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舞台（1953～1955）

1953年3月，為蘇聯的斯大林舉行葬禮時，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人都聚集到蘇聯。許多人預料毛澤東會露麵，他現在或許會名正言順地聲稱是那個統治集團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寧願躲避在俄國人手下進一步遭到怠慢，因為這種怠慢是預料之中的，他早已領教過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訪問還從未得到任何蘇聯高級掌權者的回訪，更不用說他的兩位主要助手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那些訪問了。

因此，毛澤東派周恩來去參加斯大林的葬禮。歐洲的共產黨同事們不僅把他看成是毛澤東的代表，而且對他本人也表示尊敬。他是他們所喜歡的那種共產黨人，在莫斯科的儀式上他是站在蘇聯領導人之間的唯一外國人，而沒有和外國代表團在一起。當斯大林的靈柩離開時，周恩來迅速走在它的後麵，與蘇聯新的國家領導人赫魯曉夫、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處於同樣的位置上。

周恩來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嗇之苦，這時他一定對自己在馬克思主義世界中被給予的如此殊榮而感到高興，這種殊榮是他沒有預想到的。當他肅穆地走在這位暴君的遺體後時，他一定會想起他曾怎樣等候過來自這個人的遙遠的決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國同誌感到發抖，他也一定記得斯大林是怎樣像一個摩天大廈上的警察指揮下麵的街道交通那樣指揮著中國革命的。但是，周恩來的複仇情緒很快會轉到現實中來。他能從蘇聯新的領導人那裏為中國爭得什麽呢？與斯大林相反，這些領導人公開宣揚他們高度重視同中國的合作。在那兒，現在開始了一個遲到的蜜月，它將延續3年左右。

周恩來在斯大林葬禮上的顯赫地位使他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一個新人物。人們到處詢問，這位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執掌如此大權的不知名的中國總理是誰？他在後來的朝鮮停戰中的作用，以及隨後在印度支那會議上的顯著成就加深了外部世界要更好地了解他的願望。印度支那會議於1954年在日內瓦召開，這次會議結束了法國殖民軍與胡誌明領導的越南民族主義者之間的戰爭。

周恩來是參加日內瓦會議的3位共產黨領導人之一，同來的還有莫洛托夫外長和越南總理範文同。在前往開會的途中，他訪問了莫斯科。赫魯曉夫後來回憶起周曾對越南戰爭作過這樣的解釋。

胡誌明同誌對我說：“越南的局勢毫無希望，如果我們不馬上停火，越南人就不能繼續堅持抗擊法國人。他們要我們幫助他們驅趕法國人。我們簡直不能……我們在朝鮮損失了很多人。這場戰爭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沒有力量在此時卷入另一場戰爭。”

赫魯曉夫建議周恩來說點俄國式的謊話，讓胡誌明繼續相信中國可能會派軍隊越過邊界去支援他們。

結果是，周恩來沒必要采取這種防禦式的態度。會議開始時，越南人已經贏得了奠邊府戰役，而且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領導下的法國新政府已準備妥協。然而，在1954年夏季推敲印度支那問題解決方案時，周恩來卻出人意料地與西方領導人結為朋友，這使他的共產黨盟友感到吃驚。

這是他自30年前學生時代以來第一次重返西歐。正如後來的事情所證實的那樣，這也是唯一的一次。作為總理，令人吃驚的事實之一是他從未親眼見過大工業中心裏現代資本主義的戰後繁榮。日內瓦和伯爾尼是他僅僅參觀過的西方城市。它們很難使他充分理解到中國落伍的程度。

日內瓦的人們最初不明白他為什麽通身都著黑色。他頭戴黑色寬邊禮帽，身著長裾外衣。開始時，他顯得緊張不安，在一小隊保衛人員中移動，似乎他料到會有暗殺行動。一位記者寫道：“他好像不能左右環視，麵孔顯得冷淡，帶著一種蔑視的神色。”《生活》周刊尖刻地把他描繪為一個喜歡享樂的共產黨人。這也許是因為他的代表團租了一家最好的飯店，並雇了一隊小轎車，而周恩來本人則住在一座舒適的別墅裏，並在那裏會見友好國家的代表團。

周恩來為促成會議召開所做的種種努力給人產生了一種敵對的印象。他對西方的態度比莫洛托夫還要冷淡。他指控美國人想用越南作為反對中國的軍事基地。

在會議陷入僵局的最初階段，周恩來在一間接待室裏與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期而遇，正好麵對麵相碰。這位態度僵硬的美國國務卿對周恩來的個人誠意公開表示質疑。他宣稱隻有在他們撞車時，他才會親自會見周恩來。周恩來對這位美國人伸出了手，他以前從未見過杜勒斯。屋裏的其他人都愣住了，注視著這位美國人如何作出反應，杜勒斯有意地搖搖頭，將兩手交叉著放到背後，扭轉身大步走出了房間，像個新英格蘭教徒那樣嘴裏咕噥著，“我不能”(3)。周恩來凝視著杜勒斯的背影，抬起雙手聳了聳肩，好像是說：“這是什麽舉止？”這一戲劇性的事態的急轉為他贏得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一個法國官員把在這次相遇中“穿著簡樸涼鞋”的中國人比作有教養的人，這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裏話，並很有代表性。在日內瓦要處理的事務結束時，另一位美國人迪安·艾奇遜卻對周恩來表示讚賞，稱他跟丘吉爾一樣，是世界上“最有才幹的外交家”。

在會議結束時，周恩來抵製了蘇聯的領導，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很明顯，他斷定蘇越方麵在會上采取的阻礙議事的戰略，是在犧牲中國的利益而幫助越南。這既關係到它們之間的共同邊界問題，也關係到範圍更廣的東西方關係問題。他或許已看出，斯大林的繼承者們無論如何已準備與西方進行緩和。6月中旬，周恩來告訴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和後來成為法國總理的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說，他同意把老撾王國和柬埔寨從越南分離出來，實現獨立。這使與會者又激動了起來，他看到印度與其他中立國家在東西方爭奪中對這兩個國家的獨立是多麽關心。周還說，中國要與敏感的越南人處理好關係會碰到一些麻煩，不能不讓越南繼承法帝國主義曾行使過的權力。為什麽老撾和柬埔寨在未來的印支地緣政治方麵不會像受到中國的大量影響那樣而受到越南的影響呢？出於種種不同的原因，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但是，越南人卻極為惱火。他們試圖恢複對這兩個小國的霸權，在法國殖民者到來之前，他們就已經在圖謀這種霸權了。

艾登不僅被這一妥協的信息所打動，而且對發送這一信息的人也留下了印象，這位英國人被周恩來的風采所吸引，他不相信周曾經是一名作過戰的遊擊隊員。周恩來與艾登相處得很好，幾乎像他與杜勒斯之間那樣富於戲劇性。英國外交大臣的一位隨從對此感到驚異。他想，雙方之間的融洽關係是否是由於他們懷有“一種相同的直觀和溫和的才智”？周恩來對這位文雅的英國人充當他與美國人之間的調停者並不感到懷疑。

在日內瓦的幾乎所有其他人都不僅把周恩來當做一名老練的外交家，而且視為一名政治上的“穩健派”。與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空想家截然相反，他也許代表著北京的一批注重實際、頭腦清醒的行政官員。杜勒斯充滿敵意的反共“邊緣政策”逐漸使歐洲人警覺起來，但他們同時欣慰地發現中國總理現在願意妥協，盡管中國向越南提供武器並有可能使它獲勝。歐洲人將周恩來看成是一個做交易時拚命討價還價的人，但卻可以成為一名創建世界和平新時代的合作者。

作為主要的帝國主義大國，法國在會上處於關鍵地位。一位法國官員回憶道，周恩來不止一次，而是幾次為達成妥協在盡其所能，他有一次主動將住宿地點安置在法國代表團下榻處旁邊，以便在那裏審慎地會見範文同。周恩來於6月底前往伯爾尼，與孟戴斯—弗朗斯私下磋商。他情不自禁地回憶起他在法國的學生時代。顯然，他並未因這次與法國人的會晤會給越南共產黨造成壞印象而感到不安。

在6月下旬的會議休會期間，周恩來對印度、緬甸做了具有曆史意義的第一次回訪。他發現從一種在意識形態上保持中立的觀點上看，這兩個國家對朝鮮與印度支那的和談能起幫助作用。周恩來訪問印度並會見尼赫魯一事是由印度派往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安排的。

“多麽富饒的國家啊！”周恩來抵達印度時羨慕地說，流露出一種北方人對熱帶景致的正常反應，“你們擁有充足的財富。”但是他要做很多解釋工作。盡管印度以巨大的同情心支持新中國政府的許多國際要求，但是尼赫魯卻對中國1950年對西藏的軍事占領感到震驚。他從西藏人那裏得知，周恩來可能是一名非常強硬的領主。印度理解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要求，但不明白為什麽要使用武力來保證這些要求。周恩來現在再次對尼赫魯保證，中國不會在西藏以外擴張自己的霸權。他要求印度與其他的亞洲英聯邦國家聯合抵製即將出現的反共條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這個組織是由美國組織發起的。而尼赫魯卻要求周恩來對越南共產黨加以遏製，阻止其對老撾與柬埔寨施加壓力。他們明確同意，對雙方共同的邊界及有關難以理解的事物不作詳細討論，但他們會談的最著名成果是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宣言。幾十年來，五項原則成為所有那些既不同美國結盟也不與蘇聯結盟的國家的宣言。由於周恩來與尼赫魯製定了這一文件，其他亞洲右翼政府便很難繼續將中國當成一種威脅和敵人。

周恩來隨後很快拜訪了偉大的越南政治家胡誌明，要胡對他的日內瓦外交活動放心。但是，胡誌明不能夠對這種保證感到滿意。

周恩來於7月返回日內瓦，孟戴斯－弗朗斯急切地向他打聽胡誌明對國際磋商的反應如何。

周恩來和藹地回答說：“我發現所有和我交談的人都對和平持有相同的要求。”然而，他又玄妙地加上幾句，“但是，每一方都需向另一方接近……這並不是說每一方都要作相同的讓步。”

幾天後，周恩來向艾登透露，越南人在分界線問題上將作出新的讓步。這一招打破了會議的僵持局麵。但是，孟戴斯—弗朗斯勸說周恩來接受在老撾組成一個王室政府（也是民族主義者）而不是共產黨的政府（但卻是親越的）時，越南人卻感到憤怒。

在會議的最後階段，周恩來關心的是設法讓美國人承擔一項義務，即不使用越南的軍事基地。或許，他至少答應了胡誌明的要求—在日內瓦協議簽署後，無論如何要保證非共產黨的南越敞開大門，以使共產黨能滲透進去。有一次，他與《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會見，讓他理解這次會見的內容，並及時地轉達到杜勒斯那裏。這條消息是，如果美國從越南撤出所有軍事基地，那麽周恩來就接受越南停火的建議。然而，當談判各國於7月發表最後宣言—一個使周感到極大滿足的事件時，美國人卻拒絕在上麵簽字。周恩來不得不發表一項單方聲明，要求美國人不要妨礙其他國家達成協議。

亞洲的共產黨同事認為，周恩來一開始在日內瓦會議上讓美國人撤離而不承擔義務是過於天真。數年後，他試圖為此進行辯護：“我們……在國際問題方麵沒有足夠的經驗，怎麽能讓一個拒絕簽署協議的國家不妨礙這一協議的履行呢？你們可以在這些方麵批評我們。作為參加這次會議的一名中國代表團成員，我接受你們的批評。”許多年之後，周恩來對一位美國記者抱怨說：“我們在第一次日內瓦會議期間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為了使周所明顯傾慕的法國能夠體麵地撤出，他的行為客觀上幫助了美國人在印度支那獲得了一個立足點。

周恩來在日內瓦的幾周活動使他能夠將中國從自身感到的孤立狀態裏擺脫出來。他在會見查理·卓別林時所表示的姿態是充滿天才的一招。卓別林是在瑞士的最著名的外國流亡人士，也是一名受到尊重的激進事業的勇士。杜勒斯曾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但是現在有一位更為著名的人前來向周恩來討好。

正像周恩來被卓別林的喜劇影片《城市之光》造成的錯覺所迷惑那樣，卓別林對周恩來的外交計謀也是一無所知。他應周恩來邀請前去赴午宴，在最後一刻才知道總理因會議有一些重要事情要處理，晚一會才能來參加午宴。然而，當卓別林抵達時，卻發現周恩來正在他下榻處的台階上迎接他。他很自然地問起上午發生了什麽，周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顯得很自信。

“所有問題都和解了，”他說，“僅僅在5分鍾之前。”周恩來在日內瓦的另一次交際活動導致了克萊門特·艾德禮及其他英國工黨領導人在那一年晚些時候對中國的訪問。工黨盡管處於在野地位，卻受到周的重視。用代表團的秘書摩根的話來形容，他花費了許多時間討論中國新的組織機構及台灣問題。

從日內瓦歸國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期間，周恩來又一次展現了懇求的麵容。他在日內瓦幫助領導了共產主義世界的外交，因而敢於重新對俄國人提出一些長期要求。

“也許，你們能為我們建造一所大學。”他滿懷希望地問赫魯曉夫。

“你知道，我們本身也很窮，”赫魯曉夫回答道，“我們也許比你們富裕。但是，戰爭剛剛結束，我們還沒恢複過來。”

周恩來代表中國在日內瓦顯示的新的獨立性在莫斯科也得到同樣的表現。他在歡迎他的招待會上用英文發表祝酒詞。“周，為什麽你不講俄文？”米高揚（後任副總理）抱怨說，“你的俄語相當好。”（事實上並非如此。）

周恩來對此同樣用英文回答說：“米高揚，該是你學習中文的時候了。”

“中文是一種很難學的語言，”蘇聯領導人反辯說。“別介意，”周恩來輕快地說，他仍然講著英語，“早上到我們使館來，我們會很高興給你上課。”

在北京，周恩來努力工作，以便獲得對日內瓦妥協的支持。北越總理範文同於8月份來到北京，他認為日內瓦會議僅僅是初步成功，還有待於合作與發展，周恩來卻是以另一種不同的語調發言的。日內瓦協議是對和平的重大貢獻，它緩和了世界的緊張局勢，促進了不同社會製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人們正在對那些堅持所謂實力政策的人日益感到厭倦。這種政策謀求擴軍、備戰。”與他的越南夥伴不同，他對老撾與柬埔寨的共產黨人很少給予重視。

在向國務院作工作報告時，周恩來把美國製訂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的計劃比作一個害人的東西。“這一集團正在籌建，主要是為了對付中國。”因而，像在日內瓦那樣，他呼籲亞洲國家應該達成自己的安全協議，放棄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

1954年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周恩來被選為北京市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在會上的講話包括了政府職責的全部範圍。他說，中國正試圖將生產力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重壓下解放出來。在此過程中，國民經濟應該沿著社會主義道路係統地、迅速地發展，新的工業經濟將由社會而不是私人所擁有。這樣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安全。在回顧過去的進展時，他宣布中國大陸現在已經得到統一（盡管對負隅頑抗的台灣島仍然在提出要求）。實行土改，國民經濟得到了恢複。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在實施，它將使全國一半以上的農戶與耕作區域實行合作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