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毛澤東留給我們民族最可寶貴的遺產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學思想體係。今天，人們愈來愈深切地認識到，要當之無愧地繼承這筆極其豐富的精神財富，首先必須對它作出全麵正確的理解；而獲得全麵正確理解的重要渠道則是把這一思想體係同毛澤東一生波瀾壯闊的革命實踐以及這一實踐依據的中國特殊曆史條件有機地聯係起來加以考察。隻有這樣才可能深刻領會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內涵和精神實質，從而真正掌握他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正因為如此，對毛澤東生平的研究日益成為毛澤東思想研究領域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研究毛澤東的生平是一項非常重要而又難度很大的工作。無論從什麽角度看，毛澤東都是20世紀最傑出的曆史人物。作為革命家，他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農業大國中成功地領導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大大加快了中國社會的曆史進程；作為思想家，他以深邃的曆史洞察力和追求真善美的理論創新勇氣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了一種符合中國曆史要求的思想體係，為落後民族走向社會主義前途開拓了一條嶄新的思路；作為軍事家，他依據對人民革命戰爭特殊規律的深刻認識，製定了高超的戰略戰術原則，運籌帷幄，決勝千裏，創造了以弱勝強、以小勝大的戰爭奇跡；作為詩人，他留下了一篇篇氣勢恢弘、才華橫溢的千古絕唱；同時，他又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像常人一樣具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氣質和情感，體驗著人生的喜怒哀樂。這一切，構成了毛澤東的曆史人格。此其一。毛澤東以其畢生奮鬥改變了中國的曆史走向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在中國現代史半個多世紀風雲變幻的進程中，他始終處於時代潮流的中心，中國革命的軌跡同他的個人經曆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烙上了他作為領袖人物的不可磨滅的個人印跡。可以說，不懂得毛澤東，就不會真正理解中國現代革命史，反之亦然，要真正理解毛澤東，也必須對中國半個多世紀血與火的艱難曆程有一個透徹的理解。此其二。毛澤東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發展事業，他的功績無與倫比，但是他在晚年也出現過一些嚴重失誤，尤其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某些重大問題上，他的真知灼見和錯誤言行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一種錯綜複雜的狀況。此其三。至少是由於以上三點，完整地、準確地、生動地再現毛澤東這位曆史人物的本來麵貌並對其功過是非作出令人信服的評說，無疑是一項相當艱巨浩繁的工程。
研究毛澤東的生平，對中外史學界都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重要課題。多年來，國外學者出版了許多研究毛澤東生平的傳記性著作，我們這裏作為《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第六輯介紹給讀者的這部由迪克·威爾遜撰寫的《毛澤東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狀況。
迪克·威爾遜先生是國外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知名學者。他早年就讀於英國牛津大學，後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性刊物《中國季刊》擔任主編，現在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從事有關研究工作。威爾遜先生在研究當代中國曆史和人物方麵有一定造詣，除這部毛澤東傳記著作外，他的主要著述還有《周恩來傳》《長征，1935年》《亞洲的覺醒》《人類的四分之一》等。他曾數次訪華，同我國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我們在本書編輯過程中感到，威爾遜先生是以學者態度從事這項研究的。毛澤東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和講話稿，這是研究他的思想和活動的基礎資料。此外，還有許多有關曆史文獻和回憶錄對於了解毛澤東的個人生活，革命實踐及其曆史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詳盡準確地占有這些文獻史料是對毛澤東生平進行科學研究的前提條件。但由於種種原因，這無論對於國內學者還是國外學者都是一項有相當難度的工作。可以看出，威爾遜先生在這方麵投入了大量精力，充分利用了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種材料，這是本書具有一定的學術參考價值的原因所在。
盡可能全麵地掌握有關文獻史料是研究毛澤東生平的必要前提，但僅此還遠遠不夠。毛澤東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參與曆史活動的，在存在不同社會製度和思想體係的當今世界上，人們從各自的立場和角度出發，對他的言論和行動無疑會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分析和評價。毛澤東晚年出現的嚴重失誤，往往使情況變得更為複雜。威爾遜先生不是運用唯物史觀來研究毛澤東的。但是，作為一位學者，他比較能夠尊重事實，尊重曆史，力求從他的角度對毛澤東作出比較客觀的描述和評價。
威爾遜先生在本書的結構安排上采取了以毛澤東的政治生涯為主線，兼顧他在其他領域中活動，同時穿插其個人生活的寫法。這種有主有次、有詳有略的全方位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再現毛澤東極富特色的個人風貌，使本書具有可讀性。
當然，毋庸諱言，像國外許多這類著作一樣，本書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由於在收集和理解文獻史料方麵存在的眾所周知的困難，作者不得不大量利用第二手材料，甚至某些道聽途說的東西，但又沒能進行嚴謹的考證或鑒別，便據此作出某些推測性的敘述，這就難免出現一些不準確或失實之處。
另外，作者采用的某些研究方法在我們看來也不夠妥當。
其一是所謂心理分析法。威爾遜先生很注重分析毛澤東的性格結構，並試圖用他早年形成的個性特征作為解釋他的政治傾向和曆史活動的重要因素。這在西方傳記作者中是帶有相當普遍性的現象。毛澤東作為一位現實的曆史人物無疑具有與他人不同的個人特征，這種特征在他作出反應或選擇時肯定也會以某種方式發揮作用，因而確應加以研究，但是，毛澤東作為革命者所走過的道路畢竟是以他對中國革命特殊規律的理性認識為依據的，他的動機和方式隻有在中國的曆史和現實以及生動的革命實踐中才能找到其最深刻的根源。應當說，曆史塑造了毛澤東這個人物及其性格，而不是相反。否則，過分強調他早年經曆所形成的性格，往往會使毛澤東的革命生涯蒙上一層命定論的神秘色彩。其二是權力鬥爭的觀察視角。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漫長過程中，黨內鬥爭無疑是毛澤東政治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通過這種鬥爭，毛澤東帶領全黨克服了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種種錯誤傾向，保證了中國革命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當然在晚期，特別是在“**”中，他在這種鬥爭中也出現了嚴重的失誤。但是，無論在正確地進行這種鬥爭還是在出現失誤時，在毛澤東看來，這種鬥爭的實質都是事關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成敗的原則之爭。國外學者一般都對研究這種鬥爭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但他們往往過多地從個人的角度、從權力鬥爭的角度去觀察和認識問題，這就難免混淆事情的本來麵目，無法正確地分析這種鬥爭的真實意義和功過是非。應當說，在威爾遜先生的這本書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種傾向。
在本書中譯本的翻譯、校訂和編輯過程中，我們對其中有些疏漏和訛誤之處做了必要的訂正和注釋，但未對所有細節一一加以核對，請讀者注意。對於作者敘述中過於冗長的、遊離於主題之外的或屬於道聽途說的文字，我們作了必要的刪節。作者在英文原版中對所引文獻史料沒有一一注明出處，隻開列了每章的參考書目，現在中譯本的注釋是譯校者參閱作者的書目查對現有中文資料後注出的。本書原中文譯本為《曆史巨人—毛澤東》，此次重印改為現書名。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理論研究組《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負責組織本書的翻譯、校訂和編審。參加這一輯編審工作的是石仲泉、張寧。楊鳳城和張愛茹參加了本書的統稿和校訂工作。張寧和張愛茹負責本書的編輯工作。參加翻譯工作的有：楊鳳城（第17、22、23、24、25、26、27、28章和結論）、範琦勇和劉紅衛（序、第1、2、3、4、5、6、11、12、13章）、劉一皋（第7、8、9、10章）、毋稷祥（第14、15、16章）、溫樂群（第18、19、20、21章），劉曉、劉晶、王樹蔭、陳先奎參加翻譯了第一、三編的部分內容。
由於水平所限、本書的翻譯、校審和編輯工作難免有疏漏之處，敬請讀者予以指正。
《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
(1) 此段話未查到中文資料。—編注
(2) 此處引文與中譯本文字略有出入。—編注
(3) 從作者的介紹看，這個孩子是毛岸青。—譯注
(4) 指俞平伯。—譯注
(5) 指藍翎、李希凡。—譯注
(6) 應該是1954年夏天。—譯注
(7) 老鼠、麻雀、蒼蠅、蚊子。由於捕殺麻雀，蟲災日益嚴重。麻雀被移出害蟲範疇後，臭蟲填補了它的空位。
(8) 德文，意為“壯實的小痞子”，馬克思曾在其著作中用這個詞組代表人民。—編注
(9) 指陳玉英。—譯注
(10) 《紅樓夢》中的一個典型短語。——譯注
(11) 指北伐戰爭。—譯注
(12) 華任省委書記是廬山會議後。—譯注
(13) 此段話未查到中文原文。—編注
(14) 指孫冶方。—譯者
(15) 這段話並不是《海瑞罷官》劇本裏的，而是吳晗《海瑞罵皇帝》一文中的話。此文最初以劉勉之的筆名發表於1959年6月《人民日報》上，後收入中華書局1963年版的《海瑞的故事》一書。—譯注
(16) 疑有誤，似應為北京。—編注
(17) 李達。—譯注
(18) 以上兩段話未查到中文原件。——編注
(19) 黃作珍時任北京衛戍區政委，陪同接見“四大學生代表”。——編注
(20) 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譯注
(21) 《問題與研究》，台北，1977年9月，第101頁。—譯注
(22) 馬爾羅曾擔任法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職務。—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