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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始於1986年。在這一階段，鄧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標。他重新提出了以前說過的一些建議。其中之一就是，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更具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他還指出，黨管得太多，使得很多工作重複、機構重疊，妨礙了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使得很多專家無法對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另外，他還提出新的命題，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讓更多的人參與基層單位的管理與決策。但是，真正所實施的改革並不多，人們對政治改革的反映並不強烈。新聞媒體的形式雖活潑和多樣化了，但是，沒有政府的批準，新的出版物還是不能發行。從1986年夏鄧小平與外賓的談話看，他本人希望更進一步地推動改革，並且希望能得到黨內老同誌的同意。但是同年9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並沒有就政治體製改革問題達成任何協議，而是集中討論了文化和思想問題，且措辭穩健。直到1987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才使大會作出決定，把政治體製改革列為全黨的工作目標。但是，即使如此，當時也並未對政治體製改革應如何進行、進行到何種程度作出明確規定。

在談到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些問題威脅到政治與社會秩序，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時，鄧小平堅持了正統的學說。他以為，“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黨的領導”才是先進思想的核心，他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麵解釋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們為社會主義奮鬥，不但是因為社會主義有條件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且因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製度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關於先進的文化，鄧小平以為核心是要擁護社會主義製度，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人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摒棄了“一切向錢看”和資產階級及其他一切剝削階級腐朽落後的東西。鄧小平是以道德標準來衡量文化的，這一點頗具中國特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鄧小平所提倡的道德與16、17世紀歐洲中部和北部傳教士所宣傳的道德以及隨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興起西方許多曆史學家所提倡的道德非常相似。

鄧小平本人還非常關注打擊犯罪活動。他的這一態度取決於他對道德要求的嚴厲觀點。1983年，黨和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打擊犯罪活動，清查、逮捕各種罪犯，並嚴懲這些罪犯。有幾千人被判處死刑。在一些地區，是公開對罪犯實行死刑的。但是，鄧小平對此並不滿意。兩年後，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對這個問題發表了很嚴厲的談話：

死刑不能廢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屢教屢犯的多得很，勞改幾年放出來以後繼續犯罪，而且更熟練、更會對付公安機關了。對這樣的累犯為什麽不依法殺一些？還有販賣婦女、兒童，搞反動會道門活動，屢教不改的，為什麽不依法從重判處？當然，殺人要慎重，但總得要殺一些，涉及政治領域、思想領域的問題，隻要不觸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懲處，不涉及死刑問題。但是對於嚴重的經濟犯、刑事犯，總要依法殺一些。現在總的表現是手軟。判死刑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

鄧小平還是一位外交天才。在處理對外事務方麵，他大膽突破了毛澤東的觀念和做法。對於全球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和平，他不像毛澤東那般悲觀，而是持比較樂觀的態度。他在談到中共對世界一些地區性衝突和內戰的態度時，開始主張和平解決，而不再一味鼓勵進行革命；在談到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時，他主張“對外開放”，而不是自給自足。他也放棄了列寧主義的一些觀點，指出南北雙方建立經濟關係，不但不會引發戰爭，反而會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賴，促進雙方的友好合作。

雖然，在1978年以後的幾年當中，他在口頭上依然支持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理論，但從他分析問題的方法與行動看，他對這一理論的興趣越來越淡了，到了最後，他甚至不再提及這一理論。他的談話更像某個正宗的西方外交家的傳統觀點。他說，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交往的目的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安全和增加自己的財富。

鄧小平認為，80年代中國所麵臨的最大威脅依然來自蘇聯。但這種威脅已不是入侵中國或使用原子彈，而是對中國實施戰略包圍。1979年聖誕節，蘇聯出兵阿富汗，並在短短幾天之內，投入了10萬多兵力。80年代初，越南甚至更偏向蘇聯，它提供了兩個港口供蘇聯太平洋艦隊使用。在鄧小平看來，這是“霸權主義”行徑，也就是蘇聯的進攻政策，目的在於建立蘇聯在亞洲地區的霸權力量，削弱美國和中國的力量。

但不管如何，由於中國已恢複了法律和秩序，經濟改革也進行得很順利，另外鄧小平認為蘇聯的對外擴張已到了極限。因此，他深信，中國已比以往要強大一些了，不必再過分依賴美國了。恰好這時，美國對台灣要求軍事援助又持新的同情態度，所以中美關係一度陷入了緊張狀態。這種緊張狀態是從1981年1月裏根就職到1982年8月中美雙方就禁止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達成協議為止。

中美雙方就上述問題所進行的談判共持續了6個月，最後達成了一項措辭嚴厲的協議。在此期間，中國方麵多次批評了美國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台政策。這一協定構成了中美關係的新框架。在這一框架內，中美關係不再取決於中蘇關係或美蘇關係，而是基於中美雙方的實質利益，它給了中美雙方，尤其是中國更大的自由活動空間。但也使得中國在以後要注意保持兩方的平衡：一個是要想保持政治上的獨立，那麽勢必經濟的發展速度就要放慢，而要想加速經濟發展，在政治上就要更多地依賴美國。另一個是實行開放政策，勢必就要麵對西方的思想觀念，這可能會導致政治上不穩定，而關起門來，就無法接觸西方的科技知識。從1982年以來，中共一直努力保持兩方麵的平衡。

與此同時，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國也向兩個超級大國提出了要求。關於中蘇關係正常化，中國提出了三個條件：減少蘇聯在中蘇邊界與外蒙方的駐軍；蘇聯從阿富汗撤軍；放棄對越南的政治軍事援助。隨著國際形勢及蘇聯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沒有做什麽，上述三個問題就得到了解決。

中國對美國的要求是嚴格遵循有關中美關係的三個文件，即1972年周恩來與基辛格簽訂的上海聯合公報；1978年和1982年分別簽訂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公報和禁止向台灣出售武器的協定。對於強迫美國遵守這三個文件，中國並沒有太多的辦法。但同樣，美國的決策者也不能忽視他們的要求。因為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而且，她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在國際事務中是不能忽視的。

鄧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態度既不是四海一家，也不是單純仇外。他歡迎所有的來訪者，但並不以為他們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與外賓談話時，有時候會很強硬甚至不客氣，但有時也很幽默。1986年10月他歡迎來訪的英國女王時說：“感謝你大老遠跑來看我這位中國老頭子。”

毛澤東是一位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但他對收回香港和澳門這兩塊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興趣。他隻是偶爾輕蔑地提一提香港報紙對中國政治的報道，但他並沒有製訂計劃要收回這兩塊地方。

1967年夏天，也就是“**”的第二年，北京和廣東的激進派給香港的工會首領下達命令，要他們起來反抗殖民政府，以此引發香港的勞工罷工，使香港陷於混亂。但沒有證據顯示，毛澤東對此有任何指示，或者是曾經鼓勵他們這樣做。英國政府拒絕接受示威者的最後通牒後，一夥暴徒衝進了英國駐華代辦處，放火燒了一幢房子，但這似乎也與毛毫無關係。

鄧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國家統一看作是首要任務。一開始，他主要考慮的是台灣問題。1981年他告訴美國一個參議員代表團，中國統一後，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社會和經濟製度，甚至還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同年9月，葉劍英提出了“九點方針”，具體補充了鄧小平的這一提議。“九點方針”的關鍵是兩點：第一，台灣可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第二，台灣的社會經濟製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有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也可以“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4)

緊接著，中國方麵又根據葉劍英的這九點提出“一國兩製”的概念。鄧小平並沒有說是他提出這一概念的，也沒有人正式將其歸功於鄧。但大家都認為這是鄧的概念，鄧小平本人經常把它掛在嘴邊；而當外國人把它說成是鄧小平的概念時，也沒有任何一位中共官員表示反對。

葉劍英的“九條方針”提出後，國共雙方並沒有進行談判。台灣的權威人士表示，台灣的政策不會改變，台灣不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協商，也不允許台灣人與大陸人來往。然而，不管官方的反應如何，80年代以後，兩岸之間各種形式的民間往來還是逐漸增多，貿易迅速增加。台灣對大陸的投資，特別是對福建省的投資迅速增加。1987年以後，在北京或其他一些城市，人們經常可以見到來自台灣的旅遊團，而且兩岸之間最終實現了通郵。

在香港和澳門問題上，則取得了很大進展。經過一係列的外交活動，最終簽署了正式協議。在香港問題上，英國人首先采取了行動。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首次向中國方麵提起了這個問題，他說根據英國和清政府簽訂的租約，英國向中國租借的新界地區（約占香港殖民地的92%）的租期，將於1997年6月30日的前3天到期。但是在香港前途未確定之前，這項租約將無法延續，因此造成了英國政府的困擾。中英雙方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其結論是在各方預料之中的：中國方麵不同意1997年以後續約。因此，香港的前途問題列入了中英雙方的議事日程。雙方先在各自的國內進行了探討，接著又共同進行了探討。

1982年1月，英國掌璽大臣艾金斯訪問了北京。根據後來刊登最終協議的白皮書記載，當時中共領導人向他詳細說明了中共對香港的政策。白皮書上說，這些政策證實了英國女王政府的觀點即應該同中國政府進行談判。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北京，中英雙方開始了正式會談。她不同意中方談判代表以及鄧小平本人對香港的看法。因為他們認為19世紀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的割讓香港和九龍的條約是不平等的，因而是無效的。但是她同意他們的另一個看法，即外交談判應以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為共同目的。雙方隨後發表了簡短的聯合聲明，但並未提到雙方談判要達成何種協議，甚至也沒有提談判的基礎。一開始他們隻是在不影響香港安定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談判本身拖延的時間很長，內容複雜、敏感，從而影響到了港人的信心。英國政府最初的立場是，願意把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以換取對香港繼續行使管理權。但中國方麵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絕不接受1997年以後英國政府以任何形式繼續管理香港。因為從法理上講，中國政府從沒有將香港的任何主權交給英國，隻不過是在履行其所承擔的使命，所以，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從政治上講，中國政府不能同意英國政府繼續管理香港的理由，正如1984年6月鄧小平對一批香港客人所說的：“我們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繼續讓外國人統治，否則香港人也是決不會答應的”。

針對中國方麵的這一立場，英國政府提出，“除了英國繼續管理之外，任何行得通的有效措施，雙方應該在有條件的基礎上進行討論，以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並進一步探討……中國對香港前途的看法……以便看出，在這種基本的安排下，是否能夠確保香港持久的安定與繁榮”。

隨後，雙方開始進入實質的談判。

經過漫長的談判，中英雙方終於在1984年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9月26日，雙方談判代表團團長撒切爾夫人和趙紫陽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北京草簽協定。鄧小平出席了草簽儀式。1985年5月27日，中英互換各自的立法機構批準的文件，協定從當天起正式生效。

事實表明，鄧小平對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給予了極大的關注。1984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中，有7篇涉及中英談判和“一國兩製”問題。由此可見，他對這一問題是非常重視的。他本人10月間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提到，1984年他隻做了兩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用“一國兩製”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中方談判代表向英方談判代表透露，鄧小平有時要求他們匯報一下談判的進展情況。

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也經常提到中英談判。他的談話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第一，他希望“一國兩製”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1984年7月他對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說，“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構想，也考慮到解決國際爭端應該采取什麽方法”。第二，這一思路適用於香港和台灣，因為這兩個地區人口不多，讓它們繼續保留資本主義不會影響中國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12月，在同撒切爾夫人會談時，他重申了這一點：

我還想請首相告訴國際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國兩製”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地區是十億人口，台灣是近兩千萬，香港是五百五十萬，這就是個十億同兩千萬和五百五十萬的關係問題。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是不行的。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社會主義。

第三，是關於愛國主義。1984年6月，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時指出：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什麽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複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隻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讚成中國的社會主

義製度，隻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然而，有一點令人感到費解。中英會談期間，中國代表強烈表示，香港方麵不能組成一個單獨的黨派，也不同意所謂“三條腿的凳子”的說法。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解決香港問題是中國的權力。另外，港人的一些做法也令他們失望。一部分人對“收回香港”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願望”持懷疑態度。但是，鄧小平卻注意到了三方麵的利益。他在1984年10月同中央顧問委員的談話中，在隨後與撒切爾夫人的談話中，都提到了這個問題：

采用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是說，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麵都能接受。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麵都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麵。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問題而言，三方麵都能接受的隻能是“一國兩製”，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

(1)1987年5月李先念同瑪格麗特女王的談話。

(2)此處有誤。趙紫陽當時擔任的是四川省省委書記。——譯注

(3)此處有誤。鄧小平是在1980 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幹部會議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務的。——譯注

(4)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的關於大陸和台灣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