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亂反正（1959~1961）

1959年年初，赫魯曉夫問：“周同誌，我們蘇聯培養出來的那些中國鋼鐵工程師都在哪兒？”周很不好意思地說“在農村培養他們的無產階級覺悟”—在此期間鋼廠卻留給了那些沒有經過訓練的人來管理。早年，周曾詳盡地闡述過，一個人要放下自己的資產階級架子，就應當從事點體力勞動。但是，毛在貫徹這一政策時卻做過了頭。這時，俄國人堅持說，在為提高生產而開展的激烈的“大躍進”運動之後，中國的鋼廠一片混亂。“大躍進”的開展，沒有適當考慮到工廠和設備的管理。赫魯曉夫指出：“我可以這麽說，周本人也認為這件事是相當愚蠢的，但是他又無能為力—‘大躍進’不是他的主意。”

毛白白浪費了蘇聯給他的援助。然而，1959年年初，周卻在莫斯科請求蘇聯給予更多的援助，並保證更好地加以使用。也許俄國人確實希望性情暴躁的毛澤東最終會名聲掃地，與俄國人交情甚篤文質彬彬的周會不顧毛的含蓄警告，成為北京的首腦人物。不管什麽原因，這一情況不僅表明了周對莫斯科朝覲的高峰，也標誌著中蘇關係在總體上達到了頂點。周滿載而歸。蘇許諾幫助創建30家新工廠，並給予2.5億美元的新的援助。

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接任毛的職務（幾年前，領導內部就已同意了，但是新的形勢使這一職務的重要性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個時刻，周選擇了強調中國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必要性的做法，他不僅這麽說，也這麽做了。當他驅車來到舉行代表大會的地方時，一輛小車已停在他前麵的入口處。他隻好耐心地等待。當一個勢利眼工作人員看到總理的車也在那裏等候時，便洋相百出地趕忙領那輛車離開，讓周的車通行。

“為什麽讓那輛車走開？”周問，“誰在裏邊？”當他聽說那輛被無禮轟走的車內坐的是一位省級代表時，便生氣地告訴那位工作人員：“請你把他請回來。他是代表，我也是代表。”

周所作的關於“大躍進”的報告，很清楚地反映了他準備作出的判斷，他用一種委婉的很有技巧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的怨言和申訴。這一報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是專家治國論者們對一個迅速實現共產主義的試驗的評價，這一試驗可能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最終也給中國帶來了一點進步。

“把‘大躍進’看做工農業總產值比例的增長和每項產品在以後每年裏都必須提高，這是非常行不通的……許多重要的原料及其他原料、電力與運輸能力仍然落後於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

應當製訂出“旬、月和季度生產與建設計劃”，成立新的檢查團檢查結果—這一措施將宣告經濟無政府主義美夢的結束。“大躍進”中生產力的損失和浪費必將得到補償，城鎮也將不得不調出它們不熟練的勞力，使之重返需要他們的農村。

然而，即便是在耗資巨大而收效甚微的“就地”煉鋼運動中，也還是有一些可取之處的。“土洋結合方法永遠適用，我們用‘土洋’表示的內容與形式方麵的思想到了將來會與現在大不相同。”也就是說，小型村辦工業生產出來的商品的質量應當提高。赫赫有名的土高爐必須改進設備，然後它仍“將在煉鐵與煉鋼中發揮一定的作用”。重點在於“一定”這兩個字上。周詳盡闡述了把更多的生產勞動引入學校教育中的重要性—“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並逐步實現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結合”，這樣的話，“學校就將逐漸成為培養共產主義新人的學校”。

盡管周期望立即使中國走向正規道路，但幾個月後赫魯曉夫卻粗率地下令取消了蘇聯對中國研製核炸彈項目的援助。想當初，周是那樣引人注目地獲得了蘇聯提供大量經濟援助的新許諾。然而，事隔五個月，蘇聯的援助就毫無指望了。

7月底，中央在廬山召開一次緊張的會議。這次會議是毛的“滑鐵盧”(7)。主要問題是：毛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嗎？新的領導班子及政策是什麽？毛就像一個患著病正在吃飯的人，既要吃藥，又想吃飯，不知所措。他承認，大約在一年前，他接管了經濟工作。以此為話頭，他接著說，“但是，過去的責任在其他人身上”。“煤和鐵自己不會走，”毛告訴中央委員會，“它們需要用車去拉。這一點我早就料到了。我和……總理對此關心不夠，你們不妨說是我們忽視了這點。”當然，他也免不了為周美言幾句。“當時反冒進主義者們（如1956年反對加速發展的初期計劃）現在更加堅定了。恩來同誌就是一個例子。他有巨大的能力……奇怪的是，當時批評恩來的人，這次都跟他站在了一起。”

大多數中央委員都認為毛做得太過分了，彭德懷發起了抨擊。這激起了毛強烈的報複心理，並設法聯合一些中間派。這些中立者仍不願看到他們的領導決策在中央流產。毛堅持要求再次召開一個有他自己的支持者參加的會議。他威脅說，如果黨投票反對他，他就跟黨分裂。這一招使他獲得了向那些在廬山會議上與他作對的人實行報複的機會。但是，這件事嚴重地削弱了黨的團結，助長了毛在未來歲月裏的飛揚跋扈。

廬山會議後，周雖變得不受信任了，但還是被留了下來，以保持事情在原有基礎上的連續發展。毛是全權負責人，劉為他的副手。在繼廬山會議召開的一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周盡可能地對此作了解釋，對“大躍進”作出了公正的評價。

事實證明，大中小工業齊頭並進，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有它們的優越性……工廠到處林立；節省了建廠時間……促使我們對物質資源進行廣泛調查，促進了節約使用運輸工具……鋼鐵競賽是十分壯觀的……人民對如何把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改造成一個工業國家的理解……在中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要想掩蓋糧食收成的形勢是不容易的。“由於缺乏豐收條件下收獲的經驗、勞動力分配不當……導致匆忙搶收、脫粒……估計也過高。”從整體上看，還是取得了很大成績，“目前的經濟形勢十分喜人。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幾個月後，在回顧新中國頭十年的曆史時，周又重申了這一成就，並祝賀中國在共產主義指導下取得的巨大勝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七大產鋼國，第三大產煤國和第二大棉紡織國。在他機智老練的領導下，黨在北京的宣傳機構接二連三地采用統計方法公布了許多不可靠的想象中的成就，以隱瞞目前籠罩著國家的令人憂鬱的經濟停滯狀況。

外交戰線也需要周給予關注。隨著周與尼赫魯在通信中敵對情緒的上升，1959年8月，在中印邊界西藏與納法間的中印部隊發生了武裝衝突。1958年年底，尼赫魯曾公開對中國在阿克賽欽修造的一條公路提出了異議，並對無視麥克馬洪線的中國地圖提出了質疑。這是一條已被獨立後的印度接受為邊界線的舊的國界線。不久，西藏叛亂平息後，達賴喇嘛又逃到德裏，兩位政治家之間的彼此猜疑進一步加深。尼赫魯堅持要求對中國邊界的位置作出詳細解釋。直至9月，周才遲遲複信。尼赫魯接到信後，則被意想不到的事驚呆了，因為信裏對整整12.5萬平方公裏的土地提出了爭議。

在初期的一次會談中，當尼赫魯假心假意地談到麥克馬洪線時，周半開玩笑地插言：“誰是麥克馬洪？”他禮貌地指出，為什麽老一代的英帝國主義者要支配兩位推翻了殖民統治的主權國家之間的事情。印度人對英國的思想、體製，乃至名字的吸收程度一直令周驚歎萬分。他在致尼赫魯的信中說，邊界問題是一個複雜的曆史問題，中國和印度有著共同的體會，即英帝國主義“本應自然地引導他們”就邊界問題“達成一致看法”，相反印度卻要求中國接受被英帝國主義者單方麵擴大了的邊界線。信的末尾，周還用了五項原則，這些原則當初是由這兩位政治家興高采烈地公布於世的。信的最後，周還極力主張應當和平地維持現狀，不應單方麵或用武力方式破壞它。

尼赫魯聲稱自己受到了很深的傷害。他回憶道：

獨立的印度政府想從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而獲益的說法，令我深感吃驚和憂傷。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反對結盟。印度人民反對國內外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的鬥爭是眾所周知的，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認……英國占領和統治印度次大陸違背了印度人民的意願。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印度邊界是由幾千年來的曆史、地理、風俗習慣及傳統而確定下來的。

9月，赫魯曉夫訪華，他徒勞地想對周的同僚仍實行約束，結果毫無用處。當周開始解釋中國對印度邊界問題的立場時，這位蘇聯領袖無視送給他的地圖和文件，說：“你不能重造曆史。”

大約就是在這個時候，周對一位外賓發表評論，指出當他得知尼赫魯在英國出版的自傳裏說書中地圖是符合中國對邊界線要求的那份地圖時，深感意外。尼要麽是一個兩麵派，要麽就是沒有看到那份地圖。不管怎麽說，周確實很驚訝。這位外賓報道：“周恩來顯然對尼赫魯的性格和反應困惑不解。他以為尼赫魯的反應會像亞洲人（指中國人）。”尼赫魯本人是自作主張、獨立行事呢，還是受“帝國主義”所迫而這麽做的？對此，周不得其解。他錯誤地估計了國會在邊界問題上對尼赫魯行動自由的約束這一政治作用。

翌年，周想通過孤立尼赫魯來解決印度邊界爭端，包括同中國南部的其他鄰國簽訂邊界條約，以此迫使印度就範。1960年1月，中緬簽署條約，3月中尼簽約。這些條約在另外的環境下也可以為印度提供範例。但是，當周和陳毅於該年春訪問緬甸、印度、尼泊爾、柬埔寨、越南及蒙古等國時，他們發現尼赫魯還是那麽固執。於是，周對新德裏的訪問，隻是彼此重複過去的所有的爭端。當尼赫魯抗議道西藏至尼泊爾的公路將首次給中國提供了通往印度的道路時，周激動地回答：“恰恰相反，它第一次為印度提供了通往中國之路。”

周強忍了尼赫魯的責難，又不得不忍受尼赫魯的助手德賽的一番長篇大論。此人說教式的方法惹得周憤然離席。周同尼赫魯的親信、外事專家梅農相處得也不融洽。令人費解的是，印度議會卻流言四起：隻要周恩來掌權，印中關係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周所帶到德裏來的大批外交部官員及使尼赫魯感到頭痛的數據都沒派上用場。經過一周毫無結果的討論，懊惱的周恩來說“我根本無法說服尼赫魯”。他後來告訴一位記者，“我想他早已拿定了主意”。

彬彬有禮的尼泊爾人同周簽訂了條約。在柬埔寨，周還同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簽署了一個條約。周是前來參加西哈努克親王父親的葬禮的。這位親王把自己的三個兒子都送到了北京讀書。

最後一站是蒙古。中蒙已經簽訂了一項友好條約和援助條款。此次來蒙，周穿著大大的羊皮袍，頻頻舉杯祝酒。駱駝皮鼓和管風琴則在一旁競相演奏《國際歌》。

由於受到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的拒絕，受到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兩大權力中心的排斥，中國便有必要在亞洲和非洲積極尋求更多的朋友。周在4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報告說，這些國家“過去常常是帝國主義的後方”，但現在已成了反對侵略與殖民主義的前方，“我們打算盡力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民族獨立運動”。

此時是周的第三世界外交出師不利的時期。例如，當敘利亞與埃及聯合組成聯合阿拉伯共和國時，周陷入了混亂之中。他發現自己在支持敘利亞共產主義者，由此遭到了納賽爾的怨恨。在萬隆時，周曾和他熱情地相見，並在蘇伊士事件的關鍵時刻又非常關心地相助過。周說，現在，納賽爾則在阻擋“阿拉伯民族獨立事業”。可見，周並不像他的讚賞者們所認為的那樣機智老練。

周還遇到了這樣一個困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不結盟國家，都被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在戴維營的蘇美緩和所迷惑住了。1959年年底，韓素音在北京向周坦白道：“總理，我太輕信了，竟以為戴維營會談對全世界是件好事情。”

“而後是沉默，”她後來說，“大家都一動不動，做記錄的秘書愣住了，執筆不動。”周的助手“盯著我，周恩來的麵容刹那間顯得很疲倦，眼圈周圍布滿了細小的皺紋”。

“我們並不這麽認為，”周說，“和解並不意味著出賣第三世界的人民。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它就不是和約，而是屈從。我們現在必須作出抉擇：全世界的人民要麽爭取自己民族獲得解放的權利，要麽就將世代淪為奴隸……在這一點上，我們永不妥協。”韓素音說，她此時才理解西方記者們所說的“中國人不妥協”—或許還應加上，作為非歐洲文化先鋒的中國人其自我領悟的作用。

然而，中國正在遭受饑荒。毛的以掠奪土地為代價多生產糧食的政策，受到了連續三年幹旱和洪水的懲罰，周稱之為“19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一係列天災”。當毛和其他人悶悶不樂時，周卻艱難地維持著這個絕境中的國家。一位中產階級專家自信地說：“周……將找到一條整頓混亂局麵的道路。他向來如此。”

有一次，周的秘書拿著一些藥來到他的臥室。周正半躺在**，戴著眼鏡，全神貫注地閱讀身邊的文件，做著總結。

“讓別人幹這種技術性的具體工作不是更好嗎？”助手建議。“你認為這種工作是具體的、技術性的？”周答道，“可是，它同樣很重要。這是一項巨大的工作，它是解決幾億人民溫飽問題的重要工作，如果我不親自幹，怎麽能知道詳細情況呢？”實際上，周正在計算全國的糧食配給量。

“這不是一件純技術性的工作。”他補充道，呷了一口茶。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周本人及全家都很少吃肉和雞蛋，至少在家裏是這樣。鄧穎超還主張通過少吃和節食來治療自己的糖尿病。

中國的問題在增多。中蘇之爭逐步升級。1960年年初，憤怒的赫魯曉夫從中國撤走了全部蘇聯技術專家。本已虛弱不堪的中國經濟更加削弱了。周後來解釋說，“1390名蘇聯專家突然全部撤走……廢除了257項科學與技術合作項目。從那以後，又大規模地縮減整套設備的供應，完全打亂了中國的計劃，加重了它的困難”。

當時，周還想減小這一事態的嚴重性。在一次會見中，周告訴埃德加·斯諾，兩個共產主義政黨在理論上與分析上應當允許有差異，這是我們的希望。周接著說：“一些蘇聯專家的撤離回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既然來到中國，有朝一日他們也必定要回去，他們不可能在這裏待一輩子。他們在中國工作了一定的時期，受到了很好的照顧。也許是因為這一年有大批人回歸，所以才引起了西方國家的注意。”

這種搪塞和周是不相稱的。或許這表明周正忍受著極大的壓力，忘我地工作著。《展望》雜誌認為他是想掩蓋蘇聯專家離去的“悲哀”。

作家韓素音再次拜訪了周，但周的身體已變得不如從前了。

他步履緩慢，麵無表情地環顧四周，明顯勞累過度。但是，他在竭力控製著。跟他在一起，任何狂暴怒氣都會像閃閃發亮的冰塊一樣，消失得無蹤無跡。累了或不安時，他的聲音略微打戰，但始終冷峻、壓抑和低沉。

他是何等的瘦弱啊！我注意到，他的衣領此時已太大了，跟他的脖子不相稱。昨晚他一夜沒合眼……工作太多了。前天晚上也是如此。他每天隻在午飯後睡兩小時，即使如此，也還不能保證。但是，當他說到那些自以為能迫使“我們屈服的人”時，他的聲音帶著不可戰勝的氣魄。他認為，“盡管中國麵臨著種種困難，但它不會被嚇倒，也不會被征服”。

他提醒她注意蘇聯在列寧時期遇到的困苦。“沒有辛苦，就沒有收獲。”他說，她可以到中國任何一個地方旅行，還會發現許多問題，“但不是饑荒……‘大躍進’已經給我們帶來了結果，而人們對此卻一無所知……那些認為中國已經失敗的人，終有一天會吃驚的”。

幾天後，中央在理論上來了一個大轉彎。同意開始進行毛早年已經提出的計劃，即農業是中國經濟的基礎，將來國家的投資主要用於最有效地利用土地上，隻有這樣才能建立起重工業。

也是在1961年年初，周率領400多名隨員來到仰光。這是中國派往國外的最大的官方代表團。在這裏，中國間接地談到了對印度的看法。在仰光，中緬邊界協議正式通過，還簽署了一項3000萬英鎊的無息貸款（中國對非共產主義國家提供的最大一筆貸款）。意思很明白：印度不答應中國的條件是十分愚蠢的。

1960年赫魯曉夫突然召回所有專家，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共產黨自身的緊密團結。1961年10月，周接受了一項棘手工作，即在莫斯科第二十二屆蘇聯黨代會上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言。會議的第一天，為了避免同赫魯曉夫握手，周早早退席。當這位蘇聯領導人攻擊中國的盟友阿爾巴尼亞時，周激動地給予反擊。對蘇聯天真地同新的肯尼迪政府舉行認真的會談，周給予嘲弄。之後，他談到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團結問題：

絕不允許任何傷害這種團結的言行。（鼓掌）我們認為，如果兄弟黨或兄弟國家之間不幸出現了爭端或分歧，也應本著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和平等與一致同意的原則，通過磋商加以解決。任何公開的、單方的指責一個兄弟國家都不利於團結，而且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在敵人麵前公開暴露兄弟黨或兄弟國家之間的爭端都不能被看做是鄭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這種態度隻會使親者痛，仇者快。

第二天上午，周前往紅場，不僅向列寧墓敬獻了花圈，也向斯大林墓獻了花圈。這是對赫魯曉夫的公開斥責。赫曾竭力地貶低過自己的前任。會議結束前，周借口國內有急事，突然離開了莫斯科。於是，他同蘇聯領導人果斷地斷絕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