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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處於這場風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對“**”的進度作出一項報告，卻引來陳伯達和另外幾個人的嚴厲批評。陳伯達抱怨跟鄧小平討論事情，比“登天”還難，並說，他是“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的“急先鋒”。他聲稱，劉和鄧的“思想作風”是反對毛的，而且劉和鄧不會承認他們的錯誤，仍然“試圖反撲”。他還說在劉和鄧兩個人中，鄧更為頑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陰謀發動政變的話題，還暗示鄧可能是一名同謀。但代表們對劉和鄧的同情遠勝於對陳和林的支持。有一到兩天時間，毛似乎失去了對會議的控製。他迅速作出反應，要求劉、鄧作“自我檢討”。他的估計是，一旦地方幹部們看到這兩個掌管中央書記處的人屈服了，他們就會放棄抵抗。不知是誰通過什麽途徑對這兩個人施加了壓力，但這種做法很見效。毛度過了危機。

鄧小平在作出上述報告的一周後，對自己作了自我批評，神情憂鬱地念了他的檢討。其內容讓人讀了替他感到不平。由於他已經決定屈服，所以他放棄了一切反抗的念頭，對自己作出自我譴責。他說，他毫無保留地接受毛澤東和林彪有關“**”的指示，以及陳伯達對他所作的所有指控。他說，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清除劉少奇和他自己所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對“**”方向的影響；現在正進行中的群眾運動，已經和“無產階級的正確路線”發生正麵衝突。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而應由他和劉少奇來負擔。

鄧小平說，他的“重大錯誤”的根源在於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於學習、宣傳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他一直都在敷衍應付。他說，他自己的表現像一個資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世界觀”也一直沒有改變。他承認，他幹擾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身為總書記，沒有盡到向毛澤東報告的責任，同時也沒有理會毛澤東說他的書記處已經成為“獨立王國”的警告。他接著說，如果他繼續以以往的思想方法、工作態度及政治觀點留在書記處，將會損害黨和人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林彪學習，因為林彪對毛澤東思想學習得最好，而且在貫徹毛澤東思想方麵“無人能比”。他總結說：“如果我想改正我的錯誤，並在以後對黨和人民作出貢獻，這是唯一的方法。”

鄧小平說得如此誇張，一定讓所有聽到他作這次自我批評的人，不管是他的朋友還是敵人，都能感覺得出來，他是言不由衷的。事實上，他是故意選用對方批判他的語言，目的就是要表明，他是被迫這樣做的。不管如何，這次經曆一定令他感到萬分痛苦。他不得不作出難堪的政治投降；同時也向那些盼望得到他支持的人宣布，他再也沒有能力幫助他們了。他正式否定了自己在過去幾年當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同時，他也給了他的敵人在將來攻擊時的借口。他也毀掉了他身為總書記的一切權威。

在鄧小平（以及劉少奇）作出自我批評後，毛澤東立刻作出一副寬宏大量的姿態。他告訴與會的各省代表，劉、鄧兩人過去所犯的錯誤，並非完全不可原諒。但他同時明白表示，他很不滿意他們兩人，尤其是鄧小平本人對他個人的態度：

我故意下放（最高權力）。他們就建立獨立王國……從1959年到現在，鄧小平什麽事也不請示我……（1958年）我對武昌會議不滿意……所以我回北京開（另一個）會。雖然你們開了六天會，但你們仍不讓我開一天會。不讓我完成工作沒什麽了不起。但我反對你們像對待死去的祖宗那樣對待我。

他又說，應該給劉、鄧兩人一個機會，看看他們是否真的悔改了。即使毛澤東真有此意，但劉、鄧兩人的一些死對頭這時正掌握著大權，他們是永遠不會給劉、鄧兩人這個機會的。

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在11月和12月公開露了幾次麵。但此後，他們便不再露麵了。對劉來說是永遠地消失了。對鄧來說，在公開場合露麵，是6年多以後的事情了。在當時，外界根本不知道他們兩人的真正遭遇。直到1980年代後，人們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們當時的遭遇。

1967年1月至8月，劉、鄧兩人在理論上都還是自由之人。但是，他們隻能躲在中南海的圍牆之內，甚至即使躲在中南海內也免不掉受到騷擾。1966年12月，劉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身邊的一些服務人員，在他們家中對他們夫婦舉行了一次鬥爭大會。在街頭，紅衛兵不斷示威聲討他們，官方和紅衛兵的報紙更是不停地刊登詆毀他們兩人的文章。劉少奇是他們最主要的攻擊目標，並被指責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和“中國第一號走資派”。在紅衛兵的文章中，把鄧小平稱作“中國的第二號走資派”，但官方的報紙則沒有這樣說。

攻擊鄧小平和劉少奇的運動由江青、康生、陳伯達與張春橋等人主持。張春橋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們都一樣的陰險毒辣。張組織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的反對劉、鄧的示威遊行，並號召遊行者“痛打落水狗”，“讓他們遺臭萬年”。4月，江青在一次紅衛兵集會的演講中，羅列了鄧的“十大罪狀”。對劉、鄧的這場鬥爭起起落落，完全要看當時正在進行中的一場權力鬥爭的情況而定。這場權力鬥爭在1967年年初爆發，並且在那一整年當中弄得黨和軍隊雞犬不寧。每當激進派覺得受到威脅—三月間就發生了這種情況，在由周恩來主持的黨的一次會議上，一批副總理和老元帥們對激進派發動了麵對麵的嚴厲抨擊；或是當他們覺得可以完全放手攻擊敵人時，就像7月間，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視察時，這場鬥爭就更為激烈。

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確定。從春天開始，他當然讚成把劉的威信徹底搞垮，因為，在他看來，劉是黨和國家的潛在危險。但他對鄧的態度不那麽極端，因為鄧從來沒有被列入接班人的人選。同時也因為他喜歡鄧的好鬥性格，哪怕是反對他本人的。數年之後，鄧本人也承認：假如沒有毛的保護，林彪和江青會加害於他的。

江青指控鄧小平的十大罪行，其實可以歸納成四條：鄧小平看不起毛澤東；反對改革高等教育、文學與藝術；試圖取消農業集體化；1966年夏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鄧小平一些講話和談話來支持她這些指控，但事實上，她選得並不很高明。當江青的這些指控講話發表在紅衛兵的宣傳品上時，有些讀者肯定會感

到，這些話用來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適不過了。

有些人老愛批評別人來使自己出風頭，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們不注意別人的本質，而隻是要找別人的缺點（亦即小辮子），而使自己達到成功的目的。

有組織地批劉、鄧的運動，在1967年夏天達到最**。7月間，數以千計的紅衛兵首次獲準進入中南海，在他們的住宅內舉行“批鬥大會”，批鬥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妻子，並且強迫他們的子女在一旁觀看。在一次批鬥大會上，鄧小平被迫跪在地上，兩隻胳膊被反扭到背後。紅衛兵們稱這種姿勢為“噴氣式”。紅衛兵們還高喊，應該給鄧小平戴上帽子，拉到大街上遊行示眾。此時，鄧小平一定很擔心被拖出中南海，在鬥爭大會上遭到羞辱，也許還會被毒打一頓，然後被關進獄中。就像在1966年被鬥倒的彭真及其他領導人一樣。

然而，鄧小平逃過了這樣的厄運。他被趕出他的住宅，被軟禁到一棟較小的房子。本來跟他同住的三名子女被趕走了。但他的妻子卓琳和繼母夏伯根獲準與他同住。對他的批鬥也在這時候逐漸冷卻下來。

劉少奇的命運要悲慘得太多。1967年5月初，在毛澤東默許下，成立了一個調查劉少奇問題的“專案組”。這個小組的控製權很快就落入江青和康生手中。1968年10月，這個小組提出一個報告，把他說成是一個“叛徒、內奸、工賊”。1968年10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了這份報告，劉被撤銷一切職務，並被開除出黨。大約一年之後，由於得不到藥品和醫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省監獄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於1968年被關進監獄，在獄中待了八年。

就在這次中央委員會上，鄧被撤銷了黨內和政府部門的一切職務，但保留了他普通黨員的身份。這一定是毛澤東出麵幹預的結果。這樣的打擊對他來說已經是夠大了。但接著他又遭受了另一個更大的打擊。9月，他的大兒子鄧樸方從北京大學的一幢樓房的頂上跳下來，傷得很重。其時，鄧樸方是北大物理係的一名學生。關於此事的真相有若幹種說法，但有兩點是一致的。第一，出事前，鄧樸方正遭受一群紅衛兵的折磨。第二，當有人大膽出麵把摔落在水泥地上的鄧樸方救起，送到北大醫院時，他被拒絕接收入院。等到他最後被轉送到一家外科醫院時，已經無法挽救他腰部以下完全癱瘓的命運。出院後，他被送到北京郊區一家殘疾人福利院。在這段期間內，他躺在**，還得用金屬絲編製籃子為生。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在被整整軟禁了兩年之後，鄧小平、卓琳和夏伯根突然被趕出中南海，在軍隊的監護下，被發配到江西的省會南昌。這是林彪的一項陰謀，目的是要把在“**”中被鬥倒的一些老幹部和幾位老元帥送到遠離北京的地方。

林彪的這項行動，和他的總參謀長黃永勝在10月18日發布的一項命令有密切關係。這項命令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命令軍隊進入最高警戒。黃當然是根據林彪的指示下達這項命令，但林彪事先並未和毛澤東商量，直到10月19日，林彪才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這項命令。毛認為他或許是“發昏”了。毛澤東反對林彪擅自發號施令，也反對在當時發生任何軍事意外，因為周恩來當時即將在北京和蘇聯總理柯西金展開會談，討論中蘇邊界的緊張情勢（自從3月間中共和蘇聯在烏蘇裏江的珍寶島發生衝突以來，中蘇邊界沿線連續發生多次小衝突）。

毛澤東的反應令林彪大吃一驚，但並未因此中止他把鄧小平及其他一些老將軍以及政治家趕出首都的計劃。“**”結束後，對林彪行為的一項指控，就是他當時是在策劃和發動武裝政變。

如果中蘇邊界真的爆發嚴重衝突，第一個倒黴的將是周恩來。幸好，中蘇邊界並未發生衝突，周恩來才有能力和機會照顧被流放的鄧小平。否則，如果全由林彪手下處理，那鄧小平將會很慘。周恩來這時候在黨內的地位低於林彪，所以，他無法反對林的遣送命令。但是他打電話給江西省的黨的領導，要他們在南昌附近找一個地方安頓鄧小平和他的兩位家人，而不是按照原定計劃把他們弄到山區去。他還安排跟林彪並不很親近的地方軍事人員保護鄧小平，同時也是在周恩來的安排之下，鄧小平才能帶著一小部分書籍搭機飛往南昌。

在江西，鄧小平、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樓的四個房間裏。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學校校長的居所。他們能得到公家配給他們食物和燃料，但在其他方麵他們必須自己照顧自己。煮飯做菜的工作大部分由夏伯根負責，鄧小平親自劈柴、敲碎煤塊，用來做飯和取暖。鄧還要做大量家務。卓琳剛來時身體不適，不能幫鄧做許多事，直到天氣轉暖，其健康狀況有所改善後，開始接下鄧小平和夏伯根所做的部分家事，同時跟鄧小平在屋前的空地上種些菜。這段時間，她還要和鄧小平一起，到距他們所住的地方約一裏遠的一家農機修理廠勞動半天。

對三個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艱苦的，但警衛人員並沒有幹擾他們。而鄧小平則從閱讀他所帶來的書籍中得到很大的慰藉。根據他的官方傳記，在江西的這三年當中，他讀了“大量馬列著作和其他許多古今中外的著作”。從他後來回到北京後所發表的講話可以看出，這段生活經驗對他的幫助很大，因為這些講話中充滿對中國與外國曆史的精辟見解，這是他以前的講話中所沒有的。

負責看管他們的警衛人員，跟他們住在同一棟房子裏。這些警衛當然知道他們是什麽人。他們前去勞動的農機修理廠的廠長當然也知道他們是何許人。但廠裏的一般工人剛開始似乎並不清楚他們是誰。但他們一定很快就發現，每天早上8點由警衛陪同到工廠上班，中午再由警衛陪著離開工廠的這個老頭子（鄧小平這時已經65歲）和這位中年婦女（卓琳這時是53歲），原來是以前的黨總書記和他的愛人。

1971年夏天，鄧樸方獲準離開北京，前往南昌與他的父母團聚。從他癱瘓以來，鄧小平夫婦一直沒有看過他。因此，當他們看到他的情況時，一定相當驚駭。此後，他們夫婦和夏伯根就負起照顧鄧樸方的責任，每天必須把他從輪椅上扶起來洗漱、上廁所，還要扶他上床。在鄧樸方來到之後不久，他們最小的女兒鄧榕（家人都喊她毛毛）和兒子鄧質方（他在西北插隊）也來看他們。鄧質方很快又走了，但毛毛則獲準留下來。

與此同時，“**”開始發生變化。

1969年夏天，也就是林彪在黨的九大上成為毛的指定接班人幾個月後，毛澤東開始對他失去耐心。因為林彪並未積極改造黨和政府，而這是毛當時非常重視的一項工作。林的野心是想繼劉少奇之後出任國家主席，而毛希望這個職位暫時空著。林還想幹預外交事務。毛這時和周恩來正在策劃恢複與美國的來往，並促成尼克鬆總統在1972 年2月來北京訪問。

毛澤東決定削減林彪的勢力。第一步就是發起一個運動，打倒陳伯達。因為陳很輕率地就使自己成為林要獲得國家主席職務行動的幹將。毛采取名為“搬石頭”、“滲沙子”和“挖牆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軍隊黨羽們作出自我檢查，因他們與陳關係密切。毛還在幾個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委員會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並改組了北京軍區的領導班子。

麵對毛澤東的淩厲攻勢，林彪要求他在空軍任參謀的兒子策劃刺殺毛澤東的計劃。這項計劃代號為“571工程”，因為讀起來很像是“武裝起義”。預定執行刺殺行動的是一群高級軍官，但不是最高級的軍官。他們大部分來自空軍。這項計劃未能付諸實施。經過毛、周與林彪及其家人的鬥爭，最終死的不是毛。1971年9月13日清晨，林彪所搭乘的一架軍用飛機在外蒙古沙漠墜毀，他本人、他的妻子葉群、他的兒子，以及機上另外7個人全都死亡。

在江西，當鄧小平聽說1971年10月1日國慶節北京不舉行遊行、毛和林均未公開露麵時，他意識到國家一定發生了危機。11月5日，在一個政治情況通報會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間，他大概清楚地認識到此事對他本人的意義。他的主要政敵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來的地位必然更為穩固。毛仍是所有高層政治權力的中心，他現在不得不為將來製訂新的計劃。不久，鄧通過毛以前的警衛員、現任政治局委員和8341部隊（該部隊負有保衛黨的領導人的特殊任務）領導的汪東興，寫信給毛和中央委員會，要求準許他重返北京，並在北京安排工作。

鄧小平和他的家人的生活情況很快獲得重大改善。原來的武裝警衛是“8341”派來的，住在他們的房子裏，而且隨時都跟在他們身邊，這時被換成非武裝的警衛員。1972年4月，鄧樸方獲準進入北京一家設備很好的軍醫院就醫。陪著哥哥上北京的毛毛回來後，也獲準進入南昌一所醫學院就讀。

然而鄧小平一直未收到任何回信。因此，他在1972年8月，再次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央委員會，再度提出回北京工作的要求。他在信中表示，他支持“**”，因為“**”揭露了像林彪和陳伯達這些人的真實麵目，他細數他在過去幾年來與林、陳兩人交手的經過，並且提到他自己經過一番磨煉後的心境。這封信確實送到毛澤東手中，毛並且開始考慮“讓他繼續工作”之事。從毛的角度看，讓鄧小平複出有很多好處：可以增加當時黨政領導班子最缺乏的行政經驗，可以爭取到黨內同誌對他的好感，因為他這時非常希望再次建立起他在黨內的良好聲望。同時也可以替周恩來安排一位能幹又忠誠的助手。周恩來本人也一定替鄧小平向毛澤東說了不少好話。但鄧小平後來一再表示，決定讓他複出隻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意思。鄧小平如此說法，是可以理解的。

鄧小平終於在1973年2月離開江西。回到北京後，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進朋友替他找到的一棟房子，這棟房子在中南海外麵，但離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複工作。這一次他被任命為副總理，跟他在21年前從四川調進北京時所擔任的是同一職位，而他的頂頭上司也是同一個人，周恩來。

(1)江青隻為毛澤東生了一個女兒。——譯注

(2)此處有誤。1938年康生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1945年“七大”以後不久被撤職。—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