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年人為中心的失衡

1992年，一位名叫黛安·艾爾（Diane Eyer）的年輕發展心理學家發表了一篇大膽的論文，挑戰了醫療機構廣泛宣揚的一個謬論：“母嬰紐帶”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在嬰兒出生後的幾個小時內，如果與親生母親缺乏身體接觸，他們可能會受到永久的傷害。艾爾的挑戰是異乎尋常的大膽之舉，因為她不僅要挑戰兒童發展領域一些有影響力的前輩，而且還要挑戰現代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正統觀念。她將其中一種正統觀點表述為“一種意識形態，根據這種意識形態，母親被視為其孩子生活的首席設計師，孩子無論是在童年生活還是成年生活中出現任何問題，做母親的都要受到指責”。

艾爾揭穿母嬰紐帶謬論的例子生動地說明，向現在的公眾兜售極端不恰當的觀點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這種觀點把成年人行為放在兒童發展的中心位置，而忽視了兒童的優勢和貢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觀點最終犯下了與上麵討論的以兒童為中心的失衡相同的錯誤：它們忽視了孩子們和成年人之間的健康關係所產生的至關重要的、有助於孩子們成長的互動。以兒童為中心和以成年人為中心的信念以及它們之間的喧鬧對立，轉移了我們對於這個緊迫任務—改善這些重要關係的質量—的注意力。

艾爾講述的故事不僅指出了一個常見的錯誤概念，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問題，即一些機構和專家是如何通過大眾媒體傳播虛假概念的。同樣令人不安的是，這個故事也揭示了正統思想如何引導一些聰明的人接受不合邏輯的、有害的和極易證偽的觀念。

母嬰紐帶的概念源自20世紀70年代初兩名兒科醫生對14名母親進行的一項設計並不科學的研究。這項研究報告稱，如果讓母親與嬰兒身體接觸的時間再多幾個小時，母親在一些指標（確切地說，是75項育兒指標中的4項）上就會表現得更好；這些嬰兒在一些測試中也有高於平均水平的表現。基於這些數據—以及行為學研究文獻中對山羊的一些觀察結果—這項研究得出結論，在嬰兒出生後有一個關鍵期，母親從生理上準備好與嬰兒建立“連接”，或者排斥他們。這兩者都會對嬰兒的後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不久，這兩名兒科醫生開始了巡回演講，宣傳母嬰紐帶對於孩子發展的重要性。隨著這一概念在醫療和兒童保育專業領域傳播，並最終進入公共領域，它的主張變得越來越具有戲劇性、越來越誇張。那些未能建立良好母嬰紐帶的孩子，注定會迎來失敗的人生、不幸福的關係以及充滿暴力的生活，他們可能會成為吸毒者或虐待兒童者。這樣的觀念不僅在聳人聽聞的新聞故事中得到傳播，兒童專家也在不遺餘力地傳播這樣的觀念。兒科醫生T.貝裏·布拉塞爾頓（T. Berry Brazelton）是一位著名的育兒谘詢師，許多人稱他為現代的“斯波克醫生”。他在1988年的一次采訪中對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說：

……如果他(孩子)在嬰兒期沒有建立那種（母嬰紐帶），以後就很難彌補……而這些永遠缺乏母嬰紐帶的孩子……他們在學校與人格格不入，永遠不會成功；他們會讓每個人生氣；他們會成為恐怖分子……（莫耶斯：你認為那可以追溯到母嬰紐帶建立的時期？）是的。

布拉塞爾頓博士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研究人員，他自己曾在兒童發展方麵進行過開創性的研究，他的話很可能蘊含著比表麵上聽起來更微妙的含義。例如，他指的也許是更長的依戀時間—這確實對兒童的社會發展至關重要—而不是育兒領域人所共知的建立母嬰紐帶的神秘時期。然而，在目前的環境下，這位傑出的兒科醫生流傳甚廣的說法隻會進一步強化這樣的信息：成年人可能會因為短暫的缺席而毀掉孩子的一生。不用說，對於領養孩子的父母來說，這並不是一個令人欣慰的信息，因為他們領養的孩子已過了“母嬰紐帶”時期。他們怎麽知道他們撫養的孩子在與其親生父母接觸的頭幾個小時裏建立了“母嬰紐帶”沒有呢？那些沒有建立“母嬰紐帶”的孩子顯然一開始就有嚴重的情感障礙。對於那些因健康問題在嬰兒出生後沒有能力建立母嬰紐帶的母親來說，這也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信息。

根據艾爾的說法，醫療行業對於母嬰紐帶說法的反應更多的是欣慰，而不是不安。這種誇大的說法還讓產科醫生和醫院在其專業技能儲備中又增添了一項技術。現在的產科程序包括一套新的分娩儀式，旨在讓母親在住院期間與嬰兒有更長時間的身體接觸。這個職業早就因笨拙、昂貴且經常出錯的分娩方式而飽受詬病，新的儀式為其提供了偽科學的辯護。

事實上，母嬰紐帶的科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明顯站不住腳。早在比爾·莫耶斯采訪布拉塞爾頓博士之前很久，在醫院自豪地改革其分娩流程的整個過程中，嚴肅的學者們已經在母嬰紐帶的研究中發現了漏洞，並最終拒絕接受它的結果。支持這項研究的數據被證明並不牢靠，而解釋數據的過程也被證明不合理。在頂尖的育兒科學期刊、圖書以及被廣泛傳閱的文章中，對母嬰紐帶概念的批判性評論隨處可見。盡管如此，等到艾爾1992年發表論文時，她發現母嬰紐帶的概念仍然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睞，以至於她認為它“不可能”被拋棄。

除了向收養孩子的父母—他們不確定自己收養的孩子在剛出生的時候是否與其親生母親建立了母嬰紐帶—傳遞了令人不安的信息，這個看似溫和的概念還會有什麽害處呢？當然，父母在任何時候抱著自己的孩子都沒有什麽錯，包括在剛出生後。事實上，反對父母與孩子的任何身體接觸是錯誤的。我反對母嬰紐帶的概念不是想要這樣做，也永遠不應該被這樣理解。這個概念的危害僅僅在於，它製造了一個妄想的煙幕。就像所有掩蓋真相的誇張說法和歪曲變形一樣，虛假的觀念會讓我們遠離有價值的努力，做很多無用功。最令人不安的是，這個概念最終玷汙了與之有鬆散和錯誤聯係的有價值的觀念。

對母嬰紐帶的關注讓人們忽視了幼兒真正的基本需求：保持至少一種安全的、有利於成長的關係。在心理學著作中，這種重要的關係被稱為“依戀關係”，其理論研究比當今的母嬰紐帶熱潮更嚴肅、更堅實。在心理學和精神病學領域，著名的“依戀”關係研究傳統及其難得的對照顧者和兒童之間持續、長久關係的強調，已經被遠不可信的母嬰紐帶概念所導致的爭議不公平地破壞了。

奠定孩子發展基礎的關係，遠非在孩子出生後的所謂“關鍵”時期進行的身體接觸。事實上，它們甚至不依賴於孩子與其親生母親親密接觸的“特定”時刻。相反，孩子的關係需求是“非特定”的。這是我們人類物種具有韌性的眾多表現之一。各種各樣的監護人都能與兒童進行高質量的互動，為他們的成長創造良好的互動和交流的環境。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連幼兒之間也能夠彼此提供足夠的關係刺激，促進彼此的健康發展。關鍵的一點是，兒童需要獲得他們能夠從中受益的、長久依賴的關係。產房裏的擁抱不是孩子發展的靈丹妙藥。

一種類似的簡單化的思想給有關產後上班的討論蒙上了一層陰影。佩內洛普·利奇（Penelope Leach）、布拉塞爾頓和其他人表達了對母親“放棄”年幼嬰兒重返工作崗位的擔憂。這意味著，如果沒有與其母親的全天候親密接觸—用一位兒童心理學家的話來說，這正是“每個孩子與生俱來的權利”—幼兒就會受到傷害。

事實上，因為產後上班和兒童保育對公共政策的重要影響，人們在這個領域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我們從研究中得知，隻要幼兒生活在一個有教養、易溝通的環境中，隻要他們在晚上和周末有一個穩定的家可以回去，他們就不會因為白天與父母分開而受到傷害。孩子們與父母和監護人—以及與他們生活中的其他人—的關係“質量”，比他們與任何一個人包括他們的親生母親在一起的時間長短都要重要得多。然而，人們對於許多母親想要認真工作的願望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剝奪母愛”被認為是當今年輕人所有問題的罪魁禍首。布拉塞爾頓博士發表的以下言論讓全職母親產生了負疚感，他認為母親們的“真正問題”是“何時重返工作崗位而不危及孩子們的發展”：

盡管經濟和工作需要可能很緊迫，但是這些女性在做出決定時不能忽視她們作為母親的新角色。嬰兒的需要和母親想要好好養育孩子的渴望，對她們重返工作崗位的平和心態至關重要。否認心裏感到不安是為了抵禦放棄嬰兒的痛苦。

對於母親，以及所有的父母和公民來說，真正的問題是在撫養孩子的過程中如何向他們傳授基本的美德，比如能力、良好的價值觀、個人和社會的責任、維持關係的能力，以及相信超越自我的東西的願望。責怪全職母親，讓她們對剝奪母愛的錯誤想法感到極度內疚，這對於完成這個重要使命毫無裨益。母親在身邊，這是幾乎每個年輕人都很看重的，但這隻是孩子品格發展的其中一個影響因素。把它剝離出來，作為孩子健康成長的“答案”，隻會讓我們把注意力從有效的和負責任的育兒基本要素上挪開。

除了愛和關懷，這些基本要素還包括管教。可悲的在於，或許可以預見的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家庭管教已經成為一個激烈爭議的話題—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是一個簡單明了的常識問題。就像對待母嬰紐帶的問題一樣，我們對兒童管教的公開討論也是以成年人為中心的，而且過於簡單化。同樣對立的思想，充斥著極端和誇張的立場，支配著人們的爭論。與此同時，我們在理解家庭管教方麵也失去了平衡，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得到穩定、一致的行為指導。

因此，家庭管教成了令人煩惱的兩難選擇，而不是父母自然而然就能學會的藝術。事實上，它已經成了一門失落的藝術。不守規矩、對人不敬和難以管教的孩子們的故事，主導著世界各地成年人的談話。在如何應對的問題上，各個家庭的意見並不統一。

幾乎每一天，我們的報紙谘詢欄目都充斥著這樣的故事，這些故事摘自一向堅守道德原則的“禮貌小姐”（Miss Manners）專欄：兩組孩子，他們是堂兄弟姐妹，在一個假日一起坐下來吃晚餐。一組孩子表現得相當不錯，另一組孩子則隨意離席、嘲笑其他孩子太聽從父母的話、打斷別人的話並抱怨食物太差和述說自己偏愛的食物，以及用沉默回應成年人的關注。因此，一組孩子的父母向另一組孩子的父母發出抱怨之聲就不足為奇了。真正令人驚訝的是哪組孩子的父母在抱怨。那些調皮搗亂的孩子的父母提醒另一組孩子的父母說，他們在殘酷地壓製自己的孩子，扼殺他們的自發行為，等等。經驗豐富的“禮貌小姐”聲稱，這樣的反轉並不令人感到驚訝。但是她承認，當她聽到“這種反常言論的傾聽者卻聽得很認真，並花了一些時間捫心自問，他們是否真的在傷害自己的孩子”時，她感到“目瞪口呆”。

如果有強大的文化支持他們迎接其他父母向其提出的挑戰，那麽這些乖孩子的父母是不可能這樣自我懷疑的。這樣的嘲弄不僅反映了以成年人為中心的觀念，即嚴格的父母管教可能會抑製孩子們的活力和天性，而且反映了整個文化對管教的普遍不安全感。父母並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管教孩子、是否應該管教孩子，以及他們管教或不管教的後果如何。他們為適當的管教方法而擔憂和爭論，整個文化共識的缺乏加劇了他們的不安全感。但是，有個一致的共識卻加劇了他們的焦慮感，盡管這種概念是錯誤的：父母的行為本身是塑造孩子品格的唯一力量。這種不安全感、焦慮和錯誤概念的模糊組合讓許多人在育兒方麵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短期的危機管理取代了堅定的、可預測的管教措施。不用多久，極端的解決方案就開始生根發芽並蓬勃發展。

一個極端的例子是，近些年出現了一批育兒圖書，它們非常積極地倡導將體罰作為管教孩子的必要手段。這些作者認為，如果孩子表現出不服從和不尊重成年人權威的跡象，他們就必須被打到屈服為止。

當然，人們絕對有權利信奉他們自己的宗教觀點，並且事實上，其中許多人提出的管教方法是可控製的、相對非暴力的。例如，在書中提出了關於“如何打屁股”的建議。這條建議在一開始就提出一條禁令，即打屁股“不應在憤怒中進行，也不應以報複孩子的態度進行”。他告誡父母不要打孩子屁股以外的其他任何部位，還詳細描述了避免給孩子的屁股造成任何永久性傷害的方法。他建議父母用祈禱、愛和寬恕來緩和打孩子屁股的行為，以及“合理調整對孩子們的期望”。

不幸的是，一些聲稱從這些圖書中獲得靈感的父母，實際上並不像書中建議的那樣溫和或謹慎。菲利普·格雷文（Philip Greven）記錄了許多令人震驚的暴打兒童的案例，一些派別的成員通過教義為這些行為進行了辯護。一些人連續毆打孩子們幾個小時，直到把他們打得奄奄一息，因為他們相信必須打破孩子們的“意誌”才能拯救他們的靈魂。在這種情況下，懲罰不僅十分嚴厲，而且完全超出了孩子們的理解能力，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麽遭受這麽重的懲罰。通常來說，孩子太小無法明白自己的行為與自己遭受的暴打之間有何聯係。格雷文在下麵引用了一篇令人不寒而栗的新聞報道中的一段話。在這篇報道中，一個小女孩被一名男子暴打了4個小時：

……那個穿著尿布的小女孩不服管教。她一直哭個不停，而（他）一直打個不停，試圖讓她停止哭泣。“我不確定自己做得對不對。”他回憶道，“所以我不停地打電話給(一位教會成員)。我說，‘她老是哭個不停。我不知道該怎麽辦。’他告訴我：‘你就打她屁股，直到打得皮開肉綻。’”

這些體罰是以成年人為中心的非常可怕的極端例子，它們表明成年人很少承認孩子的想法或關心孩子的感受。這些體罰的唯一結果可能是讓孩子受傷和感到困惑。由於與兒童的視角缺乏任何有意義的聯係，這種嚴厲的體罰不可能完成它們公開宣揚的使命：引導兒童接納成年人設定的社會化行為。正如我將在第三部分中討論的那樣，為了實現這一點，成年人在與兒童的互動中必須清楚地傳達兒童健康成長所需的信息。管教是這種互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它必須是理性的，而且必須對孩子有意義。與過度的體罰相比，冷靜的管教方式（如讓孩子們回自己房間待著，或暫時剝奪孩子們的一些特權）更容易實現清晰的溝通。

盡管如此，我們也很有必要避免對那些既不殘忍也不暴力的常見管教方式形成刻板印象，無論是否出於宗教目的。格雷文和其他記錄體罰案例的人幾乎沒有區分真正的虐待孩子的行為和輕輕打屁股的行為。他們都是粗略地描述。超過90%的美國父母在某些場合對孩子們使用過某種形式的體罰。這不是我所提倡的管教方式。我們總會有更睿智、更安全、更有效的管教手段，比如收回特權。但是，把這些父母與真正的虐待狂混為一談，讓他們感到無地自容，這樣做又有什麽好處呢？這種寬泛的刻板印象隻會助長兩極分化，進而分裂我們的社會，削弱人們的團結意識，而團結意識會創造一種文化所需的青少年憲章。

正如我在本章中討論的其他失衡一樣，這種失衡也轉移了我們對真正的問題的注意力。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促進兒童發展的管教計劃。我將在本書的最後部分說明，問題的解決方案仍然是互動式的解決方案。無論是以兒童為中心的自由放任，還是以成年人為中心的嚴厲懲罰，都不能給我們的孩子們傳遞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然而，傾向於一個極端或另一個極端，似乎比找到共同之處更容易。

為了避免當今公共討論中的極端主義傾向，許多養育孩子的人陷入了他們自己都未意識到的矛盾狀態之中，不可預測地在消極對待和大動肝火之間、在一貫的放任和突然的嚴厲之間搖擺。在這種狀態下，困惑取代了溝通。成年人和兒童不再享有互動和交流的益處。不幸的是，這種富有成效的互動交流恰恰是當下時代最難堅守的。