先念的支持下，鄧小平批評“四人幫”濫用毛澤東的指示；在第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直接批評“四人幫”。他說，他們忽視他的“三要三不”指示（要搞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要他們不要再結幫派，而且由於事實上他們已經組成一個幫派，所以，政治局應該討論並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批評使“四人幫”完全落於守勢。王洪文甚至因此退回上海，江青也被迫寫了自我批評的短文。從那年夏天到秋天，鄧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可說誌得意滿，事事順心。

但到了1975年的10月底、11月初，情勢發生了逆轉。原因很簡單，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各種計劃已經開始威脅到“**”的成果。在毛澤東的眼中，鄧小平有兩項做法令他最為不滿。其中之一是他使用代表“重要環節”的“綱”這個字來形容毛澤東所作的一係列指示（在這些指示中，毛澤東強調，要安定與團結，要加速經濟發展）。這犯了毛澤東的大忌。因為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綱”隻能用來形容階級鬥爭，例如“階級鬥爭為綱”。

另一件事是，鄧小平支持清華大學開除該校兩名支持“四人幫”的積極分子。這兩人上書毛澤東，毛澤東支持他們。他們於是公開宣稱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並且揚言要發動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毛澤東接著發表講話說有“一些領導人”從7月到9月散布毫無根據的政治謠言，分裂黨的領導，攻擊“**”和它的成果。11月底，他講話的內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長華國鋒在通氣會上作了宣讀。在政治局所有的常委中，隻有他一個人既不是“四人幫”黨羽，也不是鄧小平的支持者。接著，毛澤東講話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傳達。據說，鄧小平當時就被取消所有政府職責，隻留下主管外交事務。不管真相如何，華國鋒宣讀這項聲明就等於是宣判鄧小平失去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因此，也失去了指揮黨與政府事務的權力。

對鄧小平來說，緊接著的四個月，很像是1966年7月到11月的那段日子，他每天遭受激進派的猛烈攻擊。但他這一次采取了不同的反應。在1966年，他同意作羞辱性的自我批評；現在，在1976年，他又被要求這樣做（毛澤東通過葉劍英向他施壓），但他堅決拒絕這樣做。他也知道，如果他批評自己從1973年以來的任何作為，那麽在毛澤東死後一定會發生的政治鬥爭中，他一定非敗不可。

麵對“四人幫”的強壓，鄧小平的策略是什麽也不說。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四人幫”及其追隨者曾當麵攻擊鄧小平。鄧小平的做法就是關掉助聽器，稱沒聽到他們說什麽。

當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發生了一連串的大事，周恩來去世，華國鋒被任命為代理總理，以及北京市民發動大示威。他們這樣做除了表達對周恩來的敬意之外，也表示他們認為，鄧小平才是周恩來的適當繼承者，同時也表示他們唾棄“四人幫”的所作所為。

從1975年8月起，周恩來住進醫院再未出來。10月他做了至少三次手術，但手術都不成功。到了12月，他經常處於昏迷狀態。他的妻子鄧穎超和葉劍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時向他講講有關的政治情況。毛澤東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內障手術，他顯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沒有讓周避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攻擊，雖然他可以這樣做。

周恩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鄧小平雖然已經在政治上失勢了兩個多月，但仍獲準以中央委員會名義在周的葬禮上作合乎禮儀的悼詞。鄧小平避免顯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幫”抓到把柄，說他和毛澤東不信任的人有密切關係。他告訴毛澤東，周在生命的最後幾天專注聆聽著毛澤東的一首關於革命的古詩詞。他讚揚周謙虛謹慎、不擺架子、平易近人的優秀品德和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這些措辭都很謹慎。不管“四人幫”如何不服氣，但他們確實無法批評周恩來的做人態度。

周恩來的去世意味著毛澤東終於不得不確定誰是周的繼承人。他著實猶豫了一陣子，很仔細地考慮了各個夠資格的人。一個月後，他告訴政治局，也許是通過他侄子毛遠新（他秋季住在毛澤東家擔任毛澤東的聯絡員）告訴的。他建議華國鋒負責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擔任代總理。

對於未能當上總理，鄧小平可能有點失望。但他也一定不會感到意外。張春橋是僅次於鄧的副總理，他深感失望。這顯出他沒多少政治遠見，“四人幫”垮台後黨內傳達的文件表明，毛澤東對他們的憤怒程度在整個1975年達到頂點。他甚至說過他認為“四人幫”誰也不合適擔當更高的職務。雖然華是個折中妥協後的人選，而且他隻是從1973年起才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但是他並不懷疑自己擁有擔當此任和贏得提升的才幹。他作為一個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沒有察覺到從長遠看他的地位是過渡性的，並不穩定。毛澤東對他的稱讚固然是一筆很大的政治資本，但是一旦毛澤東去世，這反而會成為他最大的政治負擔。如果“四人幫”要打倒鄧和他的支持者，華肯定會被“四人幫”看作是擋住他們去路的眼中釘。如果鄧小平等人打倒了“四人幫”，華國鋒也同樣會被看作是眼中釘。

在此同時，“四人幫”的一些做法也顯示出，毛澤東不信任他們是正確的。不管華的地位多麽不穩，他畢竟是毛澤東指定的繼承人，是當時中央的負責人，“四人幫”不僅不設法爭取華的信任，反而不同華商量就繼續批鄧。他們還指使寫作班子在報刊發表文章暗示華是個膽小、愚蠢和缺少經驗的人。更為狂妄的是，他們竟誹謗紀念周恩來，他們恨周，周也憎惡他們。現在周不在了，他們抹黑周除了滿足複仇欲外，什麽好處也沒撈到。相反，由於廣大人民愛戴周恩來，千百萬黨員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幫”的這一行徑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對他們來說，損失很大。2月、3月“四人幫”加劇批鄧運動。2月26日政治局決定可以在報刊和非官方的宣傳材料上點名批鄧。江青立即開始辱罵鄧，罵他“反革命老手”。江青還召集一次全國性的清洗幹部的會議，在會上她甚至罵鄧是“賣國賊”。鄧之所以還能免於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澤東有指示，說鄧的問題應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江青明確表示她不讚成這一指示，但華國鋒說領導集體必須遵守毛澤東的指示。鄧沒有躲起來，也沒有為不出席“四人幫”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會議找借口，盡管他知道這次會議是專門為批判他而召開的。這表明鄧小平此時已經看出，他可以經受得住這場政治風暴。

到了3月底，雙方形成僵局。“四人幫”既沒有能夠說服毛澤東停止保鄧小平，也沒有能夠說服華國鋒不要理會毛澤東保護鄧小平的指示。甚至也沒有跡象顯示出批鄧運動使鄧小平的聲望受到傷害。事實恰好與之相反（許多外國人報道說，“四人幫”的黨羽在北京的街頭張貼了許多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並在上麵引用鄧的一些原話，群眾一邊看一邊點頭稱讚鄧的講話，並露出會心的微笑）。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鬥爭也沒有取得進展。因為在2月底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華國鋒說，鄧小平攻擊“文化大革

命”，背棄主席革命路線，犯了嚴重錯誤。

這種僵持不下的局麵，被“四人幫”攻擊周恩來的行動打破。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姚文元撰寫的批判吳晗的文章的上海《文匯報》刊登了一篇社論，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夢想複辟，至今死不改悔、頑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幫”控製之下，但是離上海一百公裏之外的南京不在他們控製之下。就在社論發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學的學生舉行抗議示威，表達對周恩來的支持。他們被驅散了。“四人幫”在全國的報刊上封鎖有關抗議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依舊很快傳播開來。有的是被過往的旅客傳播的，有的是通過學生用瀝青在火車車廂外塗寫的消息。總之，是通過火車把這件事傳遍全國。這件事讓北京受到巨大震動，大大激發了群眾懷念周恩來的情感。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放滿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隨後許多士兵、工人和學生放置的花圈沒有再被搬走。

4月4日，大批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有的在紀念碑前放置花環，有的拉起白布條，有的發表演說，有的朗誦詩歌。這些詩歌與布條的內容，一方麵頌揚周恩來，一方麵批評江青。有些布條上說“惡魔興風作浪，人們應該群起除魔”；有的則說“周恩來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有首詩形容“四人幫”是“豺狼”，另有一首詩說，江青一定是想做女皇帝想瘋了。當天夜裏，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確定示威者的詩和標語是直接攻擊毛澤東和其他黨的領導人，當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鄧小平對此事負有責任。這些意見通過毛遠新向毛澤東作了請示。政治局一得到毛澤東同意政治局決定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廣場上所有的花圈和宣傳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廣場上的悼念品、抗議書、紀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民眾的反應相當憤怒。4月5日一整天，廣場上聚集著抗議示威的人群，他們同警察扭打混戰，焚燒警車，粗暴地痛打幾個敢說周恩來壞話的“四人幫”的追隨者。天黑後，大多數示威者離開廣場後，部隊、民兵和警察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驅趕和逮捕仍留在廣場上的幾百名群眾。

政治局再次開會，並作出決議：清除天安門廣場是處理“反革命暴動”必須采取的行動。政治局接著請毛遠新向毛澤東轉達政治局的這項決定。毛澤東立即表示同意，並補充兩條指示：任命華國鋒為總理（免去代總理職務）和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解除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這次事件很快被稱作“天安門事件”，並使鄧小平的政治地位退回到1969年的狀況。他在政治局裏的盟友也被封口（葉劍英和李先念未被邀請參加4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也有可能是他們認為最好還是不要參加）。最惡毒的是，政治局作出決定（可能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也可能沒有）：鄧小平這件案子是“敵我矛盾”，現在可以逮捕他或對他施加暴力。鄧小平後來宣稱，這個事件削弱了“四人幫”的力量，使得輿論更加反對“四人幫”。可能真的如此。但在當時，鄧小平一定發現情況對他愈來愈不利，軍隊、民兵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的命令後，立即采取行動，毫不遲疑。他們並沒有回過頭來對付“四人幫”；而且，這次事件反而驅使華國鋒站到了“四人幫”一邊。

但鄧小平這一次並不像1967年那樣束手無策。他早已擬妥一項秘密計劃，並在危機發生時，和他的盟友保持密切聯絡。所以，在毛澤東下令解除他的所有職務的當天，他才能夠逃離北京。他在許世友陪同下，搭飛機飛往廣州。(2)許世友是廣州軍區司令員，並且是政治局委員。這項行動進行得很秘密，以至於在當年整個夏天裏，江青和她的“四人幫”同黨一直不知道鄧小平竟躲到哪兒去了。

鄧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所創造的政治清明與經濟好景，在1976年夏天時又再度陷入新的混亂狀態。華國鋒在7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時，“四人幫”全麵攻擊他的所有提案，結果造成政治真空。“四人幫”鼓勵他們的支持者在各省進行罷工和示威。因此，給人一種印象：他們願意犧牲一切來追求派係利益，或是，他們甚至喜歡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他們濫用職權最為明顯的一次，也是他們所犯的最嚴重的一次政治錯誤，就是利用一項官方文件號召唐山市幸存的市民（唐山市7月發生大地震，共有25萬人喪生）進一步深入批判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在整個夏天裏，葉劍英一直扮演著反抗“四人幫”運動先鋒的角色。在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期間，他一直支持鄧小平。周恩來去世後，華國鋒接任總理，而不是鄧小平，他也受到排擠。他雖然還擔任國防部長，但已被剝奪實權，不負責軍委日常工作了。不過，他還是設法在夏天前往華南視察。這時，他一定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采取行動推翻“四人幫”。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澤東死前行動比毛澤東死後更危險。他看到“四人幫”正加緊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們的武裝力量，因此，反抗“四人幫”的力量應該擴大，應包括一些在“天安門事件”期間和之後站在“四人幫”一邊的人。華國鋒、8341部隊司令員汪東興和陳錫聯（他在軍委已接替了葉的位置）都是關鍵人物。他們幾個人對“四人幫”的態度，取決於毛澤東逝世後幾周內“四人幫”的表現如何。當然不用說，葉知道“四人幫”正密切監視著他。他要出麵肯定困難重重。

1976年9月8日午夜過後幾分鍾，毛澤東去世了。全中國的民眾都很驚慌與焦急地談論著毛澤東的死訊，但並不很悲傷。對30歲以下的中國人，也就是中國大陸絕大多數的人來說，他隻是一張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對黨的高級幹部來說，他確實是個偉人，但也犯了很多重大的錯誤，尤其是在對待他的同誌方麵。但在大部分軍隊領導人的心目中，他的聲望仍然很高；他把當年江西和陝西的一支衣著襤褸的小小部隊發展成現代中國最強大、最成功的軍隊，創建了軍隊的紀律、軍事戰略戰術和軍隊的宗旨。這些軍隊領導人過去是、將來仍然是毛澤東名字的強有力的捍衛者。

中國未來形勢的發展趨向，決定於毛澤東死後立即於9月9日清晨召開，以及後來又於9月19日和29日召開的三次政治局會議。“四人幫”在這幾次會議上明確表示，他們並不準備接受華國鋒作為毛澤東的繼承人。他們提出幾項要求：開除鄧小平的黨籍；由毛遠新保管他叔叔所有的私人文件；由江青出任黨主席。“四人幫”的這些要求，全都在正式表決時，一一被否決，或是決議交付研究。當葉劍英向華國鋒建議應當逮捕“四人幫”時，華國鋒還猶豫不決，但“四人幫”的態度使他漸漸明白了，隻有把他們抓起來才能阻止他們繼續爭奪全部的政治權力。為了爭取華國鋒的支持，葉劍英還向華國鋒保證，一旦將“四人幫”逮捕，他本人、李先念和其他延安時期的老領導人都會支持他出任黨主席。

華國鋒改變態度，使得葉劍英等人不再探討一些激烈的對抗行動，比如在廣州成立另一個黨中央，轉而策劃如何在華國鋒的領導下進行有限的政治改組。華國鋒態度的轉變，也保證了軍隊不會分裂，仍保持團結，並可有效地用來對付“四人幫”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幾個大城市所建立起來的武裝民兵部隊，它還保證了汪東興的中央警衛團能有效地隨時聽從調動。

10月5日，在政治局會議上，大家作出最後的決定，逮捕“四人幫”。(3)“四人幫”以及其他不知情的委員都未參加。10月6日傍晚，當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走進中南海準備參加華國鋒召開的一次會議時，被汪東興親自指揮的部隊逮捕。大約在同一時候，毛遠新和江青也分別在他們的住處遭到逮捕。據說，江青被帶走的時候，還對著逮捕她的人大聲怒罵。

(1)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全黨代表會的結論中就提出：我們進入了一個“全麵社會主義工業化，全麵社會主義改造，全麵現代化國防，並且開始要全麵原子能這樣的曆史的新時期。”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由此可見，毛澤東並非對現代化持懷疑態度。——譯注

(2)鄧小平沒有去廣州。此處有誤。—譯注

(3)此處有誤。粉碎“四人幫”的決定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作出的。宣布對王洪文、張春橋實行隔離審查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