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領上海（1925~1927）

如果說周和他的新娘曾經度過蜜月的話，這個蜜月也是十分短暫的。結婚沒幾周，他就重返前線，參加了1925年10月開始的反對軍閥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並發揮著重要作用。

黃埔軍校學員是第一軍的主要成員，周是政治領導人。跟從前一樣，在他的指導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政治宣傳運動，吸引周圍的農民參加革命。部隊紀律嚴明，不許拉夫，不強占私房。由於周的影響，據說，該部5個師中有4個師的政治工作是由共產黨掌握的。

周被提升為特派員(6)負責東江地區汕頭一帶的工作。汕頭是這次戰役中要占領的關鍵城市之一。有一位中國傳記作家評論道：“27歲的周身穿漂亮的國民革命軍服，係一條時髦的薩姆布朗武裝帶。他是蔣介石武裝部隊的政治領袖，也是國民黨最大占領區的主要負責人。”東征中，周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組織了一個獨立團。他還第一次自詡，這是一支歸屬自己領導的精銳部隊。在廣東和汕頭他下榻的旅館裏，門衛們都尊敬他，就連他的共產黨同誌們也對他敬佩不已。人們抱怨說，周在汕頭的新工作把他“忙壞了，沒空到廣東去”，而那裏卻需要他去解決同國民黨右翼分子的爭端問題。

這些右翼分子逮捕了周的秘書，因為他給共產黨總部送了一封密信，報告了共產黨在部隊裏作用的擴大。於是，他們急忙綁架了這個不幸的人，把他押送到蔣介石那裏發落。

周急奔出事地點，耐心地解釋了一個小時，為其秘書的忠心作保。共產黨可能表現得過於熱切，但是這僅僅是為了革命的成功。當各地方部隊發生反叛時，必須避免革命陣營內發生分裂，難道這不是必須優先考慮的事嗎？蔣介石完全打消了顧慮，同意周保釋他的秘書。但是，必須把他調到別的師去。後來，在向自己的部下發表講話時，蔣命令左右兩派敵對勢力全體起立，互致敬禮。

周通過一次巧妙的演說，擊敗了自己的批評者。“我本人是共產黨員，”他說，“但是，沒接受過黨的一分錢報酬，我現在還在共產黨內。共產黨沒有開除我嘛。”一場緊張局勢就這樣被他的笑語平息了。後來，周告訴共產國際的代表，如果國民黨右翼堅持作為獨立的右派聯盟活動，他將以撤回俄國援助來相挾。

1926年年初，國民黨代表大會召開，左派勢力獲勝。周的新娘鄧穎超也是大會代表，並是中央委員。她同孫中山夫人在一起工作。

共產黨領導對於自己在這次大會上應采取什麽策略是有爭議的。有報道說，周堅持共產黨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毛也出席了這次會議，並撰寫了大量文章，抨擊國民黨右派分子。他和周不得不對國民黨激進派中是否還保留著足夠的左派力量值得合作作出明確的判斷。

當蔣介石在所謂的“中山艦事件”中突然把槍口掉向左派力量時，所有這些疑團都解開了。共和國海軍的實際統帥(7)—他的上司（一位俄國人）正巧休假—3月份收到了一封偽造令，命令他乘自己的中山艦駛向黃埔港。當蔣發現這一未經許可的行動時，便懷疑是反叛，於是撤了這位司令官和許多人的職，解除了俄國顧問和共產黨政委們的職務，宣布了戒嚴令。周後來回憶說：“他也禁閉了我一天。”

蔣的日益狂妄和法西斯苗頭，震驚了共產黨人。但是，更讓人擔憂的是自己人的無能。周後來承認：“我對3月20日的事件很清楚。”他和毛澤東當時都在廣州，他們都主張對蔣介石進行反擊，但是陳獨秀主持的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

蔣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實力，達到了目的。現在，他又向俄國顧問們道歉，並開始釋放包括周在內的共產黨員。由於蔣采用後來被周說成“背信棄義、冷酷無情的強盜方法”，右翼分子開始掌權了。

在蔣的辦公室裏，周和俄國顧問們同他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要求蔣對此事作出解釋。盡管如此，蔣還是頑固不化，毫無悔改之意。他又指出，所有共產黨員都必須從國民黨隊伍中被驅逐出去。4月11日，他解除了周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的職務。接著，又解除了周的汕頭特派員一職。

4月29日，鮑羅廷召集共產黨負責人開會，討論善後事宜。據說，會上在找不到一位合適的中國替罪羊的情況下，鮑羅廷應當承擔罪責。他在中國的工作應被停止—這也意味著中止所有俄國援助。然而，周承擔了這一過失，從而減少了整個共產主義事業的損失。正是用這種辦法，知情人才用一種英雄主義的眼光來看待他。

下一步怎麽辦？共產黨員們各抒己見。受一位共產國際代表支持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已準備同蔣握手言和，並且準備以蔣為掩護，繼續進行革命鬥爭。然而，受鮑羅廷本人支持的激進的廣東共產黨員則對蔣的行為深惡痛絕，要求獨自采取行動。

“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和其共產主義盟友的第一次公開決裂。但是，期待已久的北伐戰爭的準備工作仍在進行。中國革命中的兩派力量都希望北伐勝利。因為，不擊敗勢力強大的北方軍閥，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統治南方共和政府，都是不可靠的。基於這個原因，周仍力圖吸取“中山艦事件”的教訓，共產黨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進行北伐戰爭。

與此同時，在1926年春毛接管“農民運動講習所”後，周仍繼續在這裏講授軍事課程，包括《軍事行動與農民運動》。

如果說共產黨需要蔣介石把自己推向北方的話，那麽，為了北伐的勝利，蔣也需要俄國的軍事援助。所以，兩黨仍很不情願地站在了一起。蔣同意周在黃埔軍校恢複被清除的共產黨人的職務。他的寬宏大量無疑是受到了周拚命撮合國共兩黨聯合的感染。他不僅同意周給那些受過清洗的共產黨分子以正規的訓練，而且同意他給共產黨和國民黨同樣的平等機會，均可提名為北伐軍政委。對此，周深感滿意。不過，投票時卻出現了僵局，直到周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了一位左派國民黨軍官時，僵局才被打破。正是這位軍官，在他當選後準許周推薦參謀人員。於是，共產黨又一次占了上風。

對周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時期。他迫不得已地終日同那些對他失去敬意的兩派人士打交道。有一位同誌後來回憶道，這是一種環境，它“第一次考驗了周的忍耐力，也顯示出了他應付局勢的才能。他對所發生的一切從不解釋或回答。根據我們的決定，他在黃埔若無其事地履行著教學職責，並對蔣介石更加尊敬”。

1926年7月，矛盾重重的中國人聯盟加上他們的俄國顧問們發動了北伐戰爭，以使上海和北京也加入共和政府。周是第一軍團的政治負責人，(8)在沿海一帶開展活動，武裝工人和農民，支援革命軍。

這時，周的家裏出了一點事。正是在這個時候，周的夫人在廣東懷孕流產。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孩。這也是他倆最後一次有孩子的機會。由於革命的需要，在他們結合的時候，他們的命運便同中國革命緊密聯係在一起了。他們的孩子是中國的下一代—包括他們收養的幾個孩子。這一代人的自由與尊嚴將因他們的犧牲而得到顯著擴大和提高。

1926年年末，共產國際代表發表了《中國問題之研究》，要求中國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支持國民黨左派的反右鬥爭。周響應莫斯科的號召，讓同誌們加入蔣介石的部隊，壯大蔣的力量，在蔣的部隊裏英勇作戰。

根據一種觀點，現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的時候了。上海是全中國最大的工人集中地，而此時又處於北伐的共和部隊的必經之地。10月份那裏發動過一次不成熟的無產階級起義，結果失敗了。不久，他們又為占領上海作準備，製定了工會領導人政治條例，並偷運武器。

1927年2月底，上海工人舉行第二次起義，30多萬工人參加了大罷工。北洋軍閥派出殺手，殘殺人民。他們曾真誠地指望蔣介石命令他的北伐部隊按時行動，保護上海工人免遭軍閥鎮壓，但他們卻大失所望。總之，工人們沒受過武裝奪取城市的充分訓練，結果起義失敗了。

周焦慮萬分，為了準備第三次起義，他著手加強他的政治領導。他並沒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對工人階級也不太了解，而且既無起義指南，又無蘇聯顧問的指點。這些武裝起義完全是他自己智慧的結晶。周仍然低估了蔣的對抗性。在他的頭腦中，他大概以為起義失敗是運氣不佳，或同蔣關係疏遠所致。然而，他沒有在自責上浪費時間，而是忙於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上海起義。在法租界的一所學校裏，他重新訓練工人，負責秘密準備襲擊政府軍和搶占更多的武器。

有人認為，在安德烈·馬爾羅的小說《人的命運》中，那位名叫京吉索（Kyo Gisors）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周。這是一本關於上海革命的最著名的西方小說。不過，書裏的京是位有一半日本血統的人，死在獄中。此外，兩人還有許多不同之處。該書可能描述了這些事件的一些背景，但周後來對該書的評論是“事情並非如此”。

這一次，周的指揮部設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內。300名狙擊手組成了“鐵軍”，接受毛瑟槍的使用訓練。這些槍支都是偷運到上海的。武漢的國民黨左派政府，每月撥給經費3萬元，由周和他在上海的共產黨部屬顧順章共同分配。顧是一位受過俄國教育的機械師、魔術師及秘密社團的人物，他因能赤手空拳同敵手搏鬥並不留下蛛絲馬跡而知名（後來他成了周的一大包袱）。3月21日，他們采取行動，舉行總罷工，關閉了上海的工廠。5000名武裝工人第一次攻占了警察署。隨後，又占領了上海警備區兵營。

周率領200人奪取了郵局、警察總部、軍火庫及火車站。一位外國記者在他的電訊中說，巷子外邊和閘北那“令人討厭”的旅館外，周的5000名衣衫襤褸的武裝工人匯成了一股人流，慶祝勝利。軍閥的士兵紛紛敗退，周宣布“平民政府成立”。周評論說：“兩天內，除租界外，我們占領了所有地方。”

周焦急地等待蔣介石的部隊給予增援，以鞏固這一勝利果實。此間，工會控製上海達3周，紅旗在城市上空高高飄揚。但是，沒有國民黨部隊的援助，上海再度淪陷不過是輕而易舉的事。

這時，共產黨采取了一種政治行動，不斷向蔣介石施加壓力。汪精衛與陳獨秀在國共兩黨聯合宣言重申了他們的聯合，否認了兩種自相矛盾的謠言。一是說共產黨準備成立工人政府，打敗國民黨；一是說國民黨準備向共產黨宣戰，鎮壓工會。

30年後，他對1927年的上海起義作了如下評述：

“我負責領導武裝起義，但是缺乏經驗，對政治動力也理解不足。我是一位出自封建家庭的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的聯係很少，因為我沒參加過生產勞動。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國外開始的。革命知識有限，僅僅是些書本知識。”

為了證實到底誰有經驗、誰有力量，3月21日，蔣介石把自己那裝備有機槍武器的部隊開至上海附近。4月12日，部隊呈扇形穿過工人住地。共產黨糾察隊員們遭到了襲擊。國民黨與秘密社團已訂過協約。這些社團是一些流氓團夥，它們在很多方麵真正控製著上海。這時，它們興高采烈地攻擊工會領袖。中午時分，工人武裝倉促應戰，並受到機槍火力的追擊。蔣想一舉全殲對他有威脅的共產黨。於是，開始了血腥鎮壓。5000名共產黨員慘遭殺害。一位目擊者說：“頭顱滾動，猶如成熟的李子，充滿溝渠。疲憊不堪的劊子手們揮動著大刀，拉布風扇的人在一旁一下一下地為他們扇風。”

蔣懸賞兩萬大洋捉拿或殺死周恩來。在這次襲擊時，周正在商務印書館的大樓裏。國民黨搜查的前幾分鍾，他溜掉了。共產黨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被捕、遇難。有的在嚴刑拷打後，他們出賣了自己的同誌。後來，陳獨秀批評周沒能說服工人解除武裝，結果才使蔣的部隊找到了殘殺他們的借口。然而，周回答說，共產黨不是要過早地放下武裝，而是應該加強軍事力量。這樣，作為一個政黨，他們才能確保自己的獨立。

在共產黨奪取最後勝利的平靜的50年代，周對上海慘案作了這樣的解釋：

“我們的領導人缺乏經驗。我們既不知道如何利用我們的勝利成果，也不懂退卻的策略。上海工人和鄰近鄉村的農民們都有準備，可是，我們卻沒有準備好聯盟組織。結果，蔣才能打垮我們。”

國民黨來後，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對待共產黨人，他們毫不留情，不問青紅皂白，立即處決。同情共產黨的嫌疑工人也格殺勿論。許多人被扔進了火車爐裏。然而，共產黨領袖們還在舉棋不定。這個時候想逃跑是不可能的。當周被扣留時，他的運氣不錯。據說，黃埔軍校一位可敬的軍人—周救過他的一位兄弟的命—想報答周。當周被扣時，他佯裝不認識。另有一種傳說，這位師長的兄弟曾是周在黃埔時的學生，是他幫助周逃跑的。第三種說法是，周被判死刑後，“某人為周良好的品行作保”，把他保釋了。還有第四種說法，說周被捕後和其他人一起被關押在市政府內，最後成功地越獄。當然，這些傳說不可能都是真的。

不管怎麽說，周逃脫了，離開了上海。據說，他“刮去濃密的眉毛，蓄著胡子，灰黃色的臉上貼著紗布”。他大膽地申請國民黨通行證。他仍然是懸賞捉拿的對象，而且這時的懸賞金額增至8萬元。在火車站，周躲開了那些張貼印有他照片的通緝布告的國民黨警察，化裝後的他乘車逃離了上海，加入武漢的共產黨領導層中。

有趣的是周住在武漢一位老朋友家裏，此人是國民黨軍官。然而，“蜜月”已逝，不僅國共兩黨之間的親密合作宣告結束，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之間的友好關係也終結了。蔣介石在上海的暴行，使他的自由主義派分子難以容忍。當汪精衛在武漢領導著勢單力薄的左派時，蔣則以南京為基地，留在那裏統率著裝備精良的右翼部隊。最終，爭奪中國的這場戰爭是在國民黨左派與國民黨右派這一複雜範圍內左右搖擺。與此同時，中間是處境艱難的共產黨和自由派民族主義政黨，他們自稱要聯合起來，結果卻漸漸分開了。

現在，周放棄了他的國民黨員身份，一心致力於共產主義事業。戰爭中他曾表現得英勇無畏，如果說他對蔣的計劃曾經有些天真的話，那麽現在他在黨內已經是一個經過風浪的無畏的戰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