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 論

毛澤東盡管有五卷“選集”和一副學者的外貌，然而從本質上講，他是個重於行動的人。他對社會變革的結果比對隱藏其後的理論更有興趣。有位易動感情的學者曾經對他說，共產主義很可愛。毛澤東答道：“不，同誌。共產主義並不可愛；共產主義是我們消滅敵人的鐵錘。”

最初推動毛投身於民眾生活之中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他在晚年評論說：“社會把我們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誰想到搞馬克思主義？聽都沒有聽說過。聽過還看過的是孔夫子、拿破侖、華盛頓、彼得大帝、明治維新、意大利三傑，就是資本主義那一套……”始終催毛奮進的是對一個必須推翻的不合時代潮流的社會結構所束縛著的人的尊嚴和平等的關心。

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是位粗莽的哲學家。他對理性建樹頗有興趣，但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徹底的偉大思想家。他對共產主義理論的貢獻就是用普通民眾和教授都能理解的方式進行表達，同時使之地方化，以便中國人民能和歐洲人民懂得一樣多。

的確，毛具有長遠意義的成就之一，是把共產主義從其歐洲無產階級的發源地中解放出來，並將它的基本原理應用到其他大陸、其他國家和其他複雜的社會現實中來。毛澤東力圖用適用於人類社會所有發展階段和可以為各種類型的革命變革提供依據的普遍性範疇來重新表達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特別是他把農民放在提前為工業無產階級的精英們準備好了的馬克思主義地圖上。他告訴馬爾羅(22) ：“你知道在我們之前，人民當中沒有人向婦女和青年發表演說。自然也沒有人對農民演說。這是第一次，他們每個人都卷入了生活。”在這方麵，毛是代表整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來講話和行事的。

推動毛前進的內在力量是對最殘忍的家夥們的憎惡，它出自毛個人的反抗意識。他的父親就拒絕在理論上把他當做一個平等的、獨立的人來看待，如果這在實際上受到局限的話。他和父親的爭吵逐漸聞名鄉裏。毛決定從他生長的村子韶山出走，決心要證明父親錯了，證明自己的判斷比父親高明。另外，毛澤東也想借機提高自己的學識和品格。10歲的時候，他肩上挑著一點東西，第一次企圖逃離祖祖輩輩居住的家鄉。

一踏入社會，他便備嚐各種父權人物的歧視—它們來自社會地位較高的同學、傳授知識的老師、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培育較多的共產黨同仁，以及擁有中國人所缺乏的各種技術和特權的外國人。

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狀況看，毛當時是位引人譏笑且無足輕重的人物，他唯一的渴求是彌補受教育的不足。正如毛澤東自己在傷感的回憶當中敘述的那樣，在北京沒有人肯為一個年輕的“說南方土話”的圖書管理員花費時間（令人驚異的是，拿破侖、斯大林等都有過類似的坎坷）。

在此情況下，毛並未僅僅停留在氣憤上，因為他意識到了自己不為中國精英、中國傳統、中國社會製度所接受，他決心在它們的歧視中和農民打成一片。隻要他被接受為領袖，農民就有機會變成現代的不受束縛的人群。但是，一旦他的領導遭摒棄，農民的利益就會被忽視。在“**”期間的一次會議上，他說：“我是個被別人五次趕下台又請回來的人。所以，群眾領袖不是自封的。他的地位是在群眾鬥爭中得來的。”這個明確的鑒定人的標準在最初幾年裏是毛澤東博得擁戴者的廣泛熱愛的因素之一。

外交部長陳毅說：“毛主席是一個……受過汙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過職，受過黨內審查，被宣布為機會主義者，蒙恥受辱，被送往後方休養。沒有人去看望他，因為誰也不敢接近他。”

中國共產黨內其他潛在的領袖，在或多或少地遵循傳統的中國民眾的生活習慣的同時，總顯出有更多的興趣讓他們的莫斯科老師們高興。但毛澤東卻說什麽也不追隨俄國人，他開創了一種新的大膽的領導方式。《水滸》裏的羅賓漢式的英雄的浪漫的平均主義思想給予他的鼓舞同歐洲馬克思主義理論給予他的鼓舞幾乎相差無幾。他教導說，人是平等的，即使他們完全沒有受過教育也一樣—這在中國是個全新的概念。毛最精彩的論述之一是他在“文革”初期的陣痛中所作的一次講話，其中談到，愚民對暴君有利，而讓人民聰明起來則對我們有利。毛為婦女的權利而戰，為青年學生有權利對他們受教育的製度發表意見而戰。

所有這些都是認為共產主義應當建立在一個由獲得了解放的個人構成的社會基礎上的遠見卓識的一部分。20世紀40年代後期，毛詳細地闡述了共產黨將在必須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所遵循的綱領。甚至在共產黨人掌握了政權以後，他仍然認為要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在個人的解放完成後，要讓人民準備過現代生活。實際上，1945年甚或1949年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不成熟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毛寫這些東西是展示給美國觀眾看的；當然也是在尋求解除中國右翼勢力中潛在對手的武裝。但他的理論中有一點是真摯的，當1949年以後實現社會主義的力量積蓄起來時，他無疑調整了自己的觀點，辯論說社會主義和個性—假如你喜歡可以稱為集體和個人的現代化—作為中國人生活中的兩項革命應該同時展開。然而，這一合理化進程中的缺點他卻從未承認和探究過。

困難在於中國人頑固地拘泥於他們過去的行為方式，在新的合理的替代方式培植起來以前，毛的許多精力不得不花費在努力改變不合理的傳統上。他的“紅寶書”中的撒母耳微笑成分便是一例，讀者會發現其中的某個段落在一份《人民日報》的頂端曾大加宣傳過。毛的聲音出現得那麽經常，當他的革命在由舊社會塑造的個人構成的基礎上展開的時候，這聲音是正確而合理的。

例如，在1956年他說：“要教育出國同誌，要老老實實，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的、壞的、中間的都給人家看……我國有小腳，別人要照相，讓他們照，衣服穿得不好，不怕難看，在外國人麵前撒謊，總有一天會揭穿的。”任何訪問過中國的人都會認識到，這些話是多麽需要說出來，又是多麽需要不斷地重複。

然而，毛忘記了自己也應當是一個與別人平等的人。這並不是說他有腐化現象，在物質生活方麵，他比起任何同僚都更樸素、更無追求。的確，他作為領袖因為經常穿著帶補丁的衣服、磨破了的袖口、鬆鬆垮垮的短襪出現在人們麵前而聞名世界。不過，使他難於與人相處的是他的孤僻。他始終與其他人保持著一定距離。甚至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政治夥伴的江青最終也不得不承認，她既不理解他，也無法了解他。蕭三在學生時代就認識了毛，後來他雖站在共產主義的對立麵，但仍與毛生活了一段時間。蕭承認，“毛是我們當中最複雜的人物……沒有人真正了解他。我比其他人認識他的時間都長，但我從未摸清他的底蘊。”

陳毅解釋說：“當他掌權時，所有同誌都把與他的分歧掩蓋起來。他也不準別人向他道歉。”這可以作為毛的品格的證明。但實際上恰恰相反，他不準備和這些人開誠布公，過去他受到過他們的傷害，他擔心將來會重演。

通過不允許同僚在理性和原則的基礎與他有分歧，毛確立了自己一貫正確的前提，從而強行建立起一種個人專製。他告訴馬爾羅：“我的理想沒有實現。我總感到是這樣。”毛澤東喜歡辯論上的短兵相接，寧肯與對手直接對壘，而不願搞不端之舉或退縮不前。他曾經說過：“思想要交鋒，你一刀，我一槍。不交鋒，就缺乏明確性、徹底性。”但是，毛從來忍受不了失敗，他是一個糟糕的失敗者。

毛澤東在加入中國共產黨的56年間，還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了聲勢日減的所謂黨內“十次路線的鬥爭”上。在1949年以前的曆次鬥爭中，甚至在50年代初期的高崗事件中，毛反對其對手的行動可以說是出於保護黨獨立於蘇聯人的控製之外的需要。可是，當1959年他轉而反對彭德懷元帥時，他便開始犯嚴重錯誤了。彭對“大躍進”中經濟政策的批評切中要害，而且表達了黨內廣泛存在的看法。後來，毛的某些擁護者對劉少奇的責難更令人發指。劉是位忠實而坦誠的人。當然，為了避免招致黨內的混亂，他一直忍辱負重，聽憑毛的訓使。

在“大躍進”和“**”—毛澤東的兩項最大的實驗都失敗以後，毛隻能和一些二流人物—林彪、陳伯達、江青待在一起了，當然還有個別例外。大概可以預見，毛或者尋求打倒他們，或者尋求約束他們的行為。

上麵說的那個例外是周恩來，毛和他的關係是極其微妙的。周沒有毛的領導魄力。但周身上有一種能使其成為他人思想的執行者，成為一位大臣而非君主的品質。確切地說，他可能更願意去做別人讓做的事情。自1935年遵義會議上，周把指揮棒交給毛以後，周一直是毛最好的外交家和助手。

毛可能富於報複性，但是，他對待反對者並不殘忍，至少以其他中國統治者和共產黨統治者的所為作尺度來衡量的話是這樣。整肅在規模上沒有蘇聯那麽大，在導致死亡和肉體侵犯的程度上也不及蘇聯。毛希望對手們能從自身的經曆中吸取教訓，改變立場和觀點，甚至允許他們從監禁地或接受再教育的農村返回，清除錯誤思想，治病救人。

毛的缺點是無法和對自己的判斷缺乏信心且不因毛說什麽而改變觀點的人共事。他越來越不喜歡這樣的同僚，有時甚至以個人的好惡報複他們。但毛的個人專斷不是那種導致殺戮的或者監禁同僚的過分的個人暴虐，而是表現為不善於和真正有才華的人合作。

盡管毛有著光輝的思想，有和農民打成一片的真摯情感，後者使他產生了高度自信並決心實現他的理想，但是，毛缺乏讓理想和情感發揮效用的實際的政治與管理技藝。他也沒有起碼的在一群政治家和管理家著手實現其理想的工作中進行指導的能力。促使他登峰造極、穩居領袖高位的精力出自他的個性。而這種個性又悲劇性地妨礙了他信任那些有著同樣理想並能和他一起工作來逐步實現理想的同僚。

用毛不可能實現的雄心大誌作標準來衡量，他的政治生涯隻能說是失敗。他的確領導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以前幾個世紀的數代人相比，9億百姓過上了相當不錯的生活。由於“**”的客觀作用，中國現在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不再溫順地等別人告訴怎麽做，而是要堅持滿足自己的要求。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未來幾代人可能會譴責毛在共產黨人統治的第一個四分之一世紀裏，沒能有效地利用國家的政治安定局麵。那個時期，在令人發狂的政治口號喧囂起來以前，本來可以在斯大林主義模式的基礎上做更多的事，建設國民經濟。以後的曆史學家也許會說，毛在一個很多人並不關切人的尊嚴的時代過於熱心地堅持維護人的尊嚴—但是，在經濟基礎建立起來後，它就變得急需了。毛在“大躍進”中對經濟做得太多，而在其他時期又大概做得太少了。

如果毛能夠把類似“**”和“大躍進”這樣兩種其中都含有激動人心的積極因素的實驗結合起來，如果他能夠更好地理解同事並願意和他們一起共事，中國今天也許可能處在一種更令人欣慰的境況中。一個人不可能完美無缺，對毛這樣一位英雄不能過於吹毛求疵。許多中國人明顯地為有這樣一位英雄而高興，並且極樂於把對毛的統治的不滿意之處歸咎於他的下屬。

像穆罕默德·甘地—一個在地位上唯一能與毛媲美的當代亞洲人士或世界人士—一樣，毛天生就是一位導師。和甘地一樣，甚至更甚，毛把改造世界的願望從教室裏帶到政治競技場中。他在解放人們方麵是光輝的，但在管理複雜的政治事務方麵則是不成功的。與甘地不同，他不願放棄權力，盡管1958年以後存在著不利的政治條件。他頑強地抱著他的權力，固守著他的信念，如同當年讀書時在老師麵前錯誤地抱定《三國演義》不放一樣。

最後，誰能否認從韶山到北京乃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曆程呢？誰會刻薄到足以說出毛過大於功的話呢？誰會妒嫉毛的聲望和傳奇生涯呢？他來自中國“受虐待的一方”，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所以，他後來非常熱愛學習。他所知道的是貧困、墮落、剝削和非正義—他花了整整一生的時間盡最大的努力和這些東西戰鬥。毛所進行的是貫穿整個中國文明國度的革命，這個國家就像整個歐洲那麽大。

毛澤東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武器，是因為他在需要武器的時候，馬克思主義正處於時興階段。他開始指導自己的黨逐漸樹立起一種現實的觀念，即重視農民的作用。這個階段構成了中國人口中的龐大多數，並顯示過他們是如何戰鬥的。

毛能使黨掌握政權是因為他的敵人腐敗，以及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掉以輕心。一旦掌權，毛便迅速地把中國的經濟結構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這一製度抵製歐美的工業化模式，堅持保護人，哪怕以速度和經濟比例為代價。

在20世紀40年代擊敗了日本和蔣介石後，50年代毛又宣布向地球開戰，60年代則向人的本性挑戰。他總是走極端—企求百花齊放運動中徹底的言論自由，“大躍進”運動中個人的集體主義精神，“**”中領導與被領導的完全平等。每一種嚐試都失敗了，因為沒有黨的支持。然而，每一種實驗後，總有些沉澱積存下來，它們使中國的共產主義，使中國的國家生活具有了自己的特點。

無論如何，隱藏在成就後麵的那個人仍然是個謎。一個精力充沛的人物，蘊含了對權勢的憎惡和因教育或教養被社會拒於門外的憤怒，他的一生波瀾壯闊，不斷從打擊中站起，並且這些打擊似乎沒有給他留下創傷。他說服了許多最親密的親戚和朋友參加到他的革命事業中來，然而，他見到的僅是他們一個個地犧牲在為革命成功而進行的殘酷戰爭中。從他的幾次婚姻生活中，我們隻是偶然瞥見一絲感情的流露。在他的孩子們的兒童時期，他愛他們，但一俟他們成年，他便顯得嚴厲而冰冷了。最後，沒有人贏得他的心。對他來說，人的感情是第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