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黑 手（1966~1970）
1966年底，從電視屏幕上可以看到毛身體兩側各有一名護士扶助著走路。西方報道說，毛不得不被帶往醫院檢查。在文化革命的這個關鍵時刻，毛慶賀了自己的73歲壽辰。他曾經告訴蒙哥馬利，73和84是難以平安度過的年齡。毛未活到84歲，但可以斷定，73歲這年是他掌權多年來處境最為困難的一年，他必須決定在支持青年人，替換老練而狡猾的人這方麵要走多遠。
毛發動的這場運動的主要犧牲品是他的老同事劉少奇。沒有劉的合作，毛很可能在40年代就無法取得黨的主席的職位。江青和紅衛兵準備比毛走得更遠，他們利用劉的女兒來打倒劉。
1月上旬，在比較激進的上海，紅衛兵接管了報紙，工人造反派接管了工廠。毛完全讚成這些奪權活動，他熱情地歡呼：“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
在北京，周恩來力圖使“**”保持在一種平和狀況中。當紅衛兵大喊“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時，周以背相向。隻是在紅衛兵高呼“打倒劉鄧反動路線”時，他才轉而麵對其聽眾。他告訴紅衛兵：
劉和鄧仍是政治局常委成員。你們要求打倒這兩個人，我很難辦。毛主席給我的任務是要說服你們不要那麽幹。你們可以徹底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你們不能把他們揪出來鬥爭……
你們打算包圍中南海揪鬥他們，黨中央和毛主席建議你們不要采取這種行動……由於你們現在從早到晚包圍中南海，在擴音器裏氣衝衝地講話，我們的偉大領袖和在他領導下工作的同誌不能安靜地專心致誌地工作。
在另一次紅衛兵集會上，江青和陳伯達號召按照巴黎公社的路線在北京建立一個人民政府。毛讚成這一思想。2月初，上海首先建立了這樣一個公社。但此時毛又改變了主意。
離京兩個月後，毛返回首都，並立即召見上海領導人張春橋和姚文元討論有關問題。這些問題在毛的文化革命思想中證明是關鍵性的。張、姚二人在上海的行動代表著一種比毛願意認可的更激進的觀點。
毛不同意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原因之一是國務院總理將失去首席權力。
他評論說：“這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是極端反動的……現在都不願叫某某長，叫勤務員、服務員。其實這隻是形式，實際上總是還要有長，要看內容。”
毛決心反對普遍地改換名稱。“這像是我們的紅衛兵，他們幾乎把北京的街道名字都改了，弄得我們沒辦法記住，隻好記以前的名字……我認為，應當穩妥些，不要把所有名字都改了。”
想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成中華人民公社一類的名字也是一樣。“這會引起改變政體的問題、國體的問題和國家名稱問題……如果改了，接著將是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我想蘇聯不會承認……不敢承認，因為承認了可能會引起俄國人的困惑。怎麽出了個中華人民公社？對他們來說那是相當難為情的。但資本主義國家可能會承認。如果統統改為人民公社，那麽黨怎麽辦？把黨放在哪裏？……把黨委放在哪裏？總該有個黨嘛！要有一個核心，不管我們叫它什麽。
在會談過程中，毛對一些口號進行了批判。他說：“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是反動的。”他還禁止再引用他1919年的話，“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紅衛兵曾經極為成功地利用過這句話。毛聲明“自己也記不住了”。他開始退卻。
特別令毛失望的是，他給紅衛兵的清楚解釋和指示一直受到忽略。
2月，他給周恩來寫信說：“最近以來，許多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遊街，是否算武鬥？我認為是武鬥的一種形式……（但他又說）這裏我順便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凡動手打人應依法處置。
關於青年造反派對待2月份來北京訪問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過分行為，毛公開表明了自己的觀點。“現在紅衛兵幫助我們，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鏡、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亂搞，打人，殺人，殺死了人，殺傷了人。這些人多數是高幹子女。”
然後，毛對造成這種狀況的以往工作中的疏忽提出了意見：
好幾年前我就要洗刷幾百萬……他們不聽話麽！毫無辦法……看來我這一套在中國不靈了，因為大中學校長期掌握在劉、鄧、陸手裏，我們進不去，毫無辦法。
我們過去隻抓個別問題，個別人物，53年冬到54年鬥了高、饒，59年把彭德懷……整下去了。此外，還搞了一些在……農村、工廠的鬥爭，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都沒有解決問題，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的、全麵的自上而下的揭發我們的黑暗麵，所以這次要搞**。
在一段有趣的離題話中，他又說：“選舉我是不相信的，中國有2000多個縣，一個縣選舉2個就4000多，4個就1萬多，哪有那麽大的地方開會？那麽多人怎麽認識？我是北京選的，許多人都沒看見我麽！見都沒見，怎麽選呢？
到2月中旬，**幾乎超出了毛的控製。紅衛兵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老一輩人。毛同意周恩來的意見，保護剩下的政府高級官員免受攻擊。隻是在這個決定作出後，周才第一次出來公開譴責劉少奇。然而，周的一些同事卻拒絕做出策略性的姿態並繼續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像人們所知曉的那樣，“二月逆流”實際上是一次涉及9位傑出領導人的公開抗議行動。他們突然站出來反對毛及其新助手—特別是張春橋，還有江青和康生—所操縱的文化革命。9個人包括陳毅、李先念、葉劍英、譚震林等人—他們都是地位頗高的老資格的領導人。
他們的憤怒在2月16日召開的一次會議期間迸發出來。譚震林吼道：“我沒有犯錯誤。我不需要別人的保護。”9位經驗豐富的領導人的怨恨積蓄已久。徐向前將軍“一小時內敲了20次桌子”；葉劍英甚至因猛敲桌子而劃破了手指（他的女婿，一位鋼琴家的手指被紅衛兵打傷了）。另一位將軍聶榮臻斷言：“對待高幹子女的政策是不教育就槍斃。
上述這些領導人假如因此做過自我批評，那一般也是不被接受的。在“**”中林彪曾經對朱德說：“你的野心很大。你的自我批評極其荒謬。有些人說你自動作了自我批評。不是這樣。那是因為黨中央決定你應該‘一層一層地剖析自己’……朱德不聽毛主席的。他企圖自己當領袖。
毛解決紅衛兵過激行為的辦法是把他們置於軍人手中。3月7日，他給軍隊發出了擴大其作用的指示。
他寫道：“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與關於開學……的工作。3月10日，毛又發出新的指示，極力主張，現在應當在造反青年、老幹部和軍隊三結合的基礎上建立革命委員會。
如果說毛在此期間的活動合法，那是最為勉強的。1967年3月政治局常委開會時，他隻能聚集5個支持者（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李富春）；對立麵也有5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朱德和陳雲）。隻是在作為主席的毛自己投票時，他才能使自己成為多數派。
毛要求在紅衛兵完成清除其黨內對手的任務前，不許回學校。4月6日，他又對紅衛兵保證說：“不要怕亂，菜上得越亂，吃的時間越長，越好。無秩序和混亂往往是好事，能澄清事實……但永遠不要動武。開槍永遠不是好事。
似乎是覺察到了毛內心的想法，3天後，一隊30人的紅衛兵衝入劉少奇的臥室，強迫他妻子跟他們一起去清華大學，在那裏她身穿緊身旗袍，腳踏高跟鞋，頭戴草帽，脖子上掛著塗成金色的刻有骷髏的乒乓球項鏈，接受30萬青年人的聲討。紅衛兵給王的打扮是對她與劉訪問印尼及其他亞洲國家期間，在某些公開露麵的場合中的穿著的諷刺性模仿。江青，這位在毛作為國家主席期間從未和丈夫一起公開露過麵的夫人，通過此舉滿足了某種複仇心理。
世界上再也聽不到劉少奇的聲音了。劉本來可以作出與毛戰鬥的選擇。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人站在他一邊，這是個很好的機會。但是，由此導致的內戰對中國將是災難性的，劉摒棄了這一方向，把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顯示了他的尊嚴和勇氣。劉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毛在政治統治方麵的最高權力。
1967年5月1日，毛向阿爾巴尼亞軍隊的高級來訪者發表談話，反複地講到接班人的問題：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因為解放十幾年來，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義分子把持了，所以資產階級思想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
然而，毛真的知道自己的追求嗎？6月初，他否認紅衛兵存在著無政府主義。三個星期後，《人民日報》引用了他的話，大意是：“我們共產主義者，不是要做官，是要革命。”毛太了解青年造反派的真正辛酸了。有個學校的紅衛兵在7月份發行的一個小冊子裏對此作了繪聲繪色的敘說：
“17年來，我們學校一直被資產階級統治著。我們再也不能讓它繼續下去了！……老少先生們，我們坦白地告訴你們，你們壞透了，你們不是別的，隻是腐臭的垃圾……以前你們處在特權地位上，坐在我們頭上，摧殘我們以顯示你們的至高無上……你們認為可以利用現存的資產階級教育作梯子向上爬，成為白色專家，進大學，與‘教授、專家’為伍。你們心目中追求的是小汽車、現代小房子、白大褂、圖書館……享有舒適、影響、好名望、高工資……真正的壞蛋！我們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想改造，如果你們繼續反動，我們不會饒恕你們！……你們的階級仇恨將碰在我們的刺刀尖上，你們的心髒將被挖出來……
老年的毛感到進退維穀。他又去旅行了，先到南方，後來又去了北方和東部。3個月的旅途所見令他灰心。
他告訴周恩來：“我認為這是一場內戰。國家分成了‘800個王國’。”在江西，他評論道：“這麽多的幹部倒台了，是好還是壞？你們研究過這個問題嗎？……我們應當批判打倒一切的思想。”
在另一場合，他說：“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他們為什麽要分成兩大對立的組織呢？我不理解。
當毛正在旅行的時候，武漢軍區司令員起而反對中央政權並逮捕了兩名北京派來的要求他恢複秩序的密使。現政權要想擺脫十分棘手的危機—由紅衛兵提出的長期挑戰所釀成的權力危機，就需要周恩來的外交才能。
8月，毛準備同意恢複正常秩序。他在《人民日報》上寫道：“現在的**，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內才能解決。
蘇聯共產黨的新代言人勃列日涅夫到現在可以發出一份令人生畏的聲討文化革命的檄文了。
“中國的最近事態表明，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正在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成果……原黨的機構和國家組織機構實際上已經停止了活動。企事業單位、青年團和公共組織已經癱瘓。許多卓越的令人尊敬的黨和政府領導人、中國革命的著名參加者、傑出的軍事將領、文化和科學領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正在遭受誹謗，正在受到非人的壓迫。”
（此後，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至少到1969年還和毛、周保持著一條“熱線”，以便在緊要關頭使用。）
9月下旬，毛視察完各省後返回北京。他批評了妻子江青和陳伯達在他離京期間所做的工作，並要求他們寫檢討。在這期間，沒有做過自我批評的人幾乎沒有，甚至毛自己在1969年也稍稍做過檢討。江青發現自己有必要休息7個星期。
恰恰就在毛返京前的一次會議上，江講道：“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毛主席的小學生，廣大群眾的小學生。我必須向親愛的同誌們學習。同誌們，為人民做點好事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我隻是一顆小小的螺絲釘。
在文化革命中，毛的兩個女兒也是“小小的螺絲釘”。長女李敏成為國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核武器的發展及其他事務）的領導人。後來，她貼出一張反對負責國防科技工作的聶榮臻的大字報。次女李訥成為《解放軍報》的代理主編，這個時期，此報是中央委員會親毛派的主要喉舌。
與此同時，林彪仍然在一味地努力宣講，關鍵是不折不扣地遵守毛的指示。有一次他說：“毛澤東思想必須貫徹執行，不管我們理解還是暫時不理解。”8月，他寫道：“毛澤東思想必須被當做衡量一切的標準。對於毛澤東思想，不管什麽時候，什麽問題，我們都要毫不猶豫地堅信。
毛澤東的非正式講話和談話，未經他本人同意，林彪便以《毛澤東思想萬歲》為書名出版了。毛通過周恩來和江青的幫助得到了一本。他幾乎是看到此書的最後一人，盡管它僅以6角錢的價格在全國發行。
12月，毛給林和周寫信，要求他們給個人崇拜降溫。但在年底，他的74壽辰剛過，一尊巨大的、高過真人三倍的毛澤東塑像在韶山—“太陽升起的地方”揭幕。
在1968年初的一次高級會議上，毛的同事發現麵臨著一個非同尋常的問題。
有位幹部報告說：“交通警察把《毛主席語錄》當做指揮棒。這怎麽能允許呢？它不能被當做口令……”
林彪不信，他問：“他們把《毛主席語錄》當指揮棒？這麽寶貴的書怎麽能用作指揮棒？”
江青權威性地指出：“《毛主席語錄》不能當指揮棒，或者‘一、二、三、四’的口令。因為報紙上報道了，我們要調查此事。”
康生插話：“我聽說你們吃飯的時候也要學習《毛主席語錄》……
正像毛如今發現的那樣，文化革命的困難在於有那麽多的人缺乏良好的判斷力。他說：“我們的人眼睛不亮，不善於辨別好人和壞人。我們善於辨別在正常情況之下從事活動的好人和壞人，但是我們不善於辨別在特殊情況下從事活動的某些人們。
春天，毛極度渴望解決正困擾著紅衛兵的派性問題，以改善他們和軍隊的關係。但到7月底，他不得不遺憾地派出軍隊和工人進駐北京大學以結束那裏的紅衛兵之間的戰鬥。接著，他召集紅衛兵領袖和他的同事開了一次困難而又痛苦的會議。毛與最先進屋的四位造反者一一握手並打量著他們說：“都是年輕人。”
在同第五位握手時，他繼續說：“你是黃作珍嗎？我以前沒見過你，你沒有被殺？”(19)
“好久沒見到你了。”江青加了一句。
毛接著說：“上次在天安門我們見過，可是那時沒有機會和你談話。太糟了！你們這些人除非有重要的事情，不然不會來看我。可我看過你們的所有報告。我非常理解你們的處境。蒯大富（那位坦率直言的清華大學的學生領袖。對於他，劉少奇曾經說過要當“活靶子來打”。—著者）沒有來。是不能來還是不願意來？”
一位年齡較大的頭頭說，他不願意來。
“不，”有位紅衛兵—一個姑娘插話，“此時，如果他知道和中央委員會文化革命小組開會，他會哭的，因為他錯過了會見主席的機會。我肯定他是不能來。”
“蒯大富要抓黑手，”毛說道，這樣他便把要進行說服的主題機智地引了出來，“那麽多工人被送到學校去‘鎮壓’和‘壓製’紅衛兵。誰是黑手？黑手還沒抓住。黑手不是別人而是我。蒯沒有來。他應當來抓我……
“如果你們解決不了問題，我們要實行軍管，讓林彪下命令……問題總要用一種方式或者另一種方式來解決。**搞了兩年，你們現在……鬥是鬥，但那是武鬥。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北京居民不高興。你們學校裏的大多數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興。你們這樣能團結整個國家嗎？”
毛繼續說：“誰也沒想到這種武鬥。原計劃是停課半年。報紙上就是這麽宣布的。後來停課延長到1年，1年不夠又延長到2年，最後是3年。我說，如果3年還不夠，那麽需要多少年就給他們多少年。”
談話突然扯到了題外，但最後毛又回到正題上來：“今天我請你們來談談這件事，以便你們有所準備。以前，我從不用錄音機，但今天我用了。你們回去後可以按照你們希望的方式解釋我今天說的話。如果你們那麽做了，我就要回過頭來打開這個錄音機。你們最好討論一下，一旦我放這個錄音，許多人都會戒備起來。”
毛又說：“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反，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
會上還討論了誰曾不失時機地為一派紅衛兵說過情的問題。有人說，是毛的妻子江青。
江青解釋道：“我特別不喜歡師範大學的駐軍。天氣這麽熱，你們切斷了他們的水、電和食品供應。夏天3個月，不許他們見陽光。你們怎麽能這樣做呢？當我聽說此事時，我忍不住哭了。他們有數百人，至少有數十人。他們畢竟是群眾……無產階級應該奉行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這幾十個反革命分子畢竟是年輕人。他們想絞死我。我也不怕油炸。我聽說北京大學的井岡山紅衛兵組織要油炸江青。”
姚文元及時插話：“油炸隻是一種說法。”
毛提到一位對周恩來懷有敵意的年輕紅衛兵領袖，但又為他進行辯護。
毛說：“人們說總理寬宏大度。我和總理是一致的。這些人本不該抓起來。由於我點頭，抓的人太多了。”
安全保衛負責人謝富治堅持說：“這和主席沒關係，是我進行的逮捕。”
毛責備道：“不要企圖為我開脫錯誤，或者為我做掩蓋。我命令抓人，也同意放人。”
“您沒有讓我抓這麽多。”謝申辯說。
後來，毛說小孩們正在收集大字報當廢紙賣。
他問：“幾分錢一斤？”
謝回答：“6分。孩子們挺走運。”
這時，遲到的蒯趕來了，毛站起身走上前去與他握手。蒯流著淚解釋說，清華大學正處在危險中，因為黑手操縱下的工人正開進校園鎮壓學生。
毛像剛才和其他人談話那樣，挑明了自己的觀點。
他戲劇性地開口說：“我已經成為黑手了，帶我去衛戍部隊司令部吧。”
然後，是短暫的意見交換，結果，諂媚包圍了毛。毛的前秘書陳伯達突然喊起來：“緊跟主席的教導；絕對執行主席的教導。”
毛尖刻地說：“不要談教導了。”緊接著，毛的妻子的親信姚文元說道：
“今天，主席的話有著深遠意義。”
然後，他們把目標集中到狼狽不堪的蒯身上。
毛聲稱：“要讓蒯大富清醒。”
陳伯達重複道：“蒯大富應當清醒，懸崖勒馬。你走上了危險的道路。”
從來善於鸚鵡學舌的林彪跟著說：“懸崖勒馬。允許你犯錯誤。”
“不要用‘允許犯錯誤’的話。”毛訓斥道。
林對蒯進行了說教，但是，他卻把極為明顯的二難推理的窘境帶給了自己。
他說：“今天，毛主席顯出了他個人對你的關心，作出了最重要、最正確、最清楚、最及時的教導。如果你聽而不聞，就會犯嚴重的錯誤。在**期間，你們紅衛兵起過重要作用。現在，全國許多學校已經取得了革命大聯合的勝利。大聯合關係重大，有些學校落後了，你們應當趕上來。你們沒有認識到在運動的不同階段，需要也不同。”
有位女紅衛兵為蒯解圍。她說：
“我非常愛蒯大富，我也意識到隻要我和他在一起，就會參與許多事情這一事實。但我感到必須盡力保護他以免他垮下來。他的命運同全國紅衛兵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
江青告訴她：“我批評過你幾次了，你從未坦白過自己。”
“不要批評她，”毛以少有的對妻子的責怪口氣厲聲說，“你總是批評別人；從不批評自己。”
“我是說她太缺乏自我批評精神了。”江青辯護道。
毛說：“年輕經受不住批評。她的性格有點像我年輕時候的性格。孩子們的主觀主義很頑固，非常頑固。他們隻批評別人。”
“蒯大富現在笑了，”江青注意到，“放鬆一點，不要那麽緊張。”
毛告訴蒯：“如果你想抓‘黑手’，那‘黑手’就是我。你能對我幹什麽呢？我們同情你們一方。”
毛要結束這次討論了。
他說：“你們都還沒有睡覺。你們幾個人一塊去韓愛晶那裏休息一會兒，開個會……蒯大富，你的行為是反對中央吧？……連市革命委員會的會議都無法讓你停止行動。我也沒有辦法，但是還要伸‘黑手’。我發動工人去阻止你們武鬥。武鬥已經繼續那麽多天了。工人帶著鑼鼓開進校園，你還沒有注意起來。你脫離了群眾、工人、農民、士兵、大多數學生和你自己的人。很多人在說你的壞話。”
年長者極力壓迫蒯與其他派別妥協、與黨的領導妥協。
毛堅持說：“聯合是必要的。我們需要蒯大富。沒有蒯大富，聯合就不能實現。”接著，會議在沒有任何結論，或者說在頑固的蒯未作出任何改變其立場的承諾的情況下結束了。
如今，毛開始談論的問題，是運用他的權威恢複文化革命期間信譽掃地的某些基本製度。7月底，毛寫道：“大學還是要辦的，”—盡管他又說，“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
8月，毛結束了他和紅衛兵的蜜月，聲稱，紅衛兵在文化革命中的主導作用已經過去。他召集中央委員會通過了解除劉少奇黨內一切職務的決定，接受了由毛派準備的一份新的黨章草案。這個草案重新把毛的思想置於第一位，甚至提出林彪做毛的接班人。黨章說：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毛評價了文化革命，把它描繪成“社會主義製度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他也承認，文化革命沒有取得最後勝利，將來還要搞。“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髒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1968年底，毛告訴那些曾經幫助他將黨內的主要對手驅除掉的年輕人回家。“青年造反派必須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是必要的。”應當說服幹部和其他城市居民把高中或初中，學院或大學畢業的兒女“送到農村去”。
1969年4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戰勝劉少奇和其他右傾分子的會議。但是，這次會議也埋下了黨內進一步分歧的種子，特別是新黨章用黨的文件的語言指定林彪為毛的接班人，以提供“我們的黨和國家永不變色，毛澤東思想永被堅定地遵循的……基本保證”。再也沒有什麽比這對人類理性，或者民主思想和社會主義的更粗暴的侮辱了。毛明顯地不喜歡這樣。他自己的講話顯出方寸已亂的跡象和對處處提防的一種新的厭倦。
他講道：“我的話是些老話，就是大家知道的，沒有什麽新話。無非是講團結……”
他指出，文化革命期間中國容易受到外來攻擊的傷害。人們特別是軍隊一直關切的中心是：中蘇邊界的緊張狀況這時已達到了頂點。“人家打來，我們不打出去。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看你是小打還是大打。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中國這個地方不小……”
然而，主要的問題還是國內政治問題。“過去不是講過兩句話嗎？地方的問題在軍隊，軍隊的問題在工作。”
毛又重提過去的問題和理想。“多少年我們都沒有啥薪水的，沒有定八級工資製，就是吃飯有個定量，叫三錢油，五錢鹽，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於菜呢？大軍所過，哪裏能夠到處搞到菜吃呀？現在進了城。這個進城是好事，不進城，蔣介石霸住這些地方了；進城又是壞事，使得我們這個黨不那麽好了。
然而，現在已經是共產黨進城20年了。中國怎麽能不把毛看成是生活在過去中的一個人物呢？
在向毛的思想發出冗長的令人厭倦的讚美方麵，林彪絲毫沒有感到不安。在一段14次提到毛的名字的文字中，他堅持說，每個革命委員會都“……必須在各項工作中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一切都要歸功於毛主席的英明領導……”
從某個方麵來講，毛很高興聽到這些話。一部有關這次代表大會通過新黨章情況的電影顯示出，當毛提議表決時，他帶著明顯的高興之情環視著所有高高舉在空中表示一致通過的“紅寶書”，並興奮地宣布“通過”！他兩旁的林和周，不時地幾乎是偷偷地瞥上他幾眼以觀察他的動向並及時作出反應。
“九大”後，中國報刊在毛的名字上落下了波折號，很明顯，這是為了讓毛的名字能更容易地和共產主義統治集團中的歐洲聖人馬克思和列寧排在同樣位置上的一種文體上的簡化形式。但它隻適用於毛的名字，而不能用在其他人的名字上。
毛的妻子後來斷言，這期間毛的家庭正受到林彪安插在住所裏的人用慢性藥進行的毒害。據她說，毒藥對她的神經產生了影響，損害了她的大腦和記憶力。當時，她毫無察覺，直到兩三年後。她還說，毛也曾因毒藥病倒。
在隨之而來的夏天裏，毛澤東思想在官方的宣傳中成了紅太陽。得益的不僅僅是毛，因為它也為那個接班人繼承其衣缽打開了大門。林已經把自己塑造成為比毛更好的毛澤東思想的闡釋者！一家省廣播電台在10月份聲稱，林“……最聽毛主席的話。林副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最好、最好，領會得最深、最深，鑽研最徹底、最徹底，應用得最全麵、最全麵……林副主席的每句話都包含著對毛主席無限深刻的無產階級感情……我們第一次聆聽毛主席指示的時候，有可能不完全理解。但是，一經林副主席解釋，就容易理解了，或者理解得更深刻了”。
在此期間，毛的妻子出去遊覽中山公園的一座寺廟，發現毛的一張半身照片夾在佛像和孫的遺照中間，於是她下令把它取走。過後，她又去了排雲殿—頤和園的一處建築，發現那裏有6英寸多高的大字是按照林彪的筆跡設計的。那些字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林正在大張旗鼓地樹立對毛的個人崇拜，以便能夠利用它為自己服務。毛麵臨著最後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