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和尚打傘（1970~1976）
1970年8月，毛在“**”中最主要的合作者林彪和陳伯達企圖進行一次政治奪權。很明顯，他們相信毛已經成為一位令人生厭的領袖，而林彪對軍隊的控製將迫使其他政治家站到他們的過激政策一麵來。這個計劃就是，讓林彪就任國家主席，讓中央委員會通過一份由陳起草的關於天才在曆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的決議。將會成為林彪集團的總理的陳顯然認定，林彪比毛本人更堅定地執行毛主義的政策，而且更有力量工作。
林背著毛搞陰謀，並想在毛活著的時候成為國家首腦的想法使毛異常動怒，以至周恩來和憎惡林彪的將領居然能說服他放棄林、陳這兩個追隨者。麵對此狀，林大概決定犧牲陳伯達，以便自己安然脫身，因為這個時期隻有陳伯達被免去了領導職務。中央委員會在中國的新憲法草案中插入了下列語言，毛“作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首腦和全國與武裝部隊的總司令”在有生之年實施統治。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毛在講話中指出，他的敵人“……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麽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指毛、周和康生。—著者），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誌……他們發難……共兩天半……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
毛評論道：“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天才是靠……集體智慧。”
毛指出，林的一些講法是錯誤的。“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
毛把陳伯達的思想批評為典型的“唯心論的先驗論”。會後，陳再也沒有公開露過麵。
毛如此殘酷地攻擊一個過去曾經與他過從甚密，並為他的傳奇色彩貢獻匪淺的同事，似乎令人費解。
但不管怎樣，此時毛在中央委員會裏的影響可能非常之小，以至於他無法阻止周恩來和將軍們，以及那些希望切斷自己與極端主義分子的聯係從而逃脫懲罰的左傾分子們，作出他們希望作的決議。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陳的倒台被黨內的許多幹部視為毛的激進政策現在正為黨所拋棄的征兆，因為那種激進政策是陳積極幫助製定的。
3年後，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正式將陳伯達逐出領導集團，並斥之為“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在許多中國共產黨人的眼裏，所有這些一定會大大損傷毛對人的本質的判斷力方麵的聲譽，因為主席曾經和一個證明完全是異己分子的人那麽親密地共過事。
毛自己肯定也有這種顧慮，因為廬山會議後，他馬上發出了一封致全黨的公開信來解釋自己的立場。“陳伯達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長期以來，陳伯達一直和我爭論天才問題，認為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從實踐中或者群眾中培養起來的，讓我承認他是個天才。他這麽做不為別的，就是想當國家主席。在我看來，他是一個投機分子……
10月1日，埃德加·斯諾和妻子出席了一年一度的國慶節慶典。在巨大的觀禮台上，毛讓他們站在自己兩旁，而對城樓下遊行的百萬中國市民，俯瞰天安門廣場。這是美國人第一次獲得如此之高的榮耀，外界普遍認為它是一種和解的姿態。毛對於美國的思想路線，當然沒有變。是年早些時候，他在有關印中關係的一次講話中提到了“尼克鬆的法西斯主義暴行”。
1970年11月，毛長期等待的美國承認終於有了突破口，它是作為巴基斯坦前總統葉海亞·汗進行國事訪問的副產品而出現的。幾星期前，這位巴基斯坦人曾在白宮與尼克鬆總統交換過意見，現在他給周恩來帶來了一封尼克鬆的私人信件，信中建議由一名高級美國人士訪華。周對此未作任何鼓勵，但答應晚上和毛商量一下。
令葉海亞·汗驚訝的是，第二天周告訴他，中國歡迎尼克鬆的建議，並非常高興接待“一位高級人士”進行麵對麵的會談。周還說，毛自己評論道：“這是第一次通過一個國家首腦把一個國家首腦的信轉交給一個國家首腦。
當1969年最北端的中蘇邊界黑龍江和烏蘇裏江劍拔弩張之際，美國人的行為無疑是最能激發毛的興趣的東西，它促使毛改變了主意，邀請尼克鬆。具體細節尚不清楚，但至少尼克鬆曾經拒絕給蘇聯攻擊中國以道義上的支持。
在這些戲劇性的變化過程中，埃德加·斯諾一直在中國旅行。12月10日清晨，在北京飯店他很早就被叫醒了並且得到通知去毛在紫禁城的寓所裏吃早飯，他們一直談到下午。
斯諾注意到，“他有點感冒。他疑惑不解地大聲說，醫生好在哪裏。他們連感冒這樣的小病都防止不了，浪費了那麽多時間。”他同意斯諾的建議，試服幾劑林諾斯·保琳醫生推薦的維生素C。
他們討論了斯諾寫的關於他們六年前的那次談話的文章。那時，毛聲言，中國存在著“個人崇拜”，而且有存在的理由。但現在，無疑，個人崇拜搞過了頭。毛說，對於人民來講，要克服三千多年以來崇拜帝王的傳統習慣是非常艱難的。他列舉了給予他的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他的評價是，真討嫌。它們最終都要被丟棄，隻有“導師”會保存下來。自年輕的時候在長沙以來，他時常當教師，現在仍想保留這種身份：“其他的頭銜統統丟掉。謝謝”。毛又一次說他“會很快去見上帝”。
斯諾談起了中國最近控製生育方麵的進步。毛領會了他的意向，說，不。農村婦女仍然想要男孩。假如第一個是女孩的話，她們會繼續生育，力圖有個男孩。斯諾又談到了美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毛則談了他對中國和美國人民的殷切希望：如果蘇聯沒有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那麽，毛將寄希望於美國人民。美國比其他國家具有更高的工業生產力和大學教育水平。他將很高興看到那裏出現一個革命政黨，盡管他並不奢望最近的將來它就能產生。
毛繼續說，中國正在研究允許美國的左、中、右三派人物訪華的問題。像尼克鬆這樣的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右傾人物可以允許來嗎？是的，毛自問自答道，尼克鬆應受到歡迎。因為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問題，必須和尼克鬆一起來解決。毛將很高興與他會談，不管他作為旅遊者來還是作為美國總統來。
中國還將學習美國通過分權—把權力和財力下放到50個州中—而獲得發展的經驗。中央政府不能包攬一切，中國的未來要依靠地區和地方的主動性。
斯諾問道，蘇聯人是否怕中國。毛回答，據說是這樣。一個人甚至會害怕屋中的幾隻耗子，也許他擔心它們會吃掉糖果。如果有必要，爭論將不得不繼續一萬年。但是，柯西金來的時候，毛卻告訴過他，會談後蘇聯人可能要被指責一千年，不會再多。
蘇聯人看不起中國人和其他許多國家的人民，認為自己隻要發一個命令，其他人就得遵守。他們沒有意識到有人不想這麽做，其中就有謙卑的毛本人。中蘇兩國的思想分歧現在已變得水火不容，但他們最終會在兩個國家之間解決存在的問題。
當這一天的上午結束時，毛陪同斯諾走到門口，並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帶著一把破傘漫遊世界的孤獨的僧侶。漢學家指出，中國短語“傘下僧”是個雙關語，意指“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1971年初，毛開始反擊林彪，他改組了華北和北京地區的軍事領導機構，撤換了38軍中親林的指揮官，並把該軍調出北京，這樣一來，便抽掉了他的前副職的權力基石。同時，毛及其私人隨從悄悄搬出中南海，因為他們的敵人已潛入那裏。後來，他們聲稱，在中南海吃、睡都不安全。
林彪及其妻子、兒子計劃在遙遠的上海或其他中國中心城市孤注一擲，發動反毛的軍事政變。林的兒子作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與空軍有著關鍵性的聯係。
3月18日，這位林家少爺對兩位空軍高級將領說：“我們必須製訂一個政變計劃。”還說“子爵（指他媽媽）說必須注意安全”。
兩天後，第三位空軍高級將領抵達上海，參加了討論，最後，在3月22日和24日之間，著名的《571工程紀要》出籠了。中國“五、七、一”的諧音正好是“武（裝）起義”。
林能繼承毛的禦座的各種方式都由他的追隨者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根據其中一人的坦白，他們感到和平演變是最理想的，但需要5年或6年的時間，在此期間可能發生很多變化，“沒有人能夠預見領袖（指林彪）目前的地位能保持那麽久”。
林彪畢竟有可能被他人取代。“一切都無法預料。主席的威望那麽高，他要叫誰倒還不是一句話。”另一位助手表示異議：“統帥是主席自己選的。”“劉少奇也是他自己選的。”第一個說話者反駁道。於是寧肯提前采取奪權行動的計劃便訂了下來。
要想保住林的地位以便繼承毛的權力，一種方式是除掉張春橋（被認作林的主要對手）；另一種方式是“危及主席的個人生命”，但這會導致難以控製的政治局勢的出現。
4月，毛運用他所喜愛的側翼擊敵而非正麵進攻的策略開始行動。他安排了一次有99位高級幹部參加的會議，會上進一步批判了陳伯達，而且要求忠於林的5位將軍（包括林的妻子）做自我批評。周恩來主持了這次會議。林的妻子非常緊張以至於想馬上實施571工程，但林決定等一等。
8月中旬，毛離京去各省秘密巡視以搞清林彪的行為和作用。他攻擊林在政治上利用葉群，對此，他的許多聽眾肯定在內心裏認為，這也適用於江青。毛說：
“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4個人(20) 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麽大的權。我的秘書隻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
這無疑是要消除下述事實給毛自己的聲譽所造成的損害，即陳伯達長期以來是毛的私人秘書。當然，毛的話也拉開了自己與妻子的距離，後者在毛最後的政治鬥爭中正走向舞台的中心。
接著，毛列舉了“十次路線鬥爭”，在這些鬥爭中，他對黨的領導（實際的或潛在的）一度受到威脅—這就是1927年的陳獨秀；1928年的瞿秋白；1930年的李立三；1931年的羅章龍；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1935年的張國燾；1953年的高崗；1959年的彭德懷；1967年的劉少奇和1970年的林彪。
當毛正在發表上述談話的時候，據說林的人正計劃在從杭州到上海的路上炸毀他的火車。但是，林的女兒豆豆，良心發現，急衝衝地跑去告訴了周恩來這一陰謀，周得以及時地向毛發出警報，毛的生命因此得救。當毛於9月12日未損毫發地返回北京之際，林乘一架空軍三叉戟飛機，掉頭逃往西北，大概是要去蘇聯。但是，飛機於淩晨2點半墜毀在蒙古境內，據報道，9位乘客全部罹難。反叛結束了。
毛對林總懷有某種輕蔑，可能是因為林智慧有限。這位瘦削的、一味順從的、優柔寡斷的人物完全缺乏領袖的魅力，令人驚異的是，他在中國領導層內居然爬得那麽高。隻有勃勃的野心驅使著他。在一次莎士比亞也會歎為觀止的講話中，毛說：“林……一天吃一斤多肉，還是沒有胖。就是10年以後他也會這樣。”整個世界仍然等待林彪衰亡的真相，對此，隻有毛主義者知曉。但是，至少可以說，林未能組織一次成功的暗殺。
幾天之內，林死後的聲譽便受到全中國的咒罵。一家省廣播電台把他罵成“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
1972年2月21日，最讓人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尼克鬆總統飛抵北京會見毛。多少世紀以來，諸侯王公攜貢物來到紫禁城，但從未有過一個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的首腦來到這裏向中國領袖致意。
尼克鬆在飛機降落後的三個半小時內，就在中國電視攝像機下坐到了毛的辦公室裏。毛在一位秘書的幫助下站起來。
當他握住美國總統的手時，第一句話是：“我說話不太利索了。”後來，周恩來告訴尼克鬆，主席患支氣管炎大約有一個月了。這次握手並非僅有的一次，在後來的會談中他又握了一次。尼克鬆在日記裏將它描繪為“最感人的時刻”。當毛伸出手時，“我也伸出手，他握了大約一分鍾。”
當時在場的基辛格說，他曾讓哈佛的學生閱讀毛的著作。毛作了一個表示反對的答複，但尼克鬆評論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的進步，改變了世界。”
毛堅持道：“我沒有改變世界。我隻是改變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他們善意地取笑了毛和蔣介石各自給對方起的名字，以及基辛格用漂亮姑娘作秘密訪問巴黎和北京的掩飾的技巧。
毛暢笑著說：“你上次競選時，我投了你一票。我喜歡右派。”他繼續熱烈地談著他的話題，並提起了愛德華·希思和德國的基督教民主黨人。他吐露說：“這些右派當權，我比較高興。”
尼克鬆事先作了充分的準備，所以他當著毛的麵引用了他一首詩中的一句話，毛現出歡愉的微笑。在最後的笑談中，毛又說，當資本主義被擊敗的時候，尼克鬆和基辛格，作為個人，不要在被打倒之列。
他解釋道：“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
亨利·基辛格發現毛“……異常超重，但有著驚人的支配周圍事物的能力。的的確確，他有意誌力。毛……用這種意誌進行統治”。
“我們隻談了一個小時多一點，我實在無法知道毛在一天之內是否有比一個或兩個小時更多的有效的精神力量。但他身上的確能夠發出一種幾乎讓人感覺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最近，我重新翻閱了我們會談的記錄，發現它是一出瓦格納戲劇的序曲。後來我們和周恩來會談過程中所討論的每個問題幾乎都在同毛的談話中提到過了。
尼克鬆訪華提高了毛的威望，大概毛在同意這次訪問的時候已經心中有數了。在取得這一成功後，毛的同事要想再次讓他靠邊站肯定是很困難的。但是，黨內的激進分子則把這次訪問視為令毛丟臉的事情。他們的觀點可以從幾年後據說是中國外交部部長喬冠華所作的一次內部講話中窺其一二。這次講話是關於菲律賓第一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訪華問題的。喬解釋說，伊梅爾達是“通過一次選美比賽挑選出來的”。“她是腐朽的資本主義製度的產兒，在這種製度下，資產階級玩弄婦女。從這裏你可以知道菲律賓總統及其夫人代表的是哪個階級。但是，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我們必須和他們會談，就像我們不得不邀請尼克鬆並和他會談一樣。毛主席的光輝就在這裏，他能辨別什麽是重要的，什麽是不重要的。
尼克鬆之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他是來和周恩來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後來，兩位國家首腦一起去看望毛。
毛問他們：“你們吵完了嗎？爭吵對你們有好處。”
“我們進行了友好的會談。”田中謹慎地答道。
毛繼續說：“隻有通過爭論才能成為真正的好朋友。”
然後，毛又簡略地談到食品和飲料：“不要喝太多的茅台，那樣對你有害。”
田中應道：“我聽說茅台有65度，但我的確喜歡它。”
“噢，不，它有70度，不是65度，”毛說，“誰告訴你錯了？順便說一句，中國有許多古老的東西，讓它們束縛住你並不好。我小的時候父親對我很嚴厲，我就造他的反……盡管如此，似乎你在日本的選舉中要度過一段艱辛的時期，不是嗎？”
田中談到了他所經曆過的11次大選，在這些選舉中他在大街上發表了許多演說。
毛評價道：“在大街上講話是件費力的工作。請你保重。”
這位日本領導人解釋說，在日本不去大街上演講，任何人都不會當選。
“你們的議會製度怎樣？”毛詢問。
“它也存在自己的問題。”
“日本好像也有許多問題，不是嗎？如果你必須走到大街上去講話，那麽，你的確有個艱辛的時期。”
毛贈給這位日本人幾本書，說：“我非常喜歡讀書。我想這對我的健康不好，但不讀上一本書，我就睡不著。
毛的妻子和一位美國人的會晤可沒有這麽簡單。後者是一位年輕的說漢語的來中國研究婦女運動的美國學者羅克珊·威特克。江青決定就自己的生活經曆和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與威特克進行一係列的會談，大概江認為找到了她的埃德加·斯諾。在1972年8月間，她和年輕的美國來訪者大約共度了60個小時，她披露了自己對葛麗泰·嘉寶的崇拜，對好萊塢電影的欣賞一類的情況。這些後來在威特克的《江青同誌》一書中麵世。
盡管江青的這次冒險得到過周恩來的同意，也得到過汪東興—毛的貼身警衛的幫助，但是，很明顯，她沒有征求毛的意見。據江青的敵人說，毛對此事非常生氣，認定江的目的就是要樹立她的聲望。毛還感到黨和國家的機密，以及個人的私事被出賣了。據江青的反對派說，由於威特克的訪問，自1975年秋開始，毛的身體和健康狀況不斷惡化。此後不久，毛就不再和妻子一起生活了。
從這時起，中國出現了下述謠言，說江青有時向毛要錢，毛把自己的一些稿費給了她。—據說，有一次數達1.5萬元。很明顯1973年以後江青的寓所搬到了靠近玉淵潭的釣魚台國賓館。尼克鬆和其他外國高級人士曾下榻於此。據說，江若想見毛，必須先寫封信。
如今，江在中國已經成為極不得人心的女士。
1973年8月，毛主持了有生之年的最後一次黨代表大會。會議由周恩來組織安排。會議通過的公報將林彪斥責為“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麵派、叛徒、賣國賊”。不管怎樣，周已患不治之症癌症，所以，毛的新接班人問題變得很難處理。
9月，蓬皮杜總統來訪。毛向這位法國訪問者說的第一句話是：“噢，至於我，已經垮了。我被病魔壓倒了。”他提到，戴高樂在回憶錄中曾批評過中國。他解釋說：“那時，什麽人都反對我們。在那種環境下，我們不得不冷漠一些……美國人說我們比希特勒還壞。至於赫魯曉夫……1955年他對阿登納說：‘幫我反對中國吧。’”
蓬皮杜說，他會見了蘇聯和美國領導人，雙方都宣布要和平，和平是有依據的。
毛不以為然地揮著手說：“我一點也不同意。早晚會爆發戰爭。最好的計劃是推斷一下戰爭的最終結果。隻有在戰後，你才能考慮和平的可能性。另外，我們也可以放鬆一下戒備。”
毛對基辛格和拿破侖作了評價：“基辛格喜歡下達簡要的命令，他的意圖經常是很不明智的……拿破侖的辦法最好。他解散了議會，自己選人進行統治。”
蓬皮杜詢問了中國的人口情況。
毛答道：“噢，連我也不曉得確切數字。我不信我們有8億。就是達到7億，我也懷疑。人口普查搞得中國人似乎總在增加，另一方麵，又總在表明收成不斷減少。”
之後，談話又迅速而概略地轉到拿破侖的戰爭，納爾遜和威靈頓，甚至亞曆山大方麵。毛的知識令人欽佩，隻是在一個小問題上出了點偏差。他說：“那位法國大使說起法語來像是帶著羅伯斯庇爾和拿破侖的口音。”
蓬皮杜指出：“拿破侖有意大利口音。”
“是的，”毛說，大概他自己想起來了，“人們都笑話他。
在最後的歲月裏，毛接見了世界上數十位國務活動家，包括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埃塞俄比亞國王海爾·塞拉西、紮伊爾的蒙博托、加拿大的圖德爾、澳大利亞的懷特蘭、尼泊爾國王奈爾雷亞、阿爾及利亞的保比·迪恩、巴基斯坦的布托、塞內加爾的桑格和尼日利亞的高汶。
1974年，毛號召進行一場新的批臭林彪，根除其思想影響的運動，並且和批孔一起展開。他的派係中的激進人物，包括他妻子，企圖把批孔的矛頭轉向溫和主義者、中間派、現實主義者—周恩來和葉劍英。毛死前所麵臨的最後一次挑戰是抑製他妻子的野心。
1974年3月，他給妻子寫信說：“……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歲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看你怎麽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
但是，江青繼續給毛寫信，毛又答複說：“即使你見了我，我們也無話可說。已經見過多次了，但你從不執行我的指示。你總是談瑣事；從不和我討論主要問題。中央委員會裏有二百多人，你要和他們交談並見諸行動。你要有自知之明。別人對你有意見，你不知道嗎？
如今，毛放鬆了對政府的控製，因為現政府是由幾乎勢均力敵的兩派組成的，非常便於平衡。這兩派是周恩來為首的現實主義者和所謂的“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期間在上海作為青年領導人提拔的紡織工人，後來突然被推上了黨的副主席的職位）—為首的激進派。
4月，當周恩來因癌症住院的時候，激進派確保自己繼承毛的權力的機會陡然增加。沒有周的堅定領導，較易接近毛的激進派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幾星期後，江青開始接待外國貴賓。
江開始憑借自己的頭銜集結政治勢力。7月，她被奉為“毛澤東思想的解說人”，直到此時，這個榮譽隻給過周恩來和林彪。新聞媒介開始大吹大擂女皇武則天—公元7世紀一位著名的統治者和一個短命王朝的開創者。平民出身的武則天原是地位低下的妃子，她抱著要在帝王的感情世界裏居於首位的雄心踏入皇宮。皇帝死後，他的兒子和武結了婚。後者幫助新皇帝妥善地處理國事，被尊為賢明皇後。丈夫駕崩後，她自己登上了禦座。半個世紀以來，武進行了無數的改革，包括婦女地位有所提高。1974年，對她的品性好的一麵和她統治期間的功績的重新討論，明顯地是與江青的政治未來有關的。
是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在他的同誌麵前批評妻子，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還告訴她：“你也是難改呢。”毛對同誌們說：“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接著又對妻子及其三位激進的同僚說，他們不應結成“四人小宗派”。
當炎熱的氣候過去後，毛又去南方旅行了。這次是去家鄉長沙。後來，他的助手回憶說，在那裏“他穿的那雙補過多次的拖鞋又破了。他仍然不願扔掉這雙拖鞋並讓助手又縫補了一次”。
但是，毛並沒有安靜地住多久。10月中旬，年輕的王洪文帶著一連串攻擊周恩來的令人動容的斷言抵達長沙。這位年輕人報告說：“看來第二次廬山會議正在北京醞釀。我沒有告訴周總理……我要來湖南。我們4個人開了一夜的會，他們同意我來這裏向您報告。當周總理休息的時候我離開了。來這裏我冒了很大風險……盡管周總理病得很重，但他正‘忙著’找人談話。經常拜訪周總理住處的人包括鄧（小平）同誌，葉（劍英）同誌和李（先念）同誌。”然而，毛對此毫無反應，隻是說這些都要雙方當麵對證。(21)
11月，毛又在江青送給他的書信的空白處親筆寫道：“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你積怨甚多……
據說，一星期後，江青又給丈夫寫了一封令人驚訝的信，在進行卑鄙的辯解和氣勢洶洶的抱怨的同時，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
據推測她給毛寫道：“我辜負了主席的期望。因為我沒有正確的自我評價，醉心於過高地估計自己。我的頭腦一直很糊塗……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確實讓人恐懼。我驚醒了……自從九大以後，我幾乎無事可做。我被冷落了，幾乎沒有工作……後來，她的敵人指責說，她還要錢和官職。
毛的反應是，拒絕承認她清閑。他寫道：“你的工作是研究當前國內和其他國家的形勢。這已經是個很繁重的任務了……不能說你無事可做。
第二個訪問毛的人是他年輕的侄女王海蓉，王轉達了江青的要求，即正在為大約於新年之際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人事安排的中央委員會，應該把推舉王洪文作為一項議事內容。毛生氣地聽著“侄女”的敘說。他告訴一些同誌：“江青有野心，有沒有？”
尾聲接近了。毛沒有參加1975年初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兩次重要的會議。盡管人民代表大會於北京開會期間，毛精神頗佳地在他的南方別墅裏接見了保守的西德領導人弗朗茲·約瑟夫·施特勞斯。如今，任何事情都與黨和國家領導職位的任命聯係起來，那些在“**”期間受到非常嚴厲的批判的人被恢複了名譽。
毛將這些事情大膽地交給周恩來去處理，但他的確提過，鑒於鄧小平已經改正了“**”期間的錯誤，因而應當恢複鄧的副總理和其他職務，讓他負責周患病期間的中央委員會的日常工作—這和4位激進主義者的願望背道而馳。
後來，王海蓉又一次代表江青向毛報告說，在毛任命了鄧小平以後，他妻子幾乎不喜歡所有的政治局成員。毛的回答極為簡潔：“她看得起的沒有幾個，隻有一個，她自己。”
“您呢？”王小姐問。
“她不尊重我。將來她要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這個預言完全成為現實。
江青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力圖做自我批評，但是後來她坦白道：“我沒做徹底的檢討……我無法轉變思想……理解了存在著四人幫，有助於我意識到這一現實會引起宗派主義，會導致黨中央委員會的分裂，有助於我理解主席為什麽在去年三四次提到這個問題。我沒有想到這是涉及原則性的重要問題，主席很少在原則問題上讓步。
5月3日，毛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又一次以警告的口氣批評江青等人：
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為什麽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曆來不好。
在毛的這個人生階段，許多事情是通過中間人去做的。很明顯，在個人訪問的場合中，毛最願意傾聽的是年輕人的訴說。“四人幫”選擇王洪文或王海蓉而非毛自己的妻子去為他們說話。現在，江青又安排另一位年輕人和毛住在一起，他就是毛的侄子遠新。這個男孩受江青的影響很深。一般來講，他生活在毛的身邊，是極易利用毛的體弱狀況來為“四人幫”灌輸激進材料的，並且在此基礎上以毛的名義逐步發出有利於激進派事業的指示。
9月，江青堅持應當在電台上廣播她在一次會議中的講話，並印發原文。根據毛的繼承人華主席在毛逝世後的說法，當時毛的反應簡短且擊中要害。
毛駁斥道：“放屁。文不對題。”“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根據毛的工作人員講，毛警告他們提防他妻子。他曾經告訴他們：“江青是紙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軟怕硬，她也害怕群眾。你們要跟她鬥，原則不能讓。怕什麽，有我在嘛。
1975年7月，毛接見了泰國總理克立·巴莫。他告訴這位泰國人“水門醜聞”是因為“美國政治言論過於自由……”的緣故，“你身邊正好有部錄音機，把談話錄下來有什麽錯？美國大多數人喜歡玩錄音機。”
毛抱怨腿疼，視力不濟。他說話時嘴唇抖個不停。他告訴克立怎樣與泰國共產主義暴動者戰鬥。他向克立保證：“你們不必擔心泰國共產黨，它存在10年了，但沒有一個泰國共產黨來看過我。
下一個來訪的國務活動家是西德總理赫爾穆斯·施密特，他把毛描繪為一個坐下或站起都要別人幫助的人。“他的嘴張著，顎下垂著，臉就像頭盔一樣僵硬……毛說話的聲音很小，隻能斷斷續續地發出困難而嘶啞的聲音。3名婦女……看他的嘴唇。在無法確定他說的是什麽時，她們就相互協商，然後再通過毛印證她們理解的是否正確。出現混亂時，毛就用一支軟筆在信紙上迅速而充滿信心地寫下他要表達的意思……”
毛向這位總理抱怨說：“沒有人聽我的。”
施密特引用了德國諺語：“滴水穿石。”
毛沮喪地答道：“我沒有那麽多水了。
年底，戴維和朱麗葉·艾森豪威爾訪問了毛澤東，並發現他很關心年青一代的問題。朱麗葉·艾森豪威爾寫道：“實際上，他是在表明，他對自己的人民，特別是未經考驗的年青一代心存懷疑和失望。”他對革命將會被永久地繼承下去的機會的評價沒有超過50%。
毛告訴這對美國夫婦：“年輕人軟弱，必須提醒他們要鬥爭……黨內會有鬥爭，階級之間會有鬥爭，肯定沒有東西能離開鬥爭……鬥爭延續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毛說話的聲音像是喉鳴—“刺耳、單調、吃力”—當會談結束時，朱麗葉·艾森豪威爾的最後一瞥所見到的是“一個疲勞的人正轉過身去，吃力地與護士說話，然後被帶走，重新一個人獨處”。其他來訪者則發現毛臉色蒼白，精力耗盡，嘴裏流出口水。
1976年初，周恩來與世長辭。顯然，周比任何人都更堅定更忠誠。如果他比毛活得時間長，毛本來希望他能在接班人問題上起到橋梁作用，現在這已不可能了。江青為首的激進派希望能全部接管政權。作為中央委員會裏地位僅次於周的高級人士王洪文—10年前他隻是一個紡織工廠裏的治安保衛人員—現在接管了周的那部分工作。人們宣稱，毛曾絕望地歎息道：“如果讓王洪文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很快就會挨餓。”
令人大為驚詫的是，毛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接替周的職位。據說，最初華對這一職務推辭不就，他列舉了許多理由，其中，他的馬列主義水平不高則是事實。
據說，毛對他講道：“我任命你就是因為你知道自己的水平不高。一個人有缺點就不會驕傲，並且會不斷地提高自己。”
當毛的警衛負責人汪東興對毛的任命道賀時，毛解釋了他選中華的原因：“首先，他有專區和省級工作經驗，在當公安部長的幾年中表現不錯。其次，他忠誠、老實。第三，他不狡猾。
從華的履曆和為人所知的觀點方麵看，他個人一方麵不會遭到激進派的反對，另一方麵也不會招致現實主義者和右傾分子的嫌惡。
事實上，這是毛作出的明智選擇的前提條件。毛自己的確於1月21日和1月28日兩次向政治局提出任命華國鋒的建議，的確於2月2日簽署了任命華為代總理的中央委員會文件。但我們還沒有其他人關於毛在整個事件進程中的作用的說法，我們有的隻是在此進程中主要的得益者華主席本人所提供的材料。
“四人幫”對於他們派係中沒有一人取代總理的職位憤怒異常，於是把槍口轉向了他們的對手。
據說，毛於2月份以一種備忘錄的形式向黨發出了他對鄧小平的看法。他說，鄧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和應該起用的人才”—綿裏藏針。他的缺點是過於自信，拒絕批評。
可是，毛仍然欣賞鄧，除了對鄧反對他的文化革命政策不滿外。赫魯曉夫回憶說，毛曾經給他指出過鄧並說：“看到那邊的那個小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前途遠大。”起碼鄧是坦率的，當他與毛發生分歧時決不搞陰謀。
4月5日，所謂的清明暴亂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周恩來的支持者力圖通過對周的祭奠來表達內心的敬仰。但是，他們受到激進集團的無賴們的擾亂。似乎是毛的侄子告訴給毛一係列的謊言，說該事件引出了許多麻煩，並說服毛免去對事件要負責任的鄧小平的職務。接著，華被任命為黨的第一副主席，並被正式任命為總理。根據華自己的說法 ，這些都是“毛主席的個人意見”。
葉劍英敦促鄧離京避難。後來，鄧又參加了一次充塞著激進學生的政治局會議。於是傳聞遍布中國，說鄧小平如何低下目光聽了一會兒來自四麵八方的責難。但是，當譴責達到**時，他卻從扶手椅上站起來，慢慢地走出去上廁所了。在那裏，他待了兩個小時，這足以消弭學生們的熱情，並達到挫敗會議的目的。
4月底，毛接見了新西蘭總理馬爾杜。後來，華留下來繼續和毛交換意見。他把毛的話整理成三條指示帶走了。這三條指示是：“（1）慢慢來，不要著急；（2）按既定方針辦；（3）你辦事，我放心。
一個朝代行將結束的不祥之兆明顯地出現了。3月，一顆隕石墜落在吉林省境內。《人民日報》回顧曆史說，公元前3世紀，一顆隕石落地一度引出有關第一個皇帝秦始皇死後國土會四分五裂的謠言。7月，唐山發生了劫難性的地震。許多迷信的中國人認定，一個偉人的去世就在眼前了。
9月，毛開始感到將不久於人世。他的身體狀況日趨惡化。這位老人現在正處於他最後的人生旅程上。1976年9月9日零點10分，他與世長別。
在如何處理遺體問題上，並沒有立刻作出災難性的決定。越南人被問及他們是如何保存胡誌明的遺體的。經過良久的猶豫和心理鬥爭，終於下定決心剖屍，使用化學藥品，以便遺體能在一棟寬大而靜穆的房子—也許是毛為自己要的最後一件東西—中展出。
華親自負責此事，可爭吵越來越凶。有人發現江未經授權就拿走了毛辦公室裏的文件，並斷定他們進行了篡改。當受到華指責時，江青抱怨道：“毛主席屍骨未寒你就想攆我走。你就這樣報答毛主席提拔你的恩情嗎？”
華答道：“我永遠不會忘記毛主席的恩情。我要求你完整地歸還毛主席的文件。因為我想報答毛主席的恩情，讓每個人都團結起來，永遠執行毛主席的指示。至於趕走你，我還沒有這個打算。你隻要安靜地待在自己的房子裏，沒有人敢攆你出去。
在長達一代多人的時間內，始終作為政治權力的象征而存在的人物的去世，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打擊。當公民們跌跌撞撞地走過他的靈柩之時，淚如泉湧，這個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力圖調節無法填補的內心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