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打倒“四人幫”（1973～1976）
鄧小平重新複出後的政治局勢與他被流放期間相比，在許多重要方麵都大不相同了。劉少奇死了，雖然這還是國家機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隨者，包括陳伯達都進了監獄。在1968年至1969年冬季，被送到農村去的一千多萬紅衛兵開始意識到，他們將永遠做一個鄉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規的學業了。總之，這時的局勢依然令人困惑、擔憂。
毛澤東的健康在這時候開始惡化。他患有帕金森氏綜合症。1972年又得了中風和心髒病。他再也不能像從前一樣發表長篇大論的講話了。盡管這些講話充滿完全相左的論點，卻都是言辭激烈、擊中要害。憑著這些講話，他完全控製了黨代表大會的議程。雖然他仍能平靜地說出意見和一些口號，但他的精力已經不行了。他已進入老年人的狀態，老是沉溺於久遠的往事之中，愛嘮叨他過去的故事和建議。在心理上，他開始變得喜怒無常、鬱鬱不樂。他已經很少接見黨內同誌和家人。江青帶著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澤東仍然主掌著中國的政治。憑著他的聲望，他的一句話就足以確立或推翻某項政策，造就或毀掉一個人的政治前途。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想要成功地推動一件事情，必須先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任何人想取得或保持政治權力，毛澤東是否支持也是成敗關鍵。在決定什麽人將在他死後擔任什麽職位問題上，他也擁有最重要的發言權。
周恩來的健康也亮起了紅燈。在1972年5月的一次例行健康檢查中，他被發現患了胃癌。在1973年春，他雖然相當活躍，但不管是毛澤東還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來，他不可能活得比毛澤東久，而且就算他活得比毛澤東久，他也無法有效地施展他的政治權力。周恩來對那些暗示在毛澤東死後他是最有資格擔任中國領導人的說法，總是小心謹慎地給予貶抑。也許因為他意識到，擔任毛澤東的繼承人是很危險的。但如果大家一致鼓掌通過，要他擔任黨主席，他倒未必會拒絕。
周恩來在1972年表現出頑強的工作作風。他籌辦並監督了向黨和軍隊幹部傳達林彪的叛國行為和身亡情況，組織了對林彪在軍隊中的親信的清查；同時致力於恢複60年代初期的農業、工業和教育製度。他還恢複了1966年至1969年期間遭到貶黜的許多人的原職。這些工作，周恩來是同他的兩位親密同事一起幹的。這兩個人在“**”中一直待在台上，並且從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擔任領導職務。這兩個人，一位是老元帥葉劍英，他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總參謀長。另一位是鄧小平在大別山時期的老戰友，1954年後當過多年財政部長的李先念。葉自林彪死後一直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亂的幾年間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來打出的口號是反極“左”派。毛澤東並未反對，因為林彪的背叛、逃亡與死亡，對他的心理和政治聲望打擊很大，但這並不能保證他會一直同意周這樣做。他本人就是“左”派，而且也一直自認為“左”派。所以，周的反“左”口號一定會令他覺得很不舒服。他也對“**”和它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如大字報與紅衛兵，感到非常自豪。最重要的是，林彪的叛逃並沒有使他對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對他們的依賴。林彪在位時，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掩沒，所以，他們現在非常得益於林彪死後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的地位並不很有保障。雖然，1972年毛澤東同意把他從流放中召回任職，並稱讚他是很難得的人才，在戰爭年代和反對蘇修的鬥爭中“作過貢獻”。但根據以往的經驗，他知道他不能相信毛澤東會永遠支持他。周恩來是他最堅定的支持者，但在討論鄧小平複出的問題時，周恩來不管在身體上還是政治上都很虛弱。葉劍英和李先念都是他的好朋友，但他們兩人也是靠著附和毛澤東的某些見解，才逃過“**”初期的鬥爭。康生和江青對他的敵意仍然還未消除。另外，還有很多在“**”中崛起的人，他們一定很擔心，如果讓鄧小平成為國家的領導人，他是不是會善待他們。
從所擔任的職位上看，鄧小平的地位也不很安穩。身為副總理，他有權參加國務院的會議，下指示給各部部長，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聯係。但作為一名普通黨員，他無權參加任何黨的高級別的會議。
很巧的是，鄧小平回到北京時，正好碰上非常不利的政治形勢。毛澤東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係列決策，使得激進派得以控製各項活動，發動損害周恩來聲譽和權威的政治運動。
其中一項決定關係到接班人問題。劉少奇和林彪都辜負了毛澤東的期望。現在，他無法從他身邊最接近的人當中找出一個在思想上可靠，政治生命又可以保持長久的人。周恩來因為健康問題而不被列入考慮，而且毛澤東也認為他在政治上並不可靠。在激進派方麵，康生年紀較大，體弱多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這三個人除了搞黨內鬥爭之外，在其他方麵並沒有表現出什麽特別的才能。毛澤東年輕時是熱心的女權運動者。這可從1950年頒布的婚姻法中看出來。在財產與離婚問題上，該法賦予女性與男性相同的權利。但他知道，根據中國的政治文化，對女性統治者的偏見是很強烈的；同時他也知道，江青的思想覺悟是很差的，對行政工作沒有興趣，而且聲望並不高。張春橋曾經當過上海市革委會主席，雖然顯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視為江青的爪牙，表現卻不怎麽樣。姚文元也是如此。
結果，毛澤東不但沒有從政治局內部或其外圍找出一位或多位繼承人選，相反的，他采取了一項很出人意料的行動，充分顯示出他這時候的做法實在相當任性善變。他把王洪文帶進中共的領導圈內。王洪文是來自上海的一位激進分子，當時隻有38歲，還不及毛澤東年齡的一半。而且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很少聽說過他。毛澤東明確表示，他希望王洪文在當時正籌備召開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並選他當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據說，他讓王洪文在他家中住了一段時間，教導他了解最上層的政治藝術。如果真是如此，那王洪文可說是學得不多。根據他在1976年被捕後，中共一份內部傳閱的文件可以看出，王洪文資質遲鈍，個性懦弱。他很喜歡釣魚、射擊和享受各種高幹特權。但他自己沒有主見，每次江青要他對她的看法提出意見時，他總是表示同意江青的見解。他沒有什麽政治深度，在政治上顯得淺薄。
另一項決定是改變對林彪的政治判決。毛澤東突然宣布，林彪是極右的代表，而非極“左”的代表。這項改變對他有兩個好處。其中之一是拉大林彪和他自己的政治距離。另一項好處是，由於大多數人根深蒂固地認為，林彪從1966年到他死亡之時的行為，和“**”的綱領和作風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改變對林彪的政治判決，可以打破這種想法。在政策上，毛澤東最關心的是保持革命的成果，包括搞實踐教育、政治灌輸和體力勞動及在公共衛生方麵的赤腳醫生。他懷疑周恩來有意用林彪的壞名聲來葬送這些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
激進派分子很快就意識到，毛澤東的這項改變，對他們來說是個機會。他們要求毛澤東準許他們發動公開反對周的行動，對周本人進行批判。毛澤東反對這樣做，他說，周恩來的聲望太高，對他發起批判，對發動者本身是不利的。但他同意他們發起批林批孔運動。
這種名目的運動，隻有在那些有著悠久曆史和文化傳統，以及慣於借古諷今的國度裏才會出現。在江青和王洪文的策動下，北京最著名的兩所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一群作家撰寫一係列文章批評孔子和被孔子當作典範的公元前12世紀的統治者周公；讚揚統一中國並成為中國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國曆史上幾位女性統治者。讀者一看便知這是影射當代政治人物周恩來、毛澤東和江青。但很多人，不管是共產黨員還是非黨員，對於把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和幾位被視為暴君的女性統治者，全都說成是進步的統治者，感到相當驚訝。所有希望林彪死後，社會能最終能進入政治安定時期的人們，在讀到“這些人物堅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進步的”說法時，無不感到驚恐。那些歡迎鄧小平複出的人們，在讀到“周公恢複國家機構，重組已被打碎繼承權的家庭，和把已隱退的人們官複原職是錯誤的”的說法時，都感到非常失望。
周恩來並沒有被這場運動打倒，卻被迫從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和精力來保護他自己。據說，他曾經多次阻止報紙編輯刊登某些特別荒謬或惡毒的文章。在江青還不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時，周恩來一直待她很好。例如，他在20世紀50年代有一次訪問蘇聯時，還特地到距莫斯科有段距離的一所療養院看望江青。而且，在“**”那段動亂不安的時期內，他也一直試著和江青維持友好的關係。但現在這場運動終於迫使他不得不把江青看作敵人，而且絕對不能心軟。
在這場運動的某一個階段裏，鄧小平也成為必須被打倒的目標之一。但很矛盾的是，這項運動進行的時期，也就是1973年夏天到1974年夏天，正是鄧小平的政治生涯蓬勃發展的時期。
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73 年8月秘密召開，共進行了5天。這次會議，是激進派的一大勝利。周恩來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擔當了毛澤東1945年、劉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他顯然很了解自己的地位並不穩定，所以，他所采用的報告內容是王洪文領導下的寫作班子為他準備的。王洪文在會上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充滿了激進派的色彩，包括重申“**”路線和堅持批判“修正主義”的必要性，還講阻撓群眾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諒的。果然如毛澤東所希望的，會後王洪文當上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張春橋和江青兩人成了政治局常委會委員。
鄧小平也是十大的黨代表，並且入選主席團。大會結束時，他再度當選中央委員；另外還有許多人也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他們在1956年時是八大的中央委員，但在1959年被除名。這是鄧小平恢複黨的高級職務的第一步，但在新的中央委員會選舉新政治局時，他沒有能夠更上一層樓。他可能事先就知道這個結果，因為中委會開會時，他的名字不在候選人名單上。在當時激進派勢力如日中天的情況下，他對此並不感到有絲毫意外。他也沒有必要感到失望；因為如果當上政治局委員，反而會使他和激進派發生正麵衝突，而沒有時間來爭取毛澤東對他的積極支持。
當年秋天，毛澤東派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離開北京到外地視察。據推測，毛澤東把他們兩人安排在一起，目的是要他們兩人彼此試探對方，看看他們是否願意及有可能共事。可惜的是，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兩人在這次聯合視察時共處的情形，但鄧小平後來說王洪文是“坐直升機”升上來的。由此可以看出鄧小平對王洪文個人及其能力的看法。這次視察結束後，毛澤東問他們兩人認為在他死後，中國會發生什麽狀況？王洪文回答說，全國會繼續實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並在這個基礎上達成團結。鄧小平比較精明，或是比較誠實，他回答說，軍閥將再度出現，全國會陷入混亂中。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回答比較好。
為了維護自己的聲望，保持“**”的成果，毛澤東這時決定放鬆軍隊對全國政治生活的控製。地方省委會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後被革命委員會奪走的大部分權力，但是在革委會中當權的一些軍人並沒有放棄他們的權力，他們搖身一變成為很多省份改組後的黨委委員或書記。毛澤東希望用文人取代這些軍人，大幅度降低軍人在各級黨委會所占的比例。他同時也希望打破中共11個軍區司令員過去多年在地方上建立起來的勢力。他也許想到了鄧小平的預言：在他死後，將會出現軍閥混戰的局麵。總之，毛澤東相當清楚，一出了北京，都是“槍杆子”在指揮黨。
毛澤東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動。他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說，他要對各軍區司令重新改組，並在軍委的一次會議上重申了這個意見。他說，軍委並沒有盡到處理軍事事務的責任。為了獲取軍委會成員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認在對包括朱德在內的許多“革命英雄”的經曆和政治立場問題上，他曾被林彪蒙騙過。為了不讓各軍區的司令員們擔憂接受改組意味著喪失地方軍隊的權勢，而無任何回報，他提議讓鄧小平這位可靠的軍隊英雄重新參加軍委工作。毛澤東的策略相當成功。正式調令下達後，八大軍區的司令毫不遲疑地離開了他們的軍區，而且沒有任何怨言。
毛澤東同時向軍委會建議，任命鄧小平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這項建議當時並未立即付諸實施。但鄧小平已經被提升為政治局委員和軍委會委員。這使得他的地位至少與激進派同級。但激進派的兩名成員王洪文和張春橋，在黨內的排名還在他之前。不過，他們在軍隊與政府方麵的地位都遠不及鄧小平。
從1974年年初起，周恩來也開始把外交事務的日常工作交給鄧小平處理。對鄧小平來說，這是新的工作領域。很快，鄧小平在外交工作上就表現出與周恩來不同的作風。周恩來那種柔和、甚至有點狡猾的外交手法不見了。從1971年1月秘密訪問中國，到1973年11月，基辛格前後共訪問中國大陸四次，並和周恩來建立起相互尊敬與諒解的關係。但他發現，鄧小平較難打交道，而且不容易親近。事實上，鄧小平當時所傳達給美國的信息，也比周恩來時代更為嚴厲。例如，鄧小平警告美國，美國想從中國和蘇聯的和解中撈到好處的想法，是很危險的；而且，美國也並未兌現稍早所承諾的台灣與貿易關係。此外，激進派也在一旁虎視眈眈，看看鄧小平有沒有任何可以讓他們指責他是帝國主義者的朋友的表現，或是崇洋媚外。
鄧小平擔當新角色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率團前往紐約，在聯合國召開的討論國際合作與發展的特別大會上的發言。他沒有對國際合作與發展發表任何看法，而是借機宣示毛澤東生前提出的最後一個理論，“三個世界”的理論。毛澤東的這個理論表現出他一向特有、而且愈老愈明顯的大中國主義。這個理論不是來自列寧主義，反而同它相矛盾。這個理論來自毛澤東20年代30年代對中國階級狀況的分析。正如他過去看到的，在中國有三個陣營（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間的）。他現在覺得全球有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兩個超級大國。它們比其他所有國家的勢力都強大，有瓜分世界稱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發達國家。中國是第三世界。雖然中國有能力成為和美國、蘇聯一樣強大的國家，但卻沒有野心稱霸世界，所以中國永遠不會成為超級大國。相反，超級大國野心難以掩蓋，他們相互為敵。的確，戰爭大概隻會在它們之間爆發。如果美蘇真的打起來，全世界都將被卷進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中。
鄧小平的演說吸引了很多聽眾和觀眾，並在國際間廣受宣傳。他回到北京時，受到熱烈隆重的歡迎，很像他在1963年在莫斯科和蘇斯洛夫激辯5天後回到北京時所受到的歡迎。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員，包括他的政敵在內，都前往機場迎接他。他被安排坐上第一輛小轎車，領著長長的歡迎車隊，風風光光地駛入北京。三個星期後，在毛澤東與來訪的巴基斯坦總理會談時，盡管周恩來也同時在場，鄧小平卻被安排坐在毛澤東和巴基斯坦總理之間的座位上。這個位置一向保留給毛澤東最重要的顧問。這樣的安排很明顯是要向全世界明白表示，毛澤東對鄧小平在聯合國的演說相當滿意。
紐約之行，對鄧小平還有兩方麵重要意義：這使得國際社會增加了對他的認識，同時也讓他首次見識到現代西方世界的繁榮景象。在1974年之前，非共黨國家的政治領袖、外交官和新聞人員對鄧小平還沒有什麽特殊印象。對日抗戰期間及結束後，有少數幾位美國軍官跟鄧小平有過接觸，其中有位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伊文思·卡爾遜曾經撰文讚揚他博學多聞，而且思維敏捷、機智。但在他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隻有外國共產黨黨員和共黨的支持者跟他見過麵，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訪問過中國大陸的西方記者雖然寫了很多介紹中共的書籍，但書中提到他的內容卻很少。
鄧小平對這次紐約之行有何心得，並沒有正式文件可以參考。但他一定對紐約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盡管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曾在巴黎待過，20世紀50年代和20世紀60年代也曾經多次訪問莫斯科，但這些經驗都比不上他在紐約看到的摩天大樓，以及紐約繁榮與緊張的生活節奏。在紐約曼哈頓鬧市區待了4天之後，他一定很強烈地感受到，中國必須要經過一段很漫長的努力與奮鬥之後，才有可能實現現代化。
在出席了毛澤東與巴基斯坦總理會談之後兩周，周恩來離開中南海，住進首都醫院的一間套房。他這樣做可能有他策略上的考慮，希望借此擺脫激進派對他的監視。但事實上，這時候他已經病得相當重。從1974年4月他在機場和鄧小平合影的一張照片上可以看出，這兩人的健康情況呈現相當強烈的對比。僅比周恩來年輕6歲的鄧小平，臉圓圓的，皮膚光滑。周恩來卻是形容憔悴，臉上從太陽穴到下巴有多處深色斑點，而且全身瘦得隻剩皮包骨，一身衣服鬆垮垮地套在身上。
周恩來還有一項尚待實現的計劃，就是整頓黨和政府，特別是後來者；盡快實現現代化的經濟戰略目標。然而他麵對著難以克服的障礙。思想上，毛澤東對現代化這個理念一直持懷疑態度。(1)把這個理念看作是階級鬥爭的代名詞。激進派則把它看作是對他們的挑戰與威脅。在組織上，黨中央這時候已經撤銷書記處等具有協調性質的單位，而隻剩下中央辦公廳和宣傳部，而這兩個單位都由文革派控製著。在政府方麵，許多部門是由臨時人員充數，大多數部長的職位空著。針對這種情況，周計劃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機關從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後就未曾召開過會議。周打算向大會提交一份長長的政府官員候選人名單和一個二十年發展綱要。他還想開個中央委員會會議，以便黨的高層領導幹部能支持他挑選的政府官員的人選。由於擔心激進派分子搗亂，而且周也不想讓他們在政府中擔任太多的職務，他在籌備這些會議過程中，並沒有和激進派磋商，他隻和他所信任的以鄧小平、李先念、葉劍英為中心的少數人商量，同時暗地裏取得毛澤東對他計劃的支持。這原來是激進派分子最擅長的政治計謀，周恩來現在也不得不這樣做了。
周恩來和他的盟友們這時又得到了一項有利的條件。毛澤東改變了對激進派的態度，尤其是對江青。早在1974 年3月，毛澤東就已經告訴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要再見麵，並說江青多年來並未聽從他的指示，同時也未研讀他交給她的馬克思、列寧及他自己的著作。在7月間舉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當著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伴的麵，說他們是“四人幫”。結果，“四人幫”就此成了他們千古洗刷不掉的惡名。大約在這同一時候，他告訴一些來訪的外國客人，江青有“很大的野心”，所以，她沒有權力以他的名義發言。這項改變使得周恩來有機會加強對新聞媒體的控製，這本來是“四人幫”控製的地盤，結束批孔運動。他同時設法使毛澤東接受中央委員會的一項決定，譴責激進派提出的“反潮流”口號。接著以維護工業、商業正常運營為理由，譴責反對地方黨委的領導和拒絕工作的造反行為。
毛澤東1974年7月作出決定，離開北京到南方休息一個時期。這對周恩來也相當有利。盡管毛澤東出席了當年夏天黨的一些會議，但他愈來愈消沉。他因為視力極度衰退而沮喪，同時也似乎已經發現，江青等人已經成為他的政治負擔，而且負擔愈來愈重。
毛澤東不在北京，也表示周恩來有權力決定政治局何時開會，以及討論些什麽，同時，他也可以放手指揮政府的運作。這也表示，“四人幫”隻能通過周恩來與毛澤東接觸，或是特別大老遠地跑去求見。
這年10月，毛澤東在長沙提出建議，希望全國人大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四人幫”嚇壞了。因為這個消息隻能解釋為，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最有資格接替周恩來出任總理，而且，由於總理的排名在黨內僅次於毛澤東，所以，也就等於是毛澤東自己的繼承人。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和鄧小平發生爭執，江青對鄧小平出言不遜。會後，“四人幫”派王洪文向毛澤東告鄧小平的狀，說他不是合適的人選，這個職位應該是張春橋的，然而毛澤東已認定王洪文是個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幫”挑選王洪文當密使是一個錯誤。他們自作自受。而且，四人幫還犯了更嚴重的一項錯誤，他們指示王洪文對毛澤東說，周恩來故意裝病躲在醫院裏。毛澤東當時雖然已經年老體衰，但他仍然可以看出“四人幫”是在說謊，而且很痛恨他們竟然會認為他會相信他們的謊話。
“四人幫”的詭計產生了反效果。毛澤東告訴王洪文，要他在跟江青打交道時應該小心，避免和江青“勾結”。毛澤東還派遣他自己的特使，他的侄女王海容，前去告訴周恩來，他希望周恩來繼續留任總理，並希望安排鄧小平出任中委會副主席及第一副總理。更令“四人幫”覺得不妙的是，毛澤東再度提議，應該安排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同時出任中央軍委會副主席。12月，毛澤東再度親自向周恩來及王洪文提出這些建議，並且讚揚鄧小平“政治思想強”。“四人幫”的這次反撲完全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