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之行（1962~1965）
經曆了“大躍進”的瘋狂及其災難性的後果之後，周恩來在1962年這一年裏顯得不那麽活躍了。一段日子裏，他在休假養病。
在兩年的時間裏，劉少奇與他的副手鄧小平試圖對中國的經濟和政體進行改革，以便使之更好地適應現實。為了有利於經濟複蘇和提高效率，他們不怕喪失某些黨的意識形態原則。鄧小平認為，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周恩來則對某些觀點加以關注。
周恩來曾對一個善於同第三世界交朋友的英國高級外交官吐露過自己內心的秘密。此人叫馬爾科姆·麥克唐納，他父親曾擔任過第一位工黨首相及戰後一些英國首相的顧問。1962年秋天，周恩來對他說，一些人對在中國建立一個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所要花費的時間一度持過分樂觀的態度。這些樂觀主義者期待人民不論從事什麽工作都應毫不抱怨地接受同等報酬，因為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為自己的同胞服務。因此，這些一相情願的思想家取消了農民在合作化早期被允許保留的自留地。但實踐證明，他們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他們是一些錯誤地判斷了人類本性的理想主義者。周恩來接著說，社會主義道路應該是一步一步地走，首先要教育群眾，使他們達到一個公平社會的道德水平所要求的高度。在過渡時期，必須認識到群眾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們中間有些人先進，有些人落後，因此“物質刺激”是必要的，鑒於那些一相情願的思想家曾經一度認為中國在十幾年內就能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周恩來估計中國還將需要30~40年才能做到資金和消費品的自給自足，而要達到西方那麽高的生活水平，還需要差不多100年的時間。
盡管麥克唐納不同意他的看法，周恩來仍對他強調美國對中國的敵意。為了證實自己的觀點，周恩來指出，在中國周圍從西邊的巴基斯坦到南邊的越南、泰國、菲律賓都有美國的軍事基地，對中國形成了一個包圍圈。但他對中美之間的敵對關係表示遺憾，因為他希望中美間的友好關係將為中國帶來美國的現代化技術。
他對那種認為中蘇分裂是不可修複的觀點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1963年年末對路透社的總經理說：“我認為中國和蘇聯完全沒有理由相互敵視。”然而過了不久，他就在外交領域就國際共運的領導權問題向蘇聯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
接著，經過兩年相對平靜的生活之後，周恩來突然重新活躍起來。他與外交部長陳毅率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於1963年12月11日離開北京，(8)開始進行一次異乎尋常的旅行。這次旅行曆時72天，行程3.6萬英裏，共訪問了13個第三世界的亞非國家及中國的歐洲小夥伴—阿爾巴尼亞。這次出訪對其中一些國家來說是沒有先例的，這些國家過去從未接待過一個中國領導人，而且這些國家的人實際上幾乎連中國人都沒見過。這次出訪的目的是使第三世界的輿論同蘇聯脫鉤，並說服這些國家投向中國一邊。尤為重要的是，中國支持按照萬隆模式來舉行第二屆亞非會議，並力圖把蘇聯排除在會議之外，因為它是一個歐洲國家而不是一個亞洲國家。周恩來還希望減少非洲國家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以促使人民中國得以恢複聯合國的會員國資格。周恩來還希望推銷一個新奇的概念，即中國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為可取，因為中國專家願意按第三世界的生活標準生活—不要任何特權，而西方專家們做不到這一點。
周恩來乘坐的飛機是一架租來的荷蘭皇家航空公司的客機，這種飛機被歐洲新聞界不客氣地描繪為一種“非常老式的由美國人製造、德國人駕駛的螺旋槳式飛機”，並被不恰當地命名為“波羅的海”號。周恩來在飛越印度開始其對開羅的主要旅行之前，在仰光與緬甸總統奈溫共進了一次便餐。
這次旅行一開頭就不順利。納賽爾總統甚至沒有待在國內歡迎他的客人，而是在突尼斯同突尼斯人討論怎樣應付中國人來訪所造成的尷尬局麵。在萬隆會議期間，他對中國很有好感，對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中國給予的大量的物質援助也不無感激之情。他這些好感現在已讓位給膽怯的不偏不倚政策，因為俄國人正在警告每個人不要與中國接近。與此同時，納賽爾的手下以一種值得懷疑的敬意把周恩來安置在前國王法魯克曾住過的宮殿裏，然後又不那麽得體地安排周恩來參觀他們視之為驕傲與歡樂的由蘇聯援建的阿斯旺水壩。在攀登水電站的長台階時，周恩來的病犯了。這位總理的鼻子往外流血，他的一個助手對他進行水敷治療。有人遞給他一瓶美國軟飲料，結果被他揮手拒絕。他手下的一名官員解釋說：“他常犯這種病，問題不大，這就是他總是隨身帶著一名醫生的原因。”他的身體不如“三年困難時期”以前那麽健康了。
當周恩來後來終於見到納賽爾時，他首先便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受到挫折，在這個問題上納賽爾強烈地支持印度的立場。周恩來對納賽爾說，中國與埃及能趕上並超過西方，然後“我們將把世界的重心引回東方”。但引到什麽程度？埃及人對此感到疑惑。
周恩來很快飛往阿爾及利亞，那裏將舉行擬議中的亞非會議。接下來周又飛往摩洛哥和阿爾巴尼亞。在阿爾巴尼亞他踏著舞步走進了1964年。他分別參加了三個不同的招待會，並在會上頻頻舉杯，歡慶新年。（一個參加者回憶道：“他舞跳得極好，並能當場跳阿爾巴尼亞的民間舞。他的酒量也不小。”）後來，周在突尼斯第一次碰到了麻煩，布爾吉巴總統當麵對他說：“中國的一些立場引起突尼斯人的懷疑，例如中國訴諸武力解決它與印度的邊界糾紛，中國還反對禁止核試驗公約。難道你不認為這個公約對全人類的願望來說是一個保證？”（中國認為該公約是超級大國永遠統治全世界的通行證。）
盡管布爾吉巴後來對記者說：“我告訴他，我們對他的觀點感到吃驚。我說你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敵人，西方的敵人，印度的敵人，赫魯曉夫的敵人—每個人的敵人而來到非洲……別的人不會對你直言，但我會。你的觀點在這個大陸是不會行得通的。”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周恩來在訪問中進行談判設法得到的是突尼斯對中國的承認，這幾乎是他整個旅行中唯一的立即見效的實質性收獲。
周恩來勇敢地飛往加納，開始了中國領導人對黑非洲的首次訪問。恩克魯瑪希望能使周恩來對他自己所聲稱的加納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表示認可，但這種社會主義在形式上與共產黨國家的社會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的希望落了空。周恩來對西非其他國家的訪問均進行得極為平淡。
由於東非的坦桑尼亞、肯尼亞、烏幹達和桑給巴爾還受著軍人政變的威脅，在對埃塞俄比亞和蘇丹進行了短暫的訪問之後（在蘇丹他感謝蘇丹人殺死了查爾斯·戈登，這個英國將軍曾在1860年劫掠了北京的圓明園），周恩來決定結束他的非洲之行。他從索馬裏飛離非洲，在那裏他說了一句響亮的名言：“整個非洲大陸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
他告訴索馬裏人：“在同一場革命中，我們亞非人民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兄弟，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文化是我們共同的鬥爭任務。”這些話對他來說固然痛快，但承擔這些關於共同利益的概念的基礎尚未建立。這個講話對非洲那些地位不穩的國家領導人來說，則認為任何革命都是針對他們的。
非洲國家向周恩來表達了他們要擺脫歐洲影響的願望，也許是受到這種感情的鼓舞，周恩來引用了兩句中國古詩：
沉舟側畔千帆過，
病樹前頭萬木春。
他補充說道：“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隊伍，有如千帆過海，浩浩****；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業，有如萬木逢春，欣欣向榮。”唉，可惜對大多數黑非洲國家來說，熱帶季節裏不存在一個溫和的春天去象征每年氣候輪回的開始。周恩來這番話隻能是說給他自己聽的，正如在他之前對歐洲人所做過的那樣。
因此，突尼斯的外交承認及埃塞俄比亞許諾的外交承認可算是這次費力的旅行所聲稱得到的全部成果。1964年2月4日，周恩來回到昆明，像在東非一樣他取消了計劃中對伊拉克、敘利亞和也門的訪問。在訪非期間，他還為第二屆亞非會議積極遊說。並極力表白中國的一個觀點：非洲可以指望中國來代替蘇聯的援助，但他顯然沒有預料到尼赫魯的印度已在非洲獲得如此之多的支持。因此，他回到昆明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去仰光進行新的訪問。
2月14日，周恩來在陳毅副總理和夫人陪同下到達緬甸。在那裏他告訴聽眾：“我們新崛起的亞非國家，都曾經曆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擺在我們麵前的共同任務是繼續進行我們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每個人都看得出，這個“新殖民主義”是指“蘇聯”，但沒有人願意在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中損害與蘇聯人的友誼。
此時，奈溫已見過了尼赫魯，但印度總理拒絕與周恩來舉行另一輪會談。
周恩來再次飛越印度到巴基斯坦訪問，最後以訪問錫蘭來結束他這次漫長而持久的遠征。他對日本記者說“亞洲的革命形勢一片大好”，這次驚人的外交馬拉鬆舉世無雙，周恩來在一次持續性的旅行中橫跨了3個大陸，訪問的國家中大部分是陌生的新獨立的國家，他所創下的體力上的紀錄，可能任何一個大國的總理也無法與之相比。但他卻沒能完全達到這次訪問的目的—迅速擴大中國的影響。
有時，與第三世界拉關係的努力似乎是注定要失敗。智利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拉丁美洲卓越的詩人鮑勃羅·聶魯達特別提到周恩來曾對一個自願絕育的中國青年表示祝賀並把他樹為學習的榜樣，但聶魯達對此加以指責。
另外還有尼赫魯，此人似乎感染和影響了眾多的周恩來想交往的非洲領導人。周恩來對錫蘭來訪者說：“我從未碰見過一個比尼赫魯更傲慢的人，這樣說他我很遺憾，但事實就是如此。”
然而，周恩來總是喜歡坦率地交換看法，當得知一年多以前曾訪問過中國的英國人馬爾科姆·麥克唐納在中印邊界爭端中竭力為印度辯護時，他說如果能與麥克唐納就這個問題辯論那麽幾個小時的話，他將感到很“高興”。
1964年8月，疾病再次妨礙周恩來履行其公共職責。他沒有公開露麵。北京的外交官說他進行了一次小手術，現在正在北戴河療養。當他終於在秋天回到辦公桌旁時，他指揮生產出一件使別的國家，不論是蘇聯、黑非洲、美帝國主義或是吹毛求疵的不結盟國家都要對中國刮目相看的東西，那就是一顆原子彈。在此之前的10年時間裏，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差不多成百次國防科技委員會特別會議，討論和製訂有關製造原子彈的問題和計劃。早在1964年夏天，他已經估計到中國自己的科學家不用蘇聯的幫助也能製造出原子彈來。因此，他寫信給各國領導人，提出召開一個討論有關全麵禁止核武器的國際會議。此刻，1964年10月，電影和照片都證實中國成功地爆炸了它的核武器。當周恩來看到蘑菇雲升起時，興奮地鼓著掌歡呼說“我們贏了”，他還急切地用放大鏡仔細地檢查了拍下來的照片。他再次重申了他的呼籲，要求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以使“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和很快可能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承擔義務，保證不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國家使用核武器”。
不久，周恩來再次出現在蘇聯，但這次去是會見蘇聯的新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俄國人明確表示他們不準備向中國作任何讓步。當別的人都在為勃列日涅夫所提到的與美國的緩和而鼓掌時，周恩來正沉著臉保持緘默。他也沒能說服蘇聯人取消他們計劃召開的國際共產黨會議。他認為這個會議是加強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控製的一個手段。像以前一樣，周恩來給斯大林的墳墓獻上了一個有象征意義的花圈。
後來，當柯西金總理飛往北京去會見周恩來時，周恩來繼續辯論說，俄國新領導人應該取消赫魯曉夫籌劃的、目的在於顯示其政策急劇轉變的國際會議。
1964年年底，周恩來兩次接見埃德加·斯諾，每次與他交談的時間都達四小時之久。斯諾發現周恩來身體很好，並對他生病的“謠言”置之一笑，但他的頭上卻已出現了幾縷白發。
坦率地講，作為總理，我並不完全掌管中國的經濟建設……我學會了一些東西，但學得不怎麽好……經濟發展規律極其複雜。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經驗……但還有更多的經濟發展規律有待我們去探索。在過去的15年中我們幹了不少好事，但我們也做錯了一些事。
斯諾提了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什麽時候中國將像他們宣傳的那樣趕上英國的工業生產？周恩來承認：“趕上英國已不再是我們注意的中心問題……我們的工業現代化也不能僅通過增加幾種工業品產量的辦法來實現。”
周恩來直言反對一些右傾做法，而這些做法卻得到推行務實政策的劉少奇某種程度的鼓勵。但周恩來倒是全力支持劉少奇的教育計劃，他尤其讚成對中國的學校進行必要的改革。
當周恩來在1964年12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把1959年至1962年的災難稱之為政治和經濟上的失敗時，許多人已經積極地讚成擴大農民的自留地，發展自由市場；有人甚至主張在農村實行切實有效的非集體化措施。
周恩來既不是一個死硬的保守派，也並非一個溫和的自由派。當來訪的歐洲作家K.S.卡羅爾問周恩來中國是否在實行斯大林主義時，周恩來借此機會作了一個使歐洲的左派人士獲益匪淺的闡述。
中國革命並沒有揮舞一根魔棒使社會上階級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剝奪了剝削階級的剝削手段，但我們沒有“在肉體上消滅或者是驅逐他們。……當剝削者還能夠用武力保護他們的特權時，他們毫不猶豫地使用最極端的手段對付我們。現在，政權在我們手中，我們把教育手段放在首位。我們告訴剝削者，如果他們願意為祖國效力，就都可以被教育好。……我們隻對涉及人民生命財產的嚴重犯法行為采取嚴厲手段。
周恩來要求國防部延長新兵的訓練期限，但忠於林彪（毛澤東的國防部長）的高級軍官拒絕了這項建議，並把這項決定以一種令人惱火的形式記錄下來。周恩來看了以後非常氣憤。然而毛澤東支持軍人們的做法，這已不是他第一次否定周恩來的做法。1965年，周恩來對蘇加諾總統試圖建立一個與現存的聯合國唱反調的聯合國的主張表示支持。周恩來在1月份宣稱現存的聯合國犯了許多錯誤。
亞非國家對它已完全不抱希望。……它必須進行徹底地重新改組……現在這個所謂的聯合國為美帝國主義所操縱，因此它隻幹壞事。必須建立另一個聯合國，來與現在這個聯合國唱對台戲。
周恩來還向日本人做工作，試圖使他們對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轉的做法感到羞恥。他曾接見過一個日本代表團，該代表團成員對20世紀3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表示歉意。周恩來笑著說：你們發動的侵略戰爭加速了中國傳統的封建製度的滅亡，而且通過反對你們的民族戰爭，中國人民獲得了新生，他們提高了覺悟，加強了團結。他在接見另一個日本代表團時說：“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我們東方國家應該世世代代聯合起來求得共同生存與共同繁榮。”為此，俄國人把他稱為種族主義者。
1965年夏，周恩來再次踏上非洲大陸，為他所倡導支持的第二次亞非會議進行勸說。他訪問了上一次訪問錯過去的坦桑尼亞，在那裏他忍不住舊話重提：“現在不僅非洲，而且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然後，他飛往開羅去為亞非會議做一些準備工作，卻令人失望地獲悉，他“在非洲最親密的知心朋友”阿爾及利亞總理本·貝拉被迅速地推翻了。周恩來立即承認阿爾及利亞新政權，希望能繼續召開亞非會議，但令他惱火的是他的外交官報告說，不論是在阻止蘇聯參加會議或是在譴責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升級這些中國新近關心的問題上，中國都無法爭取到大多數。周恩來與蘇加諾、納賽爾、阿尤布·汗乘坐同一輛車從開羅機場駛往一個會議廳去討論是否能采取一些補救措施，結果答案是否定的。美國和蘇聯比他們要強大得多，甚至在第三世界的領導人中美國和蘇聯比周恩來擁有更多的朋友。
如果著名的埃及新聞工作者穆罕默德·海卡爾的話是值得相信的，而且假設他忠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情景，那麽周恩來此時便表現得對他的國際外交略感失望。海卡爾說，周恩來曾經告訴納賽爾，美國部隊去越南，將像安全閥一樣使中國免受核攻擊。中國有了“一個武力所及範圍內的打擊目標……這些美國部隊離中國如此之近使我們能拿他們當人質”。
同時，在1964年至1965年期間，周恩來好像又特別需要一次外交上的成功來鞏固他在國內的地位，然而他的運氣卻不太好，在法國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羅（他曾寫過一部關於30年以前上海革命的小說）看來，周恩來的沮喪表現得很明顯。在8月份與周恩來的會見中，馬爾羅發現他“無可挑剔的溫文有禮”（他大概是唯一的一個發現周恩來“感到倦怠”的西方人）。會談中他說美國人正在成為“世界警察，為什麽這麽幹？讓他們回家去，世界將再次獲得和平”。 這時，在中國內部，領導層之間的危機正在臨近。
一個中國最有名的戲劇家寫了一出影射攻擊毛澤東及其政策的劇本，人們對這個劇本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對上層對立雙方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