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齊放（1956~1958）
盡管人民共和國六年多來一直處在建設之中，周卻沒有作過任何較為重要的政策報告，而他的那些身居黨的統治集團內的對手們及比他年輕的官員們都對土地改革或集體化等諸如此類重大問題進行過闡述和解釋。這或者是因為他聰明地回避對這類具有爭論性的問題進行陳述，或者是因為他被看做最高行政領導人而不適宜做這類事情，他為自己的政權所作的關於政策界限唯一一次講話是在1956年1月14日那一天。當時，他對黨製定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進行了分析。
他在分析中具體說明了為什麽中華民族的進步需要使大批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醫生以及其他專業人員在工作中感到心情自由舒暢。周說，中國已經超越了大多數的中國門外漢們曾竭力要趕超的以蒸汽和電力為基礎的西方工業革命，中國現在應該歡迎更具意義的“新的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如果中國要有一席立足之地，那麽它就必須在未來的12年內達到國際最高科學水平。
他是政治局中首先提出這一論點的人，並鼓勵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們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生活之中，即使他們不同意共產黨的政策。是他寫了數百封信，呼籲在國外的人重返國土；是他指導地方黨的頭頭們要合理地對待這些人，給予他們應得的評價。這份一月講話事實上是第二年毛發動並受周支持的“百花齊放”運動的信號。
周在夏天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又重申了他的講話實質。他說，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需要的真正夥伴，共產黨必須謙虛地聽取他們的批評。韓素音把此描繪為“一個激動人心的講話”。後來，韓驅車經過一條“整潔的兩旁長滿了夾竹桃的小道，來到了一個樸實的閣樓”，這就是周的住處。他很簡樸，不拘禮節。“在起居室裏，有許多書擺在書架上，卻沒有古玩，沒有珍品，沒有昂貴的家具。房子裏放著破舊的沙發和藤條椅，地上鋪著磨爛的廉價的地毯……一片斯巴達式的簡樸。這一切都是真的。周全然不關心任何物質享受。”在一個大多數宰相都生活奢侈、腰纏萬貫的中國，這的確是件新鮮事。為了反對高層辦公室的鋪張浪費現象，周定下了新的標準。
當韓開始提問題時，這位總理變得戒備起來，因為他得設法講清楚共產黨政府為什麽在執政幾年間未能取得更多的成就。“複辟是辦不到的，”他堅持說，“複辟的大門已經關閉。我們所取得的政權絕不去放棄，也絕不代表假自由主義(5)。假自由主義隻會導致一個專製政權—正如我們剛從其中解脫出來的那個一樣。”由於民族的需要，“我們甚至準備與那些不讚成我們觀點的人共同合作，除非他們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和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建立新的夥伴關係是有共同基礎的，有條件限製的。
“你以為我們黨內沒有分歧，這是西方的一個共同的主觀見解—認為共產黨是堅如磐石的東西……如果你僅僅了解一下我們如何爭執、討論、辯解……我們經常持有極不相同的意見。”聽到這裏韓發現“他的聲音帶有一種怒氣”。
同時，這位總理又不得不對毛及那些更為激進的領導人加速實現集體化和中國經濟生產增長而日益俱增的強烈要求采取小心謹慎的態度。他毫不猶豫地讚同這樣一種觀點：由於察覺到按蘇聯模式製定的五年計劃略為有些保守，因此應該加速生產，這是一個至關重大的問題。但是，他又反對突然而至的大規模的合作化和國營化，認為這樣具有破壞性。他爭辯說，中國企業現存的管理體製不應輕易加以改變，好的方式方法應該作為“曆史遺產加以繼承和開發”。
但是，毛和左派分子的觀點都壓倒了周及周所召集起來的技術專家們的良好意見，這樣周不得不對政治局的這些“冒進主義者”（他們為此而感到自豪）作出讓步。周後來承認，“我對1956年反冒進主義負有一定的責任，我作了自我批評”。
在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周在介紹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時，用謹慎的語言表達了自己在激烈的經濟辯論中所持的態度。
他說：“第一，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應該把長期計劃的指標定得比較可靠。”這種呼籲是如此地超越違背了毛的“冒進主義”和左傾所號召的“大躍進”，以至於在毛本人看來這肯定是一種挑釁。周接著說，“我們……必須注意到當前和以後還存在著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進；相反地，在不利的情況下，又必須注意到當前和以後還存在著許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我們應該對客觀情況作全麵的分析，同時盡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標作統一的安排，以便使每個年度都能夠互相銜接和比較均衡地向前發展。”大型項目應當與總體發展很好地協調起來，以使不同的經濟部門按比例地發展。如果各部門、各地區試圖在頃刻間不分場合，同時幹所有的事，不考慮實際條件和盲目冒進的話，那就必然要犯錯誤。這一點早在1956年就已注意到了。他也明顯地不同意毛盲目地蔑視國家預算中的資金限製及因此而引起的通貨膨脹。
針對毛1956年在年初提出作為加速發展章程的十二年農業計劃，周警告說，糧食生產的上升會受到客觀的限製，如洪水、幹旱、農田開墾的困難及農業機械的不足，等等。他強調工業發展必須與農業發展協調一致，以避免造成工業由於缺乏適當的原材料而受阻或不能有效地對鄉村消費者銷售其產品的情形。
從表麵上看，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周並未在黨的統治集團內失去任何東西，他不僅是中央委員會的副主席，而且是政治局常委會的委員。但是，在帷幕之後，一切都是那麽紛繁複雜。
周繼續從事那些使外部大國對中國進行外交承認的重要工作，並進行談判以消除美國在台灣的影響。對前者，他聲稱不必性急，可耐心對待。他對一名外國記者說，“中國的存在是個事實，如果在承認方麵或早或遲有困難的話，即沒有什麽要緊的……中國可以等待”。但是，台灣及其他一些小島嶼的問題卻大為不同，“在這個世界上，誰也不能對我們自己的領土指手畫腳”，他對另一位外國來訪者說，“那樣做是對主權的侵犯”。他呼籲台灣領導人用超越政黨的眼光來看待人民共和國。“所有愛國者，”他那年夏天說，“不管他們什麽時候加入愛國統一戰線，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的罪過，都將受到‘愛國一家’這一原則和既往不咎政策的對待。”如果是周獨自控製國內政策的話，那麽更多的台灣國民黨官員會對此作出反應。但是，後來的一些事件證明他們堅定地留在台灣是明智的。
外交問題此刻是如此繁多，但這位總理對1956年年底進行的一係列外訪卻感到很愜意。他於11月份離開北京，第二年2月才回到他的辦公桌旁，或許他打算巧妙地擺脫黨的內部鬥爭。
他首先訪問了越南，接著是柬埔寨和印度。在印度他和尼赫魯互相冷淡地進行了會晤。這位印度總理把邊界分歧問題加以公開化，急於討論這些問題，但周卻不露聲色地機敏地觀察印度在這一問題上的感覺程度，聲稱他可以繼續把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放到一邊，可能他的軍事力量還不足以允許他與印度談判，除非中國的軍隊實際上控製了中國所要求的那些領土。
西藏問題是與印度不和的一個原因，尼赫魯為1950年以來中國對西藏的軍事占領而感到驚愕，然而此刻他卻未對1956年西藏當地為反抗這種占領而發生的反叛進行幹涉。印度人已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中國很早就擁有對西藏的主權。的確，尼赫魯也曾向達賴喇嘛說過情，勸他與中國人進行合作。達賴是西藏人的精神領袖，流亡在印度避難。
這種含義明確的幹涉使周感到憤怒，因為這表明印度人比他具有更便利的條件來接近西藏的領袖。這把周看做為人民共和國的內部爭論變成了一個範圍更廣的東西，從而也變得較為難處理了。
在亞洲的其他地方，周能夠成功地消除一些具體的抱怨。他已同意了口才雄辯的新加坡總理戴維·馬歇爾的要求，並宣告隻要新加坡脫離英聯邦而真正獨立後，中國將不再把已加入新加坡國籍的中國人當成中國公民。他僅僅要求新加坡隨時允許中國人回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地方並能重新獲得他們的中國國籍。（馬歇爾本是個猶太人，他向周抱怨說中國阻止中國境內的猶太人移居到以色列，很明顯是為了安撫俄國人。周恩來答應對此事進行調查，結果猶太人的處境事實上變得自由了。）
華僑問題是所有東南亞國家的一個大問題。在緬甸，周告訴當地的同胞們，他們應當“遵守所在國的法律，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他們應當學習當地語言，與當地人聯姻，成為緬甸公民，與此同時也就不再歸屬華僑組織。如果他們要保留中國國籍，那麽就不能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不能加入政治黨派或參加選舉。總理鄭重承諾，“我們不在華僑中創建共產主義組織或其他黨派”。如果這些人想參加政治活動，那麽他們要麽取得當地公民資格，要麽就返回中國。在中國有大量的政治活動可供他們參加。周終生堅持中國公民與海外華僑之間的這一明確界線，他甚至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華僑們改變自己的信仰，成為穆斯林。
在遙遠的歐洲，匈牙利人在1956年歲末的幾周內，不斷提高他們的要求。他們已經無視在尋求一個更加獨立於克裏姆林宮的政府中共產黨的領導權，公然蔑視中國領導人的警告。蘇聯似乎會失去對東歐的控製，這是世界共產主義集團國際力量的巨大損害。因此，1957年新年之際，周沒有如期前往尼泊爾和阿富汗，而是被召回了北京。對於匈牙利危機，毛澤東滿腹的“不出我所料”。自1956年2月斯大林的繼承人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發表講話，公開斥責其前任的許多政策和決定以來，毛一直焦慮不安。毛有很充足的理由和赫魯曉夫一樣厭惡斯大林，但是他看得更遠，他想坐視赫魯曉夫促使人們對斯大林產生不信任，無須中國人的勸告。於是，這樣便能擊中難以駕馭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的權力結構的心髒。
“我在電話裏告訴周恩來，”這位主席說，“蘇聯領導人被他們的物質成就所蒙蔽了，對付他們的最好辦法是狠狠地教訓他們一頓。”
赫魯曉夫對領導人像斯大林那樣搞個人崇拜提出了警告，對此周表示讚賞。他在國內吸取這一教訓，例如他告訴黨的官員們，“以後領導人進來時，大家不要起來鼓掌。這不是件好事情”。
中國政府需要的最後一件事是保持一個軟弱的世界共產主義集團。它有助於赫魯曉夫保持對東歐的控製。也許是赫魯曉夫本人要求把周總理從印度召回去，參加一個重要的訪問東歐代表團。蘇聯已經在華沙和布達佩斯失去了信譽，而中國因有社會主義民主方麵的獨立經驗而享有聲譽，所以在那裏可能還會受到歡迎。1957年1月，周抵達多瑙河畔。正如華僑們很快指出的那樣，這是自成吉思汗以來中國人第一次介入歐洲。
毫無疑問，周像一個信使，攜帶著蘇聯的赫魯曉夫、波蘭的哥穆爾卡和匈牙利的卡達爾各自的最小要求。他的目的是宣傳正統的中國觀點，即共產主義世界必須有一位領袖，而目前唯有蘇聯能夠發揮這種作用；在這個方麵，蘇聯人已經受到了許多批評；任何通情達理的共產主義者都應當對蘇聯的領導成績感到基本滿意。但是，那些不得不同蘇聯人的坦克相伴而生的東歐國家卻不以為然。正如周在此次旅途中不斷講到的，他發現要想降低中國人對克裏姆林宮的論點和政策的支持是十分方便的。然而，他的外交還是支持蘇聯東歐集團。
回到莫斯科，周重申了中國對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的態度的疑惑。這種態度將削弱蘇聯政權，把蘇聯的短處暴露在全世界麵前，使共產主義的發展減速。雙方各自保留不同意見。這次訪問無異於在蘇聯人的傷口上撒鹽。周後來在回憶這次訪問時說：我向赫魯曉夫總理指出，蘇聯已經取得了很多的領土，從東部的日本，到中國、中東、東歐和芬蘭。
大概是在這次會麵期間，周同赫魯曉夫交換了意見。後來所有共產主義國家的首都對此津津樂道地作了介紹。赫魯曉夫抵擋了周對違背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修正主義”政策的斥責，在人們看來，赫魯曉夫可能令人惱怒地攻擊過周的階級出身，“你的這種批評很好，周同誌，”他說，“不過你得承認，我來自工人階級，而你卻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
一陣沉默。而後，周鎮靜地答道：“是的，赫魯曉夫同誌。但是我倆至少有一點是共同的，我們倆都背叛了自己的階級。”
1957年1月底，周又能夠繼續他那被中斷的亞洲之行，訪問阿富汗、印度、尼泊爾及錫蘭。這時，他的講話已與早些時候訪問亞洲時的講話有了重要差異。過去，他經常肯定地說，中國永不搞“大國沙文主義”，這是對蘇聯的明顯斥責。所有的亞洲中立國後來都譴責蘇對匈牙利和波蘭的公然幹涉。對此，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可能堅持要求他別提及此事。所以，從現在起，他開始對他的亞洲聽眾大談和平共處，而不是沙文主義。在這件事上，周可以私下而不是公開地認為中國比蘇聯有優勢。
在此期間，周在印度試圖擴大人們對中國的理解。他發現戈爾創建的維斯伐哈拉提大學是印度唯一一所開設有關中國學科的學校。但是，那裏缺少中國書籍。周來到這所學校並允諾給予官方的幫助。不久，1.2萬冊書就運到了這裏，另外還送來了6萬盧比（為此，這所印度大學授予他“名譽文學博士”稱號）。
盡管周在離開萬隆以後已經開始對此習以為常，但他還是經常為自己受到的歡迎而吃驚，“在我們所訪問的許多地方，”周後來說，“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總有成千上萬的人不顧炎熱或寒冷，走出來向我們歡呼，按照他們各自不同的民族習慣向我們問好……整個訪問期間，一種強烈的親密感從未離開我們……我們感到就像在國內，和自己的好朋友、我們的親屬或兄弟們在一起，沒有身在異國之感。”假如他改變外國人的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能力能趕上他同外國人建立感情紐帶的能力該有多好啊。
2月初，他返回中國。回北京前，他在南方停留了幾周。也許他親自向在武漢的毛作了匯報，他的同誌們對了解中國南部那些弱小國家的不足的興趣沒有對東歐持續危機的興趣大。周得出的教訓是，共產黨領導們應當糾正自己的錯誤。3月5日，周在介紹赫魯曉夫時告訴中央委員會，“蘇聯同誌對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不足的批評已經促進了蘇聯各方麵的生活和工作”。不斷糾正錯誤可以加強而不是削弱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換句話說，在黨內應當進行更多的整頓、清除更多剛愎自用的官員，更加準許公開過去的錯誤。周頗有預見地警告說，“如果我們不改變我們的官僚主義作風”，10年之後中國的年輕人便會起來造反。
他勸說毛注意斯大林的暴行及混亂的教訓，這些惡果已經波及赫魯曉夫時代。但是，黨內其他人則爭辯說，中國和蘇聯有很大的區別。中國人比較有紀律，沒有參與政治的傳統。他們認為，他們對政治形勢的控製是令人滿意的，無須用這種方法來貶低自己。但是，周卻明顯地贏得了毛對此事的讚同，並決定開展大規模的“整風運動”。
這一運動以“百花齊放”運動的形式開始了，它是毛在周從亞洲和東歐回來後沒幾天公布的，始於夏初。（運動的名稱取自一句古詩，毛把它引用來作運動的主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仿效了中國古代昌盛時期的許多做法。）“百花齊放”運動始於5月10日，同時向公眾宣布了共產黨的政策，對違背命令的黨員嚴厲懲罰，以及公開地邀請知識分子暢所欲言並告訴黨哪些黨的政策有錯誤。毛主席向他的顧慮重重的崇拜者們保證，給予那些對黨的權力不構成威脅的非黨員知識分子以足夠的發言機會。
1956年至1957年間，周堅定地支持毛對知識分子實行的這些自由政策，但是許多其他上層領導則明顯地割斷了與他們的聯係。周是那麽天真，以至於相信最近幾年上層所有的工作已經完全被用來去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中層領導這樣強硬的共產主義者們，會冷靜地準備被資產階級的作家們、三年級的哲學係學生們及象牙塔頂的天體物理學家們所侮辱。有時，他也不是那麽樂觀。
那些非共產黨政治家中有三人已經成了從法律上講是共產黨統治的聯合政府內閣的部長，而且他們現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連珠炮似的批評引導下已經行動了。但是，周並沒有因幾個月來提出的問題而開除他們。
於是擁護周恩來的知識分子們在緘默了八年之久後隨著“百花齊放”運動的興起，又開始暢所欲言了，隻是這一運動葬送在那些心胸狹窄的共產黨員手裏。他們急急忙忙勸導毛澤東：如果這種如虎似狼的自由主義任意泛濫下去而不加以製止，那麽黨和國家就會遭到崩潰的滅頂之災。到6月份，周就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使那些最勇敢的“花朵”即現在所說的“毒草”受到的責難降至最低限度。目光短視、教育匱乏的列寧主義式的政黨走上自由大道是有限的，即使神話般的傳奇人物毛澤東自己對此亦無能為力，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慘重的教訓。
沙文主義在各方麵大肆泛濫，例如由於經驗淺薄的赫魯曉夫出爾反爾，人們對俄國的指導幫助產生了一種反感。在6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說，“有些人反對學習蘇聯經驗，甚至說我們建設工作中的錯誤和不足是學習蘇聯的後果，這是有害的觀點”。中國最好的途徑是明智地借鑒社會主義締造國的經驗，並且避免走許多不必要的彎路，但他反對原樣照搬和一刀切。
在6月底，周告誡他的共產黨同誌們，“我們不是為了民主而民主，我們需要廣泛的民主，因為我們想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但是，聽到他的話的人並不相信他們需要階級敵人的幫助。
然而，革命取得了什麽成果，人們始終不明白。周很悲觀地總結說：“有些人說我們的生活水平自解放以來降低了。”在黨的代表大會上，貧困的農民及其代表們尤其提到了這一點，不過周在這次6月份的講話中，闡述了在同等勞動生產力條件下，工農收入差別的問題，認為有差異是合情合理的，應該避免平均主義。其實，在後來召開的中央委員會上，周在論述工資問題時，曾強烈地抨擊平均主義，但這份報告沒有公開發表。他當時就受到黨的左翼分子們的刁難。
為了給他夢寐以求的理想文明的社會主義社會奠定基礎，他一直不遺餘力，毫不動搖。8月份，他就中國少數民族問題所作的長篇講話更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也是一次大曝光。此後20多年，他一直由於講話太誠實而受到國內反對者的抵製。他小心翼翼地分析了漢族沙文主義。大多數中國人習慣以“老大”的眼光對待中國邊疆地區的西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這樣自然形成了地方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兩者都應被製止。總理語重心長地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民族指出了西藏人、蒙古人和其他民族不信任甚至憎恨漢人的原因。他承認，過去漢人侵犯過少數民族，不過他們也受到過報應。他捍衛政府的長期目標，為此他解釋道：“同化如果意味著用武力，並使一個民族毀滅另一個民族，那它就是反動的；如果意味著民族與民族在朝著繁榮昌盛奮進過程中的自然融合，那它就是進步的。”
這是有遠見的，正像周就一係列問題作過的講話一樣。然而就因為這些，他在黨內的地位驟然下降。到1957年年底，他由於反“冒進”而不得不做檢討。至此，在“整風運動”和“百花齊放”運動中及在經濟問題上（在這個問題上急躁的毛最終被說服了），他都是屬於失勢的那一方。
1958年2月，周的老朋友和同事陳毅接替他任外交部長可能就是因為以上原因。隨著兩方麵工作重擔的不斷增加，他也應該放棄他的雙重職位，周在這個問題上作出讓步是很可能的。但是在對外關係中，中國有種新的民族主義基調，這是顯而易見的。那種同蘇聯、印度及西方關係的協調現在必須逐漸地由一種新的實力所取代。對此周可能已表示認可，因為即使陳毅接替了他的外交部長職務，但在對外決策中他依舊繼續起著主導作用，如就那個時候的重大問題作出重要聲明，與像尼赫魯這樣中國必須與之談判的外國人物打交道。率領重要的中國代表團出國訪問的仍是周，他曾先後到過非洲和蘇聯。在後來的“**”十年中，為了拯救陳毅，周為此作了頑強的鬥爭，盡管而後的事實證明這是徒勞的。1958年的決定，可能旨在減少周在國內所受到的責難。對他的批評家們來說，那或許是擺出的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姿態，或者可能是一個實質性的行政改進步驟，也很可能包括了這兩個方麵。無論如何，他有失體麵但不少權威。
然而，關於1958年其他方麵的情況，那就是毛發動了一場“大躍進”。在準備“大躍進”的烏雲籠罩下，周辛勤地工作著，試圖給中國經濟帶來活力。在嚴重地依賴蘇聯顧問和專家的情況下，周和他的專家治國論者們曾指導著中國經濟走過相當傳統的道路達八年之久，但成效甚微。1958年年初，為了加速工業和農業的現代化，毛贏得了黨的支持創立了所謂的“六十條”。在這些問題上周傾向於謹慎。
但是周善於以某種方式起帶頭作用，其一是他提出了國家領導應當參加體力勞動。以往，黨的領導疏遠普通人民，黨內滋長著周所描述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官僚主義、僵化、傲慢和嬌氣”。在1958年刮起的新熱潮裏，周至少有三次參加了體力勞動。頭兩次是在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水庫工地。那是一個5月的上午，周和身著工作服的毛出現在水庫工地。有一則報道說，他“挖泥土然後把土放進筐裏，額頭上滴著汗珠。輪到他平整土地時，周恩來不僅把地麵弄平而且還用鋤頭把它加固”。他後來又加入了運土大軍—中國非機械化的建築工地上的典型特征。（領導事先已安排工人們在他們的筐裏少放些泥土，所以這些來訪的領導們不得不要求多加一點土。）
幾周以後，周又來到那個工地。這次他從黨政部門帶去了500人，在那兒待了一星期建築水壩。當那些手掌柔滑的官僚們初次來到工地時，建築工人的頭頭們向扛著紅旗的周表示歡迎。
“首長，我們熱烈歡迎您。”
“這裏沒有首長，”周告誡，“誰是‘首長’？這裏沒有總理，也不存在首長，我們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員。”周在一間小房子裏住了一周，屋裏僅有兩條窄小的長凳，一張餐桌，一床粗劣的被子，一張書桌和兩把硬椅子。他和工人們一起吃飯一起勞動，但是晚上他還得伏案研究政府文件，直至深夜。周的臂傷很能說明他這次勞動的辛苦程度非同一般，可是他仍設法拉著裝滿石頭的手推車走在一塊12英寸寬的木板上。工人們總是擇些小石塊遞給周，筐簍也是慢慢地拿給他，以便讓他能歇息一下，但這些計謀總是被他識破，大家又不得不依著他。
7月，類似的事情又發生了。那是在黃河大橋被衝垮的時候。周匆忙趕往現場，最後步行了兩英裏路，深夜才到達。人們遞給他雨衣，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絕。他說：“大家不都是浸在雨水中嗎？”當橋梁工人們討論下一步的措施時，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試圖鼓舞大家的士氣。同年，周又和陳毅一起去河北省煉鋼。
另外一次使周耗費精力的事是中蘇關係突轉緊張。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各國共產黨會議上，周優先考慮的是試圖“徒勞地去說服蘇聯不要在修正主義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但是當他作為毛的副手到蘇聯作最後一次訪問的時候，各種不可思議的背叛行為發生了。蘇聯駐華大使曾對赫魯曉夫抱怨，說周是最善雄辯的蘇聯對手之一—而這至少可以說是一種不甚科學的分析。但是，照赫魯曉夫自己的話說，如果毛真要使他的同事下不了台，抹掉他可能作出過的任何理解和讓步，按毛自己的主張並且強迫別的黨也這麽做的話，那就失敗了。(6)
在莫斯科周保持著沉默。但是幾個月後，隔斷台灣和大陸的台灣海峽，尤其是那些被國民黨占領的沿海島嶼的緊張局勢上升成一場危機，這很可能又會把美國人卷進去。1958年赫魯曉夫飛到北京，他要求中國不要在他試圖引誘美國人搞緩和的時候刺激美國。令中國人感到驕傲的是，他們用譏誚的話氣跑了蘇聯領導人。
接著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認可了毛的“大躍進”，大會抵製了周的勸告而又得到了劉的默許。在周及他的專家治國論者們看來，毛確定的目標太高，例如，中國是不可能一下子把糧食產量翻一番的。1958年至1959年的冬天一過，人們便都能清楚地看出毛的目標確實高得令人好笑，作為一個經濟當家人的諾言兌不了現。
還將會發生什麽事呢？周企圖取得領導地位嗎？世界報紙推測周可能成為毛的接班人當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林彪元帥可能取代周當上總理。周在克服了自己的反感後，會在有限的共產主義綱領問題上繼續同毛或者劉合作嗎？中國共產主義的整個未來和周的個人曆程都放置在同一架天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