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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9月23日的這篇講話中同樣強調了新的中國外交政策的開拓性，並充滿了自信心。“中國願意與歐洲、南北美洲以及澳洲的任何國家建立和平關係，隻要它們懷有同樣的要求與真誠的願望。”他為中國采取這樣一種調和性質的出發點作了如下解釋：

每個人都能看出，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建設我們的國家，使它成為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的、繁榮幸福的國家。我們和平地工作，我們期望有一個和平的環境與一個和平的世界，這一根本情況決定了我國的外交政策是一種和平的外交政策。

此時此刻，可以稍微樂觀一點了，因為朝鮮與印度支那的停戰已緩和了緊張局勢。在日內瓦，周恩來發現西方對中國提出的關於對台灣的主權及在聯合國的席位的要求有一種接受的傾向。中印協議中提出的亞洲安全體係或許能用來反對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存在。

周恩來同樣對他的同胞講到如何對待華僑問題。在他擔任總理職務的早期，一位印度尼西亞記者問他華僑是否會被當做中國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在這位記者的國家裏有幾百萬華僑。一位在場的人注意到周恩來“頃刻間的憤怒”。他揮舞著雙手來充分表達他的意思，用嚴厲的聲音來表示他的憤怒。周恩來回答說，中國並不為自己的祖先在過去對鄰國犯下的侵略進行辯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證決不重犯這樣的錯誤，決不成為帝國主義者。隨後，周恩來的憤怒平息下來。“他使這位聽他講話的人對自己的提問激怒了他而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來在日內瓦與萬隆直接看到了國外對這一問題的深刻感受。與西方的猶太人的情況有點相似，這些華人迅速控製了當地的經濟，但未同化到東道國的社會中。這次講話是曆屆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認華僑問題的存在。他說，中國準備拋棄血統主義原則。根據這種原則，它從前保留中國人的國籍，甚至包括那些在國外生活了許多代的人，中國將同各東道國政府達成協議，以解決這1200萬華人的地位問題。他解釋說：

我們願意敦促海外華僑尊重所在國政府的法律與社會風俗……中國過去的反動政府從未試圖解決華僑的國籍問題，這使華僑處於一種困難的境地，並經常導致中國同有關國家之間的不和。

這聽起來像是一種早應采取的姿態，但是對許多聽眾來講，周恩來的聲明是革命性的，這些普通的中國人來自小村鎮，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他們或許隻知道國外同胞源源不斷地給國內的親人匯款。一個中國人怎麽會成為外國人？這種事情在中國人的內心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周恩來開始了這個進程，中國並由此開始明白了種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

為了對周恩來在所有這些進展方麵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尼基塔·赫魯曉夫與布爾加寧於1954年晚些時候來到中國，參加人民共和國5周年紀念日的慶典。這是克裏姆林宮的高級人物第一次訪問盟國中國，新的俄國領導人不僅要彌補他們過去的疏忽，而且把話題扯到了過去遺留下來的各種棘手問題。他們同意從旅大撤出他們的軍隊，將過去雙方共同經營的聯合股份公司移交給中國，為中國的發展貸一大筆款，擴大科技合作等。據赫魯曉夫回憶，周恩來做得有點過分，他問俄國人是否能將他們的重炮留在旅大，以供中國使用。赫魯曉夫嚴厲地回絕說，蘇聯擔負不起丟棄這些設備的損失。

在赫魯曉夫10月訪華後，尼赫魯對共產黨中國進行了第一次訪問。他急切希望討論中印邊界問題。像中國地圖顯示的那樣，中印邊界有大量領土似乎被中國兼並，而在印度這些領土被視為是印度的。周恩來回答說，與他們討論的其他問題相比（諸如阻撓杜勒斯與“東南亞條約組織”）這一問題並不重要，可以暫緩一下，待以後有更多的時間再來考慮。正是在這裏，雙方撒下了未來不和的種子。

看來，隻有美國人沒有把周恩來真正當回事。當美國與台灣的國民黨當局於1954年年底簽署安全保障條約時，周恩來隱喻地對美國表示了宣戰。他說，美國是曆史上所知的最狂妄自大的侵略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惡的敵人和世界所有反動勢力的靠山。

令周恩來憤怒的不僅僅是“東南亞條約組織”和美國與台灣簽署的條約。國民黨仍然占據著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幾個沒人正式居住的小島。1958年9月共產黨炮擊這些島嶼時，激發了一場持續性的國際危機。在美國人看來，這一行為證實了中國的侵略意圖。周恩來譴責英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對美國人的支持。漢弗萊·杜維廉爵士發現周恩來“處於最激動和痛苦的情緒”之中。總理以這樣的話結束了會麵：“感謝你的到來，不過，我必須說這是一次最令人不愉快的會見。”艾登試圖進行解釋，他請求周恩來承擔義務，保證中國政府和平地解決金門與馬祖的這些遠離大陸的島嶼問題，甚至提議會見周恩來進一步討論中國與香港的邊界問題。不料周恩來卻迅速作出答複，邀請艾登爵士訪問北京。這會使這位英國政治家失去他對華盛頓的影響。周恩來拒絕了對中國在自己主權範圍管轄的領土上所采取的任何行動加以限製的意見進行讓步。

1955年4月，周恩來取得了他在外交上最偉大的勝利。在印度、緬甸、錫蘭(4)、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五國的發起下，29個亞非國家在印度尼西亞召開了萬隆會議。在中國的政治中，周恩來與人們打交道時對人們的心理了解得極為透徹。在日內瓦他已與高鼻子的歐洲人進行了較量，並戰勝了他們。但是，他們卻將中國看成是一個遙遠的目前造不成什麽危害的大國，對中國古老的文明非常欽佩，現在他不得不把中國共產黨的一個議程帶到一個非共產黨的聚會中去，其中包括一些激烈反共的亞洲領導人。他們對本國華僑的經濟成就感到不滿，而且也擔心中國貿然擴張它的版圖，或當東道國政府采取行動防備這些華僑時中國政府會進行幹預。

周恩來是否能夠出席萬隆會議一事至關重大。僅僅兩星期前，他由於患急性闌尾炎而病倒。然而剛一拆線，他就宣布自己已經準備就緒。他在位於熱帶的爪哇島上艱苦地待了一個月，未表現出任何不舒適的感覺。周恩來盡管動了手術，但他在第一周裏卻隻睡了13個小時，有時甚至和衣而睡。

外科醫生們救治的這位病患者，正是國民黨破壞者試圖幹掉的人。在尼赫魯的關照下，中國人包租了一架叫做“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印度班機，載著他們的代表團飛往萬隆。在複活節後的第一個星期一那天，這架載著9名中國官員的飛機墜毀在海上。盡管調查的結果從未令人滿意過，但看來好像是國民黨特務在機上安置了一顆定時炸彈，企圖使周恩來喪生。然而，周恩來本人卻取道仰光迂回而行（在那裏，他應邀與尼赫魯總理、緬甸的吳努和埃及的納賽爾舉行了一次小型的最高級會談）。

周恩來於萬隆會議的第二天—4月19日正式在會上發言。他詳細闡述了對和平的需要及結束殖民主義的願望。周恩來不能接受巴基斯坦與菲律賓的聲明，即“東南亞條約組織”是一個防禦性條約。周恩來說，中國沒有擴張主義的意圖。他強調要使亞洲團結起來，特別是共同反對西方的殖民主義與種族歧視。“亞洲人民不能忘記第一顆原子彈是落在亞洲的土地上。”他明確表示中國對社會主義抱有信心，但是他小心地避免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他在一篇靈活的、帶有奉承詞句的講話中對菲律賓與泰國做出了友好的姿態。這篇講話隻會刺痛那些不在場的國家。用一位美國觀察家的話說，周恩來成功地製造了一種印象，好像存在著共產主義者與中立主義者的統一戰線。這一統一戰線基於這樣一種共同認識，即西方殖民主義者與西方軍事條約是對亞洲與非洲新興國家獨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威脅。沒有人記得俄國人也是白種人、歐洲人，或是帝國主義者。

周恩來在聽了其他領導人的首次發言後，將他自己準備的發言稿放在一邊，作了一篇即席演講，並用他的手勢打動了來自亞非大陸29個代表團成員的心。這篇講話直接涉及了他們提出的有關問題。卡洛斯·羅慕洛，這位精明強幹的菲律賓人咒罵共產帝國主義甚至比資本帝國主義更壞，指責中國是克裏姆林宮的傀儡。記者們蜂擁而至，急切地期待周恩來為此作出評論。

我“不是來吵架的”，周恩來和藹地回答道，我是為了大家“求同”而來的。

下麵是他第二次即席發言的主要內容：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盡管我們之間存在著不同，但是我們仍有共同的基礎。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

至於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中國得到別國的承認以及中國在聯合國席位問題，這些都是中國自己的內政，“不要別的國家承擔”。他的講話受到了與會國的好評。

其他代表被周恩來與尼赫魯之間的微妙關係強烈地吸引住了。他們兩人都是來自上層社會的達官貴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又都轉變為持有激進政治觀點的人；他們都是黨內聲名顯赫、深諳世故的人，並都是國際主義者，而他們的黨是由像甘地和毛澤東這樣的較為樸實與僵化的人物領導的。尼赫魯已經給予周恩來以巨大的幫助，這些幫助已遠遠超出了外交著述中所談到的，他感到高人一等，並不令人感到詫異。他本人和世界的各種聯係比起周恩來要廣泛深入得多。他比中國總理還年長9歲，正像一位友人所說的，“很自然，他感到自己像是周恩來的老大哥”。萬隆會議是尼赫魯的建議，因此在會議上他自然感到要保護周恩來。一些觀察家們把他看做是一位陪伴在周恩來身邊的保護人。其他人則斷定尼赫魯有意地待在幕後，以便讓周恩來出頭露麵，使其他亞洲人接受必須與中國共處的現實。他把周恩來的成就看做是自己個人的巨大勝利。

至於中立國，它們試圖消除周恩來與美國的爭吵，以便減少導致衝突的風險。在會議即將結束時，周恩來告訴本國代表團的一小部分人說，中國準備就遠東的緩和，特別是台灣問題與美國進行談判，這樣他使幾個中立國卷進這一問題之中，促使它們對美國施加壓力作出讓步。

與此同時，各種關係都得到了改善。納賽爾經過與周恩來的會談，幾個月後，埃及承認了人民共和國。周恩來向泰國王子保證，中國對泰國沒有顛覆計劃，而這在曼穀產生了巨大影響。與此類似，周恩來與日本代表高崎達之助的會談為未來日子裏的許多非正式交流提供了一個牢固的基礎。（周恩來建議兩國共同簡化漢語書麵文字體係。這一具有政治家才能的提議由於日本右翼總理岸信介的優柔寡斷而未能實現。周恩來希望利用日本作為中國與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中間人的想法也同樣化為泡影。）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對他感到激動。錫蘭的科特拉瓦拉率領的那些人仍然感到周恩來是不值得相信的。許多人肯定事先對部下下達了指示，盡管乍看起來與周恩來友好交往不可避免，但他們應當記住：“當然，周是一名共產黨員，要小心。由於他過於吸引人，因此，他顯得更加危險。”柬埔寨的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就是這樣做的。（盡管如此。周恩來後來告訴北京的大學生說，巴基斯坦與錫蘭的領導人向他承認，他們並不像害怕印度擴張主義那樣如此反對共產主義。因此，他發現自己在他們與尼赫魯之間處於一種調停者的地位。）

周恩來對他的印度尼西亞東道主們做出的友好姿態給予了巨大的回報：中國簽署了一項關於印尼華僑地位的協議，這一協議第一次正式放棄了中國早期提出的要求寄居海外的華人效忠祖國的要求。周恩來實際上延誤了返回時間，以便對印度尼西亞進行訪問。這是此類級別的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印尼。

這是又一巨大的勝利。在印度尼西亞，他總是麵帶微笑，輕輕地撫摸孩子們的頭頂，並與馬路兩旁的人們握手，接受他們的鮮花。他還擠進巨大的人群中去而沒有警衛跟隨在身。他所受到的歡迎反映出人們這樣一種欣慰感：普通群眾了解到了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強硬政府是由此刻身居他們中間的這樣一位風采迷人、態度友好的人領導著。周恩來降低了意識形態的溫度，他的尊嚴及他在萬隆會議上對性情不好的巴基斯坦、錫蘭和土耳其領導人的批評表現出的耐心，都受到了人們的稱讚。

周恩來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他願意與美國就台灣問題進行談判，從而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這恰恰是亞洲公眾最想聽到的。一位記者寫道：“周恩來所要做的，就是伸手等待他們的到來。”周恩來言辭謙恭，不像俄國共產黨對亞洲人那樣講話。中國人遭受過苦難，仍然落後貧窮，他們不希望戰爭，但並不對它感到害怕。一位參加過萬隆會議的親西方代表承認：“我像以往一樣強烈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我相信這個人。”

契機連續出現了。4月份，周恩來宣布中國願意盡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放台灣，8月，與美國人進行的第一次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開始。看來，在消除朝戰時期的互不信任問題上，雙方已取得了真正的進展，亞洲的訪問者幾乎是開始馬不停蹄地來到中國。繼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亞總理開始訪華後，接著柬埔寨、老撾、尼泊爾、緬甸和巴基斯坦的領導人迅速對中國進行了一係列的訪問，更不用說尼赫魯和蘇加諾總統了。

在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報告時，周恩來發現亞洲與非洲都有一個明確的願望，即取消軍事集團，從而發展貿易往來。中國將在今後的任何世界裁軍會議上提倡太平洋無核區的主張。“中國人民希望包括美國在內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國家簽署一項集體安全條約，以取代目前在世界這一地區正存在的敵對軍事集團。”

但是，周恩來同樣需要反映他的同事所具有的一些更為保守的觀點。西方的三個大國最近在日內瓦與蘇聯舉行了會晤，明顯地減緩了國際緊張局勢。但是，中國仍然應該保持警惕。

我們必須保持警惕，我們必須加強我們國家所必要的國防力量。隻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衛我們社會主義重新建設的成果。保證我國主權與領土的安全與完整，並為捍衛世界和平事業作出貢獻。

看來，周恩來在1953年至1955年的寶貴歲月裏仿佛是主要集中精力於外交事務。首先，他使俄國新的領導人轉變了看法，對中國采取了一種更為友好的態度。然後，他在日內瓦與萬隆會議上接連震撼了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的確，這些歲月是中國政治相對平靜的日子。但是，衝突的界限已經在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劃出。毛澤東急於推進快速的烏托邦式的改革，而周恩來卻傾向於另一種方法，這種方法盡管慢一些，但必定會使中國農民的耕作方式向合作製的轉變得到鞏固。另一方麵，這也是與毛澤東、劉少奇領導下的熱情的理論家們渴望快速實現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願望發生爭論的原因。從現在起，對農民在多長時間內放棄他們的自留地、知識分子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不受黨的管轄等問題的爭論將變得越來越激烈。1953年至1955年是國內動**的一個平靜階段，它與中國打破閉關自守，走向外部世界是同步進行的。從國內方麵來說，這是分析各種社會經濟問題並製定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法的時候，而且也是馬上著手進行那些很少引起爭論並早該實施的改革的時候，例如教育、語言、法製機構及少數民族問題。

1956年以後，是應該對這些中心問題采取緊急行動了，而不是應該長時期進行評論了。中國共產黨正麵對著人類本質和中國社會難以解決的問題。但是，周恩來從未像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黃金時代那樣愉快過。那時，他能夠毫不費力地從事協調、平靜的說服與理解工作。他肩負重任，在外部世界代表新中國的形象，而且他知道自己已多麽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