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1927）

上海既是資產階級的樂園，又是工人運動和共產黨的搖籃。然而，它卻幾乎輕而易舉地被拉進了反動陣營的勢力圈內。蔣介石何以能在中國的無產階級中心贏得這場勝利呢？1927年，共產黨領導人在武漢舉行會議，分析了失敗的原因。

最高領導人陳獨秀主張，黨應傾全力於政治工作，並認為國民黨部隊處於優勢地位。另一些人則傾向於向蔣的軍事挑戰應戰。浪漫詩人瞿秋白、敏感的農民毛澤東及其他人都提出了對未來的設想。周的態度如何呢？

在第五次黨代會上，周首次提出了黨內鬥爭的策略，他也因此而廣為人知。他與瞿和毛對陳的批評觀點是一致的，並被推舉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和秘書長。極不尋常的是他卻把這一職務交給了他在巴黎時的朋友蔡和森，自己則集中全力於黨的軍事政策。這一舉動本身就是對陳獨秀的領導表示不讚成。周並不拒絕政治局的職務，在以後的49年裏他始終在這一最高決策機構工作。據說，直至他去世，他的同事中沒有一人能夠與他相匹敵。半個世紀以來，周一直是共產黨的內閣成員，並逐漸樹立了一種道德權威，這是除毛以外的任何人都無法動搖的。(9)

這時，周宣稱，共產黨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采取果斷行動，向蔣施加壓力，以戰鬥代替退卻，爭取國民黨左派。但是，並非所有人都讚成他的觀點。長沙事件（馬日事變）後不幾天，一位左翼國民黨軍隊指揮官就下令殺害了100多名共產黨人。兩黨之間脆弱的聯合失去了平衡。

當中國共產黨還在爭論不休的時候，斯大林和印度籍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加速了兩黨的最終決裂。6月1日，斯大林拍來一份電報，讓中國共產黨通過實行土地改革和武裝共產黨員、工人及農民而堅持攻勢。由於到現在還弄不清楚的原因，羅易竟出格地向汪精衛透露了這份電報的內容。結果，受驚的左派國民黨迅速同共產黨決裂。

懊悔莫及的共產黨人不知所措。沒有國民黨左派的庇護，他們就失去了軍事實力，無論在哪兒采取任何政治行動，都很容易受到蔣介石之流的挫傷。共產黨必須尊重共產國際的俄國顧問鮑羅廷的建議，要共產黨應當自願地向左派國民黨政府投降，以此重新獲得從前的盟友。

由於同國民黨關係的惡化，7月陳獨秀被解除了職務，鐵腕人物鮑羅廷任命了一個5人臨時小組，負責黨的工作。這個小組的成員包括周和他的老夥伴李立三、張國燾。張國燾的經曆在以後的10年裏同周息息相關。他出身於一個客家地主家庭，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在黨內有一定的勢力。許多共產黨人小心翼翼地來到長江以南的安全地方，特別是江西省會南昌。這裏是國民黨的薄弱環節。盛夏時節，當左派國民黨開始逮捕共產黨時，周恩來和張國燾等人留在武漢總部，主持工作。有一位同誌對當時周的工作作風作了如下的生動描述：

“周恩來孜孜不倦地工作，不誇誇其談。他夜以繼日地冷靜處理大量複雜事務，承擔著大量的工作和責任，對種種非難漠然視之。他負責處理大部分與疏散同誌有關的工作。這個時期也標誌著他受到全體同誌愛戴和尊敬的開始，以及其地位的上升。在一些圈子裏，人們稱他為‘鐵人’。”

鮑羅廷打算返回蘇聯，但是他的繼任者還未到達武漢。在這一交接時期，中央和南方各地的共產黨紛紛主張武裝起義。一切都取決於武漢政治局的明確指導了。然而，左派國民黨這時正在追蹤周。最後，他在武漢英租界魯茨主教那裏找到了避難所。國民黨警察是不能進入這裏的。周後來承認，這位主教救了他的命。

通過在國民黨內部進行政治宣傳和直接從農村征兵，共產黨現在可以獲得1萬名軍人的忠誠了，盡管這些人缺乏訓練，武器低劣。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短短7年間，人數已增至5萬多人，而且每個共產黨員的身上都燃燒著革命的烈火。南昌是紅軍最大的聚集地。李立三從那裏來信，力主舉行武裝暴動(10），聯合江西和附近各省的工人農民。

周欣然接受了老朋友的建議，不過他把目標擴大了，包括在廣東省仍然是共和運動的精神中樞的東江地區建立新的革命政府。兩年前，周隨同國民黨東征軍曾到過那裏，對那兒的情況非常熟悉。那裏的國民黨部隊不多，農民運動也開展得有聲有色，而且俄國的援助通過廣東省邊緣的汕頭港可以很方便地運到。他相信，俄國的援助將是戰鬥中一個生死攸關的因素，他還說服了共產國際保證使這些援助兌現。

7月26日，周動身前往南昌(11）去組織前敵委員會。關於這次起義計劃，他連自己的妻子都沒告訴。在他動身前夕，張國燾還向他簡要敘述了新任共產國際代表的謹慎從事的觀點。周隻好解釋了其他俄國顧問的態度，指出他們的南昌起義計劃一點也不過激。

“你看著辦吧。”張國燾說，並補充道，“小心即大勇。”

“到那兒後，我見機行事。”周保證道。但是，他似乎主意已定。1927年盛夏，乘船前往南昌的那些緊張日子是決定周恩來發展的命運關頭。他的行動敏捷果斷。當他發現李立三領導下的一群共產黨領導人仍在為起義的目的而爭論不休時，他立即打破了他們在是否沒收大地主土地問題上的僵局，讚成沒收土地。這就是埃德加·斯諾把他稱為“暴動者”的時期。他的意見和外表也頗為威嚴莊重。

幾天後，他身著灰製服，手提黑皮包，抵達南昌。他隱姓埋名住在江西大旅社。在這裏，他和朱德在柏林達成的諒解得到了報償。朱加入了共產黨，但他並未放棄國民黨身份，也沒向他的國民黨上司暴露自己的新身份。此時，他是公安首領，左派國民黨部隊的代理指揮官，統轄南昌。他受命來幫助自己的同誌。周立即同他取得了聯係，商議起義之事。附近還有葉挺和賀龍的部隊。他們是兩位對共產黨友好的國民黨將領。另外還有張發奎將軍率領的以“鐵軍”聞名的第四軍。這支部隊裏的許多軍官都在黃埔受過周的教育，同情共產黨。

眼下的困難是如何對付張將軍本人。他既不參與國民黨將領們的反共活動，也不偏向共產黨。當這種勢頭上升時，周要求堅決舉行起義，不惜冒著同張發奎將軍發生衝突之危險。此刻，共產國際顧問們則讓共產黨同張將軍加強合作，保護兵力；在進入國民黨的這塊根據地後，如果必要，再同他決裂。

但是，這將意味著要花去更多的時間，而據周估計，慫恿張將軍脫離自己的部隊大概是不可能的。

周同一群激動的年輕共產黨領導在南昌江西大旅社集會，決定不再等待。以周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這一次未等莫斯科同意，就自己作出了一項重大決定。

周與同誌們一起確定下這個戰鬥方案後，接著就到第20軍軍部拜訪賀龍，向他表明整個行動計劃。這一冒險行動是件好事情。賀將軍—這位富有同情心的愛國人士—立即響應了周的號召。他同意照周說的幹。周當即任命他為起義總指揮，起義時間定在7月31日夜。

一切準備就緒。然而，那天深夜，賀龍卻打電話告訴周，一位下級軍官已向武漢的國民黨司令部泄露了起義計劃，敵人正在派遣部隊，準備鎮壓這個地區的共產黨。周當機立斷，下令起義時間提前幾小時。

然而，另一個方麵又出了麻煩。周的同事張國燾從武漢抵達南昌，帶來了一份共產國際代表不切實際的電報，幹涉行動計劃，要求推遲起義。想當初，中國共產黨人對這類玩意兒是畏懼三分的。

周采取納爾遜(12）式的辦法，打算違背這個命令。他堅持說：“我們必須采取立即行動，起義決不能推遲。不要管它。”張國燾還是傾向於等把張發奎將軍爭取過來後再行動。但是，其他人則熱切地要求起義。周對為什麽要執行這個行動盡量作出了解釋。他的理由是：有些部隊已開始行動，如果撤回命令，就是對他們的欺騙，假如張將軍開除他們，他部隊裏的共產黨軍官將采取必要行動。

“這與共產黨領導派我到這兒來的目的不相符，”他說，對推遲計劃十分生氣，“我隻好辭職……如果我們現在不行動的話。”張國燾把這一威脅視為“這次激烈會議的頂峰”。這些冒險者大多數都希望幹到底。周像個任性的學生，已訂好的請客計劃突然受到了大人的破壞。

由於蔣在上海的背叛和羅易的愚蠢，周受到了深深的傷害。他似乎從離開武漢的時刻起就對這次軍事行動拿定了主意，而且絞盡腦汁地考慮如何說服和誘導自己的同誌來實施這一決定。從這一點上來說，他應當是這次行動的設計師。張國燾是當時的參與者，他就這一激動人心的事件寫下了詳盡的回憶，讚揚了周處理事情的能力。不過，後來他受到了批判。他寫道：

“周有管理政治事務的能力，但是，他沒想這麽做。他很少談論政治，極少召開委員會議，會上也從不討論大政方針。”

“周的注意力集中在軍事上，也許他認為軍事勝利才是首要的，因為，它可以使起義部隊在廣東的東江地區紮下根來……包括李立三在內的多數共產黨要人的看法都一樣，他們強調起義的必要性，把所有懷疑和反對起義的人都視為不可靠的人或動搖分子。這種無視一切就是冒險主義的根源。”

然而，張國燾並沒當即解決這一問題，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翌日一早他就回到了前敵委員會，經過幾個小時的辯論，他向“冒險主義分子”們作了讓步。他們決定當天深夜兩點發起進攻。然而，天還未黑，他們又一次被迫行動。據悉，張發奎將軍正向共產黨逼來。聽到這個消息，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於是，8月1日淩晨1點，發出了決定命運的起義信號。

在鬆坡路一座教堂附近，一所滿目彈痕的學校禮堂裏，周正指揮作戰。身旁是他的戰友，他們都是留學歐洲的學生：陳毅、劉伯承、聶榮臻，(13）還有軍事英雄朱德、賀龍、葉挺。有一幅著名的油畫，描述的是他們正聚集在司令部門口。畫上的周站在其他領導人之中，顯然他是在向他們下達最後的命令。毫無疑問，50年代的官方畫家們認為周是南昌起義的負責人。

城裏的戰鬥進行得很有限。黎明前，城市又恢複了昔日的寧靜。這時，周仍主張繼續敞開大門，歡迎國民黨聯合。他的士兵仍佩戴著國民黨徽章。當命令革命委員會掌管這座城市時，市裏仍懸掛著國民黨黨旗（盡管被任命的國民黨高級軍官並未出席）。

劉寧，一位任命為起義的宣傳負責人，受命起草一份宣言，聲明南昌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國民黨的正宗分支，是孫中山先生的合法繼承人。劉對此不服地問：“這裏的人都是共產黨，我們怎能聲稱是國民黨的接班人呢？”

“我們不也是國民黨黨員嗎？”停了一會兒，周解釋說。他十分珍惜從革命中獲得的一切合法性的和有繼承性的東西。於是，周讓劉起草一份社會主義的土改政策，沒收土地。

這是周最得勢的時候。如果不是為了他的政治信仰，不足30歲的周此時肯定成了顯赫的軍閥或國民黨要人。他的行動已經證明他是可以領導人民，有效地組織軍事行動的。他甚至敢同共產國際作對，而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絕對不敢的。如果南昌起義的結局好的話，周在中共高級領導層中的地位可能就得到了保證。

遺憾的是自己人中又出現了叛徒。張國燾回憶道，就在發出起義信號前夕，當他到司令部商討軍事計劃時，第10師師長蔡廷鍇將軍已表現得非常“坐立不安”，卻還讓他擔任了左翼革命武裝的總指揮。

然而，在起義軍南下中，蔡卻帶著自己的第10師站在了敵人一邊。周向同誌們匯報說：

“蔡假借要向軍官們講話，於是召集起軍官，把他們抓了起來，並殘殺了……第30團的團長和30名共產黨員。其他我們的同誌中隻有一人僥幸逃了出來，安全返回，幾十名同誌則失蹤了。我們在第10師的苦心經營全部毀掉了。這是我的過失，我應承擔全部責任。”

張國燾火上燒油，指出：“周應當自責才是，因為他沒采取預防措施。”不過，據張說，他當時並沒有乘機利用周的錯誤大做文章。他告訴周，這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損失……在這件事上我們太大意了，應當引以為戒。如果這件事被人所知，它將影響我們的士氣。我們最好還是保密。在這種關鍵時刻，不能氣餒，不能說你要受到責備，想辭職。不管發生什麽事情，你都必須正視它”。周答應盡力而為。

張發奎將軍曾給共產黨提供過部分物資援助，而現在他則開始反對共產黨。迫於軍事壓力，共產黨隻好同他分道揚鑣走自己的路。周和葉挺徑直向南，朝沿海和周早已熟知的汕頭地區挺進。他們不僅要同那裏的國民黨部隊作戰，而且農民們也不敢向他們提供糧食和水。疾病、開小差、叛變和敵人的進攻，使共產黨傷亡慘重。

為什麽會出現這些差錯呢？周肯定對這次令人沮喪的南下進軍進行過反複考慮。由於某種原因，起義太遲了，未能利用3個月前蔣介石在上海殘殺共產黨人時席卷全國的義憤，隻是在武漢政府結束它同共產黨的合作後，才開始行動。所以，未能充分利用那一聯盟。對此，共產國際應當承擔一些責任，它的指示是錯誤的，無用的。共產黨不費周折就向農民及自己的部隊傳達了起義的目的。托洛茨基本人在這一點上對周大加指責。他寫道：“周在其報告中，表明了黨對部隊的態度。他對黨員們說：‘加入這支國民黨革命軍，壯大它的力量，提高它的戰鬥力，但是，不要采取任何獨立行動……’擔任政治顧問的我們的同誌們則應專心致力於國民黨的軍事和政治工作。”

不能說周的同誌們組成了一支士氣高昂的隊伍。領導革命委員會的那個人(14）不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也不受人愛戴。周的精力放在軍事上，他堅信沒有軍事的勝利，政治就是空話。李立三同意這種觀點。張國燾失去了同誌們的信任。黨內的意見分歧遠遠超出了共同的目標範圍。

當然，也有值得高興的事。從某種意義上說，共產黨在南昌變得成熟了，因此8月1日被中共確定為紅軍誕辰日，並受到紀念。作為軍隊的締造者，周受到了人們的擁護。也因他終於領導共產黨擺脫了在國民黨內的寄人籬下的生活走向獨立而受到讚揚。8月7日，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周缺席。不過，他還是保住了政治局的職務。

9月24日，周的部隊抵達汕頭港。時值魯莽的南昌起義近兩月，在這裏周接到上海黨總部的命令：放棄這座城市，同農民聯合，開辟新的農村根據地。事到如今，他還是不讓步，堅決要求到前線指揮戰鬥。但他未能如願。在國民黨陸軍與海軍向廣東開拔之前，周被迫撤退，身體有病，發著高燒。

周命令張國燾和李立三回到共產黨總部。他說：“你們兩位必須立刻離開部隊，悄悄回到上海。我留在這兒，見機行事。”“你的病好一點了嗎？”張問。“你應當第一個離開這裏，因為你有病。讓我來代替你的工作吧。”

“我的病不要緊。我能夠堅持住……我們別爭了，咱們最好快點行動。前線局勢吃緊，也不知能幸存下多少部隊。”周輕聲說。

由於部隊數量及實力受損，周下令向海陸豐撤退。這裏是為數極少的共產黨在香港東海岸的前哨。周的兵力此刻隻有8周前的一半。國民黨封鎖了他的突圍線。戰鬥中，他失去了幾十筐銀元，這是他的儲備。

擔架員放下他，在這一關鍵時刻，隻有葉挺、聶榮臻跟著他，半架半拖地帶著他沿一條溝前進。他勉強答應乘船到香港接受治療。

周乘一條租船來到了香港。據說，他身無分文，高燒得不省人事。西方人所管轄的城市又一次為他提供了避難所，使他免遭同胞的殘害。在與朋友聯係期間，有好幾天他都是在路旁的小飯店裏，吃著和黃包車夫一樣的東西。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緊急會議，一致認為周應當在香港停留，把病治好。

這個時候，周的行動讓人摸不著頭腦。有報道說，他留在香港，做黨的地下工作。埃德加·斯諾認為他逆水而上，到廣東組建廣東政府去了。而斯諾的同伴新聞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則斷定周到了莫斯科。

比較合乎情理的猜測是，周在香港停留了兩周，身體恢複後大概於1927年11月上旬來到了上海，承擔了黨的重任，並受詩人瞿秋白的領導。負責黨的工作的新同誌們發現，要對南昌起義作出正確官方的評價是很困難的，它具有積極的與消極的兩重性。10月，在周缺席的情況下，他們稱讚起義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偉大壯舉”。而一個月後，有人又把這一事件斥責為“軍事機會主義的不成功嚐試”。

他大力支持中央的工作，對共產國際幾乎言聽計從。結果，中央沒有因南昌失敗而處分他，(15）甚至還同意他留在政治局，負責軍事工作和保密工作。通過這些辦法，他的結局比他的南昌起義合作者李立三與張國燾都強多了。不過，後來跟他倆不同的是，周強忍住沒向中央提交南昌起義的辯解報告。他盡量表現得很冷漠，對那些爭吵很超脫，也不向任何同誌施加威脅。這使他在受挫後，得以輕而易舉地重振旗鼓。最終，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開的黨代會上，重新為南昌起義平了反。它被承認為反對國民黨的一次正確軍事行動。

在一般人眼裏，周現在畢竟勝過多數同誌，這是黨內許多人和俄國顧問們的一致看法。假如他是在蘇聯而不是在法國留學的話，那麽，在暫時忍受了南昌起義的失敗之後，他這時可能在黨內已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然而，最後還是一位受共產國際偏愛，受過蘇聯教育的人占據了這一高位。周擁護自己的同誌獨立於國民黨，然而，他卻不得不認真對付意識形態上的殖民主義—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

毛澤東是欽佩周的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無論是經驗還是資曆，這時毛都比周低幾級。自從他們在廣東匆匆相遇以後，彼此很少聯係。後來，實際上卻是毛肯定了周在紅軍創建中的不可磨滅的作用。

周的一項新任務是負責監督顧順章的秘密人員打入當地警察總部。8個月前，顧曾負責過上海起義。對共產黨來說，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因為作為秘密的青幫成員，他可以在警察采取反共行動之前得到情報。

返回上海，給人帶來了一點欣慰。1927年年底避開廣東國民黨的追捕後，鄧穎超趕到了丈夫身邊。上海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但是至少他們夫妻團圓了，在當時周所住的位於威海衛路的一座西式小房裏安頓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