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1966~1967）
1966年，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鬥爭變得激烈起來。劉少奇對巴基斯坦和緬甸進行了一次官方訪問，他顯然希望像周恩來那樣從這類出訪中獲取一定的聲望。
當毛澤東在廣東附近休養時，周恩來在對外政策方麵的自主權越來越大。在一些日共成員拜會毛澤東，希望說服他更多地與蘇聯合作時，出現了一種令人尷尬的情況。當時毛澤東大發雷霆。因為他的部下對他封鎖消息，他是從日本人嘴裏才得知中國人已經與這些日本來訪者簽署了一個聯合公報。在公報裏，周恩來保證中蘇將進行合作，以援助被圍困的越南。而且，蘇聯給越南軍隊的裝備實際上正通過中國的鐵路運往越南。毛澤東當著日本客人的麵對他的手下進行責難，這時周恩來的處境似乎不太妙。可周恩來的力量就在於他是毛澤東的副手中唯一能夠習慣性地避免對這類挫折作出反應的人。他不對毛澤東的全麵權威發起挑戰，更不加入他的反對派，而僅僅是平靜地接受毛澤東的責難。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曾談到**的意義：
一場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正在我國興起。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裏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激烈而長期的鬥爭。我們必須在所有的學術、教育、新聞、藝術、文學和其他文化領域裏大力提倡無產階級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對國家來說，也是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問題。
5月份，“文革”這場戲隻是在北京這個相對小的舞台上展開的。當時的北京市委由彭真所掌握。毛澤東的激進追隨者們使用各種可能的手段來驅逐彭真和其他較低層的劉少奇的支持者，以便用左派來代替他們。這一活動主要是在北京大學校園內進行的。北京大學人所共知的漢字縮寫為“北大”。校園裏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北京的形形色色的“右傾分子”。激進的青年人認為他們的行為和決定既非社會主義又不民主。既然報紙和電台在很大程度上都為那些“右傾分子”所控製，那麽這些大字報就為年輕的激進分子提供了一個可供選擇的傳播媒介。別的學校的學生和企業裏的年輕工人來到北大抄下這些大字報，然後回單位散發，因此這些“革革命者的命的革命者”的目標、戰略及他們的情緒很快就會傳遍全城。
然後，紅衛兵首次登上了舞台，在北京和別的一些城市裏，他們圍攻“右傾分子”、行政官員或企業負責人，把他們掃地出門並試圖接管他們的機構。這樣，“左派”取代了“右派”並向著一種更直接更徹底的社會主義航行而去。
1964年開始的社教運動此時仍在全國範圍內繼續進行。由共產黨積極分子組成的工作隊到農村去糾正一些壞苗頭，尤其是糾正由於政策有利於富裕農民不利於貧困農民而造成的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據說，劉少奇對這次運動所持的態度惹火了毛。
6月下旬，周恩來出現在歐洲。在那裏，他為中國正發生的事進行了辯解。他對羅馬尼亞人說：“我們決心清除幾千年來剝削階級用來毒害人民的所有舊思想、舊文化及舊的傳統習慣，並用無產階級的新思想和文化來取代它們。”但周恩來離開布加勒斯特時沒有與羅馬尼亞人簽署聯合公報，以表示他對東道國總理毛雷爾“不加掩飾的憤怒”，因為正如某些記者所描述的那樣，毛雷爾想在中蘇之間保持一種中立的政策。為歡送周恩來而舉行的最後一次群眾大會中斷了兩小時，原因是兩國總理發生了爭吵。最後，周恩來取消了他的告別演說。
在阿爾巴尼亞這片更為友好的土地上，周恩來能夠發表更為積極的講話。他說中國人民正在運用毛澤東思想粉碎那些陰謀奪權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陰謀。
周恩來回國後發現派到農村的“社教工作隊”犯了一個錯誤，他們的工作方法過於簡單，而不是以教育為主。毛主義者以此為把柄對劉少奇展開了全麵奪權行動。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抱怨說紅衛兵毀壞了她父母的墳墓，他們認為那是屬於“四舊”的東西。周恩來知道後進行了幹預，他讓人修複了墳墓並把墓碑重新樹了起來。紅衛兵又把矛頭對準一個著名的淘糞工人(9)，當時他已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顯然是因為他曾受過劉少奇的庇護。周恩來質問紅衛兵：“這就是“**”的目的嗎？去攻擊一個淘糞工人？”在他的幹預下，這個工人從農村回到北京，並得到治療和道歉。
這時周的很多時間是在與那些掀起了紅衛兵運動的學校的學生們一起度過的。
他在舞台上扮演這樣的角色，鼓勵學生們沿著正確的路線前進並要求他們要遵守紀律。他在北京設立了一個紅衛兵聯絡中心，盡管此時已經明顯無人能使所有這些年輕人按一個模式去思考和行動。有一天，他淩晨4點就去外語學院讀大字報。他解釋說：“毛主席要我進行調查，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他是否已考慮到他不久將為他的平靜、尊嚴甚至安全而與這些學生進行智力上的較量？當他在另一個學校吃午飯時，他像往常那樣堅持要付錢並要求食堂開一張收據。8月份他至少接見了20批清華大學的學生並親自去了四趟清華大學。在左派紅衛兵之間的武鬥中，有三名學生被打死了，他曾試圖從中進行調解以平息此事。
有一次他冒著大雨參加清華大學批判大會，他既沒打傘又沒穿雨衣，隻穿著他平常穿的灰製服，坐在一個臨時搭起的平台的一把濕凳子上，任憑雨水打在身上，結果他身上完全濕透了。數千名淋濕了的學生齊聲呼喊：“請總理打傘！請總理打傘！”周恩來說：“你們不是送給我一個紅衛兵袖套嗎？既然你們在風雨中鍛煉，那麽讓我也與你們一起鍛煉吧。”
他在那裏一直坐了3個小時才輪到他發言。群眾顯然都被他的行動所感動。最後，他領著大家一起高唱“文革”讚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但身為偉大舵手的毛澤東卻擔心不能在黨的中央委員會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並保證以“**”為先導的激進政策的實施。當他的批評者妨礙他的計劃實現時，他便像以往那樣求助於軍隊。忠於他的國防部長林彪，從別的軍區調部隊開進北京以保證毛澤東的意願而壓倒劉少奇的追隨者的反對。北京不再是“彭真的堡壘”了。毛澤東本人也在1966年8月加入大字報運動，寫出題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發出了他特有的令人驚恐的無政府主義信息。這時，中央委員會在這些壓力下，認可了這條新的路線。但這是在周恩來施展外交手腕進行談判，製定了一係列重要而明確的對“**”的限製措施之後發生的。
這些限製措施就是在8月8日由一些領導人通過的所謂的“十六條”，它保證經濟、政府部門，尤其是科學家將不受這一新運動的影響。這個妥協僅以微弱的多數得以在中央委員會上通過。林彪被指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而毛澤東的前秘書陳伯達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頭頭。在這場鬥爭中，周恩來沒有被清洗，他繼續主持政府和行政部門的工作。
許多持觀望態度的知識分子，在正常情況下是周恩來的支持者，此刻他們消除了對“**”的疑慮。韓素音寫道：“顯然，如果周恩來支持這場運動，那它就一定是正確的。”另一個評論家更精明地寫道：“周恩來跟著毛澤東走，但又落後三步。”他心裏一定非常清楚他在過去20年中費盡心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政府機構仍麵臨著威脅。毛澤東認為政府機構已經腐化變質、故步自封，應該完全推倒重來。“十六條”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仍是個未知數。周恩來這時采取他慣用的策略，盡可能地保護政府機構。
如果不了解中國這場不同尋常的運動的複雜性，那就無法理解此後3年裏周恩來在“**”中命運的沉浮。在那些動**的日子裏的任何一個時刻，至少有2~3個極不相同的主要事件正在進行之中，它始於毛澤東對某些作家的攻擊，然後是北京市市長受到攻擊，最後是劉少奇本人。但我們在這裏必須提到社教運動，由於參加社教運動的領導人認識不同，最後該運動在性質上發生了變化。上麵所說的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革”中的鬥爭就是在社教運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同時從根本上看，權力的鬥爭、組合及意識形態運動使得中國各地不同的單位企業、地區能夠暫時發泄他們平時所抑製的挫折感和敵對情緒。“**”是一盤由混亂、討伐、爭權奪利所組成的大雜燴。因此，周恩來講話的調子因時而異也是不足為奇的。
1966年8月18日黎明時刻，周恩來去天安門參加第一次紅衛兵大集會。在這類集會中共有達1100萬(10)青年激進分子受到領導人的檢閱。在這一次檢閱中，周恩來與毛澤東、林彪、江青一起，首先檢閱了100多萬人的遊行隊伍。臨近黃昏時，他乘的敞篷汽車，跟在毛澤東的車後麵，檢閱聚集在廣場上的紅衛兵。周恩來後來告訴別人：“我不得不使勁地維持秩序，把嗓子都喊啞啦。”5個星期後，他的嗓子也沒有完全恢複。
毛主席教導我們，搞革命要靠自己，要相信自己。我們要教育自己，解放自己，依靠自己去進行革命……我們要堅決反對那些高高在上，自以為什麽都懂，脫離群眾，瞎亂指揮的官僚主義者。
這些話聽起來似乎表明周恩來倒是相信“十六條”將使“**”的目標局限在黨內，而不擴展到政府機構方麵，它將是一場和平的革命，國家的經濟和技術活動將受到保護。但在毛澤東和他的副手們的鼓勵下，紅衛兵變得膽大起來了。他們開始以毛澤東的名義控製各個城市，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央委員會的一些正確的決定逐漸地被拋在一邊。
周恩來對於紅衛兵沒有實權，但他仍然負責向他們解釋黨的路線，不斷提醒他們注意中央委員會製定的種種規定，例如不能圍攻或騷擾各個部機關，因為他們有工作要做。他告訴他們在寫大字報時要謹慎一些，因為其中一些大字報把國家機密的詳情弄得舉世皆知；在出版一些非官方版本的毛主席語錄時也應謹慎，因為這些出版物可能會篡改毛澤東思想；對階級敵人的攻擊應該是有限度的。他還試圖阻止紅衛兵擴大他們的攻擊目標。
用槍去殺一個人並不困難，隻要瞄準目標就能做到這一點。用拳頭打傷一個人也不困難，隻要你有蠻力就行……但用暴力手段進行鬥爭僅僅觸及人的肉體，而隻有通過說服教育才能觸及人的靈魂。
周恩來反複強調，紅衛兵應該正確地區分好人和壞人。例如，他們不應該批鬥那些已改造好的、與政府合作的地主，而應該去揭露那些隱藏在城市裏的地主。“必須搞清楚他們是否在進行現行反革命活動。如果能證明他們大致是老實的，我們也應給他們一個機會。”對右派分子也一樣，如果他們“老老實實接受監督改造，那就沒必要再懲罰他們”。
批判資產階級，但不應該沒收他們的財產；流氓應該受到懲罰，但一些支持政府的黨外政治家不應受到衝擊；不能去抄知名人士的家，另外知名人士的紀念碑也不允許觸犯。
那種認為當權者都是反動分子的想法是荒謬的，也是毫無價值的。在某種程度上對領導的信任感也是要有的。一個人是否革命並不是簡單地由這個人的出身決定的。比如說，如果一個人被國民黨封為革命者，那他就非常好辨認，但階級出身不能作為判斷一個人是否革命的唯一標準。周恩來認為“血統論”就是“宿命論”。他自己模糊的出身也成了這類討論的話題。他認為紅衛兵在招收新成員時對出身中產階級的人不應該過於苛求。如果他們“起來反對他們出身的階級並且表現良好的話”，那他們就可以加入紅衛兵（盡管不能優先），“因為他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出身”。
麻煩的是，當周恩來更多地談及生產的重要性和一些對革命熱情加以限製的不受歡迎的規定時，林彪之流卻在以一種更為蠱惑人心的啟示錄式的形式鼓吹“炮轟黨委”，打倒統治中國的“一小撮壞人”，掃除“牛鬼蛇神”等，這正是那些趕到北京來的年輕激進分子們所渴望聽到的話。周恩來的那種學校女教師式的說教被那些聲音所淹沒，但他仍然堅持講解他的那一套。
在9月中旬的另一次百萬紅衛兵大集會上，他聲稱“**”正在產生一種像第三個五年計劃伊始時實現經濟上的突破所需要的革命動力。
同誌們，同學們！為了促進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大學和中學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到工廠、企業、縣以下的組織機構和人民公社去交流革命經驗以及建立革命聯絡……工廠和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停下生產，利用假期來鬧革命。……雙搶季節已經到了，紅衛兵應該組織起來到農村去參加勞動，支援秋收。
比起毛主義者在大街小巷每個角落吹起的號角聲來，周恩來的聲音顯得非常不合時宜，而且也不那麽中聽。周恩來的這些觀點使得一些最激進的學生和他們的庇護者—毛主義者中的一些二、三流角色密謀反對他。
這些人當中有一個組織叫做“五·一六兵團”。他們反對周恩來的活動在1966年的最後四個月裏逐漸加劇，攻擊他為“反革命兩麵派”。這些活動最初由科學院發起，但後來領導權轉到了外語學院。一些高層人士如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戚本禹也先後參加了這些活動。這兩人都是狂熱分子，顯然他們都是毛主義者。毛澤東通過手下的林彪、江青和其他幾個人對他們進行領導，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反對周恩來的行動是在毛澤東的鼓勵下幹的。他隻不過是允許他們的激進主義得到一個發泄的機會，因為他也不能完全控製他的追隨者，而且也不願為此失去他們對“**”總方向的支持。
一個紅衛兵後來承認：
上麵要我們搜集所有那些大頭頭們的黑材料。指揮部給我們提供一部分文件，我們則出去找另外一些材料，諸如周恩來的講話，會議記錄，所作的報告之類的東西。我們仔細琢磨其中的每一個字，以發現我們想要的東西。對周恩來的每一次行動我們也不放過。1961年，周恩來在一次關於文學問題的講話中說：“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這是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自由主義呢？我們認為這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他還說過：“毛主席寫的東西很多是幾易其稿的。……偉大的政治家、藝術家對自己的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嚴肅的。”能否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找出其中的錯誤呢？我們從他的講話中抽出一些話，然後拚湊起來，得出這樣的結論：周恩來必須打倒。
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出現在9月的北京街頭，他在與紅衛兵的一次長談中提到了它們。這次談話從9月25日晚上10點延續到第二天淩晨2點半，下麵是他的話：
我今天坦率地和你們談一談，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有這麽自由？什麽樣的大字報你們都可以寫。有些人甚至寫了“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當然我已經知道這件事，但我並不在乎。……
有人貼出這麽一張大字報……要求完全摧毀伊斯蘭。世界上有許多伊斯蘭國家，其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它們的人口接近4億。怎樣才能完全摧毀他們呢？答案是：這是不可能的。……
大型集會……可能產生世界範圍的影響。我們隻好進行幹預。上海把一萬名資本家拖出去遊街。中央知道了這件事，打電報給上海，表示反對，因為它牽涉的範圍太廣，可能影響到世界輿論。……資本家不應該被拖出去遊街。因為我們國家已經很強大了。這類事情完全沒有必要。……我們是要消滅階級，但不是從肉體上消滅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