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獲信任（1928~1930）

1928年上半年，盡管周的身體已在香港康複，同新的領導人的關係也明顯緩和，同妻子也重聚了，但是周仍然感到憂慮。整整一年，他完全錯看了蔣介石，由此使上海工人經曆了令人震驚的災難。後來，他又自行決定掙脫了蘇聯顧問的束縛，組織了大規模的軍事起義，但由於黨的領導們優柔寡斷以及錯誤地估計了對手，結果導致起義失敗。周本來是可以成為黨的領導人的，最後其他人卻受到了青睞。不過，可能還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

當年那位在女孩子麵前麵紅耳赤的17歲的羞怯的小夥子，而今已成長為一名30歲的軍人。他率兵作戰，殲敵無數，是一位標準的軍人。他的童年平淡無奇，也沒受過這種軍事暴動的訓練，另外他現在還正處於灰心喪氣的時期。但是，不管怎麽說，他這時的心境不佳。

關於他這時的行蹤，隻有兩條線索。一種是說他到天津重建黨的北方局去了；另一種說法也許更為真實，說周到蘇聯的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去了。1927年年底，他可能對自己說過:“為了實現我的目的，我最缺少的是共產國際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就必須到莫斯科去，在那兒交朋友。”他究竟是否說過這些話呢？

假如1928年年初的四五個月他確實在蘇聯，那他也是獨自一人，因為鄧穎超是5月才抵達莫斯科的。後來，他倆都參加了在那兒召開的著名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

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出於某種原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國外舉行代表大會。共產黨擺脫了國民黨的騷擾，卻又處於蘇聯的監督之下，就連政治局的候選人名單，也要由布哈林指定。共產黨處境不妙，黨員人數下降使黨士氣低落，同國民黨決裂後，也不知去向如何。共產黨決心放棄馬上消滅國民黨的意圖，集中精力開展農村遊擊戰和城市地下工作。領導者們應該如何搞好團結呢？莫斯科會議上有好幾個幫派或集團：工會主義者、像毛那樣的農村化的紅軍領導人（毛本人沒出席會議）、青年團、托洛茨基派及當時擔任領導的李立三、瞿秋白與周恩來。人們原希望會議就南昌起義展開爭論，誰知卻開成了一次調解會議。三大領導人一致同意相互忍讓，不要給新形成的爭鬥中的各派以可乘之機。這些派別由一些缺乏教育的農民和工人所領導。由於他們沒有受過教育，三位領導人對他們深表懷疑。

經調解，一位來自上海的不知名的工會領導人—船工領袖，當上了總書記(16）。實際工作則由李立三（負責宣傳）、周恩來（先是負責組織工作，後轉為軍事工作）和他共同承擔。周決心擔當李的“右手”，為了黨的振興和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周與他密切合作，但隻把他看做較重要的領導人。這就形成了周在未來中國政治鬥爭中的風格。

他們組成了一個良好的集體，就像在法國時那樣。周文質彬彬，李則能言善辯。他倆具有相同的中國所需要的理智感。當俄國對中共的幫助是舉足輕重時，通過巧妙的周旋，莫斯科對中國共產黨行動的影響可以被控製在最低限度。對此他倆心照不宣。

但是，周去年的錯誤應歸咎於沒讓他放手工作。與其他領導人一樣，他也被迫恭聆布哈林的訓斥。這位蘇聯人說：“周恩來同誌，你是共產黨的軍事負責人。你本來是可以更精確地估計到自己的實力的。否則，就不會盲目地采取武裝起義，造成那麽大的損失。”

據說，當這句話被翻譯過來時，周的臉紅了。但是，這位俄國人沒讓他作辯護，接著就訓開了坐在周一旁的瞿秋白。

不管怎麽說，周還是在俄國人中間鞏固了自己的聲望（這是他首次訪蘇），而且還被選為不久舉行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代表。參加完這些政治會議，據埃德加·斯諾說，周仍留在蘇聯，“在孫中山大學接受特殊教育”，同時也繼續他的軍事教育。他還就莫斯科中國留學生被控密謀暗算政府官員一事進行了調查，澄清了他們的不白之冤，其中有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此人後來接任“中華民國總統”。這麽一個孩子竟會被當做革命者！

作為黨組織負責人，周在11月致全體黨員的一封信中對無產階級精神的淡化表示了憂慮。他列舉了十件需要避免的事，包括激進的民主化、個人間的爭端、宗派活動。

1928年的大部分時間，周和夫人是在蘇聯度過的，年底才回國。這時，他同意李立三繼續他倆過去的合作，而他本人則不受任何幹擾，繼續他的改組黨的巨大工作。他從蘇聯帶回了有關秘密警察的許多新的俄式思想。這種警察部隊可以在以後的困難歲月保護他的同誌。此刻，周為了這個目的組織了一個特別機構，由顧順章來負責上海起義時的安全工作。

周熱切地投入了黨的新工作。他用手中的筆，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在各種文章中，他警告，由於農民占多數，就為“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恢複”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是十分艱難的。他嚴厲批評了那些害怕辯論的人。

我們的同誌……對於他認為會在黨內引起不和的激烈辯論持懼怕態度……怕得罪人，所以，回避爭論，隻想把這些問題搪塞過去了事……但是，隻要我們堅持我們的政治爭論不特指某個人，那麽，越是爭論，就越是接近真理！

這一勸告在毛的時代是難以實現的。周提出了一個有益的建議，即“黨應當成立生產中心部門……試著建工廠”。

然而，他對黨的領導的穩定性所抱的希望於1929年夏破滅了。當時，李立三開始在軍事戰略上和沒收土地問題上同周發生了分歧。在9月的一次黨的會議上，這兩人一直爭吵不休。“我總是充當他們的調解人。”那位船工領導人回憶道，從道理上說是由他主管黨的工作，但是他卻不能勝任。

周擔心黨有脫離馬克思主義軌道的危險，特別是第四軍表現出了“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如單純的軍事觀點、土匪習氣、軍閥主義殘餘”。於是，由周授意，中央於9月向第四軍發出了一封信。周說，第四軍的多數黨員都是農民，軍隊裏的思想問題大多源於“小農經濟的自私、狹隘、保守，以及小資產階級的無紀律、猶豫不決和狂熱。所有這些，都是與無產階級革命原則和組織紀律背道而馳的”。如果不消除這些思想，“紅軍就會在前進的路上遇到巨大危險”。

井岡山的毛具有領導的潛在能力。周希望能兩全其美，他告誡毛，不要發脾氣，並讓毛出來擔任第四軍的領導，還讓別人以井岡山為楷模。他在一份紅軍報告中寫道:“這裏麵有許多寶貴的經驗……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麵’的，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各地紅軍、各地方黨組織都要學習朱、毛紅軍的經驗。”周一邊批評毛的思想觀點，一邊又說了上述這番話。這對毛是一個極大的支持，而且保護了他的地方領導權。

周同李立三的爭執進一步惡化。李感情用事，讓紅軍準備向政府軍發起總攻。1929年至1930年冬，兩人整天為此事爭吵。李日益熱衷於個人作為“中國的列寧”的聲望，而這正是他本人對周曾使用過的話。與李的狂妄自大相反，周既不熱衷於個人勢力，也不看重榮譽。他關心的是所能做的事。這就是為什麽他沒有向李的黨的領導權挑戰，以及為什麽在權力鬥爭的圈子裏能夠穩坐釣魚台。

到了1930年年初，以上海的地下指揮部為中心，周已建立了一個實力雄厚的以紅軍為支柱的軍事勢力網，分布在不同的省份，均由忠於他的軍官領導。現在的問題是，他在中央的那些熱情奔放的同誌對他的軍隊建設計劃所抱的希望過高、過早。從實際出發，周隻好放慢部隊建設速度，並淡化紅軍指揮部的集權化。這使李立三大為失望，他想讓別人到部隊去，準備對大城市再次發動進攻。周的溫和做法又一次挽救了黨和紅軍，使之免遭毀滅。

可以這麽說，在反對李立三的進攻城市的戰略中，周這時更加站到了毛的一邊。毛在井岡山開創的局麵和政策不久將證明是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捷徑。作家韓素音作過如下評述：

“並不是想輕視天才般的、有奉獻精神的周恩來，他在領導南昌起義及後來的汕頭起義時所表現出的巨大的個人勇氣、冒險計劃和獻身精神……不過，這些進攻城市的計劃雖說重要，但並沒導致黨和紅軍有所改觀。”

1930年初夏，周又去到莫斯科。朋友們認為他是去接受最高榮譽“王冠”。一下火車，他就被俄國人簇擁起來。他們都想知道中國的情況。他們很欽佩他，把他視為唯一明智的和經驗豐富的中國布爾什維克領袖；瞿秋白則被看做感情豐富的文學家，不受重視；李立三則被認為是歇斯底裏的煽動者。7月，周應邀在蘇維埃黨代會上發表講話。這是莫大的榮耀，也是第一次給予一個中國人這種待遇。在講話中，他詳細講述了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的“不平衡”和農民與城市工人運動的“不協調”。共產國際在一份雜誌中作了全文轉載。

莫斯科的熱烈歡迎使周心曠神怡。有位同誌回憶說：“斯大林對他極為欣賞，讚揚了他在解決軍事問題和情報工作方麵不斷取得的成績，高度評價了他的能力和政治眼光。”他同負責中國事務的新的克裏姆林宮負責人帕費爾·米夫也相處得很融洽。

在國內，李立三便開始作繭自縛。他又製訂了一個頗有迷惑性的計劃，擬借助俄國的軍事援助，攻克大城市，並通知第四軍首先攻取長沙。長沙之戰打了，但並沒能拿下來。周說“李立三簡直瘋了”。

8月底周回國。他完全得到了俄國人的信任。他們希望他在9月於上海舉行的中央會議上改組黨的領導。瞿秋白一直在進行此項準備工作，然而由於周不在，他不敢貿然召開會議，有人以為這次會議將同李立三最後攤牌，結果卻大失所望。瞿當選為主席，周當上第二把手。實際上，他倆都沒譴責李立三，隻把他的錯誤視為戰略上的失誤。在向大會提交的報告中，也隻批評了他“過高估計了發展速度”的錯誤。

這次會議加強了黨的團結，但李立三仍是最高領導人物之一。在所通過的一項決議裏還引用了李立三的話。這句話，周在莫斯科重申過，但被蘇聯人根據己見把它刪除了，即“新的**”的到來是無可懷疑的。然而，為了使共產國際息怒，不得不讓王明擔任最高職務（從這個職務開始，他成了下次“王冠”的競爭者）。王明是一群留蘇剛回國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領袖。

出席上海會議的代表們保證，他們同共產國際並無糾葛。中國領導人在計劃南昌和上海起義時，共產國際原則上並不反對，隻是不主張“立即起義”。換句話說，中央隻是過高估計了革命發展的“程度和速度”，結果犯了“偶然性的戰略錯誤”。像往常一樣，俄國人又錯看了中國人在外國批評麵前表現出的團結一致的本能。

接著，周發表了著名的《少山報告》，讚賞者們把它看做黨的發展史上的一大重要文件。報告廣泛分析了共產黨所麵臨的中國局勢。在文件中，周首次論述了與共產國際分歧的性質。他辯護道：“進行全國範圍內的武裝暴動的時機還不完全成熟。中央的錯誤在於同共產國際意見不一致嗎？絕對不是！沒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當然，中央是有錯誤的。

我本人有過錯……我們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並要指出，李立三同誌應當承擔更多的思想工作方麵的責任。但是，我們決不能容忍其他同誌令人氣憤的議論……專門對準李立三同誌……應當在集體的基礎上開展自我批評。

這樣一來，周便把注意力從李本人引開，轉而集中到對李的錯誤戰略批評上。

但是，周的報告也含有大量積極可取的東西。關於富農問題—是沒收其土地，還是保留其財產—他宣稱：

在對待富農的態度問題上，存在兩種錯誤。經濟上，沒收他們的土地，政治上，槍斃他們。這樣對待富農，中農會更加動搖……我們現在決不能疏遠中農。

於是，周支持分階段地實行農村革命。

在軍事問題上，周又像過去在南昌時那樣，開始硬幹了。他在江西及其他地方盡一切可能建立了紅軍隊伍，通過宣傳收買地方武裝，引誘國民黨部隊，從而導致了他過去曾告誡過的政治淡化的危險。中央會議以後，他向黨的軍事委員會誇口，紅軍的力量“現已足夠進行大規模的內戰了”。這話聽起來恰似重蹈李立三的複轍，樂觀地過高估計了紅軍的運氣。

受此熱情的感染，紅軍又在長沙發動了一次進攻。戰鬥命令是由新的中央下達的，新的中央是李立三在主持的。短短幾周後，長沙進攻又遭第二次失敗。這時共產國際派在莫斯科的周恩來、瞿秋白回國來糾正李立三的錯誤。周、瞿回國後說服了李立三，召開了中共中央全會，停止了進攻大城市。

其後，李立三被召至莫斯科，對自己的政治錯誤作出解釋。幾個月來周一直精神抖擻地工作，力圖使各派力量團結在中央的領導周圍。他向同誌作的解釋是，“李立三已經完全承認了錯誤”。所以，當共產國際正式責怪李時，李為了黨的團結隻好作出犧牲。李臨走前，周使他宣布放棄他在政治局的職務，並告訴別人，李犯了“單純軍事冒險主義錯誤”，以及“完全否認了組織力量是革命形勢成熟的先決條件之一”的錯誤。周還說服米夫不要改組黨的領導，應當讓黨自己尋求意見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